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出版界流行话题书。

一本书的内容，如果成了文化界的话题，就有可能畅销了。

2009年以后，在海峡另一侧的台湾岛上，人们在热议“大江大海”的话题。这自然是与1949年那场国共决战有关。60年了，人们在回忆，在感慨，在反思，这一切，都是由几本书的出版引发的。

有关这个话题，齐邦媛创作了《巨流河》，王鼎钧写出了《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龙应台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李敖又出版了《大江大海骗了你》，公开与龙应台论战。

作为编辑的我，自然会及时关注到上述几本新书。在我看来，书中讨论的，原本就是两岸的共同话题，只是由于观照历史的角度不同，不同作者所呈现的“大江大海”面目各异。无论如何，这些记述，连同大陆作者在此时出版的大批纪念共和国建立60周年的作品一起，共同作为20世纪一段重要历史的回顾，其实是相辅相成，互补互足的。因而我极愿把它们介绍给大陆读者，使人们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历史的不同面相。

然而，有时事随人愿，有时遗憾多多。

(一)

我首先接触到的是齐邦媛的《巨流河》。

2009年冬日的一天，编辑冯金红拿来一本厚厚的台湾版精装书给我，说是王德威推荐给三联书店的，希望出中国大陆版。

王德威是三联的老作者，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家。我的直觉是，由他来推荐，此书定不简单。冯金红告诉我，此书作者齐邦媛是王德威的老师。

这本书是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暗红色的封面，以一幅城市遭到轰炸的照片作为背景，左上角印着三个巨大的白字:巨流河。

书的封面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我当时就敏感到它是一部具有厚重历史感的书。周末，我捧起它便不能释手，被它讲述的故事深深吸引。

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真实写照，作者以自己一家两代人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以女性特有敏感和细腻，勾勒出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历史图景。作者的文笔温婉深沉，含蓄内敛，写人叙事，情貌毕肖。王德威在书末的评论里，称这本书“如此忧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它发出了一种“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

这真是一部非常典雅的文学作品，但作者自己似乎并没有把它当作文学来看待，她有感于60年来，“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遗忘与淹没了”，于是决心要为“生身的故乡和为它奋战的人写一篇血泪记录”。

作者的家国情怀，作品的微言大义，使这部回忆录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一部个人角度的二十世纪实录。它是感性的，充满着感情，但更是理性的，倾注着深邃的思考。对于我们，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打开了反思历史的另一扇门。

《巨流河》台湾版封面

这样的好书当然要出版。三联书店很快便与作者签订协议，向大陆读者介绍这本书。

我们请美术编辑蔡立国重新设计了封面。采用藏蓝底色，以一条乳白色的河流蜿蜒曲折地贯通其间，把封面和封底截成上下两半。以此隐喻作者的感叹：“渡不过的巨流河”。

首印两万册。我们有信心，她定会受到读者欢迎。

果然，出版几个月后，《巨流河》分别获得深圳读书月和新浪网举办的2010年度“十大好书”评奖的第一名。

我和责任编辑刘蓉林代表三联去参加新浪网的颁奖，当时很有几分激动。想起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因为作者远在台北，来往不便，我们连新书发布会都没有开过，几乎是没有做过一点宣传，但是它居然脱颖而出，而且众望所归，名列获奖作品榜首，真是令人喜出望外的事。因而发表获奖感言时，我讲了一通“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金子总会闪光”之类的漂亮话，说得同行们难免有些嫉妒和眼红。

然而因为获奖，这本书真的成了畅销书，此后一印再印，连印数版，销量接近20万册。

不久，齐邦媛又寄来了一本新书，即台湾“中研院”访谈整理的《齐世英口述自传》，征询三联的出版意向。齐世英字铁生，人称“铁老”，是齐邦媛之父。他的故事，在《巨流河》中浓墨重彩，给人印象颇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口述自传，也是一个“大江大海”的主题，可以视为《巨流河》的姐妹篇。

