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因难得机缘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就一直筹划着去离波士顿不远的纽约拜访王鼎钧先生。
今年 4 月，哈佛燕京学社组织纽约之行，得偿所愿。事先与鼎公沟通，他极表欢迎，在通信中叮嘱我注意防范纽约的小偷，并告知在其居住的皇后区法拉盛预订了一家湾仔海鲜店，一派老式的周到。会面当日，朋友雅婷驾车带我们到达时，鼎公携夫人已在餐厅一角的圆桌旁等候。他照旧一身蓝色长袍，手拄青藤拐杖，即使端坐，也可感知身材挺拔，一如其峻直人格。之前，《读书》杂志编辑饶淑荣跟我讲过她拜访鼎公的感觉：肃穆，让人肃然起敬而难以亲近；鼎公夫人则是大家闺秀温婉亲和。初次照面，确实。好友棣文在纽约地铁迷路，辗转多时才到，平白给我们添加了一个小时的餐前交谈。我坐在鼎公边上，借这难得机会，就治学之困惑与人生之问题，一一求教。鼎公作答要言不烦，一如其历史写作，字字珠玑。
往日
一次受访，被问及一生写作中最重要的回忆录作品《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时，鼎公说：“为历史作见证是我写回忆录的抱负，这是很低的抱负。”这四部回忆录 2009 年在台北出版繁体字版（同一年齐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和龙应台女士的一本同背景著作出版），2013 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引入简体字版，随后一纸风行，在大陆发行四十余万册，长销不衰。
我自 2009 年毕业留校、任教华东师大始，一直开设一门面向本科生的通识课程《回忆录、口述史与 20 世纪中国》，因此对海峡两岸三地出版的回忆录、口述史都有留意。最初注意到鼎公此书，是源于钱永祥先生主编的《思想》杂志发表了高华教授生前的一篇文章《冷战时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与坚守》，就托钱先生给我寄来了台版回忆录的第四册《文学江湖》，读罢不忍释卷。后来三联书店出版，责编饶淑荣女士惠赠四卷本回忆录，收到后先读记述 1945 年到 1949 年国共内战的第三卷《关山夺路》，深深为之折服，作者对盘根错节的纷繁世事的记录、对隐微人心曲折通幽的洞察，以及从历史的脉动来探究国共两党兴衰强弱转化之谜，皆有独到的识见和入情入理的理解。
这本回忆录被我列入 20 世纪中国历史书写最好的著作之一，与高尔泰的《寻找家园》、齐邦媛的《巨流河》等，同样属于史笔、史观和史识都一流的上乘作品。后来，因参加台湾中研院一个关于 20 世纪中国中期的历史记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论文《记忆的战争与战争的记忆——有关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回忆与书写》。在这篇文章中，我用一半的篇幅讨论《关山夺路》的历史记忆对理解内战的卓越价值，并提出这样的追问：“作为回忆录的《关山夺路》在历史叙述上展现出了几重张力，而这些张力或者说叙述困境的存在，恰恰丰富了作者的叙述层次，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对读者固有的认知历史框架构成了挑战。从对国共两党成败之因果的探寻来说，王鼎钧对作为失败者的国民党及其军队似乎并没有同情，他费了最多的笔墨试图寻找强弱转化之道，从对于战败的日本与国民党、苏联军队来说，他对于作为胜利者的后者缺乏任何意义上的认同，反而有意选择对战败者的‘尊严’做更多的记述。因此，王鼎钧的历史记忆的价值基点就不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逻辑（当然，纵览全书，他始终对弱者、失败者有同情感），也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霸道逻辑，这就提出了一个饶有意义的挑战：面对 20 世纪中期的战争记忆，我们的立足点究竟应该归置在何处？这场战争能够用正义与非正义来严格区分敌我双方吗？道德的模糊性与情感的强烈性，居然如此奇特地搅拌在一起，冲击着我们理性的堤坝。”
就这一点而言，鼎公是处理历史复杂性和人性复杂性的高人，他冷静、肃穆而入世地洞察一切幽微，又同时持有一种“高冷”背后的“温热”。在他与诸多访问者往返答问的随笔集《东鸣西应记》（这本文集注意的人不多，其实是对鼎公一生八十余部作品的集中阐释，字里行间妙趣横生且不乏真知灼见）里，当记者问他内战之后如果留在大陆会是怎样的结局时，他说：“这是我们一再做过的推演。我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知识分子，母亲信教，叔父是黄埔军官，我自己当过宪兵。我具备这样五个条件，一颗子弹足以致命，我连中五枪。……我是极容易知足、极容易感恩的人，一瓢水可以换我一生的眼泪。”
