1978年4月，在胡耀邦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第一期800多学员进行了 “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首次提出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打破了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框框，是破除毛泽东个人迷信的最初开端，在拨乱反正史上抹上了重重的一笔，学界称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支前奏曲”。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来由，是 “十一大”提出来的。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宣布说：要研究党史、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里所说的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问题、林彪集团问题、“四人帮”问题。实际上是要给刚刚宣布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一个说法，维护毛泽东生前定下的三七开的结论，让林彪、“四人帮”承担“文革”的主要罪责。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任职后，即要求把总结“三次路线斗争”作为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实事求是地搞清楚“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负责起草“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提要。胡耀邦把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作为拨乱反正的重点，非常重视，亲自确定了实践标准的指导思想，具体指导稿子的修改。稿子形成后，胡耀邦又决定在上报中央之前，下发学员内部讨论，征求意见。在讨论中，学员们对稿子说长道短，众说纷纭，在各种意见相互交锋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家对“文革”的议论，许多观点已经冲破了“十一大”的调子，许多具体问题已经触及到毛泽东本人身上。正是在这场“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的基础上，胡耀邦主持协调各方，公开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点燃了全党思想解放的火炬。
有关这场大讨论的情况，多是来自当事人的方面，吴江、金春明、沈宝祥等先生都曾著文叙述过这场大讨论的经过，主要线索已经比较清楚了。但对学员讨论的情况，叙述得比较少，特别是第一手材料不足，这就使得这段历史记忆显得比较单薄。
“文化大革命”折腾十年，伤人无数，党内外怨气很大。毛泽东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他临终前说：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当时，全国揭批“四人帮”运动，是在维护毛泽东旗帜下进行的。“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还是高调肯定的，并要求老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但毕竟“文革派”当道的严冬过去了，人非物是，党内外思想开始活跃起来，被长期压抑的怨气开始释放出来，对“文革”的各种责难声渐渐鹊起。积冰初融，思想奔涌，春潮急泄，气象万千。党内此时的思想状况是难以描绘的错综复杂，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分析样本。
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都有，在“文革”中的境遇各不相同，学习期间又为党校思想解放的氛围熏陶。所以，他们在讨论中反映的信息，应是较为全面地表现了全党的思想状况。当时，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单位，能够像中央党校那样，可以集中那么多的不同层次的高中级干部；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场合，能够像中央党校那样，可以提供那么多不同观点相互交流的意见平台；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题目，能够像“文化大革命”研究那样，可以激发那么复杂的思想情感，提出如此多的问题。
笔者在当年“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许迈扬教授的保存资料中，看到了第一期学员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是第一期学员800多人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时，三个学员部各支部各小组上报的意见，约十五六万字。保存相当完整，如果把各份材料归类分析，与学员名册相参照，完全可以设计为一份政治问卷。比较完全地反映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的党内思想动向。在时隔32年后，再来读这份汇报材料，重新分析综合每个学习小组的意见，饶有兴味。可以看到党内在严冬已过、春潮刚起、混沌初开、似明似暗的历史节点上的各种思想动态。
“汇报材料”为准确解读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学员反馈的这些意见，并不限于稿子的修改方面，借题发挥的东西很多，有中规中矩的套话，有暗藏玄机的提问，有明知故问的讨教，有间接表达的质疑，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量，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疑问和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反映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的党内思想状况。
中央党校提交给第一期学员集体讨论的这份《提要》征求意见稿，是一篇相当粗糙但新意盎然的稿子。其最积极的思想成果，是在“应遵循的三条研究原则”中提出了“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个提法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学员们对这一条特别重视，并有相当积极的回应，认为“提得对”。有的说“这一条很重要，是正本清源，要把它说得更充分一点。” “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需要突出强调”。有的还建议加上“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的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不然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代价就白费了”。还有一位高级班学员更是直接指出：“不能拿运动中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文件作最后标准，应以斗争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有的学员提出一些二元论的观点。如：从实践出发，用发展的观点去看；从实践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部四支部一组的意见，不同意讨论稿中“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的提法，认为“这样写法太绝对了，实际上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从“汇报材料”中可以看出，经过 “文革”十年“假大空”的反复折腾之后，党内长期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思想观念已渐渐成为明日黄花，而“唯实务实”的意识已逐步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在此时，就党内整体的认识水平而言，“唯上”与“唯实”还处在“双峰”并峙的状态。