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以来，在A省“电视二台”播出的一档社会新闻里，几乎每周都会出现一个类似的新闻事件：某人为了表达某个诉求或实现某个愿望（比如讨要工钱），不惜爬上数十米甚至上百米高的楼顶或塔吊，以死相逼，险象环生，引来众人驻足观看，各路媒体也竞相报道。在这样的情势面前，警察机构只好积极寻求营救的办法；负有责任的另一方当事者迫于各种压力，只好对诉求者做出某些让步或承诺。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多数以死相逼者在得到了对方的保证之后，放弃了死亡的企图，重新返回到安全地带；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在徘徊犹豫多时之后，还是选择了从高处跌下，他们抛弃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也给社会公众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这种新闻出现一两次也就罢了，但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落里，在同一个城市，类似的事件反反复复地发生，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沉思的失范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我猜测，电视台对于类似事件的反复报道，大概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它也许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向公众传达了这样一种暗示：通过以死相逼的方式，有助于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有助于实现某种诉求，有助于达致某种正义。一些人是否在这样的暗示之下，走上了一条以死相逼的不归路？
虽然电视台反复播出的这类事件可能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我依然相信，这个因素是非常次要的。人们之所以爬到危险的高处以死相逼，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觉得，已经找不到维护权利、伸张正义的其他方式了，他们感到已经别无选择了；维护权利、实现正义是需要成本的，他们除了自己的生命，大概已经无力支付另外的成本了。
按照法律人的思维习惯，诉讼是维护权利、实现正义的基本途径，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高昂的诉讼费用、“赢了官司输了钱”的风险、“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现实状况，使得很多“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人在诉讼之路面前望而却步。当下，各路浩浩荡荡地奔赴省城、奔赴京城的信访潮流，其实已经折射出诉讼之路的无效与无奈。然而，通过诉讼尚不能求得的正义，能够转而寄希望于信访吗？事实上，较之于诉讼的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信访之路无疑更为艰辛、漫长、曲折，同时也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实性。当然，在一些学者看来，除了诉讼和信访，还有和解、调解、仲裁等等之类的纠纷解决机制或正义实现方式，但是，这些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方式对于——比如说——讨要工钱者来说，能够产生的“实际意义”事实上是非常微弱的。
于是，一些人在反复权衡之后，只好冒着死亡的代价，直接诉诸社会，诉诸舆论，诉诸人的良心、良知、良能，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来实现他们所期待的正义。从这个意义上看，通过以死相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来实现某种正义，既表明了诉求者无路可走的绝望心态，同时更加清晰地烛照出各种正式的权利救济方式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它们在救济弱者、维护权利、保障正义方面，还没有承担起应有的功能。
我相信，实现正义的道路肯定有多条，但是，自杀式的死亡之路绝不可能通向正义，毋宁说，它是对某种非正义的抗议和控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