在我心目中，齐世英是值得大写的人物。这个怀抱理想，刚正不阿，铮铮铁骨的东北汉子，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因不满军阀混战，参与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军事行动，兵败险遭劫难，后转投国民党，成为该党“辽字第一号党证”持有者，主持东北党务。抗战期间他奔波操劳，救难济民，铁肩担道义；赴台后，他作为“大佬”级别的人物，与国民党专制政治分道扬镳，由于坚持民主理念，先是被蒋介石一怒之下开除国民党籍，继而又与雷震等共同谋划筹组“中国民主党”。直到晚年，他一直是对台湾民主化运动影响甚大的人物。这个人，他从“大江”到“大海”的经历，代表了一代正直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心路历程。

《巨流河》三联版封面

然而，这本自传的出版却让我很费踌躇。原因是它的内容不完整，作者本人的口述截止到1949年。可能是他对自己后来的经历故意隐讳所致。齐邦媛曾说，她父亲是那种“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人，蒋介石开除他的国民党籍，他仍然称蒋为“蒋先生”，批评蒋的政策，从来对事不对人。基于这种温柔敦厚的个性，他对自己赴台以后的遭遇，内心的苦闷缄口不言。这当然是一大缺憾，因为在我看来，他在台湾的四十年抗争，才是他一生最为辉煌之处，他的人格力量，他的精神境界，集中体现在这里。

尽管齐邦媛已经意识到上述的缺陷需要弥补，她给这本口述自传增加了6篇附录，收录了康宁祥、梁肃戎等关于齐世英参与台湾民主化运动的一些片段回忆。然而增补文章大多语焉不详，不仅缺乏对于历史事件的完整描述和记录，而且尤其缺乏当事人自己对于这些事件的所感所思。

有关台湾“解严”之前的一段历史，我过去一向比较留意，曾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从胡适、殷海光、雷震，到柏杨、李敖的著作都有所涉猎，对《自由中国》案和“美丽岛”事件的史料，也都有所关注，因而我对齐世英也早有一些了解。我知道此人晚年内心有诸多痛苦，颇多醒悟，他对国民党其实有着深刻的反思，比如，他曾经对李敖说，“国民党革军阀的命,革了这么多年,其实国民党还不如军阀”。

但作为自传，未能把这些充分反映，实在可惜。这便是我最终放弃此书出版的理由。

但是很快，另一家出版社把它收入一套口述史丛书出版。

当然，今天想来，或许是我过分追求完美而求全责备了。其实即使截止到1949年，这本书的史料价值仍然不能低估。

例如，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和齐世英分别掌管东北的军队和党务。有一次张诚心邀齐面谈，如果他们能通过这次会晤尽释前嫌，联手合作，那么日后东北的局面或许是另一番景象。但是，由于齐咄咄逼人，他们的会晤，变成一场唇枪舌剑的交锋，张感觉被“齐某人教训了一顿”，最终弄得不欢而散。以致此后多年双方误解多多，矛盾重重。据齐邦媛后来观察，其父晚年对自己这一天面对张学良的做法似有懊悔，曾发感叹：“假如当初合作，东北会怎样，中国会怎样？”这样的史料颇为珍贵，令人引发一种联想：偶然性的事件或许会改变历史的走向。我们整理出版口述史，最为珍视的不就是这样的历史细节吗？

可是我的一念之差，导致与一本好书失之交臂，遗憾。

(二)

将“大江大海”的话题升温的是龙应台。

《巨流河》出版两个月后，龙应台出版了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在台湾文化界再次刮起了一场“龙旋风”。一时街谈巷议，万众关注。

龙应台的笔，被称之为华人世界里“最犀利的一支笔”，能勾画，能摹写，能辨析，能考证，更重要的，是能煽情。她这本书，充分发挥了这支笔的神奇功效，她把写作新闻纪实、文艺散文和历史传记的几种文笔融为一炉，以广阔的视野呈现了1949年那场两百万人的大迁徙，----一场从“大江”到“大海”的转移，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物命运的改变。

