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1年11月里的一天，三联的编辑叶彤上楼来到我办公室，一进门劈头就问：“你知道傅高义吗？”
我说：“知道呀，美国哈佛学者，费正清的接班人。”
他又说：“你知道他写了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传记吗？”
这我真不知道，孤陋寡闻了。
叶彤手里拿着一本封面印着邓小平头像的英文书，那是他从王府井外文书店买来的，书名是《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an》（直译为《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说这书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9月刚刚出版的。他已经看完了，觉得很棒，又到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这本书在美国也很受重视和好评。很多政界名人包括前总统卡特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都在推荐它。
“这书三联可不可以出版呀？”叶彤问我。我的直觉是有戏，很有戏。但是还需要论证一下。
叶彤同时还告诉我，这本书的中文繁体字版权已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甘琦拿走了，简体字版权也由甘琦代为联络。因为甘琦需要请专家做翻译，找三联学术分社社长舒炜帮忙，曾经把英文原稿交给舒炜看过。
后来我问过舒炜，你第一时间看到英文原稿，为什么没有提出要出版这本书？他回答说，这本书他也觉得写得不错，但是外国学者写中国领导人的传记，观察角度、使用的材料和阐发的观点，在国内都不一定得到认可。所以他想等等,听听反映再说。现在既然在国外已有这么多好评，这么大反响，或许我们可以试试。
我对叶彤说，请他和甘琦联络一下，就说三联有这个意向。
谁知甘琦回电话说，“你们早干什么了，现在才来谈意向？国内已经有将近30家出版社在竞争这本书的版权。这事我是要公事公办的。别家出版社都认认真真地写了策划书，你们要参与竞争，口头上说说不行，要动真格的，至少得报个价吧。”
我们一时有些发懵。完全没有想到形势如此严峻。我把这事拿到三联的店务会上讨论，总经理樊希安很重视，当即决定成立一个三人的编辑策划项目组，由我负责，舒炜、叶彤参加，要用积极的姿态争取这本书的版权。
我们研究，觉得这毕竟是一本学术著作，虽然有畅销潜力，但是也不能太冒险，于是决定按首印30万册报价。
写策划书的任务，就落到叶彤身上。他把傅高义先生过去的著作都找来研究了一下，写了大约1万字，编辑、出版、推广、营销几个环节，都涉及了。
策划书由甘琦转给傅高义过目。那些天傅高义很忙，他在比较这30家出版社的优劣，各出版社的材料，看了一份又一份。看到三联的策划书，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没有想到三联的编辑对我了解这么多。”
甘琦把这句话转达给我们，使我们信心大增。但是没过几日，香港方面又传来消息，说中文大学出版社对参与竞争版权的30家内地出版社做了第一轮筛选，用内部投票的办法，选出5家出版社进入第二轮。三联入选了，但是排在第二位，因为我们报价首印30万册，是5家出版社中最低的。这又让我们压力增大。
这时我们已经抱定了志在必得的信念。但是要拿到版权，就靠拼印数吗？我们估计到已经有人报出首印50万，我们要不要报60万？如果别人也报60万甚至更多怎么办？
我们三人琢磨，还是要以策略取胜。我们分析了作者的心理，觉得他目前最焦虑的问题，不是谁的印数多谁的印数少，而是他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时会是什么面貌。作为一位西方独立学者，他一定非常担心他的著作在中国出版时被改动，他的意思被曲解。正巧在这时，香港方面要求我们入围第二轮的5家出版社针对书的内容，写一份编辑设想。
我们猜测，傅高义先生是想知道我们将会如何删改他的著作。
但这本书因为内容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有关规定，这是重大选题，需要送上级主管部门备案。所谓“备案”，就是要由专门的审稿部门的专家审稿。删不删，删什么，删多少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于是，我们三人小组研究了一下，根据目前国内掌握的一般出版标准，也根据我们对于这类图书的出版经验，我们做了各种揣测，区分各种可能性。
舒炜这家伙鬼精，他说，我们给他来个“上中下三策”如何？