许多人不仅对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的关系搞不清楚，是非标准也是非常模糊的。特别是对于毛泽东做出的一些论断，许多人还都是信奉有加。这一特点，在材料中的反映非常明显。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一般都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往往同一份材料，开头讲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面讲的就是大民主、打砸抢、全面夺权、迫害干部、派性武斗等等问题。前后是相互矛盾的。显然，把“文革”罪行仅仅归结于林彪、“四人帮”，是不能真正总结历史经验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头脑中还受制于“两个凡是”枷锁的严重束缚。所以，胡耀邦要求党校的理论工作者把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进一步做大做透，推动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在审改《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时，特地加上了“唯一”两字。这个对唯一性的强调，应是来自这场讨论的启发。
第二，反映了党内对“文化大革命”郁结了无法化解的不满情绪。
中共“十一大”虽然宣布“文革”结束，但对“文革”是高度肯定的，总结经验也是“三七开”。从“汇报材料”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干部对“文革”长期郁结的怨气极大，说“七分成绩”轻描淡写，谈“三分错误”剑拔弩张。离“十一大”要求的“三个正确对待”差距甚远。如有一位中级班学员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不理解。后来看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我理解了。现在我又不理解了。” 这个观点是具有普遍性的。许多学员提问：“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省市地区以及各级部门控制程度如何估计？走资派到底有多少？阴暗面到底有多大？是否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了? 有的明确指出：《五一六通知》对敌情估计过头了，造成“打倒一切”，全盘否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工作。
不少学员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之久，原来是怎么打算的，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是有计划的搞这么久，还是由于形势发展控制不住？如果是控制不住，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教训？”还有的问：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是不是不可避免？如果能够避免，为什么不能避免？有什么经验教训？许多人说：“文革”中出现了许多严重情况，“只说不可避免，不足以服人”。一些学员还举例说：把林彪写入党章，是不是不可避免？张春桥、江青为什么摆到那么高的位置上？九大、十大的组织路线是不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中央文革小组一个好人都没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混进来这么多坏人，是怎么来的？中央文革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干了不少坏事，在组织上一度凌驾于中央之上，代替中央发号施令，对中央文革应作如何评价？这些提问都有着意味深长的潜台词——“文革”搞了十年之久，造成坏人当道，“走资派”也不清楚，“路线”也不正确，那么“七分成绩”还在那里呢？
第三，反映了党内对打倒刘少奇问题的看法和挥之不去的同情态度。
刘少奇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倒，八届十二中全会又给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开除出党，全民批判。经胡耀邦审定的《提要》稿子中，不再提“三顶帽子”的问题，在学员中反映极为强烈。大家纷纷问道为什么不再提了，其中也不乏质问口吻。也有个别人认为：说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据不足。但在关于刘少奇路线的问题上，学员们的态度大都比较明朗，从刘少奇路线的起止时间、政治性质和具体内容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不无尖锐的问题。有的说：“如果说建国后就有一条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那么刘少奇两次当选国家主席就不好理解了”。有的说：八大报告中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过去说是刘少奇搞进去的，现在怎么看？还有人提到刘少奇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不少人说：“文革”中批刘少奇的范围很宽，许多地方“批过头了”。比如：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说过“农村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毛主席也说过“相当一个多数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话。再如：“毛主席说五十多天派工作组是镇压了革命群众，派军宣队工宣队也是工作组形式，这怎么理解？”
与此相关问题还有：应怎样看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哪些成员？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对各地区各部门的控制程度究竟如何估计？走资派到底有多少？阴暗面到底有多大？“文革”中层层揪刘少奇的“代理人”，有没有这么多？刘少奇“叛徒集团”都有哪些人？ 50多天的资反路线，是否各级领导、各地区各单位的领导人都执行了资反路线？许多人还提出：看不出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非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不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不采取“文革”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而是采取政治局会议、党代表大会等其他方式，不更好吗？有的提出，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了刘少奇问题，为什么还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有的还说：“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揭发阴暗面”这条毛主席语录值得研究。从这些诘问中可以看出，“文革”中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对刘少奇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全民大批判”，实在经不起任何推敲。作为“文革”胜利标志的刘少奇问题，已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破纸灯笼了。
第四，对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关系提出了各种疑问。