因论文里涉及大陆两位史家对龙应台著作完全对立的评价，我便从淑荣处要来了住在纽约的鼎公的邮箱（那是 2015 年，鼎公九十岁），将自己的困惑和论文发给了鼎公。鼎公听力微弱，但熟练使用电脑和电子邮件，很快回信。其中有一段话，也许对今人理解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不无裨益――
感谢您对拙作《关山夺路》以大量的篇幅予以梳理审视，使我如对宝鉴。您问我意见，我能说的不多：
1）我们写的，只是对历史某一句某一段的小注，史家不必注意它的史观史论，尤其不必从其中抽绎出史观史论来评论。
2）文学作品见木不见林，这是常态。文学作品也能“寓无限于有限”、“纳须弥于芥子”，那得把题材处理成高级象征。这三本书（指自己、齐邦媛和龙应台同年在台北出版的书）都无此抱负。
3）文学作品要发乎情，历史家不必费太多精神料理个人感情，不管是一家哭、一路哭，哭声对历史家并不重要。文学家谛听哭声，陪伴啼哭的人，或者与之同声一哭，史家也不必藐视。
4）恕我说句外行话：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并非一事，各国皆然，也许美国不同，至于“不同”到甚么程度，我没有能力提出说明。知无不言，聊供参考。
字里行间可见，鼎公自设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历史中人的倾听者，他关切的是历史变动中小人物的身世与命运，给出的是有温度的、能够感通和同情的历史写作。而这种抒情的历史写作，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一种节制和自省，避免了感情泛滥无归甚至扭曲事实。他无意充当历史审判者，也不愿仅做一个无所用心的围观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聆听哭声的捕蝶人。
友人潘晖是鼎公的超级粉丝，几乎搜罗并研读了鼎公的所有著作。他认为：“鼎公的文学与历史相通的一面，在于他以客观的态度写作，不轻以价值观作是非褒贬。文学的训练使他善于观察生活，对生活的观察让他发现了许多常人并不注意或无心审视的细节，这些多量的生活细节积累起来，他对世界的认识竟与一般人有了较大的分野。好多貌似不合理的现象，鼎公因为细心的观察，提出了他独特一己的解释（或者疑问）。我觉得他的本事不在思想的深刻性，而在观察的细腻与周延。”简言之，鼎公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内在的他者，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情见乎辞而理在其中的写作方式，是绝大多数大陆出版的同类主题回忆录所望尘莫及的。
鼎公自己在应邀为一家中文刊物撰文比较《关山夺路》与《巨流河》时有一段妙论：“一本作品就是那个作者的世界，我的世界是江湖，齐教授的世界是学院。江湖的对面是台阁，是袍笏冠带，我见过；江湖的对面是园林，是姹紫嫣红，我游过；江湖的对面是学院，是博学鸿词，我梦过，这些经历并未改变江湖的性质，只是增添了它的风波。我志在反映现实，齐教授不然。齐教授沉浸英诗，她的散文非常‘清华’，我的烟火气太重。她的风格雅，我的风格俗。”鼎公也进一步对两书加以评论：“《巨流河》欲说还休，《文学江湖》欲休还说；《巨流河》是无意中让人听见了，《文学江湖》是故意让人听见；《巨流河》如此精致，如此雅正，如此高贵，《文学江湖》如此周密，如此老辣，如此江湖！《巨流河》材料集中，时序清晰，因果明显，是线形结构；《文学江湖》步步向四周扩充，放出去又收回来，收回来又放出去，是袋形结构。”这是切中肯綮的知人知书之论。
由那次通信，我开始与鼎公邮件往来，如他所言：“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文字之交就是知心之交，东鸣西应，俨如神迹。”其时我正好开始研究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而鼎公在《关山夺路》中对左翼文学多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记述，而且一些论述极为精辟。比如他曾指出：“我爱好文学，但是没参加过他们（注：指中共或亲中共人士）的‘读书会’，所以无从领会那些作品的价值（注：指巴金、茅盾、郭沫若等左翼作家的作品）。那时读书会是个很普遍的组织，左翼作品的内涵外延，靠它解说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确伟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点导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马太福音，读书会就是各地的教堂，没有教堂，马太福音只是一本小册子，有了教堂，马太福音就是《圣经》。有一位学者说，左翼文学并未发生多大影响，他举当年那些作品的销售数字为证，他忽略了：第一，当年一本书全家看、全校看，第二，读书会的组织和教化。”