龙应台和齐邦媛不同，她不是那个历史变局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她自己的故事，没有什么可以直接回忆和记录，她依靠的是采访、考察、现场访谈、搜集史料，为此她踏破铁鞋，费时多年。当然，广博的资料掌握也使她超越了个人经历的局限，可以把大时代下形形色色小人物的故事串接在一起，写作纵横捭阖，运笔自如。以此为基础，龙应台抱定普世价值的原则，试图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展现国共争锋之中普通人的命运，反思这场战争对人性的践踏、污辱和伤害。这种视角也使她的作品读来格外动人心魄。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龙应台来北京会友。当时，她正与三联书店合作，出版她的《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孩子你慢慢来》这“人生三书”。由于图书销售火爆，双方对合作均表满意，于是三联的几个领导一起，请她在娃哈哈大酒楼吃饭，探讨进一步拓展合作的可能。

席间，我们说到希望重新出版她那本20年前风行一时的《野火集》，她慨然相允。又说到90年代她在三联出版过的《人在欧洲》仍可重印，她也微笑点头。我还提到她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过的一系列散文集，可以考虑重组重编，她说这些都可以从长计议。

随后，龙应台从包里掏出一摞《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签名赠给我们每人一本。她问我们，为什么没有谈到要出版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我早就拜读过了。它在正式出书以前，全书内容在杂志上刊载时，便有台湾朋友寄给我先睹为快。

我注意到，龙应台在作品中明确表示，她要以此书“向失败者致敬”。失败者为谁？含义不言自明。过去，我一直认为她是无党无派，仅仅是基于平民立场的、代表草根利益的作家，但此书似乎并非如此。尽管，她谴责的国共双方为了争夺政权，发动血雨腥风的战争，使我们的国家满目疮痍，使我们的人们蒙受苦难，似乎，她选择的是人道主义的立场。不过，你可以从书中看到，她的全部同情都在国民党（失败者）一方。这或许就是在道义上同情弱者的铁律在发生作用？然而，是非终究是需要明辨的。

出于同情，龙应台在自觉地为失败者辩护。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她写东北解放战争中，林彪大军包围长春一役。长达六个月的围困，致使城中大量平民被饿死是事实，但是龙应台把责任完全归于中共一方，认为是中共方面不放饥民走出城外的包围圈所致，此观点无疑偏激。其实，我以为她在采访中只需要多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饿死的多是平民百姓，而极少有军人？只要她了解到老百姓的粮食都被国民党军队搜刮抢夺一空，她看待这一事件便会客观得多。

当然，出于学术上的宽容立场，我愿意把龙应台有关“大江大海”的见解作为一家之言。但是根据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管理的规定，这种政治导向的作品难于安排出版。

龙应台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当天饭局上，面对龙应台的问题，我不便细加解释，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不知你是否了解，你用这本书向失败者致敬，而大陆更加需要向胜利者致敬的书。”

她看了看我，若有所思，但没有说话。我知道她心里纠结，一言难尽。但最后她终于问道：“你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出版？也许我该给这本书加一个副标题：你所不知道的台湾？”

我们告诉她，不仅在三联，而且在内地所有出版社，这本书都无法安排。此非不为也，实乃不能也。

那天，龙应台显然十分扫兴。或许，从此她便打下了一个心结。虽然她在答记者问时说，写作“大江大海”，她定位的目标读者是港台读者。但我深信她知道，一本只在港台一隅销售的书，是受了多大的局限！

我觉得，可能就是由于此书未能出版令她失望，很快，她和三联的合作也便结束了。

尽管，三联帮助她创造了“人生三书”和《野火集》的销售奇迹，仅《目送》就售卖了170万册。这样的业绩，是龙应台此前与其他出版社合作时从未有过的。

尽管，三联出版她的作品，其编辑、设计、印刷、装订等各方面的质量都无可挑剔，在作者服务、稿费结算支付等问题上，也无可指摘。

尽管，三联与她签订的合约中写明，合约到期后，三联方面有优先续约权。

尽管，我从合约到期前一年开始就和她讨论“人生三书”等作品的续约问题，曾写过五封信函，并附“龙应台作品系列”出版策划书，对她作品的整合、改造、升级出版提出了多项建议和承诺。

