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

韦君宜是我参加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位总编辑，她是我职业生涯的引路人。她去世以后我常想，自己还能为她做一点什么?作为编辑，当然首先想到的是为她出一本书。

之所以会有这种念头，不仅是因为我格外敬重和钦佩她，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内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歉疚。自己到了年届退休之时，常常反思，不免想起我在韦君宜领导下工作时，对她的很多说法、做法并不理解，曾经有很多的牢骚和抱怨。那时，我甚至对她抱有一些偏见。直到她退休多年以后，我陆续读了她的《露莎的路》、《思痛录》和一系列回忆性散文，才发现我原来是误解了她。

我想应该做一点补偿。于是我找到了她的女儿杨团。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杨团说：“谢谢你的一片真情。”正好，《思痛录》的版权到期，她说可以做一些增补，交给我在三联书店出版。

我高兴极了。谁知没过多久，有一天我正在公交车站等车，忽然接到杨团的电话，她开口连说抱歉，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韦君宜文集》，他们不同意三联把《思痛录》拿出来单独出版，所以她不能和我签合同了。

一个心愿落空了，我顿感失落，在寒风中伫立良久。

然而今天，我见到《韦君宜文集》煌煌五卷庄重、大方地面世了，也颇觉欣慰。毕竟，大家都想到了以同样的方式怀念她。

(一)

我刚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韦君宜不过65岁左右，并不怎样显老，可是她有一个官称“韦老太”，有些人更直接就称她“老太太”。我也随着大家这样叫。当然，这是在背后议论她的时候，若是在当面，那是不能造次的，还是得规规矩矩地称呼她“君宜同志”。

那时我对韦老太的经历不太了解，只知道她曾是富家女，早年背叛家庭参加革命，“一二九”运动中是清华大学的活跃分子，后来入了党，到了延安。解放后，一直是新闻界和文艺界一些单位的领导人，自己也写作，成了知名作家。我读过她的小说《洗礼》，知道她的艺术造诣很高。于是我很注意观察她，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和她熟悉起来，以便接受她的指导。

但是，我发现她有股子威严，令人敬畏。按理说，被人称为“老太太”的女领导，应该是和蔼、亲切、慈祥的，和属下打成一片的。但韦老太不是。她似乎不大喜欢与人交流，如果不是谈工作，她从不与人聊天、拉家常。她谈工作，总是直奔主题，说话很快，像打机关枪一样，干脆利落，一二三四交代清楚，说完就走，绝没有一句废话。平时上下班，她一个人总是低头走路，有时腋下还夹一本书或者稿子，匆匆忙忙的，好像是去赶场，碰见谁都不打招呼，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我作为小编辑，如果在大门口或楼道里，碰到其他社领导，肯定要笑脸问候，但是若碰到韦老太，我通常是低头装没看见，与她“失之交臂”。因为我怕主动问候了，她却没有反应，会使自己狼狈不堪。

她给我留下的最初的印象，是一位干练、爽快、做事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她永远梳着齐耳短发，戴一副白边眼镜，身穿蓝色或灰色的干部制服。她从不刻意打扮自己，甚至可以说“不修边幅”。当然，如果遇到重要场合，她也会穿一身白底兰花或者蓝底白花的旗袍，显示出知识女性特有的品位。然而关于她的着装，出版社里不断有人讲她的笑话，说她忙忙碌碌赶来上班，衣服扣子扣错了眼儿自己都不知道等等。她后来写的回忆中，也谈到曾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因为着装的马虎而受到妇联领导人康克清的批评。她其实是一个专注于工作的人，不拘小节。作为总编辑，她亲自联系作者组稿，亲自审稿提意见，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别的事情都顾不上，所以女儿杨团说，她是工作狂。

我记忆中自己几次到韦老太屋里汇报工作，她都是边看稿子边和我们谈事情的。她手里永远有看不完的稿子，而且她居然可以一心二用。1983年底，文化部出版局组织了一次青年工作会议，要各出版社党委派人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派不出人，临时把我捉去作为会议代表。我开了三天会回来，要向党委汇报。那天是韦老太主持党委会，开到半截儿，她让秘书通知我到会议室。我做了认真准备，讲了半个多小时，其他党委委员都在听，只有韦老太手里捧着一部长篇小说稿件，在一页一页地看，头也不抬一下。等我讲完了，她也差不多看完了。我以为她根本没把我的汇报当回事情。然而她最后做会议总结，却也讲得头头是道，把我传达的几点上级精神都概括进去了。我又觉得这老太太真是有一点神奇。

