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造了辉煌文明的所有古代民族中，四五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对来世的执着真可谓无出其右者。汤因比如是说：

“埃及人热衷于追求死后的永垂不朽，他们对这种死后的追求甚至比追求任何在世之年可以得到的东西更加狂热……把更多的财富和精力用来建造陵墓而不是去修建房屋，用来将尸体做成木乃伊而不去装扮活人的躯体。在死亡面前，他们非但不退缩，反而将它视为人生中一个更长久、更重要的阶段，并在为迎接它的到来而做的准备工作中憧憬着它，从中得到乐趣。”

对死后永生的热烈追求使埃及人不仅建金字塔，也修神庙。金字塔风吹过之后，是神庙的时代，而且总趋势是，越往后，神庙便修得越宏伟高大。与之相应的是，祭司作为一个特殊阶层，人数众多，能量极大，而且越往后便越膨胀，越强势。

尽管胡佛以降，金字塔越修越小，及至第五和第六王朝，国王们甚至不再修建超大型金字塔以与前辈们一争高下，但也是从此时起，统治者开始为太阳神修建宏伟的庙宇。在第十八王朝时期，扩建后的卡尔纳克神庙占地竟达30公顷以上，有大小神殿20余座，其中最大者宽102米、深53米，由134根巨型石柱支撑，其中最大的12根巨柱各高23米、直径约3.5米，周长15米，顶端之大，竟足以容纳50人站立！

其实早在古代，基督教哲学家、亚历山大城的克莱门便注意到埃及神庙势力无比强大，在豪华奢侈上无所不用其极：“在埃及地方，绿茵环绕，数不清的石柱耸立在神庙四周，墙壁以异域的大理石铺成，闪闪发光，壁画的艺术可谓登峰造极。圣殿里金碧辉煌，镶嵌了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彩石。里面的神龛更以纯金包体，极尽奢侈之能事。”

祭司阶层实在是埃及社会的毒瘤。

不难想见，最初僧权还没有从王权中分化出来，国王就是最大的僧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僧权便从王权中分离出来了。既然国王必须依靠伴侣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那么国王、法老与祭司之间很自然地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合作关系，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宿命般的矛盾和冲突关系。这里的关键，是两种势力在此消彼长的同时如何维持起码的平衡。随着祭司阶级权势日增，王权与僧侣势力间的平稳越来越难维持，两者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冲突越来越严重，且越到后来，越显得不可调和。事实上从古王国后期起，祭司阶层就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强势，与王权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激烈。

埃及社会在被迫供养一个强大的世俗统治阶级以外，还得遭受庞大祭司阶层的经济压迫和掠夺。在太阳神崇拜之新神学的强制下，埃及社会被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法老当作太阳神来崇拜，为之举行极其繁琐而又费用昂贵的仪式。同时，埃及人还为形形色色的小神祇修庙塑像，而且还举行复杂的祭拜仪式。这些都大大加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负担。不用说，祭司作为一个寄生阶层，具有极强的剥削性、掠夺性和压迫性。及至十八王朝时期，僧侣和神庙更是势力大涨，对国家的控制和对社会的掠夺当然也变本加厉。

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期间，僧侣的权势达到一个令人目眩的新高度，阿蒙高僧的职务竟已不再由国王任命，而改为父子世袭！在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第四十六年的一次审判中，十名审判官中竟有九人为僧侣。僧侣阶级权势之大，无以复加，即便这一时期埃及国势日衰，也未见他们有所收敛。

甚至晚至希腊人统治埃及时（约公元前330年至前30年），神庙僧侣仍然拥有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这对托勒密王朝统治者无疑是一种强大的震慑。为了有效地统治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希腊国王不得不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甚至对祭司们极尽巴结讨好之能事。

凡此种种表明，对死后永生的执着追求，使埃及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只能是一个成绩不菲的先行者，却不可能对西亚地中海世界进行深度的整合，这项工作只能留给后起的文明来做了。既然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于虚无飘渺的来世关怀，还能有其他结果吗？

任何一个文明都可能蕴含着巨大的潜能等待释放，但只有满足了一些必要条件，才可能将能量释放出来。仅就埃及而言，既然寄生祭司阶级胃口太大，吸血太多，其文明的潜能是不可能真正释放出来的。所以，从区域整合的宏观角度看，埃及不可能不是一只跛脚鸭。

这就是为什么较之“发迹”之前的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所掌握的物质和文化资源虽然多得多，却没能表现出长久维系一个强大国家、使文明不断成长壮大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埃及文明作为最早的文明之一，虽然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帝国，虽然以种种方式包括军事行动启动了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整合进程，却注定只能是开个头而已。

（阮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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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延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