尽管，我一再写信和打电话表示，为了讨论续约问题，我愿意专程到台湾与她洽谈。甚至2013年12月，我以一周时间在台北等候与她面晤。

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显示了最大的善意和诚意。

但是，龙应台没有做任何回应和解释，就单方面决定和三联拜拜。那种绝决，那种反常，那种不近情理，令人诧异，百思不得其解。

我猜想，她或许会以出版“大江大海”作为新合作的基本条件。但是，后来承接她作品的那间出版社，不过是原样复制出版了三联已经出版过的几本书，至今也没有见到他们多出任何一本。

我一直相信，没有人可以比三联给予她的更多。

(三)

关于“大江大海”的话题，还有一套不可忽视的书，就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对于人称“鼎公”的王鼎钧，我开始关注甚早。大约是在1990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港台文学出版时，就已经读过他的《人生三书》和《作文七巧》等，极其仰慕他的文学功力。当时曾与他联络版权，但因他不幸跌伤腰腿住院，未能达成合作。后来我赴香港工作，多方找寻他的作品，几乎收藏了他的全套散文，一共18种之多。那中间，已包括他回忆录中的前两册，即《昨天的云》和《怒目少年》。

但是我仍旧孤陋寡闻，竟不知他的回忆录四部曲在2009年已出齐，更不知大陆出版界已就引进版权展开竞争。2012年春，编辑饶淑荣告诉我这一消息，我们才忙不迭地从台湾找来《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这两部书。

我格外重视这套书，不仅是因为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推荐。它给我带来思想震撼和情感上的冲击力，的确令我难忘。

我难以想象，鼎公是怎样驾驭这部堪称20世纪百年史的博大题材的。他是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有条不紊，那样平心静气，那样娓娓道来；作品没有煽情，不见呐喊，并非血类控诉，更不是宣泄积怨，但它却以史诗般的气势和深入灵魂的笔触，唤醒了人们跨越时代的集体经验。

这部回忆录，看似波澜不起的湖海，地下却岩浆涌动。它其实是鼎公的泣血之作。作者把自己一辈子的大寒大热，大破大立，大甘大苦，大喜大悲浓缩在这里，借此写尽人间沧桑，写出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鼎公说，他绝不是仅仅为自己立传：“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想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为此，他必须超越自己，也必须超越诸多意识形态观念的羁绊。所以这套书他写得辛苦，也写得很有耐心，前后共用了17年。光是为了叙述“大江大海”这个话题，他就花了13年时间酝酿和准备。除了整理资料和思考之外，他更多的是在修炼自己的性情。直到他认为自己具有了一种超然物外的驾驭能力，可以将痛苦转化成愉快的表达的时候，当他知道自己可以保持冷静客观地记述纠缠不清的国共恩怨的时候，他才动笔写作《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正是因此，高华才会说这部回忆录是“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王鼎钧回忆录之《关山夺路》《文学江湖》

这样的著作，对于三联来说，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但是我们出手稍慢，鼎公的案头上，此时已放着其他出版社寄来的合约。于是我几次致函鼎公，极表三联诚意。我告诉老人家，三联要隆重推出的不仅仅是一套回忆录，而且是一位长期被中国文坛忽略的文学大家。我们将以“挖隐士”的方式，向广大读者推荐一套16种的《王鼎钧作品系列》。

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

鼎公最终被我们说服。双方很快签订了协议。

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兑现承诺，本着尊重作者的原则，对文稿做技术处理时，能不动就不懂，能小动就不大动。鼎公后来对此表示满意，曾撰文称赞我们的编辑“不是刀斧手，而是化学家”。

首印还是两万套。我们信心满满，像《巨流河》出版时一样，我们相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道理。

然而首轮发货不好，只占30%。发行部主任和我一说，我当时惊出一身冷汗。王鼎钧作品系列16本，这才刚刚开始呀。

必须设法挽回局面。当晚，我回家，模仿当年柳苏推荐董桥作品的口气，写了一文，题为《你一定要读王鼎钧》，发在我的新浪博客上。

王鼎钧所赠书法作品

今天看来，此文不过是急就章，算不得像样的评论文字。文中不过是采用借势宣传之法，把龙应台、齐邦媛、董桥等著名散文家拿来和鼎公做一对比。在承认各人都是散文高手、自成风格、各有千秋的前提下，我强调：