但她对我来说没有亲切感。那几年我曾经为了汇报工作，两次和同事一起到过她的家里。但去了也不过是谈工作。就在她家的饭桌前，大家围坐在几把木头椅子上，开一个小会，把事情一说，韦老太当场拍板定案，然后会议结束，大家起身告辞。一切都像在办公室一样。且不要说客气一下留我们吃饭，甚至，韦老太连一杯水都没有给我们倒过。她的这种“不拘礼”让我有些不适应，但是同去的编辑室负责人毛承志是她多年的老部下，也是她非常赏识的人，告诉我老太太历来如此。

她的“冷”使我无法接近她。其实，我虽然是大学毕业后被正常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但我的家庭还算是和这个出版社有一点渊源。我父亲在清华大学教外语，五十年代就曾经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过两本俄国文艺理论作品。出版社外文部的蒋路、徐磊然、孙绳武等老编辑都知道这件事，他们对我都很亲切。而韦老太，我父亲和她还另有一层关系，他们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尽管韦老太低一班，但他们在学校时就是认识的。我进了出版社后，父亲常常提起这事，想让我告诉韦老太。但是，我看到韦老太永远公事公办的样子，几次话到嘴边，也没有说出口。

(二)

我到出版社后听到的第一堂编辑课是韦老太亲自讲授的。她开宗明义讲当编辑不要想当官。她说，这不是她个人的观点。当年在延安编刊物，她是小编辑，胡乔木是总编辑。胡对她说，如果你想当官，可以先当编辑部主任，然后当总编辑，这就算到头了，再想当官就不是编辑了。韦老太说，她这辈子，就是听了胡乔木这句话，今天她把这句话说给我们听。如果谁不认同这句话，现在就可以调走。她说自己如果早早选择当官，也许今天不是这个样子，官可以当得大些，但是她不后悔。她希望我们都是一些不后悔的人，把编辑当成一生的事业。

她这堂课，对我是有一些醍醐灌顶的意义的。我这几十年中有过多次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但是每到关口，都想起这句话，便排除杂念，“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样坚持下来，也颇有收获，自觉并未虚度此生。

韦老太讲座中还有一些观点，让我有振聋发聩之感。比如她说当编辑不能怕得罪人，不但不怕得罪小作者，而且要不怕得罪名家。为了保证书稿质量，对名家也要一视同仁，该改的稿子，就得严格要求作家改。如果作家不接受意见，把稿子交给别家出版，韦老太说，这也没有什么，“不是我们的损失，而是作家自己的损失”。讲话中透出一种自信，令人叹服。我当时就觉得，当编辑当到这份儿上，真牛。

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组流行一句话，“好稿子是折腾出来的。”韦老太就是一位帮助作者折腾书稿的高手。她看稿极快，可以用“神速”两个字形容。我观察过她看稿的场景。那时很少有打印稿，一般小说作者都是手写，用400字一页的标准稿纸。一部小说总是厚厚的一大摞。韦老太一页一页地翻看，频率极高，大概平均每页十几秒钟，一部长篇两三个小时搞定。看完就和作者谈意见，通常会谈得非常具体，比如哪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写得不充分，或者哪一段情节不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等等，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增加情景描写，什么地方缺少细节之类。因为她本人也有创作经验，能够设身处地进入作者的构思，所以她的意见，作者听了一般都会心服口服。

由于常年身体力行亲自审稿提意见，韦老太指导和扶植青年作者的故事实在太多，但她作为总编辑，最令人称赏的不在这方面，而在于她有胆识、肯担当。当然，韦老太在编辑课上并没有和我们讲这些，可能是她碍于出版社领导的身份，有些话说了会不合时宜，甚或引起误解。但是她的做法，却显示出她的超乎一般人的魄力和勇气，这一条是整个文艺界都为之钦佩的。

经历过改革开放年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文艺界开始的，小说充当了急先锋。僵化理论的突破，是后来的事，起先人们是通过文学进入了对于历史和时代的反思。自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创了“伤痕文学”以后，大批文学创作冲破思想禁区，通过揭示现实的阴暗面，给社会提供了全新的认识和理念。对于这样的作品，是出还是不出?