他的意思是，这本书，删得越多，卖点越少，因而可以把删改结果和报价联系起来，如果删去很多内容，比如只取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到1989年以前的一段出版，那么这本书只能按30万册报价，是为下策；如果只是删去少数几章（例如关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三章），其他内容基本保留，则可以按40万册报价，是为中策；若是基本不删完整章节，只局部技术处理一些敏感问题，那么就可以按照首印50万册报价，是为上策。
我同意这个想法，又提出，这本书的情况极为特殊，为了避免出现备案后最终不能获得出版许可的情况，我们要把准备工作做足，这就要在正式备案之前，修改出一个大体能被上级主管单位聘请的专家接受的书稿。我建议，先把书稿中的一些关键内容，提前送给邓小平研究的有关专家看看。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我们先改一遍，然后再正式备案，以便提高成功的概率。
那几天正逢2012年元旦。我利用元旦假期，为傅高义先生写出了这份《编辑设想》。在这份材料中，我直言告知傅高义先生，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肯定需要经过有关专家审稿后认定，但以我们的出版经验，专家们审稿可能会提出这样几类问题：
一是资料来源不被认可，书中很多材料引自港台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中有些材料真伪莫辨；二是有些论述，把党内高层的思想矛盾解释成个人权力斗争，带有主管臆测成分；三是书中涉及一些既无法核实又不便于披露的高层内幕；四是有些话题，目前为了国内政治稳定以不触及为宜。每种情况我们都举出一些例子。
我告诉作者，可以预见这本书出版前肯定需要删减内容，我们的原则有五条：
一，能不动就不动；
二，改动不伤害原意,以删为主不修改内容，；
三，尽量以改动个别字词解决问题，避免大段删动；
四，编辑处理此类问题前应征求作者同意；
五，宁可壮士断臂，不必削足适履。
关于第五条，意思是不必勉强为了保留一些章节就把一些显示作者独立学术立场的言论一律删掉，以至造成读者和学术界对作者的误解。
据此，我谈到三联的报价按照上中下三策，同时计划送审备案分两步走。这篇文稿总共1万字，大约10页纸。据说，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狠下功夫，竟然写了44页纸。
但是三联的这份材料，再次得到傅高义先生和甘琦的好评。他们觉得三联把问题说透了，把解决问题的方案谈清楚了。
（二）
从这时开始，傅高义和甘琦的天平倒向了三联。原本他们倾向于选择上海一家出版社，因为那家出版社过去出版过《江泽民传》，有比较成熟的运作经验，而且有世纪出版集团总裁亲自出面，帮助争取版权。但是看到我们的编辑设想以后，他们把注意力扭转过来了。
这份编辑设想决定了三联进入第三轮。甘琦让我们和上海那家出版社的代表一起到香港去和傅高义先生面谈。据说背后还有第三家在做准备，那就是代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民营出版人尚宏科，他在美国已经接触过傅先生，并直接做出了最高的报价。他这次不来面谈，是在等待傅先生对我们和上海的出版社都不满意时卷土重来。
去香港，三联是我和叶彤前往，上海那边总编辑没有拿到签证，只去了一位编辑室主任。
我们1月17日到香港，当晚急着约见甘琦，可她太忙，一再把时间往后推，十一点才到达，在酒店露天咖啡厅和我们小坐。我问，此番竞争三联有多少胜算？她守口如瓶，一再表示傅高义明天要亲自谈，嘱咐她不要讲话，她如释重负，因为不需要她参与做决定了，不必得罪朋友了。她说，我们和上海两家的材料，傅先生今晚还要再看一遍，这件事太大，明天仍然不会做出决定，他要慎重考虑，在后天回美国上飞机以前，才正式宣布他的决定。
甘琦的话让我感觉不托底。我问时间怎么安排，甘琦说傅先生明天下午四至六点在中文大学讲演，六点半至八点和上海的人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谈；八点至九点半，傅先生准备和我们一起喝咖啡。我有些担心这样的安排会不会对上海方面有利?但因为“最后谈”是我老早对甘琦提的请求，她是按我的意思安排的，我也不便说什么。我问甘琦，会谈时应注意什么，她不答，只说傅高义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出不出大陆版，二是由谁来出。所以别光讲三联有什么优势，更重要的是鼓励他，坚定他在大陆出版的信心。最后甘琦笑说，傅先生这次来港把见你们当作一件大事。他收到董建华请吃饭的帖子，都二话没说就回掉了，只是为了见你们!我发现甘琦真是精明，她给傅先生做代理人真是太合适了。
第二天晚上，与傅先生的谈话比我们想的轻松。这位老人和蔼慈祥，却又幽默风趣，性格非常开朗，令人感到亲切。八十岁了，精神头儿和年青人无异，爱笑，更爱和人逗着玩。一见面，就让我们全无拘束感，坐下来就像老朋友聊天一样说话。
