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人类之获取价值的愿望和努力，对于追求真理有什么意义呢？列宁当年在评鲁巴金编的一本书时写道：＂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列宁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５５页）这就是说，做为非理性的“人的感情”，是人评价事物、事实的基点，制约着人的价值考量．人的感情又总是同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归根结底，人对真理的追求，是基于人的需要的．休谟当年说的＂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人性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５３页），说的其实就是人的感情和建基于这种感情上的价值需要，是追求真理的出发点．黑格尔当年所说的“事物纯全是有用的，并且只可以从他们的效用去考察他们”（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0页），就是肯定了追求正确价值对探索科学真理的重要作用。在自然科学中，恩格斯曾说过：＂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析利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理性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９８－１９９页）在社会科学中，从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社会学家维科，到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再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基佐，直到十九世中叶的唯物史观创立者马克思与恩格斯，都立足于自己的时代，从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甚至是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出发，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有成效地研究，从而做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结论的．维科等人从提高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出发，阐述了人类社会大体上是经历着＂神祉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这种进程，即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再到＂民权统治＂的历程的，无非是这种历程在各民族之间的发展有早有晚而已．亚当．斯密等人从揭示国民财富的真正来源出发，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这一较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佐等人从解决好当时社会各种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矛盾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贵族、资产者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马克思与恩格斯则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概念，指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论证了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和工人阶级胜利的必然性．这些社会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科学的或较为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需要的产物，特别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适应了当时欧美等国工人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需要．可见价值需求是探寻真理的最深刻的根源、起点、航标和矫正器，与价值需求无关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并终将被淘汰的，因而不可能是真理．愈是从人、人类的价值需求出发，便愈有利于对真理的追求．愈是站在社会成员特别是社会先进成员的立场上，便愈能较为科学地把握社会的发展规律．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寻找事物、事件的原因时，也总是从与人的事功有关联的视角出发的，而不是＂价值无涉＂的．

（二）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如果从错误的价值观出发或把正确的价值追求加以歪曲，以某个人或某群体的私利为出发点，戴上有色眼镜去观察社会，就不可能科学地认识社会，获取真理．在原苏联和中国，曾流行着只要站在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的一边，不管这＂路线＂是否正确，就能真实地地把握社会事物、事实的本质，乃至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这种“理论”．历史表明，这是一种错误、有害的理论．人们记得，在二、三十年代苏共反对＂布哈林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不但把布哈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正确意见攻击为替富农阶级讲话，而且还硬说布哈林在十月革命期间企图＂逮捕和杀害列宁＂．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同布哈林的观点划清界限，还刻意表现出对布哈林＂痛恨＂的感情来．这种“感情”，当然不可能客观公正地认识布哈林的真正面貌，以及他的功与过。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年代，一些人为了表现自己对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具有＂超凡＂的感情，硬是要求自己＂六亲不认＂，或故作＂坚持原则＂而抛弃正常人所具有的普通感情，即人之常情，以致出现带有虚假成分的矫情，这种矫情，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人和社会关系．一位在五十年代积极要求入党的中国大学生，当得知匈牙利事件中红色政权一度处于危难，社会主义事业岌岌可危时，流下了眼泪．他向党支部做思想汇报时，说自己为兄弟国家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遭遇而难过．显然，他是在表白自己流的是＂无产阶级的眼泪＂，具有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有着正确的、高尚的价值观．但是，这种扭曲了的价值观，怎么可能科学地认识匈牙利事件的复杂性呢？人们还记得，在六十年代末阿谀奉承之风盛行之时，为了大树林彪的接班人形象，竟有一幅大型画展，将毛泽东与朱德两部红军的会师，描绘成毛泽东与林彪两部红军的会师．这种明显歪曲事实、篡改历史的做法，正是在＂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种＂崇高的＂价值观的名义下，甚至是在＂对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怀有深厚感情＂的名义下进行的．至于在极左的政治运动中，一些人出于对权贵的屈从、奉承，为了保护自己、抬高自己，对于心目中并非坏人、敌人的人，也追随权贵们，寻找只言片语，攻击他们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甚至在一些“老右”到农村劳动改造前，还情绪激昂地要求这些“阶级敌人”到农村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使他们无法真正地了解人、判断人，而一些普通农民却能从素朴的日常活动中，看到他们的正常人的本色，对这些“阶级敌人”恨不起来，甚至以人之常情予以宽待和照顾。历史表明，怀有扭曲的价值观的人，是不可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并且常常讲假话。

（三）党的领导人邓小平的女儿说他的父亲是普通人，具有普通人的正常感情。的确，他并不把自己当成是人民的“救星”，似乎具有极强的豪情和超凡的智慧，并以此居高临下地教导人民，而是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儿子”，具有常人的喜怒哀乐。邓小平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中看到，离开常情过远的“崇高”，如果加上权力的强制推行，不但不能看清事实的本质，而且会造成“古拉格岛”上的悲剧。正是这种普通人的感情，使邓小平能从普通人的需要出发，摒弃了所谓“勒紧裤带建设社会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类似乎高尚无比然而贻害深重的空谈，成为能以透视中国社会现实实际的真正智者，并进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勇敢地抛开当时流行的“对社会主义的深厚感情”回到了“农民必须先吃饱饭”这种常人具有的感情上来，成为真正懂得中国农村实际，中国农民实际并坚决支持“承包到户”措施的改革开放的先锋，为全党同志树立了榜样。胡耀帮、朱镕基、温家宝等领导人，长期深入基层，同普通民众建立了深厚的和真挚的感情，牢固地树立起“权为民所用”的价值观，使他们能锐敏地看到中国干部队伍的真实问题，并以身作则，多次强调反腐倡廉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并进而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看来，正象在认识论或真理论领域中，＂捍卫常识＂是必要的一样，在价值论或情感论领域中，＂捍卫常情＂也是必要的。它可以防止和克服由于矫情带来的虚假认识。长期以来，一些人对一些学者提出的＂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的说法，进行了批判．事实表明，这种批判，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其实，这些学者，尽管没有直接讲价值对真理的意义，但在这些学者的心目中并非没有＂为人民＂、＂为人类＂这样的价值观，而只是将其做为不宣的前提罢了．在那种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与社会发展的行程一致”为由，忽视求实精神的不良氛围中，为了摆脱短视的、狭隘的、实用主义的＂政治＂的束缚，提出＂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这类口号，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