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放在一起思考与研究：一个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一个是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作为国家综合竞争力最高象征的“城市群”概念。在“十一五”规划的文本中，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关切态度与未来发展方向，前者是“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而后者的主旨在于，“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并明确要求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由于人力、资源、财力与发展空间的有限性，在“新农村”与“城市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与竞争。这是因为，建设新农村意味着要将政策与资金更多地投向农业地区，这势必要削减与压缩中国城市的资源与发展空间，使城市群的进一步扩展与升级受到影响；而另一方面，发展城市群则意味着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与城市密集区的发展水平，这在客观上只有从乡村、城镇吸收更多的人力与资本，才能实现。而且可以相信，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进行与城市群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这两者对资源的需求以及对发展空间的争夺会变得日趋激烈，使城乡固有的矛盾与不平衡进一步升级。这是中国城乡在都市化背景下面临的新的挑战与机遇。
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巨大、城市化水平低而升值迅猛，农业人口在短时期内向城市，特别是向大城市的迅速与高密度集中，正在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的第一种冲突是以人口迁移模式变迁为核心而全面展开的。按照社会学的一般观点，城市化的基本内涵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迁移。都市化进程作为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其对农业地区与社会的一般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化速度加快、程度加剧，使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迁移到城市地区，这往往导致比传统城市化进程更为严重的“城市化过度”问题；二是人口迁移集中于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际首位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使这些大城市的“首位率”迅速飙升，并由于无法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而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由于农业人口规模巨大、城市化水平起点低等中国国情，在异常迅猛的都市化进程中，无论是积重难返的传统农村社会，还是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发展的都市密集区，都已经显示出不堪重负、疲于奔命的危险迹象。
按照一般的看法，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点是城市化起点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化水平只有10.6％，当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是29％，欧美等发达国家已超过60％。加上长期以来限制城市发展的各种政策，直到1978年中国步入新时期，其城市化率仍低于18％，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几年中，这个进程仍然步履蹒跚，199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上升为18.9％。与此同时，西方城市化最发达的国家与地区的城市化率已超过了90％。这是中国在步入都市化时代之前积累的主要家底。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仅是城市化水平低，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只要能够选择一种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之路，经历100年或200年的持续发展，最终仍会使中国的农村与农业地区问题获得比较圆满的解决。也就是说，如果人口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可以同步协调进行，就不会出现像目前我们遭遇的如此复杂、难以承受的压力与困境。这也是传统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点，城市化当然要对农村与农业地区产生重要影响，但在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总量与流动规模有限、流动频率低，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均衡，城市规模的扩张比较缓慢等原因，所以它恰好在城乡之间保持了一种相对适度的张力与平衡，这既是传统社会发展比较缓慢的原因，同时也是其稳定有序的根源。但都市化进程使这一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一方面表现为城市数量增加与规模扩张的严重失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农业人口迅速地在城市，特别是数量有限的大城市的高度集聚，这两种不利因素的共同影响，使自然资源与城市环境陷入了过度透支与全面危机中。如社会学家曾指出：“西欧和美国进行城市化时，本国人口是相当稀少的，工业化和对自然资源利用的速度达到了足以维持新增人口和原有人口生计的水平。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医疗水平的提高，食物生产工艺发展，加上国际援助，人口增长速度太快，经济增长的大头被新增人口吃光了，而全世界农村地区仍有几亿人食不果腹，不得不迁居城市，这种过度的人口迁居更加剧了城市化过度和城市人口过度集中问题。”城市化过度“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城市发展速度太快，其服务行业、就业、公用设施均落在后面，结果，大量城市人口拥挤不堪，生活贫困、环境恶劣”。这是每一个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都会遭遇的困境。如19世纪末的英国，“城市人口增加到总人口的72％。在主要城市里，人民大众生活极端贫困。在伦敦，全市人口的六分之一生活极其凄惨，属于赤贫阶层。很多人的住房没有水，没有光线，甚至没有玻璃窗。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得惊人”。如印度的加尔各答，“成千上万人白天踟蹰于加尔各答街头，从垃圾中寻食、乞讨求生；晚间沿街而卧，因饥饿而丧生。早晨车载尸首，运出城去。……加尔各答都市区过剩人口八百万，其中三万云集城中。几万人住在街上，吃在街上，睡在街上，工作也在街上”。在都市化进程中，有限的大都市与城市群成为农业人口大规模流动与迁移的主要空间，其所产生与导致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也远比普通的城市化进程严重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也可将之称作“都市化过度”。也可以说，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城市化过度”问题，已成为当今都市化进程的最直接的表征与最基本的特点。
对于中国而言，规模巨大的农业人口与相对低下的城市化水平，使其在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过度化问题更加严重。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在千年之交的2000年——这一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6.0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两项指标表明中国城市化开始驶上快车道——踏入了自己的都市化征程。这给中国城市带来超常规发展的同时，也使城市化过度的问题更加严重地暴露出来。具体说来，在城市化率上，中国城市化水平在2000年是36.09％，到2005年底达到42.99％，平均增长值接近1.4个百分点，意味着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有14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但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中国农业人口仍是杯水车薪，目前农村绝对过剩的劳动力至少有1.5亿。同时，由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居高不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已有大量的农业人口成为城镇居民，但农业生产单位依然从2.2亿农产上升为2.5亿。从城市化进程的未来发展看，形势更不容乐观。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在未来20年内，中国仍将有三亿左右农民要进入城市，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在人类历史上既史无前例，也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以“城市群”为中心的中国都市化进程，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到来的。由于都市化进程直接影响或改变了农业人口的流动方向，必然使已超负荷运转的中国大城市进入更加艰难的时期。从人口迁移上看，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城市人口已累计增长了2.27倍，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正在接近1∶1。