这是对中国革命的一种全新阐释，也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革命无论在组织形式还是精神气质上的准宗教性，同时也凸显了左翼文学和读书会在革命动员中的角色。就此，我多次写信向鼎公讨教。作为一个亲历者，鼎公的洞察让人信服：“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让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则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则临门一脚。”这或许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 1927 年前后大革命惨败，而左翼文学与文化却在中国最具资本主义特征的上海繁盛起来的原因吧。
当日
晤面当日，谈及民国时期的左翼文化。鼎公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指出，它在文艺战线上一直都占据优势，对于社会生活有着特殊的解读方式。它所倡导的文艺作品，通常将社会成员分成穷人跟富人，并指出穷人有多种美德，富人则有各种罪恶。通过这样的方式，争取到左翼和大多数穷人的支持。这些文艺作品简单易懂，很容易接近大众。反观当时的国民党，对文艺并不重视。比如，国民党办报，主要抓住两个板块：一为社论、一为头条；文艺副刊被视为“报屁股”，随便找个人编编就行了。社论、头条都比较严肃，看的人并不多；但是文艺副刊不一样，贴近生活，容易被读者接受。随着时间推移，文艺副刊多被左翼文化人士占据。非左翼的作品不能发表，非同情穷人的态度不能见报。到后来，与左派相异的声音逐渐失去了在公共舆论中发声的空间。他举例说：上海有一富家女，负笈英伦，学习戏剧，回国后编排了一出非左翼的戏剧，居然找不到剧院上演。鼎公所论，对照夏衍的《懒寻旧梦录》以及左翼作家的《左联回忆录》皆可验证，当时左翼知识人确实利用了上海的各种报刊的副刊空间来延展扩大左翼文化与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吸引了一大批中小知识青年。
鼎公被誉为台湾的“文学教父”，他有关如何写作的书籍《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讲理》等在台湾一直很受欢迎，是许多有志于写作的文学青年的启蒙读物。在鼎公看来，写作是一门手艺活，成为一个作家与成为画家、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当然需要训练，也是可以训练的。现代人反对“经验的可传递性”，主张绝对的自由和个人化，这是很可怀疑的。他说，自己活生生就是一个从“失学少年”到华语文学作家的案例。一个写作者，不应该学陈寅恪，应该学罗素，写的文章要能够让人读懂。写作训练的基本原则是：先寻求共通之处，再创造个人独特的成就。写作与做学问一样，要转益多师，先是模仿多家的路数，最后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有点像哈佛王德威教授所言，有一个“似父”“弑父”与“是父”的模仿权威、推倒权威和成为权威的过程。鼎公所论，与沈从文先生极为相似，他的写作经历与从文先生也相近，都是从初始阶段开始大量最基础的写作训练，且一生视写作为生命意义最核心的来源――尽管从文先生后来因故长期放弃了文艺创作，但后半生的日记又何尝不是一种隐微写作。
谈起我的同乡前辈沈从文先生，鼎公严肃的面容上终于露出一点笑意：
我读了他所有的作品。我投身写作，有志为文，也受到他的影响。甚至包括我写自己的传记，也是从沈从文那里得到启发。他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与他同时期的左派作家，作品的宣传性很强，关注的重点是阶级斗争。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文学的纯净性。沈从文是一位特殊的作家。他不是左翼作家，但新中国建立后，人们还是可以读到他的书和文章；同时，他也不属于右翼作家阵营，他的作品在台湾也没有被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一个严肃阅读日益边缘、人心日益浮浅与急躁的时代，严肃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鼎公在《东鸣西应记》里已答。多年前，他便叮嘱我读胡适的一篇文章：
佛家有个说法，我们的言语造作都是“业”，“业界”永不消失。胡适有一篇文章《不朽：我的宗教》，就是申说这个主张。现在又有所谓蝴蝶效应，南美洲亚马逊河上的一只飞蝶，翅膀扇动空气，经过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反应，最后形成太平洋上的飓风。我对文学仍然有信心，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
历经岁月沧海，观览文学潮起潮落，如何看待文字与心灵的关系？鼎公亦在《东鸣西应记》里作答了：