谈话开始时甘琦默坐一边，拿个本子做记录，像个书记员，这是他们之间昨天的约定，但傅高义不时嘻嘻哈哈地与她讲几句，她也便不能不讲话，于是便成了大家一起聊。但是一进入正题，我就立刻感觉到，我们没有以拼命抬高报价来竞争版权是对的。因为傅先生开头就说，他已经80多岁了，挣的钱已经够用了，不需要更多的钱。如果出版大陆版，他会把全部版税捐掉。然后他讲到美国学术界对他的压力，说这本书尽管他自己认为是力求客观的，但是仍然有一批右翼学者人认为他讨好中国政府，所以如果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被片面地删改，成为一面之词，那么他在美国肯定会受到更多的攻击。所以还是不出，他要根据删改的情况做决定。
在谈话中，我们重点阐述的是两点：一是这本书一定要出大陆版，二是大陆版一定要三联来出。
我首先强调了这本书对中国读者的特殊价值，谁知傅先生也正想说我准备说的话：关于邓小平，他的书是独一无二的。我说英国作者伊文思的书与他的书不可比，他完全赞同，并说伊文思自己也这么说。由此我发现这老人其实是很自信的。我又说我们做出版的人心目中有个理想，就是要用书参与推动历史进步，这本书符合我们的理想，何况又在邓小平南巡20年及中共十八大前夕，中共理论家需要总结和进一步阐发邓理论之时，这本书的出版对未来中国的改革发展可能会有重要影响。傅先生听了很高兴。因此我强调，这本书不出大陆版太可惜了。我说，＂要让这本书参与历史，只有在中国出版，而仅仅在海外出版是做不到的。＂傅表示同意，并说果真能有这样的效果，正是他所期望的。
我对他说，在中国内地由哪家出版社出版此书，也值得慎重选择。一般来说，这类书籍适合在一家具有学术文化出版传统、品牌响亮、读者口碑好的出版社出版。考虑到作者的特殊地位和内容方面需要备案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这本书既不适合安排在纯官方的出版社（容易被误认为是代表官方的声音），也不宜放在完全没有上层背景的出版社（容易被误认为是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出版物）。为此建议傅高义先生考虑三联书店。因为三联书店既是中央直属的国家级出版社，同时它的品牌又有一定独立性和民间色彩，被海内外读者广泛认同。同时我们认为，这本书放在三联出版，对于解决此书备案及出版后宣传推广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或疑难问题，应是大有益处的。
傅先生边听边点头。其实这时他对于三联已是心中有数。后来我们听说，傅先生昨天到港后，见到他的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陈方正，便问，中国大陆的出版社，你看是哪一家最好？陈方正知道他是为《邓小平时代》出版做咨询，就极力向他推荐三联。现在我这样介绍三联，他大概可以认为是实事求是的。
至于我们的策略，就是“上中下”三策和送审备案分两步走，我又当面向傅先生解释了一遍。傅先生一直耐心地倾听，脸上不时现出会心的微笑。未等我说完，傅先生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说，“现在我宣布我的决定，这本书交给三联书店出版。”我和叶彤喜出望外，立时起身与傅先生握手庆祝。
事情一确定下来，大家的话题立刻变成商谈合作条件。甘琦摇身一变成为傅先生的经济人。最后决定合同就按我们制定的上策和中策来签，首印或50万，或40万，下策暂不考虑，因为甘琦坚持说取下策不如不出。我们对这个结果已经非常满意，因为我们没有依靠额外提高报价，就把版权拿到了。这时甘琦问，大陆版的翻译费怎么支付？我知道香港中文大学为聘请中文翻译大约花了18万元，随口就说，三联分摊三分之一，6万元，甘琦没说什么就同意了。我计算这6万元大约占三联版码洋千分之一点几，根本无足轻重。可是谁知后来甘琦给叶彤来信说，当时她预期我只可以支付3万元的翻译费！我无意之中送了她一个大礼，她马上拿这笔意外之财给傅先生买了很多礼物。
那一晚，是我们与傅高义先生的第一次结缘。谈话结束时，傅先生送我们到门口，握着我的手说，我很欣赏你们的“权术”。我知道，这位汉学专家，这次措辞有些不准确，他想说的是很欣赏我们的“策略”。他可能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口误，我们相视大笑起来。
（三）
后来记者采访我时，总有人问，当初，你们去争夺版权，为什么会下那么大的决心，志在必得？我想，他可能并不知道这本书是怎样写出来的。我就对记者说，“这本书很厚，你要慢慢看，但是如果你急于了解这本书的价值，可以先看看它的《前言》和《导言》。”
《前言》和《导言》文字不长，非常概括地记述和阐释了《邓小平时代》的写作动机、写作过程和作者对邓小平的历史定位及评价。
