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明的演进，古代埃及的对外交往模式在公元前7世纪经历重要转变，海洋取代陆地成为交往的主要途径。约公元前1069年，埃及新王国时期持续了400余年的繁荣逐渐走向终结。古埃及人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强势地位不复存在，与周边地区，尤其是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等的交往也一度陷入停滞。到新王国第二十王朝末期，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统治者斯门德斯在塔尼斯城建立政权，是为第二十一王朝；南方底比斯地区的阿蒙神庙高级祭司荷里霍尔无视北方世俗政权，自立为王，埃及由此进入长时期的分裂状态。与此同时，近东地区政治格局也发生巨变。曾经盛极一时的赫梯帝国业已消亡，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城邦国家纷纷脱离其原来的宗主国开始独立发展，诸如以色列人、阿拉米人、腓尼基人等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公元前7世纪中期，在两河流域的北方，新亚述帝国正在崛起。然而，由于此时的埃及未能随着东地中海世界国家或地区之间格局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外交策略，进一步走向衰落，先后被外来的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征服。
在外来入侵和内部纷争中，来自三角洲地区塞易斯城的普萨美提克一世（公元前664年—前610年）最终摆脱亚述人的控制，建立了第二十六王朝。重获独立的埃及试图延续新王国时期的对外策略，重新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此时的新巴比伦王国已经替代新亚述帝国成为西亚地区的主宰。巴比伦人先在卡尔凯美什城击败了埃及援助亚述人的军队；随后又攻占耶路撒冷，基本控制整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至此，第二十六王朝重新控制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从陆上打通通向西亚地区贸易路线的对外政策宣告破产。于是，埃及不得不寻求新的政治盟友共同对抗巴比伦王朝的扩张，同时又需考虑开拓新的贸易路线获取经济发展所需原材料。
这一时期，与埃及隔海相望的希腊世界则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希腊诸城邦利用先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在地中海、黑海等区域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活动。此外，希腊城邦的社会与政治也处于变革之中，斯巴达、雅典等城邦纷纷建立适合自身的政治制度，成为东地中海世界日益重要的政治力量。在被新巴比伦王国彻底切断了通往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陆路交通后，希腊和希腊人进入埃及人的视野。
经历了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和亚述人的入侵后，第二十六王朝的埃及统治者意识到，本土军队战斗水平及武器装备的低下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于是，他们开始借助希腊雇佣兵的力量对埃及军队进行重组，还利用希腊人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能，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尼科二世（公元前610年—前595年）雇佣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帮助埃及建造当时最为先进的三桅帆战舰。这一时期的埃及行政管理体系中也因此出现一个新官衔——“国王的卡贝特船的长官”。在强大海军力量的支持下，阿皮瑞斯（公元前589年—前570年）成功地从海上进攻腓尼基城市推罗和西顿。阿玛西斯（公元前570年—前526年）也曾率领埃及海军征服塞浦路斯，并强制其向埃及缴纳贡赋。至此，强大的海军力量拓展了埃及的海上势力范围，也保障了其海上贸易的开展。
大量希腊雇佣兵进入埃及后，虽然大部分时间与埃及本土居民相安无事，但双方在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上存在的差异也导致二者间摩擦不断。为了避免冲突激化，埃及人迫切需要一个特定区域以安置这些外来者。埃及国王将临近地中海的港口城市瑙克拉提斯中的部分区域专门划分给希腊人居住，同时规定该城是埃及与希腊世界进行贸易活动的唯一口岸。
从瑙克拉提斯城出发，希腊人将埃及的粮食、纸草、亚麻、明矾以及泡碱等物资运往希腊；返回时，他们先转道前往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将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出产的木材、矿产等再贩卖到埃及，东地中海地区的“三角贸易”随之形成。自此希腊人取代腓尼基人成为埃及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与之进行贸易，阿玛西斯还设置了“面向地中海的外国大门的管理者”一职；担任者同时负责管理瑙克拉提斯城，诸如收取关税等事宜。另外，为了应对频繁的商贸活动，埃及人对其书写体系也进行改进。普萨美提克一世统治期间的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世俗体埃及语，形态上比铭刻体埃及语和祭司体埃及语更为简洁，书写速度更快，便于记录进出口商品的清单、账目等。
19世纪末，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发掘出瑙克拉提斯城的遗址，并在城中发现古代希腊城邦的银币。事实上，直到第二十六王朝时期，埃及人仍未使用金属铸币，交易模式多采用以物易物。然而支付希腊雇佣军费用时，需要使用希腊货币进行结算。因此，埃及必须换取此类货币用以偿付军费，银币也随之开始流入埃及。
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交往日益密切，埃及与希腊城邦都希望进一步发展双边往来，进而形成更为稳固的政治同盟。普萨美提克一世继位后不久就与希腊城邦吕底亚结成政治同盟，并且在它的帮助下摆脱新亚述帝国的控制。在他之后的几位国王也都保持了与希腊城邦的联盟。
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在昔兰尼建立殖民地，并逐渐发展壮大，与当地利比亚人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公元前571年，昔兰尼城内的利比亚人与希腊殖民者发生冲突，向埃及国王阿皮瑞斯寻求军事援助。阿皮瑞斯希望借此机会打压希腊势力，同时宣扬埃及国威，因此他出征昔兰尼帮助利比亚人反抗希腊人。但是这次出征不仅没有击败希腊人，还引起埃及国内希腊人的不满，进而导致叛乱。埃及将军阿玛西斯在希腊人的拥护下推翻阿皮瑞斯的统治，成为新一任国王。
阿玛西斯即位后便倚仗希腊人肃清阿皮瑞斯的残余势力，并且向希腊城邦表示继续交好。他采用“礼物外交”“政治联姻”等方式与希腊人结成同盟，如曾向萨莫斯的赫拉神庙赠送木雕作为礼物，以表达结成同盟的意愿。此外，他还向昔兰尼、罗德岛的林多斯、斯巴达和德尔斐赠送贵重的礼物，以表达相似的意愿。不仅如此，阿玛西斯还迎娶昔兰尼城一位名叫拉狄凯的希腊女子为妻，以此强化埃及与昔兰尼之间的关系。
综上，公元前7世纪中期后，埃及在对外交往方面从传统上的大陆政策转为向地中海、爱琴海地区发展，实现了由陆地到海洋的转向。尽管转向海洋后的第二十六王朝在东地中海世界重新获取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好景不长，一个强大的势力在伊朗高原崛起，这就是波斯帝国。公元前525年波斯征服埃及，中断了埃及向海图强的对外政策，埃及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产粮行省。接着，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后埃及彻底卷入希腊化世界，埃及对外政策的海洋转向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马一舟，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