“鼎公的作品，则以格局和气象见长。喜欢散文的读者，若想领略举重若轻的大家气象和行云流水的大家风范，我想对他们说：‘你一定要读王鼎钧’。”

就是这样一篇广告型的文字，经多方转载，却也影响颇大，使订货数字随之上升。连鼎公在美国也看到了，还来函致谢，真让我惭愧。

其实，此文所谈论的，较多是鼎公的文风。事后我反复思索，以为鼎公回忆录备受推崇，其原因恐不仅在于作者文风的独树一帜，而且更在于作者的思想境界的超拔脱俗。

这种境界，是齐邦媛和龙应台都没有的。

王德威说，齐邦媛写《巨流河》“如此忧伤”，说得不错。对齐邦媛来说，可谓“六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她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幽怨，只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龙应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背负了两代人的流徙之苦，家国之痛，身份认同之难。可谓“江南江北旧家乡，六十年来梦一场”。而她在这里，正是“如将亡国恨，说与路人知”。

相比之下，王鼎钧要超脱得多，他看到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而他对此已然大彻大悟，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心态面对。

所以，当齐邦媛如泣如诉、龙应台满怀孤愤地从事文学写作之时，王鼎钧却操起了一支冷峻清醒的史笔。在这里，他是作家，更是史家。他注重客观记录，而将主观的自我隐藏在史料背后。他表示，“我的兴趣是叙述事实，由读者自己产生意见。如果读者们见仁见智，如果读者们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我也很高兴。”他的写法，显然使他的回忆录历史认识价值更高。

席慕蓉曾说：“王鼎钧的回忆录真的是空间无限广大的博物馆。每一件展品都是见证，也都是解答，恍如历历晴川，经得起无数读者的一再回首。”

我想，正是因此，《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才能在2013年的＂国家记忆·致敬历史纪录者＂的评奖中，获得唯一的“年度历史图书奖”。

（四）

因为龙应台不是史家，她的作品以讲史的面貌出现，出版后惹来争议是不奇怪的。有人不认同她作品的思想倾向，有人质疑她采用的史料。2011年初，李敖的一本《大江大海骗了你》更是把争议推向高潮。

这部书有一个副题：《李敖秘密谈话录》，全书采用对话体。看起来像是接受采访，其实不过作者是自问自答、自说自话。李敖说，他花了4个月的功夫，来回应龙应台，起因竟然是龙应台以“大江大海”为书名。

归根结底，是两人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看法不同。在龙应台看来，这是一场悲剧，因而她以“大江大海”形容之，很有些悲壮意味；而在李敖看来，这不过是一场丑剧闹剧，只能以“残山剩水”作说明。

《大江大海骗了你》封面

李敖批评说，这部作品的“主轴就是‘逃亡有理，祸国无罪’，不但有理无罪，还要我们向‘失败者’致敬呢。”

他对龙应台的质疑，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讲事件，不问原因；其次，他说龙搜集史料不全面不完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且筛选史料为我所用；再者，他说龙在国共之间，貌似公正，各打五十大板，其实对中共是严打猛击，对国民党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护短之心，显而易见。

李敖毕竟是史家，龙应台讲史，是正撞在他的枪口上，所以他极其雄辩，指出作品的漏洞，以大量“龙应台不知道”的史料佐证之。典型的例子还是长春围城。

龙应台把长春围城饿死饥民和南京大屠杀相提并论。她的作品这样描写：

“100多公里的封锁线，每50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城。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龙应台认为，共产党就是这样“兵不血刃”解放长春的。这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证明。

李敖引述《长春文史资料》记载，说明难民的出现，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杀民养军”和“逐民出城”的政策所致。郑洞国曾回忆，当时蒋介石有命令，要军队将城内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于是颁布了《战时长春粮食管制办法》，其中规定市民只准自留3个月的口粮，其余粮食就要按议价卖给市政府“以供军需”。若有抗拒不交或藏匿不售者，一经查获，一律军法从事。须知，长春围城半年之久，只留3个月的口粮能不饿死人吗？