韦老太是敢作敢为的。她拿到莫应丰的《将军吟》书稿，那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是一部较为完整地描写军内“文革”的历史悲剧，它的思想倾向当然是彻底否定“文革”。作者在“文革”结束前隐身于湖南，“冒死”写出了这本书。在那样的时代，作品描写这样的内容，“上面”没有指示，一般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但韦老太毅然自己拍板出版。出版后大获好评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评奖时又遇到麻烦，各种观点争论不休，有些打棍子的观点足以致人死地。韦老太这时用上了她“通天”的一招。她找了胡乔木，取得了“尚方宝剑”，使得评奖中的争论得以平息，作品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青年女作家竹林写了一个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题为《生活之路》，因为创作在中央给知青运动定调之前，而作品涉及到知青生活的种种真实情况，写了几个知青在农村受到的磨难和不幸遭遇，特别是写到一个女知青被逼自杀。这种故事在“政治上”不符合当时的口径，几家出版社都退了稿。书稿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作者单位盖着公章的函件也紧跟着到达。那函件证明作者有“政治品质问题”，要求出版社不要接受她的书稿。当时，在出版社内部也有激烈争论，有的编辑甚至认为，这是“一株大毒草”，“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韦老太不这样看，她是主张写真实的。但是她也担心自己的威望不够，压不住不同意见。于是她让责任编辑写了一份故事梗概，她亲自拿去给茅盾先生看。茅公看了梗概，说了一句“希望看到作品早日问世”，于是韦老太将这部作品推出，使之成为知青发自内心的“第一声呐喊”。

更有戏剧性的例子，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出版。这是一本反映工业领域改革中的困难和矛盾的长篇小说。作者直面现实，揭示改革以“沉重的翅膀”起飞之不易。其间自然免不了不同思想和观念的交锋。韦老太觉得这样的作品，无疑对于推动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坚决支持出版。然而出版以后，上级主管部门发现作品中有些言辞过于激烈，甚而偏激，担心造成恶劣影响，于是通知出版社停止发行。

韦老太又一遍仔细看了书稿，她觉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的确有些内容可以修改，但是绝不需要全部化作纸浆。她亲自写了四页纸的修改意见，供张洁参考。张洁据此修改了一稿。重印出版时，韦老太又一次“勇闯中南海”，去请求胡乔木支持。获得首肯后，这本书再次出版，而且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这些，都是关于韦老太的传奇。八十年代初期，我不断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谈论她的这些故事。我觉得她真了不起。做编辑就得这样做，才过瘾，才精彩。

(三)

但是，说韦老太有胆有识，只是一个方面。以我的亲身接触，我发现她也有谨小慎微的时候。每到这时，我们便对她有颇多的不满。

我当编辑以后接手的第一套书稿，是《胡风评论集》。这是胡风集团案平凡之后出版社制定的重点出版计划。这套书收录了胡风在解放前出版过的九本论文集子。正文含三册，全部是旧书重印。唯一的新内容，便是胡风为评论集出版而写作的《后记》。这篇《后记》初稿大约一万多字，胡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方才写成，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投身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历程的一个总结。

胡风本人对这篇后记是极为重视的，也下了功夫。但是交稿以后，我们发现，其中涉及的一些史料，其准确性可能有疑问。胡风在监狱被关押多年，曾经有一个时期精神失常，现在虽然看起来正常，但是他的回忆是不是百分之百可靠，连我们也没有把握。例如《后记》中他回忆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有一天地下党员王任叔(巴人)拿车子接他出去开会，他拉开车门刚上汽车，王任叔就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共党员了。”这样的史料，我们第一次见到，以前只知道胡风曾参加日本共产党，却没有听说过他参加过中共，同样的话，连胡风本人过去也从未说过。而现在写出来，我们是无法核实的，因为王任叔早已不在人世。除此之外，胡风的回忆，也不可避免地涉及鲁迅和他本人、冯雪峰、茅盾以及和“四条汉子”的关系，《后记》里面披露的一些材料和细节，我们也无从查考。对此如何处理，我们只能请示。

在韦老太主持下，社领导进行了研究。有些领导表示可以和胡风商量修改，但是韦老太的态度比较坚决，她的意思是整篇拿下，索性删除这篇后记。对此我和理论组的几位同事都以为不妥，因为这毕竟是胡风复出以后的第一次发声，对于文坛意义重大，可以看作是在理论上给胡风恢复名誉的一项重要标志。如果没有这篇《后记》，那么《胡风评论集》就成了纯粹的旧作整理，没什么意思了。于是我们曾一再请求韦老太重新考虑这件事。然而韦老太以不容争辩的口气拒绝了我们的请求，使我们觉得她似乎对于胡风有成见。以我们当时的推想，这并不奇怪，韦老太本来就和周扬的关系好嘛。