傅先生写作这本书是下了苦工的。他2000年从哈佛大学退休，这时他感到自己时间充裕起来，可以集中精力，做一点帮助外国人了解亚洲的事情。他想到了研究邓小平。他的逻辑是，“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于是，他开始着手进行准备工作，到2011年9月英文版出版时，他花费了整整11年时间。
他是犹太血统的美国人，继承了犹太民族的坚忍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天性。他曾对我说，他很幸运，在“二战”前夕跟着祖父和父亲从波兰移居美国，否则他相信自己肯定没有今天。他祖父一家留在波兰的亲属都遭到纳粹迫害，他的一个姑姑在防空洞中整整躲避了6年才侥幸逃脱法西斯的魔爪。而他在美国顺利完成学业，成为著名学者，是美国学术界唯一对日本和中国都具有影响力的亚洲问题专家。
他珍惜自己的幸运，研究硕果累累。他的著作《日本第一》和《日本的中产阶级》以及《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邓小平时代》更是被人称为邓小平研究的“纪念碑”式的著作。
我问他，这11年中，你每天要用多少时间研究邓小平？他说，平均不少于每天10个小时。我算了一下，大吃一惊，他竟然用了超过4万个小时！的确，在后来的接触中，我注意到他精力之旺盛与像青年人一样，每天上下午加晚上，三个单位时间，都在不间断地工作，这样自然是忙得顾不了家庭。所以著作完成后，他唯一感到歉疚的是没有在退休之后拿出足够的时间陪伴他的夫人。他说，他只是每个周日陪夫人骑一次自行车作为锻炼身体，大约2小时，其他时间，他和夫人就各干各的。好在夫人也是学者，是一位生理学家。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行字：“献给我的妻子艾秀慈”，这是他为自己热爱中国的夫人取的中文名。
作为编辑，且不说别的，光是这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就足以令我惊叹，何况这是一位80岁的老人！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的学术文化圈里，快枪手何其多也。几年前，我曾经收到过一位知名的畅销传记作家撰写的有关孙中山的传记。为此我查阅了作者的履历，发现他竟然在10来年中，出版了20多本名人传记著作，从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一直到一些作家学者，他都能著书。我不相信天下有作者具备这样的实力，可以将20多位名人的经历弄清楚并写出自己的特色。于是我没有看稿，就将书稿奉还。
对于傅先生，我首先看中的是他的治学精神。他为了搜集《邓小平时代》的史料，花费的精力用得上“可歌可泣”四个字来形容。本书《前言》介绍，傅先生除了遍读中外有关中国当代史特别是有关邓小平的著作之外，还进行了大量的独家采访。从2006年到2010年，他每年都要在中国居住数周或者数月，采访了三类知情人士，包括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他甚至专程采访过新加坡的李光耀，日本的中曾根康弘，澳大利亚的霍克，英国的阿兰·唐纳德、理查德·伊文思等政要，并在美国采访过前总统卡特和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一大批接触过邓小平的官员。他在《前言》里列出的受访者名单，总数超过300人！所以这本书出版后，我听到学界的反馈意见，其中有一条共识，就是中国的学者，从这本书中获益的应该不止是观点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
《邓小平时代》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是它采用叙事文体，作者的观点隐藏在背后。不像我们国内许多学者那样拉开架势，用官式的八股语言来做研究。这本书读起来令人感到十分亲切。我曾多次对友人推荐这本书的《导言》。
这《导言》篇幅不长，总共只1万多字，分为两个部分，“这个人”和“他的使命”。作者寥寥数笔，不仅为邓小平做了历史和时代的定位，而且画出了邓小平的立体素描。邓小平的性格、气质、胆魄，他肩负的责任和“建设一个富强中国”的使命，被清晰地勾画出来。国内那么多人写邓小平，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简练、精确而又传神的文笔。以至于后来我们讨论如何确定这本书的书名时，曾经想过，是不是就叫《邓小平：一个人和他的使命》，不过是后来大家觉得还是定名《邓小平时代》，听起来更为响亮。再看全书的内容，通俗、流畅、文字朴实易懂（英文版更是如此），娓娓道来，像是在讲故事。如何把学术著作写成这样，我曾经好奇地问傅先生。他说，他就是要让没有多少文化的人都能读懂。
