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有认识了事物、事实，即把握了真理，才能对其做出正确评价，即判断其真正的价值，并使之得以实现．人、人类对事物、事实认识得愈是广泛和深入，愈能把握先前没有发现或没有注意到的属性、联系及其发展变化，便愈能看到其与人、人类的利益的关系．以个体而论，一个聪明的人，即思维能力较高，手中握有较多真理的人，就能较易地找到或发现较有价值的东西．反之，一个愚蠢的人，即思维能力较低，手中握有很少真理的人，则难以找到或发现较有价值的东西．以群体而论，从历史上看，正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才使得人类逐步扩展了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条件，使原来看似毫无价值的东西，变成了有价值的东西，甚至使原来具有破坏性的、负价值的东西变成了于人、人类有益的、正价值的东西．这里，在用词上，人们是将价值与正价值通用的，正象人这一词通常是与好人通用的一样。当然，这一过程是复杂的和非线性的．在自然科学中，有时理论研究在表层上似与价值无涉，但在深层上却与价值紧密相联，而研究人员本人对此未必都能认识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物理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揭示了在导体回路中产生的感生电动势的大小，与导体回路中磁通量的变化率成正比这种关系，但当时人们还没有立即想到由此可以制造出给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发电机．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在对原子核反应的实验过程中，出现质量亏损的同时爆发出巨大能量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和计算，提出了Ｅ＝ｍｃ２的质能关系公式．但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公式会带来原子弹的开发与核能的广泛应用．正因为意识到了这种关联，现时代的一些国家有作为的领导人重视了对自然科学中基础理论的研究．他们确信，基础科学的研究即使暂时未见实用，但从长远来看，必显出其事功来．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尽管人的活动充满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仍有规律可循．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艺学和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在古代就出现了，并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百余年来，流行着一种偏见，似乎在十九世纪中叶唯物史观产生以前，只有真正的自然科学，而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这种偏见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即使在原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受到了广泛地批评．十九世中叶以前的社会科学诸学科及其理论，对于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是有助益的，就是与文艺学密切相关的文艺创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认识社会事物、事实．恩格斯就曾说过，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把十九世上半叶的法国社会生活画面，刻画得栩栩如生．他从巴尔扎克作品中得到的社会知识，超过了他从其它社会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得到的，滋养了他的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而巴尔扎克创作高峰的年代，唯物史观尚未确立．这就是说，把握真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坚持科学精神，按事物、事实的本来面目去把握本质和规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归根结底是有利于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科学的真理观及其应用对实现正确的价值是有促进作用的。
（二）当年Ｍ？韦伯在说＂因果分析不提供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也决不是什么因果解释＂（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２页）时，对于澄清真理与价值的区别是有益的，但他说的过于绝对了，贬低了＂因果分析＂对＂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忽视了在＂因果分析＂中，也交织着＂价值判断＂．不可否认，在社会人文领域中，阻碍人们追求真理的力量，远比在自然领域中为大．对于后者来说，只有象伽利略、布鲁诺、塞尔维特等极少数科学家，才遭到过反动政权的压制和迫害，他们的理论被当政者宣布为异端邪说，而大多数科学家则与这里的统治者相安无事．而对于前者来说，则由于民族、阶级、阶层、政党、集团、宗教的不同，其遭遇会有很大的不同，追求真理者常常要冒很大风险．因为他们所探索与宣传的真理，虽然对人具有重要的价值，甚至有利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和福祉，但常常不利于掌权者的私利及其所代表的部分群体的私利，或者仅仅不利于某个人的眼前利益．从斯宾诺莎之被迫乡间避难，到马克思之被逐出巴黎；从国民党反动派在四一二政变后关押阅读＜共产党宣言＞的进步人士，到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在三十年代焚烧进步书籍，都表现了这一点．
（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原苏联将列宁主义定于一尊，肆意打压一切反对列宁主义而又有一定真理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甚至对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也＂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予以打压；由于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将毛泽东思想定于一尊，肆意打压一切＂异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甚至将毛泽东的话定为＂句句是真理＂，神圣不可侵犯，如有被认为是＂侵犯者＂，便＂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予以＂全面专政＂．这样做的结果，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破坏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甚至是亵渎了人类的美好未来．在改革开放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追求真理的氛围出现了，其价值效应也显现出来．但是，由于未从根本上解决好追求真理对实现价值的具有根本意义这一重大认识问题，加之既得利益在作怪，使得有些实际问题尚待解决．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权力机关之弘扬真理精神直接相关的，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发展的片面性，特别是反腐败之成效甚微，是与权力机关没有彻底地弘扬真理精神，害怕某些既得利益者之受损，不敢认真研究或发表探索发展的全面性，特别是有效反腐败的真知灼见有直接的关系．人们不难看到，一些主流书报期刊，缺乏求真务实和锐意创新的论述，而陈词滥调，则比比皆是，有的还受到奖励．看来，进一步弘扬真理精神，鼓励讲真话，真陈述，深入开掘出具有真理性的新观点、新原理，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