后来是牛汉出面解围。牛汉当时在社里主编《新文学史料》，也算领导成员之一，他曾经是胡风分子，被关过监狱，与胡风有私交。他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劝说胡风删改《后记》稿，韦老太听了未置可否。也亏的是牛汉，别人真的干不了这事。因为那时胡风的精神受损伤，反应较为迟钝，听力又有障碍，我们去他家，他只是出来见见，点点头而已，一共说不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得我和美编郭振华拿着几幅设计好的封面征求他的意见，他说“都好”，“都好”，就不再说话了;我们又拿了一些古元的木刻作品请他选择几幅作为书中的插图，他看到其中一幅刻的是一个人站在河边高举双手，迎接远方晨曦中喷薄欲出的太阳。他说了一句，“太阳的不要”，意思是其他由我们定。我们和他只能做这样简单的交流，若是商量文章的修改，怕是力不从心。

牛汉很顺利地解决了问题。他说服胡风，把凡是不能证实的史料都删去了。最后这篇《后记》还剩七千多字，仍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牛汉把稿子拿回来交给我们，我们满心欢喜，准备发稿。可是这时韦老太又一次发话，还是不能采用这篇后记。问她什么理由，她也不不和你啰嗦，告诉你撤下来就是了。

这件事让我们觉得不可理解。牛汉也不甘心，他对韦老太说，《后记》究竟能不能发，你也不要做决定，咱们请示上级。结果韦老太果真去请示了中宣部。诗人贺敬之那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他曾经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诗歌，广义上属于“七月诗派”，他对胡风的了解还是比较多的。贺敬之表态，《后记》可以收入《评论集》，这样韦老太才不再坚持己见了。

另一件事，是关于《周扬文集》的出版。这套书，是韦老太亲自登门找周扬约来的。她认为，周扬从三十年代起一直担任革命文艺界的领导人，他的文字，集中反映了中国革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对于今人和后人，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史料价值，应该及时做个总结。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我们都很赞成。但是，在是否收入周扬的一篇著名论文上，韦老太和我所在的出版社理论组的几位编辑发生了分歧。这篇文章就是1957年周扬代表作家协会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可以说，文艺界的“大鸣大放”因这篇杀气腾腾、蛮不讲理文章而定调，它是大批作家被划为右派、受到二十多年政治迫害的理论依据。今天的一些人之所以称周扬为“文化沙皇”，首先是基于这篇文章，它的“臭名昭著”，差不多是文艺界人人尽知的。我们当时都觉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篇文章必须收入文集。但是韦老太说，周扬本人不同意，她需要尊重作者的意见。责任编辑毛承志和罗君策当时很激动，与韦老太发生争执，说这篇文章也算是周扬的代表作之一，不收人，那就成了文过饰非，编出的书就不能叫《周扬文集》。韦老太并不和我们理论，她说文章不收，那就是定案，谁争也没用。

韦老太是个急性子，她很想尽快出版这套书，三天两头来催发稿，可是“大辩论”这一篇文章不收，我们理论组几位编辑心里有抵触，对发稿也不热心，编辑工作一直在拖。韦老太最后急了，她又去找作协领导张光年寻求支持。张光年说，“大辩论”的一篇还是不收的好，因为文艺界在粉碎“四人帮”后刚刚团结起来，这篇文章旧事重提，会给人刺激，再次挑起矛盾。韦老太于是回到社里，又用张光年的意见压了我们一次。

当时在我们看来，韦老太是因为怕周扬、怕作协领导人而不肯坚持原则。她也并不对我们解释什么，只是让我们照她说的去做。她的干脆利落、永不拖泥带水的性格，使我们不能更多地了解她的想法乃至她的苦衷。

除了对于这两部具体书稿的态度以外，在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方面，我们也总觉得，韦老太常常是和胡乔木保持一致的。胡是她三十年代以来的老领导，与她关系密切。胡乔木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对于文化界“拨乱方正”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不久之后，又开始在理论上批这批那，压制不同意见。对胡的一些说法，我们是不以为然的。但是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出版社里组织学习文件，传达上级精神，都由韦老太主持。我清楚地记得她当年做动员讲话的时候，要求我们以胡乔木的观点统一思想。老实说，我作为一个年轻编辑，对此有些想不通。