傅先生告诉我，在家乡美国俄亥俄洲，他有一群“发小”朋友，那是他60多年前的同窗，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直到今天，他这个顶级名校的名教授还经常与他们一起聚会，饮茶饮咖啡。这些“发小”，大多没读过大学，其中有的一辈子在家乡当农民。但是，他们却成了《邓小平时代》最初的读者。傅先生为了检验作品的可读性，他每写一段，就发给“发小”们看一段，听取他们的意见。“发小”们都说看懂了，好看，有意思，他心里才觉得有底。
这样治学，这样著书，写出的著作怎能不受欢迎？
（四）
《邓小平时代》是一本大书，首印50万册，定价88元。作为学术著作，要当作畅销书来运作，出版风险很高。所以，宣传和营销推广一定要跟上。
我们的运气不错。正式履行了备案程序之后，已经到了年底。要开印时我们查了日历，发现2013年1月18日，是邓小平南巡21周年的日子。我们便决定，就在这一天，在北京、成都、深圳三地同时举行新书首发式。
傅高义先生表示，他愿意全力配合，做演讲、做访谈、做高端对话、答记者问都不在话下，他腾出1月中下旬和整个4月的时间，任凭我们安排。
书店订书非常踊跃，首发式举行的当天，已经订出49万8千册。第一版已经被订购一空。所以在一周之内，我们决定加印30万册，另加精装8万册。
书店有信心，不等于读者买账。我们还要针对读者做宣传。但是，在研究推广活动邀请媒体的名单时，我们发现，三联所邀请到的媒体大多是社会文化类的报刊，例如《中华读书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这些媒体平时和三联联系较多，对三联的图书一般都非常重视，肯下力气报道。但是，名单上缺少主流媒体。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都没有邀请到。我们都觉得这样不行，一了解才知道不是三联没有请，而是这些主流媒体对于这样重大题材的书，在报道方面有规定，是不能随便安排的。
樊希安总经理找了《人民日报》的编辑，对方说，涉及邓小平的书，要报道，得有中央的批准，具体来说就是要“邓办”批准。樊总问，那登广告行不行呢?对方说，广告是商业行为，可以登。于是我们就决定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家大报，1月18日首发式当天，各做一个整版彩印广告。光是这两个广告花了34万元。这是大手笔，以前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出版社为一本书在《人民日报》做整版广告的。
当然，我们还要争取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新闻报道。按要求，三联写了一份关于申请宣传《邓小平时代》的报告，呈送中办，由中办转邓办，但挺长时间过去，没有回话。
樊总着急了，对我说，“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邓榕同志（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给邓榕发了短信，告诉她有这回事。她马上回信说，“父亲去世十几年，现在已经没有邓办了。这种事，你可以去找邓办的原秘书王XX，就说我们同意宣传。”并且给了我王秘书的电话。
我们和王秘书联系，他说马上办。几天以后，我们收到邓办的批件。但批件上虽然有“同意宣传”的字样，可是没有公章，只签了王秘书本人的名字，还盖了一个“邓办收文”的长方形印章。我们猜想，可能是因为邓小平去世多年，邓办早已撤销，不能再盖公章了。于是我们把这个批件拿给《人民日报》的编辑看，问他们这样行不行？他们说，这不行，这不是正式批文。要我们再请示中宣部新闻局，让部里下批文。但我们知道，这时书还没有正式出版，部里的领导都没有看过书，怎么能下这样的批文？
正在为难之时，《人民日报》的编辑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说你们去找新华社，只要新华社发了通稿，我们就可以转载。他们还介绍我们去找新华社国内部的负责人。后来樊总亲自去了新华社，国内部看到有邓办的签字，还是很重视的，他们把这件事交给一男一女两位年轻记者，那两人都只有二十多岁。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两个年轻人的热情极高，能量也极大，他们让我们安排参加一系列有关《邓小平时代》的推广活动，从1月17日开始，在一个星期之内，居然连续发出了十篇新闻通稿。对于一本书，这种宣传力度，在新华社历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他们的通稿一发，各报纷纷转载，包括《人民日报》，也在首发式过后转发了消息，几天后又刊发了本报记者有关傅高义的长篇专访。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原本和三联的合作关系就比较密切，我们出版过他们编著的几本书。这一次，几个节目组都对《邓小平时代》和傅高义先生感兴趣，但是能不能上节目，上什么样的节目，他们一时也难定，还要看看新华社。协商了多次以后，他们答复说，台里的领导在内部协调过了，只做一期“新闻1+1”，由董倩和傅高义对话。这已经让我们很高兴了。但是“新闻1+1”播出几天以后，因为新华社的报道力度大，一下这本书形成了舆论热点，中央电视台临时决定又增加了一场“面对面”的节目，内容仍然是董倩和傅高义对话。这两个节目都长达半个小时，对于一本书的宣传，也可谓破格了。