但未来的任务却并不因此而有较大的好转，据《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研究院宏观经济课题组的《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周期研究报告》，中国正在迎来第四个城市人口快速增长阶段。该报告还预测，到2025年中国城市人口将接近10亿。这是中国城市在数量上急剧增长、在规模上超常发展，甚至有失控之虞的根源。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文明水准、就业机会、社会服务等相对发达，大城市与城市群迅速成为“人人向往的地方”，这意味着都市化过度的种种问题将变得更为严重。这些问题在第三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有人口超级大国之称的中国更是如此。据建设部2005年发布的城建数据，从1978年至2003年，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以浙江省为例，其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在“十五”期间由2个上升到6个。在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也是如此，像东莞、深圳等城市人口都已迅速接近特大城市的标准。而最值得关注与忧虑的是，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据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的预测，到201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达到125个左右，其中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达到50个左右。这完全符合都市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的规律与特征。
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异军突起，对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与竞争力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作为农业、城镇、中小城市人口高度聚集的结果，它也迅速抬升了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首位率。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首位率过高，意味着将更大的负担压在大城市与城市群上，使本就处于超负荷运转的大城市与城市群遭遇更加严重的发展危机。在中国每个大城市或城市密集区，都普遍存在着交通拥挤、居住密度增大、就业竞争激烈，以及在城市建设上“计划赶不上变化”等“城市病”。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大城市自身的增长与发展，也间接影响到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发展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其次，与城市化进程不同，都市化的一个主要对象是低层次的城市化地区，具体说来是对聚集于城镇、中小城市的人口与资源的进一步集中。而由于总体资源的有限性，大城市与城市群在规模与发展程度上的提高，势必在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源上进一步压缩城镇、中小城市的发展空间，使两种城市化地区固有的竞争与矛盾关系继续升级。以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小城镇发展为例，自1978年至2000年，全国小城镇的数量从2176座增加到20312座，现有小城镇有近90％是在1978年之后增设的，年平均增设820多座，它们吸纳了大量农业人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在都市化进程中，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发展机遇与空间受到极大的压缩，而它们发展的放慢或停滞，则直接影响到与之关系密切的广大农村地区，使固有的区域不平衡、城乡差距变得更加严重。这也是一些中国学者反对大城市战略的根本原因。再次，则是城市化的遗留问题与都市化带来的新问题。如农村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与城市相对贫困人口数量的加大。以前者为例，截至2005年底，按照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如果说，农村贫困人口属于城市化的遗留问题，那么，城市贫困人口则是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问题。城市化加速是都市化进程的重要特征，中国城市化率在1990年是18.9％，至2002年迅速上升为39.1％，这是可喜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城市与城市以及城市内部在许多方面严重的两极分化，据2003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提供的数据，与这个城市化率同步出现的是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从13000万上升到19300万人。这两方面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中国城市群发展面临的新现实问题。
人口问题的背后是政治。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农民问题一直最大的政治问题。农业人口在都市化进程中向大城市与城市群的大规模迁移，不仅激化或加重了中国社会固有的各种现实问题与矛盾，同时也产生了只有在都市化进程中才会出现的许多新矛盾与新问题。以农业人口迁移模式为核心的都市化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与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矛盾，是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切与认真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都市化进程对中国农村的负面影响既直接又重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未免过于悲观，因为这同时也给中国农村带来了跨越式发展的现实契机。由于正是都市化进程使人类社会的高端结构与其下层基础发生了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系，所以两者之间除了直接的矛盾与利害冲突，也有更深的相互依赖与共同发展的关系。都市化进程在加剧农村与城市在人口迁移等固有矛盾的同时，也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平面上综合解决城乡之间的紧张与危机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先进的实践框架。
具体到中国农业人口迁移问题，在都市化进程中大城市与城市群的迅速发展，本身就为促进中国人口的结构性转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按照《牛津地理学词典》对都市群下的定义：“任何超过1000万居民的众多中心、多城市、城市区域，通常由低密度的定居和复杂的经济专门化网络所支配。”即都市群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可以汇聚大量的人口，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首位城市表现得十分明显，如纽约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7％、东京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巴黎占法国总人口的比例更是高达23％。尽管中国的大城市与之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如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尚不足1.3％，但它们本身已成为吸收庞大中国农业人口的主要空间。从实际发展看，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各级城市均快速增长的势头。
不仅是数量上有很大增长，在农民与大城市联系日益密切的过程中，他们自身的素质与发展质量也得到极大的提升。如果说都市化进程的负面影响是大城市吸引了更多的农村生产力，如调查显示，农民工的流向以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为主，那么其积极影响则可相应描述为，正是在大城市这个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来自偏远乡村的农民获得了更好的锻炼与实践机会，并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找到了真正面向未来的参照系。如农村青年进城打工，不仅学到了技术，积累了生存与发展的第一笔资金，同时也学会了经商与管理等现代竞争技术，并在更深的意义上改变了生活观念，提高了应对文明社会的能力，使其乡土型的生命本质力量获得更为全面的发展。在国务院研究室《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提出的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就是农民在都市社会中要求升级换代的目标与愿望的直接流露。在经历了都市化风雨的洗礼后，他们即使回到乡村，也仍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与中坚力量。尽管他们在“昨日入城市”的过程中，有痛苦、屈辱与压迫，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与牺牲，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发育出的现代生命机能，也是无法否认的。在都市化背景下，农村不可能脱离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去谋求独立与发展，作为城市更高空间形态的城市群的发展规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未来大规模的中国农民现代化提供了真实的空间与现实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