我一直相信作品和作家没有道德上的关联，人格是人格，艺术水平是艺术水平。现在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太不长进，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
鼎公少时受母亲影响成为基督徒，后来又多年沉浸佛经，沿波讨源寻求佛理，二者构成其精神世界的底色之一。
上帝在《圣经》里讲了一些道理，但没有全部讲完，也没有告诉另外的道理在哪里。最后我在佛教里找到了：业、果和报的观念，不灭与轮回的观念。因此一个人说的话、写的字和用的心，都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的，个人的姓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有价值的理念都会流转存世。
这时候，我偶尔接应一下其他在座者的谈话，鼎公很严肃地对我说：“唐先生，我们在讨论严肃的历史问题，你怎么可以分心说别的话呢？”一个人做事情或思考言说最重要的是专注，不能左顾右盼声东击西，这提醒对我真如当头棒喝！
一个人说的话、写的字和用的心，都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有价值的理念会流转存世。这段话对其时因世变而略有不安和焦虑的我，真是强有力的慰藉，而他对于人心、人性与人世，又略有一份超然的悲观。
历史演变中的人类从来就是善恶俱存的，有天使，也有魔鬼。人性如弗洛伊德所言，有一个从兽性到人性到英雄再到圣贤的演化过程：兽性阶段只顾及自我的利益和欲望，人性阶段学会了安置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英雄阶段是突破常人道德也就是不讲道德，而圣贤阶段则是重建基本的道德秩序与心灵秩序的阶段。就此而言，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悲剧就是他只想停留在第三阶段，所以倡导继续革命和永远革命，而无从进入到圣贤阶段，因此可惜。
知我在高校从事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鼎公在临别之际谆谆告诫：
历史学家需要秉笔直书，应该唯实而非唯上。不能在权威面前，放弃书写的原则。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学者追寻的是事实。如果发现自己的老师错了，不能因为为老师讳，而放弃澄清历史真相。同样地，历史研究者也不能对自己的学生设置限制，更不能因为学生的研究发现跟自己相左，而加以干预。
鼎公面似儒家，精神上介乎基督徒与佛教徒之间，而其价值理念上却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多元价值观高度吻合，可谓是世界文化多元一体的具体而微者。对于这样一位一生为 20 世纪中国招魂的写作者来说，乡愁意味着什么？他笑道：
中国是初恋，美国是婚姻。
前者惊心动魄，后者静水流深，前者甜蜜与痛苦交织，后者更趋日常的回望。纸上风云，漫卷诗书，纵横千里，笔落故园，这是一种何等高超动人的境界！他曾在被问及是否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计划时说：“今日乡愁已成珍藏的古玩，无事静坐，取出来摩挲一番。乡愁是我们成长的年轮，陷入层层包裹。乡愁是我们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乡愁无可骄傲，也绝非耻辱。乡愁是珍贵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舍，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乡愁迟早退出生活，进入苍茫的历史兴亡。”就此而言，回忆录四部曲何尝不是在他乡与故国之间架设的乡愁通道。
回到波士顿后，我给鼎公写了一封长信，这是拜会了一位书写者、观察者、思想者的收获，这次晤面聚谈也成为我访学期间最珍贵的片段之一，值得用一生去回味。摘引信中一节，收束此文――
周六晚上在您身旁聊天谈及的一些话题，这些天一直萦绕在我脑海。其实，我当时是带着一个很大的精神上的困惑去拜访您的，就是中国近些年变化这么大，公共文化在狭隘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夹击下日趋式微，躲进小楼成一统成为一种士林风气……像我们这一代自认为知识人的个体如何在这个大时代安身立命？自去年到美到如今，确实时常有一些焦虑和不安。听您谈到，一个人的言语、文字在长远的时空里可能产生无法预期的影响，仿若空谷足音一样让我震动。万事皆有因果，因此才能慎待文字和写作，才能临文以敬、待人以诚。我想这可能是这次谈话中最让我有可能悟道的一段话了。
此文写成得益于参加了与鼎公一家人餐叙的挚友肖棣文的共同回忆，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