新书投放市场之初，怎么吸引读者注意？三联的营销中心想出了一个奇招。就是在《邓小平时代》新书销售期，搞一场全国各大书店《邓小平时代》码垛摆放评比活动，对最有创意的书店给予奖励。这个办法，提高了书店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后来，有49家书店寄来照片参加评比，我们看到，各书店的码垛摆放真是各出奇谋：有的拿书组字，组成“南巡”两个字，组成“小平”两个字，有的摆成紫荆花，有的摆出乘风破浪的航船，甚至有的摆成邓小平故居的样子……总之新书摆放姿态各异，引人注目。这个办法使这本书一下成为市场热点和焦点，出版后迅速占据了销售排行榜前列的位置。
后来，我对傅高义先生说起这件事，他连连称赞，说还是你们三联有办法。他告诉我，他没想到这本书可以卖得这么好。因为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英文版出版了两年，只销售了3万册。他向我要走了各地书店码垛陈列图书的所有照片，说是要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人看一看，让他们学习学习。
不过我知道，仅仅是这本书卖得好还不行。傅先生心里，还一直有个心结：他在和基辛格较着劲呢。基辛格的《论中国》中文版比《邓小平时代》早出版4个月，也是一本学术畅销书。这两本书在美国，就是竞争对手，在某个重大学术评奖中，傅高义曾经险胜基辛格，为此基辛格曾极有风度地向傅先生致以祝贺，说：“这是你该得的”；这次，他俩的战场又转移到中国，傅先生要我向他报告销售数字时，同时告诉他《论中国》的销售情况。我连续查阅了几个月的《开卷》统计数字，发现《邓小平时代》比《论中国》整整多销了一倍。
傅先生又一次来北京时，我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他，他舒心地笑了，笑得那么甜，像天真的孩子一样。
他没有忘记感谢三联。为了新书推广，我们先后在全国各地十几个城市为他安排了30多场演讲和对话活动。
只要是请他发表讲话，他通常开头就会说，三联做得非常好，他们尽可能地在书中保留的我的学术观点。
他说：“我知道，做到这一点在当前是不容易的。”
他说：“整本书中，没有一句话不是我说的”。
他还说：“所有的改动，都经过了我的认可，我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
听了这些，我们感到欣慰。
（五）
2013年，《邓小平时代》是一本明星书，而傅高义先生也成了获奖大户。
在本年度举行的各种官方和民间评奖中，他总共过奖达16次，特别是深圳读书月和新浪网的年度“十大好书”,《邓小平时代》都名列第一。
举行颁奖典礼时，傅先生大多不在北京。他的奖杯奖牌，常常由我带领。有人后来开玩笑说，我是“领奖领到手发软”。
奖杯太多了，有水晶的、铜质的、石膏的，还有木质的奖牌。摆开来一大片。傅先生来北京时，我带他参观自己的奖杯奖牌，他一直抿着嘴笑。我向他介绍深圳“十大好书”的奖杯，那是一个石膏制作的“3D”打印作品，从底座里伸出一只酷似真人的手，手里举着一本《邓小平时代》。傅先生看了伸伸舌头，做个鬼脸，好像觉得那只手怪怪的。
这么多奖杯奖牌，包装起来可以填满一只中号旅旅行箱。他不可能都随身带走，只能挑一两件。他想了想，还是选择了那只3D打印作品，说，“这个奖杯里有我的书”。
其实他获得的奖杯，有一个尤其值得重视，但他并没有专门去收藏。这个奖杯来自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中国文化特殊贡献奖”。
那是当年8月的事。叶彤写电邮祝贺他获得了这项大奖，请他前来领奖，他回信说，他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希望我能代替他领奖。
但是很快我接到颁奖会组织者的电话，还是执意邀请傅先生亲自到场。
我只得给傅先生写信，对他说：
“这次颁奖活动，组织者极为重视。原本是准备由我受您委托代您前去领奖的。但是会仪的组织者今天又再次要求我与您联络，恳请您调整一下行程安排，在8月27日专程来北京领奖。因为他们已经邀请了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亲自给您发奖，让一个中国人代您领奖，他们觉得不合适。我知道今天又提出这样的要求，会使您非常为难，但是对方的言辞恳切，使我不能不再向您请求一次。如果我的请求非常失礼，请您见谅，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傅先生回信很客气，表示他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荣誉。”