当时“文革”刚过，人们还都心有余悸。在“汇报材料”中，凡是关于牵涉毛泽东的问题，表述都是曲折和间接的，许多人都很想把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撇清楚。但这些撇清楚的要求，现在读起来很有一些反讽的意味。如许多学员提出：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主席的思想，需要弄清毛主席对一些问题指示的历史条件和范围，分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和伪造的。有的还建议中央党校会同有关部门尽快搞出一个经过鉴别的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指示，发给大家作为研究的根据。现在我们清楚了，“文革”中所有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
许多学员分别提出了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五一八讲话”等问题。他们提问说：中央文件说这个讲话专讲政变问题，当时就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给江青的信中说“总感觉不安”。毛主席的不安是什么？如果已经看出林彪的罪恶目的，为什么还要选林彪为接班人？有些学员说：既然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斗争，那么为什么还把他们培养成接班人？而且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高，篡夺的权力越来越大，林彪还爬到副统帅的位置，写入了九大党章。当时有人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吹捧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创举，从实践的结果看，这个创举是失败的。中央文革小组本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个办事机构，为什么竟然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会衔发表指示，甚至架空中央政治局，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还有的说：毛主席号召群众的“全面夺权”与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普遍夺权”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存在那么长时间？应该好好总结我们党在审查干部和民主集中制方面的经验教训。
有的提出：“从‘十大’以来搞了一系列运动，如批林批孔、学理论、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都有指示，今天怎么理解？”。“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当时传达说是毛主席让写的，要搞清楚”。“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病重和周总理逝世的机会，打击陷害邓小平的，这是怎么搞起来的？四人帮是怎么样搞的阴谋诡计？哪些指示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许多学员提出了需要澄清的一些问题。如：当时有没有右倾翻案风？1975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儿事情？ “四人帮”所谓“教育战线大辩论”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布的毛主席的许多指示，是否属实？当时发的中央文件，哪些是错误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原来说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此负有重大责任。所以有学员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应该实事求是。”还说：“这不会有损毛主席伟大旗帜的”。特别在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上，很多学员公开表示说：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真正的大民主。
第五，提出了党内长期以来没有理清楚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问题。
从“汇报材料”中看，学员最想搞清楚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什么是路线斗争？另一个是如何开展路线斗争。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主要有：形成错误路线和具体工作中的错误的区别是什么？“走资派的科学标准是什么？” “什么是路线？怎样正确的进行路线斗争？”等等。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主要有：第九次路线斗争是否一定要采取从下到上搞大民主的方法？“如何理解‘大民主’和党的领导的关系？”“怎样开展 ‘四大’？”“为什么停止党组织的活动？”“为什么要进行夺权？” 所谓“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把各级党委的领导撇开了，毛主席的指示靠什么贯彻执行？等等。许多人提出：“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际上是只准一部分人讲话，不准另一部分人讲话，受冲击的干部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申辩讲话的权利，甚至人身自由也失去了保障，有的被迫害致死，还株连家属子女。这种离开了党委领导的大民主，今后要引为鉴戒。有的提出：由群众组织自下而上的夺权方式不好，地方各级党组织都瘫痪了，造成混乱局面。还强调说：以后搞群众运动，必须坚持宪法，坚持法制。
据“汇报材料”中记载，一些学员不约而同地都提出了多年来党的“左”倾的问题。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在党内一直存在，危害很大。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一直是反右，没有反过“左”。在批林彪路线时，只准批极右，不能批“左”，让“四人帮”得了逞，这个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从1958年以后到“文革”，一直是反右，党内生活不正常，不能提不同意见。连政治局委员发表了不同意见，都被打成“二月逆流”，这是根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当时，社会上批判林彪、“四人帮”，还都是说他们“假左真右”。党校学员在反“左”问题上的看法，揭示了“文革”的本质特征，是左倾路线由来已久的结果，代表了党内比较清醒的认识。
学员们强烈要求搞清“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实。如：“一月风暴”、“二月提纲”、“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六·一大字报、“七·二〇武汉事件”、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九·一三事件、十月的胜利（粉碎“四人帮”）等等。这种对知情权的要求，也是党内民主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
当时，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央党校是全党思想最解放的地方。学员们提出的意见和思想水平，可以说是代表了全党干部的意见和思想水平。“汇报材料”中反映的学员意见，要比他们的学习发言更慎重些，许多东西未必都敢写上去。但就现在保留下的文字材料而言，这可能是最集中地反映了党内干部真实想法的历史记录了，字里行间表达出了否定“文革”的弦外之音。这些在材料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意见，充满了新旧观念的相互碰撞，透露了惊蛰初动的消息。大家说的都是些半截子话语——头上还戴着“充分肯定”的帽子，内容却已经冲破了“十一大”规定的三七开框框，在具体层面上实际上已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了。这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前夕，党内新旧思潮明争暗斗，思想解放潮流正在酝酿，蓄势待发的特定情景。正是在材料里的那种吞吞吐吐、半遮半掩、半明半暗的表达方式中，我们看到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