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先生撒手人寰了么？我总觉得他没有走远，他留下那么多的争议、话题，不是依然飘荡在人世间。
其实，2003年前后笔者一度旅居新加坡期间，就在新加坡图书馆处理旧书时，买到一本李敖先生所著《传统下的独白》，那时看这本文集，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令人惊讶的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特立独行，傲世无羁，伶牙俐齿，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的台湾最有争议的风云人物之一，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著名作家、史学家、思想家李敖，在笑骂滚打之余，却偏偏对他台大历史系的先师姚从吾老夫子，情有独钟。
该书有两篇文章“十三年和十三月”、“老年人和棒子”，李敖谈到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这对于探讨“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的笔者，在对最后一任校长姚从吾先生了解甚少的情况下，能在李敖先生的文中找到他与姚从吾先生近距离接触的身影，对笔者来说大有如获至宝的之喜悦。
《传统下的独白》149页“老年人和棒子”，李敖先生在此文的开场白就活龙活现地描述了他和姚从吾似乎超出一般师生之间的微妙关系（节录）：
“……
谁道人生难再少？
君看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苏轼《浣溪沙》
王洪钧先生在二十五卷第七期《自由青年》里写了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政大外交系主任李其泰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特地剪下来，寄给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还附了一封推荐这篇文章的信。姚先生坐在研究室里，笑嘻嘻地连文带信拿给我看，向一个比他小四十三岁的学生征求意见，我把它们匆匆看过，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姚先生那稀疏的白发，很诚恳地答他道：‘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们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根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姚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禁大笑，我也感到很好笑，但在我们两个人的笑脸背后，我似乎看到果戈里(Nikolai Vasilievitch Gogol)的句子,我感到我们两个人的笑都该是‘含着泪水的’！”
李敖能够感到“我们两个人的笑”都有同样“含着泪水的”的味道，这大概就是“灵犀”了。而姚先生“向一个比他小四十三岁的学生征求意见”，体现了姚从吾先生作为一位学者，以谦虚之心追求“理”和“道”的品格，同时也体现出对学生的仁爱与尊重。至于当年老年人肯不肯交、如何交出“这一棒”……甚至于“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有话必说的李敖先生已经在文中，引经据典（包括洋人、洋文）说了很多，只是才疏学浅的笔者不可能、也无意要弄明白这个“棒子”问题，只是对李敖笔下的姚从吾先生人格、德行，以及延伸到他的办学理念有兴趣。
接着《传统下的独白》的开场篇，李敖1962年出道时的佳作“十三年和十三月”中，有一段发自肺腑对姚从吾先生真情道白：
“……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帏’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经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文中，李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姚从吾前辈“白首下书帏”艰辛的“纯学院的道路”的敬意。然而，抱着“独立、幻想”的李敖，坦诚了自己的“不安与疑虑”之余，一句“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又道出了一份压力和自责。但是，李敖在“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的徘徊中，不论选择要走哪条路，其中都蕴含着李敖对艰辛耕耘在学术道路上的先师姚从吾的同情与愤愤不平！一句“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使人心酸。李敖为什么不接下姚从吾“白首下书帏”这一棒，而执意选择了一条与先师姚从吾“寂寞投阁”截然不同的道路。难道洁身自好、安安静静研究学术，不是学子们向往的一种崇高境界吗？这是笔者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崇高的境界，由谦谦君子构建的象牙宝塔，真的是洁白无暇？所谓的为人师表的“大师”真正是“厚德载物”、“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楷模？这个蒙骗世人的“西洋镜”终于被李敖在文中戳穿，李敖在文中毫无掩饰地道出他心中的愤懑：