但是他说，他的行程是半年以前就确定的，实在无法更改。还说会议组织者昨天已经派摄像师到他美国的家里，录制了他的“获奖感言”，专门用于颁奖典礼，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他最后说：
“我很荣幸，你愿意代表我去领奖，请代为转达我的歉意和最深切的谢意。”
我以为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是会议组织者再次建议，请傅先生考虑委讬美国驻华使馆公使HeIler Lisa女士代表傅高义先生领奖，因为他们觉得，她是美国人，她的身份比我更适合这一安排。
无奈之下，我又和傅先生商量。这一次，他好像有些不悦了。不仅是中国人这一套“礼数”他不能理解，而且这还触碰了他的一个原则：他是一个民间学者，与政府是要划清界限的。
他回信说：“我不认识HeIler Lisa。因为她在美国大使馆工作，我相信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我想你会是一个更好的代表。我是一个独立学者，不是为美国政府工作，所以不该由政府方面代表我领奖。再说，你对我和我的书的了解，比她要多。我不会联系她，因为这不是我的主意。”
他仍然感到不放心。接着又给叶彤发电邮说：
“我希望你能向他们转达我的强烈愿望，请他们允许李昕代表我接受这个奖励。因为他为我的书在中国大陆出版所做的工作太多了。”
我没敢把傅先生的电邮都转给颁奖会的组织者过目。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让我上台。
颁奖那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前，刘延东副总理会见了获奖人和代领奖人。见到我代表傅高义先生领奖，刘副总理并没有感到诧异。显然，她对傅先生还特别关注，很高兴地对我说：“我认识傅高义先生，我们一起谈过很多事情。他的身体好不好?请你代我问候他。”我回答说：“傅高义先生知道是您即将为他颁奖，很高兴。他也要我问候您。”告别时，她又对我说：“请你告诉傅高义先生，我想要一本他签名的《邓小平时代》。”
我顿时感觉到，那些会议组织者的担忧，其实是多余的。
这可能，也叫做两种文化的差异吧。
（六）
说到知识分子的风度和性格，有些人喜欢用一个词：“儒雅”。
这个词用在傅先生身上，合适，但我觉得还很不够。
儒雅的人，或许还会有几分清高，几分矜持，几分自我欣赏，几分不肯随俗。但是傅先生不是这样，他有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一种彻头彻尾的谦虚，一种虚怀若谷的大度。
作为80多岁的前辈学者，他没有一点架子。无论你是谁，是官员，是学者，是记者，是书店的营业员，或者是普通读者。他总是面带和善的微笑，亲切地和你交谈。对于后生晚辈，他就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
如果你是他熟悉的三联同事，他会张开双臂给你一个拥抱，嘴里说，“太高兴了，老朋友又见面了。”
我见过的老一代学者不能算少了。但是像傅先生这样令人产生亲近感的，实在不多。
我常想，或许他能写出《邓小平时代》这样的著作，除了依靠他深厚的学养、敏锐的见识和独有的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之外，也得益于他的性格。
他像多数犹太人一样，极聪明，又善于学习。从青年时代起，他先学日语，再学汉语。他大约和中国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直到70多岁是还在坚持每天学习3个小时汉语。所以他在在哈佛有一个外号，叫“中国先生”。
他的学习不仅是从书本上。他愿意随时随地向一切人虚心请教，不耻下问是他的一大特点。我与他在一起时，发现他喜欢利用一切机会，和他所接触的一切人交流，别人都愿意向他提问，但他却时时关注别人的看法，非常善于倾听，也非常喜欢发问。多年接触下来，中国学者，他认识很多人，有些和他同辈，有些比他年轻，他问道问学，皆称之为老师。有些人与他学术见解并不相同，却也能和他成为朋友。比如李锐老人，他并不同意傅先生的很多观点，但是提起傅先生却很亲切，说自己到美国几次去过傅先生家，还在他家里住过。资中筠先生和傅先生在学术上或许有很多看法不一，但是两人同年出生，资先生大傅先生一个月，傅先生见她就叫大姐，相处也极融洽。傅先生善于从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学习。通过对几百位邓小平时代重大事件亲历者的采访，通过和各种专家学者的接触，他了解到许多，也观察到许多，同时还思考了许多。这使他能够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观察问题，写出的著作，让中国人读起来不觉得隔膜。他无时无刻都在观察和思考中国人。