我觉得韦老太怕犯错误，这也情有可原。但是，她有时也太谨慎了。我们理论组编了一个刊物名为《新文学论丛》，过去曾发表过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赵祖武的文章《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将建国前三十年和建国后三十年的文学创作加以比较，得出一个结论，后三十年的文学成就不及前三十年高。这篇文章触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挨了个别上级领导的批评。从此韦老太就对理论组的书刊盯得特别紧。有些稿件根本没什么问题，她也要调去审，也要亲自过问。她的“一二九”老战友、五十年代的老搭档黄秋耘写回忆录《风雨年华》，回忆与她共同经历的文坛往事，她也战战兢兢，压了很长时间不让出版。这些，都曾经是我们发牢骚的话题。

韦老太退休之后，她的继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陈早春曾经撰文，说“韦君宜是一个谜”。他从六十年代认识韦老太时就开始猜，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完全猜透。当然，陈早春指的主要是韦老太的性格令人费猜疑。而我也一直在猜她。她究竟是开放还是保守，是勇敢还是怯懦，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唯上”还是“唯实”?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四)

我真正了解韦老太，是在她写了长篇小说《露莎的路》之后。

那是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评选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的“人民文学”奖。我当时是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忝列评委之一。在评选之前，我注意到韦老太的新作《露莎的路》进入初选。于是急忙找来一阅。原本只想浏览一下，没想到被作品深深吸引。我发现这部不到十万字的小长篇，竟然触碰了一个从未有人涉及的题材：延安整风、审干和“抢救失足者”。作品描写的背叛家庭追求革命的女青年露莎当然是小说人物，但她身上分明有韦老太自己的影子，她的心路历程，以及作品反映延安时期的实情实景，都是异常真实的。有些情节，在党史上有依据，可考可查。

当时我还并不知道，这本书是韦老太在病中以难以想象的毅力、用颤抖的左手写出的，我只是读了作品披露的史实，特别是看到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在革命队伍中到处抓“特务”，一直抓到不足十岁的小孩时，感到心灵被强烈震撼，觉得韦老太秉笔直书这段历史，难能可贵，因为我们的时代太需要这种说真话的文学了。我佩服的不只是韦老太的勇气，更加欣赏她通过对历史的反思，给我们带来思想的启示。

那次评奖，竞争蛮激烈，入选作品包括《白鹿原》、《古船》、《活动变人形》、《南渡记》等一大批名篇佳构。而《露莎的路》初版印数很少，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如果从文学技巧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可谓朴素至极。全书采用单线结构，全不是当下流行的时空交错、双线或多线并行的写法，全书也没有用上一点现代派技法，只是纯粹的写实。所以当时大家对这本书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头一天的评委会上，我发现没有人提到《露莎的路》，我马上向我的好友、当时的总编助理高贤均推荐这本书，让他快读。他一个晚上读完，第二天也和我一样情绪激动。后来评委会继续召开，我和高贤均力荐《露莎的路》，可惜仍然没有得到大多数评委的响应，最后这部作品落选，我觉得非常遗憾。但是我对韦老太的印象，却从此改变了。

当然，让我感受到更深层触动的，是韦老太的《思痛录》。人们说这本回忆性随笔集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我有同感。韦老太在前言里说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正是因此，她才“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她说自己曾经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为此她面对良知而忏悔，笔下的故事，有些感人至深，而有些则使人恍然大悟。

由于亲身经历过上面提到的几件往事，所以我特别留意她在《思痛录》里怎样写胡风、周扬和胡乔木。

她写了一篇《我曾经相信反胡风运动》，讲自己被蒙蔽的完整过程。读罢我才发现，1984年我们出版《胡风评论集》时，韦老太对胡风的态度其实也很正常。那时胡风虽然已摘掉“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平反却是留了“尾巴”的，他鼓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帽子并没有摘。我想起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文艺界很有一些人，对胡风平反并不理解。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姓周的老师，自称是群众性批判胡风运动兴起后第一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批判文章的人，他公然在课堂上讲，“中央给胡风平反，我也不给他平反!”这表明一种观念要从根本上扭转，需要一个过程，受害越深的人转弯越难。而韦老太在这篇文章中说，她是直到1989年看了有关胡风集团一些材料，特别是看了绿原的自述，才真相大白，知道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冤案”，而在此之前，她一直蒙在鼓里。根据这一解释，我想，在当年处理《胡风评论集·后记》的作法上，我们真不能苛责老太太。