至于难民被国民党驱逐出城后的情况，李敖引述中共方面当事人萧劲光的回忆，讲他们如何设立“难民处理委员会”，如何成立数十个难民收容所，救助和疏散难民，总共发放了4000吨救济粮、600亿元救济金和500斤食盐。

最后，李敖的结论是，蒋介石的困守孤城的战略错误和“杀民养军”的政策错误导致了大量难民死亡的悲剧。龙应台没有看到现象背后的原因。

很显然，作为一种历史讲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是有缺陷的，常常从个别现象出发讨论问题，推及一般的结论，这便难免以偏概全。在这个意义上，李敖的批评大多言之成理。然而，正像我上面所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不是历史，而是文学。她讲述的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具体个案，不脱离感性，不舍弃细节，也不追求理性的评价。她是作家，未曾想写一部“国军南渡史”。她所专注的，只是呈现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些牵动人们情感、震撼人们心灵的小人物故事。就此来说，她的作品其实有很多长处，但都被李敖忽略了。

我和李敖可以说是老朋友。1989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港台文学的出版，第一个与我合作的台湾作家就是李敖。我接连安排出版了《独白下的传统》、《李敖自传与回忆》、《北京法源寺》等七八种作品，曾引起一时轰动。中国大陆的读者了解李敖，就是从这几本书开始的。后来我到香港三联工作，又出版过他的几本书。我和他一直保持联系，20多年没有间断。他的新作我总能及时读到。

当然，我也在第一时间拿到了他的《大江大海骗了你》，曾考虑是否在大陆出版此书，但是斟酌之后，这本书像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样，被我放在一边。

2013年12月，我到台北参加书展，顺便拜访李敖。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恢复设立三联生活书店的品牌，需要策划一批选题，我便考虑出版一个系列的李敖作品，其中有他的几本代表作，也包括他的新作，如写辛亥革命人物的小说《第73烈士》等。

在他的书房里，我将建议出版的作品系列目录拿给李敖过目。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大江大海骗了你》，问我，你为什么不出这本书？

我没有多想，随口说，三联和龙应台的合作很好，你这本书痛批龙应台，我担心伤害龙应台的感情。

当天我们与李敖的话题很多，此事没有多谈，就被岔开了。两天以后，我再次造访李敖。一见面，李敖开门见山对我说，“你那天讲话，说是怕伤害龙应台的感情，结果伤害了我的感情。想起这件事，我一直很难过。

在李敖的书房里

他拉我坐在沙发上，很动情地说，“你知道不知道，是我在帮助你们说出事实呀。龙应台胡说共产党在长春围城时不给老百姓粮食，导致饥民大批饿死，其实是国民党关闭城门不让百姓出城，眼见老百姓饿的不行了，才赶他们出城，结果共产党也救不了他们，给他们豆饼吃，有的还没吃就饿死了，有的一吃就撑死了。”

他又问，“我的书澄清事实，怎么不能出？”

我自知失言，连忙解释，主要不是为了照顾龙应台的情面，而是因为龙应台的书在大陆也没有出版。我说：“你批龙应台要有靶子。她的‘大江大海’至今没有内地版，你批‘大江大海’不是成了无的放矢？”

李敖真是机敏有才，他马上反问：“你认识杜林吗?你读过杜林的书吗?那你们为什么要出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弄得我一时语塞。

当然，我无法对他解释，他的书毕竟没有《反杜林论》那样重要。而且，在我看来，李敖对于龙应台的反驳，简直像是一场审判。龙应台即使作为被告出现，也是不应缺席的。如果从纯粹的学术角度，那么两人的观点属于百家争鸣的范围。出版社作为公共平台，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位作者，给予作者以相同的待遇和机会。

正是因此，我期望有那么一天，龙应台和李敖关于“大江大海”的叙述和议论能够同时和中国大陆读者见面。

2015年6月14-17日

原刊于香港《橙新闻》和《长江文艺》2015年11月号，《橙新闻》网址为：  http://www.orangenews.hk/blog/system/2015/10/10/01002230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