有一次在飞机上，我见他拿出一本《中国震撼》来读，就说这本书写得不好，恐怕不值得看。他却说，他也知道写得不好，但是他要通过这本书，了解中国人在想什么。我忽然想起王岐山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便告诉他，这是目前中国知识界讨论问题的热点。他马上夹杂着英语问我，“是不是叫做The Old System and The big Revolution?我回美国马上找这本书。”
为了掌握更多的材料，十几年来每年他都要到中国来，采访安排得满满的。他不计较采访对象是高高在上还是礼贤下士，是诚心交往还是虚以应付，也不在乎对方的态度是否霸气外露，是否傲慢无礼。我曾亲眼看到他在采访中被人像小报记者一样喝斥，而他依然面带微笑，表现出绅士的涵养。他总说自己是来学习的，来寻求帮助的，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这样他便会得到很多。
这一切都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性格使然。
他性格中的另一大特点是友善。与人为善，诚恳待人，是他一贯的行为准则。《邓小平时代》出版后，他非常希望听到各种不同反应，希望读者讲真心话。不论你怎样评价，哪怕是否定他的作品，他也洗耳恭听你的意见，永远不失风度。当然他也有自己学术立场和观点的坚守。对他这本书，学术界的争论其实不小，在国内国外都有人批评他过分美化邓小平，对此他一笑置之。学术界有很多派别，老左派、新左派和自由派从不同角度，都会与他商榷，他表示一概欢迎，特别希望专家们指出书中的史料错误，因为观点可以是一家之言，史料却必须“持之有故”。海外有些民运人生，全盘否定《邓小平时代》，写文章把他一通狠批，他照样把文章找来研究，不愠不火。如果文章提出了有学术价值的意见，他甚至会回信表达谢意。这种大度令人钦佩。
他的友善，不仅是对他所接触的人，同时也倾注在他的研究对象上。可以说，他研究中国改革年代那些重要历史人物，无论是对邓小平、陈云，还是对胡耀邦、赵紫阳、李鹏，都是抱着友善的态度。有一次我陪他演讲，在读者互动环节，有读者问及他的研究方法。他回答说，他是带着“理解和同情”动笔写作的。他写哪个人，就会同情哪个人的处境，设身处地理解他，站在他的立场思考。中国改革年代的人物充满矛盾，人与人之间多有思想冲突和斗争，但是傅先生对此却能游刃有余，控驭自如，恐怕与他这种写作态度有关。有很多学者认为，《邓小平时代》描写客观，论述大体公允，我觉得，客观和公允只是一个结果，其原因在于作者友善的心态。
当然，这种友善来源于他对中国的爱。他研究中国50多年，对中国的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像美国政界、学界某些人那样见不得中国好，而是一心希望中国强大，中美友好。对于中国现存的问题，他也焦虑、纠结，该批评的地方他也讲真话，不留情面。例如对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他在中国演讲时都反复提及，语重心长地提出告诫。在会场上曾有读者问他，知不知道他的演讲会触及一些敏感问题。他笑答，“当然知道，但我是外国人，有特权，我要利用好这个特权。”尽管如此，他对中国始终是充满信心的。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为中国辩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袁明对我讲过，九十年代她去哈佛访学，曾经亲眼看见傅高义与反华的佩洛西（美国议长）谈中国问题，两人展开激烈的辩论；她也见到傅先生在促成江泽民主席到哈佛演讲后，遭到一群国内流亡美国的民运人士围攻。但傅先生坚持自己的独立学术立场，没有人能阻碍他的选择。
这让我想起2013年4月，北京的欧美同学会为傅先生举办的一场活动。那天的会议由杨澜主持，请经济学家张维迎、李稻葵和傅先生对话。在谈话中，张维迎建议，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领导干部都应该看一看《邓小平时代》。而李稻葵的话语惊四座。
李稻葵说，傅高义写了“邓小平时代”，而我要说一说美国汉学界的“傅高义时代”。大家一时不明就里。他接着说，20多年前，中国经历了那场风波以后，整个美国汉学界都认为中国完蛋了，只有傅高义一个人预见到，中国还会改革，还会更快地发展。因而这一时期的美国汉学界，可以说是“傅高义时代”。
他的话和袁明的话可以互相参证。
他们的话，让我对傅先生再一次肃然起敬。
2014年12月27-30日初稿
2015年1月20日定稿
原载香港《橙新闻》和深圳《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