对于周扬，《思痛录》不止一篇文章涉及。谈到为什么不把“大辩论”一文收入《周扬文集》，韦老太讲出了内幕的故事。原来周扬并不承认这篇文章是他自己的手笔，因为整篇文章，是经过最高领导人修改定稿的。有些段落重写，有些段落新增，大删大改之后，文章代表的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周扬说，“我对这篇文章负不了责任”。所以，当韦老太和他商量如何处理这篇文章时，他原先曾考虑给此文加一个长长的说明，作为文章的附记，那无非是要标出哪些观点是他自己的意思，哪些观点是最高领导人的意见，可是细想之后，他没敢这样做，因为他担心这样做或许会制造爆炸新闻，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于是他只能尊重既成的事实，把这篇文章整个儿背在自己身上，其实他也有一肚子委屈呢。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忽然发现，“大辩论”一文收不收入文集，两种意见各有其道理。不收录固然是遗漏了重要史料，但是收录则是对作者不公正。韦老太体谅的是周扬的苦衷，作为维护作者利益的出版者，她没有错。可是，如果她当初把这些实情讲给我们听，我们大概也不会错怪她呀。

关于胡乔木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批判周扬一事，我一直以为韦老太紧跟乔木，因为他们两人半个世纪以来的交情太深了。其实即使是在出版社大会上动员我们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时候，她自己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只是作为社领导，她也有一些不得已，也有一些身不由己。这一点我是自己做了总编辑之后才有了深刻体会的。《思痛录》里记载，周扬挨批时，韦老太前去看望，周扬问她，如何看待当前自己和胡乔木在理论上的争论，韦老太以“不懂哲学”四个字搪塞。这个回答使周扬伤感，他后来对人说，韦君宜别的都好，就是“是非不分”。韦老太听到周扬这样评价她，受了刺激，她反思和忏悔当时的怯懦，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原来她从一开始就是支持周扬观点的!这些，如果她不写下来，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至于说到她在出版上的谨慎和胆小，拿着黄秋耘的《风雨年华》掂量来掂量去，难下决心，我也从《思痛录》上找到答案。韦老太和黄秋耘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一同走上革命道路，五十年代又在中国作协一起创办《文艺学习》杂志，是老伙伴，志趣相投。1957年，他们共同主编的刊物在“大鸣大放”中显然是“右倾”的。刊物发表了刘宾雁、刘紹棠等右派分子的作品，特别是举办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大讨论，引起轩然大波，被最高领导人称为“北京发生了世界大战”，后来《文艺学习》因此而被停刊。那时的韦老太和黄秋耘，“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他们相互掩护，共度难关。两人在运动中都险些被划为右派，但也都受到党内处分，并被下放到农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韦老太仍然是重情义的，她没有忘记保护下属。说来也巧，就是这本《风雨年华》的责任编辑毛承志，八十年代是我们编辑室的负责人，他反右运动时就是《文艺学习》的编辑，正是韦老太的部下。他当时也是“不安分”的，不仅曾编辑发表过右派刘绍棠的作品，参与筹办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大讨论，而且在整风鸣放之初，他本人还冒天下之大不韪，给党中央提意见，讲过一些“极右”的言论，这些事尽人皆知。按理说，在《文艺学习》七个编委三个成了右派的情况下，像毛承志这样闯祸的编辑，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但是根据《思痛录》的描述，韦老太是把他归入了“老实人”一类，只给了个党内处分，没让他戴上帽子。这事毛承志后来一直心存感激。所以我想,韦老太此时谨慎处理《风雨年华》，一定是出于保护黄秋耘的考虑，作为患难与共的朋友，在八十年代初期意识形态斗争局面复杂的情况下，她怕黄秋耘再犯政治错误，当然也怕毛承志再受牵连，所以处理得小心翼翼，这正是她的情义所在呢。

读了《思痛录》，我发现自己需要重新认识韦老太。我原先要猜的谜，在这里全部破解。我了解了韦老太质朴的内心，感受到她炽热的情感，更看到了她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以及她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思考。她是真正的勇士，也是真正的智者。她有一种大彻大悟。她的“思痛”和忏悔，显示出一种良知未泯的真诚。

我知道，这才是她的本色。

2015年1月15-17日

原载香港《橙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