“……可是，在咱们这个伪善的社会，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伪君子’的眼中，‘真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觉得，这个‘真小人’的人并不小，他后面一定有后台大老板。于是，他们开始猜。
最先猜是胡适，后来觉得不像是胡适，乃是胡适的第二代，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后来又不是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反调分子！后来又觉得殷海光也不对；于是又拉出一个吴相湘，最后，吴相湘为流弹打着，躺在地上变成了‘社会贤达’，他们好像有点抱歉了；于是，祸首“转移”，又变成了陶希圣！
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老板！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这，就是我所亲自领教的上一代的君子们对我的可耻手段。这种手段，不管是“传统派”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异曲同工的大合唱。”
李敖所指这些道貌岸然的“上一代的君子们”，要追查才华横溢的青年李敖背后的“主”！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你李敖无帮、无伙、无“靠山”……有什么底气要在文痞割据的台湾学术界“游戏”！对这种“牛不喝水强按头”的霸道，这种“乱点鸳鸯谱”的拙劣……彻底激怒了青年学者李敖。他不仅公然宣告了与这个“伪善的社会”决裂，而且他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不就是对手持“棒子”的“上一代的“伪君子”们宣战，而以宁做“真小人”也绝不做“伪君子”的极端手段，“他选择了蜀道独行”（1）与这个“伪善的社会”、“伪君子”势不两立的艰难道路。
然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古人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半个多世纪过去，纵然李敖仙逝了，却留下一地的碎玉。
我崇拜李敖的是他一生从不向任何势力、帮派、团伙、恶人妥协——特立、独行、真实的人格；我敬佩李敖的那种韦编三绝的读书精神，对学问海枯石烂不变心的追求，这对于我这个攀爬在知识界边缘的小人物已经够了。
然而，使命在身，执着于对“国立河南大学校史”（1942—1949）真相探索的笔者，难题之一是对一校之长遗踪的寻觅。在学习其他大学编纂的校史中，无不是从校长的办学理念、人文道德上展开的。从李敖与国立河大最后一任校长姚从吾先生的命题上，到底能看到什么、想到什么？
首先李敖字里行间，已经惟妙惟肖地将姚从吾先生的治学、品德挥洒在文中；又从“……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确立了姚从吾先生在台湾学术界的地位。据说台湾中生代学者中师从姚从吾的不在少数，这样姚从吾“为人师表”的形象跃然纸上。
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不得不说的是，1964年有人撰文9000余字的“河南大学的片段回忆”（此文“火”的很，多处转载至今），曾经震怒了国立河大1948年最后一代一些健在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地下新青团员、学生自治会干部等校友），他们于2006年2月，由当年中共地下党员、学生自治会秘书长杨泽海执笔写信给笔者，提出对“河南大学的片段回忆”的质疑与调查。国立河大的学子们为何拍案而起？现将“河南大学的片段回忆”中，仅对姚从吾在国立河大校长任（1946—1948）的负面信息（节录）如下：
“……田伯苍和朱家骅是属于一个小派系，不久他升任了教育部次长。校长位置让与姚从吾(原名士鳌，字占卿，留德)。姚从吾是朱家骅的忠实奴仆，又是田伯苍的小同乡。”（笔者注：田伯苍即校长田培林）
以上仅仅六十多个字，字字险恶，显然与李敖笔下描绘的姚从吾大相径庭。
一座学校的兴衰，校长的治学是关键。看起来，对国立河大校长的探索、研究的路虽然还很长，但是“凡走过必留痕迹”，还是有蛛丝马迹的“痕迹”可循的，而且越来越多的“痕迹”已经赫然出现在世人面前，“纸”已经包不住“火”了！李敖先生笔下的姚从吾，起码对笔者是第一次认识校长姚从吾的启蒙。
2018年3月18日，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的李敖先生仙逝了，为了深表谢意，以此拙文（李敖写的文字除外）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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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思想》网，学界栏目2018年4月2日，陈文茜：这个时代被李敖奚落了，但他的情绪是挫败的（口述：陈文茜 采访：刘周岩 实习记者：刘馨遥），文中对李敖的评说“他选择了蜀道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