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三农”事业的发展有一个很明显特征，就是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请您大概帮我们回顾一下这一阶段性、历史性的成就。

贾康：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主要靠农业做支撑。回顾70年历史，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70年中间，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怎样和整个社会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发展，有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

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形成了一种城乡分制的格局。改革开放以后，要改变这一格局，要弥合二元经济。现在总体要求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型的高质量的发展。

在发展成就方面，从现有的一些基本指标来看，还是基本令人满意的。城镇化进程，必然带来农村人口的迁徙。如果按照常住人口来看，农村人口已占少数，大概40%出头；但有一个挑战性的问题，从户籍人口来看，城市的户籍人口也只占43%，大多数人仍然是农村户籍。那么就出现几亿人口已经进城成为常住居民，但还没有取得城市户籍，这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在未来几十年里，还会不断有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要让他们顺利地成为市民，得到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而在“三农”概念之下，农业、农村、农民怎么样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融入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要处理发展中的矛盾，要与改革开放市场化、国际化以及高科技化、信息化等等这些发展潮流结合在一起，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水平的解决方案。

记者：

咱们刚才说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社会各界都在探索，都有研究，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一个让我们满意的答案。

贾康：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城乡分制二元经济特征仍然相当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如说学有所教，讲的是教育；病有所医，讲的是医疗；住有所居，讲的是住房；老有所养，讲的是养老。这些事情上，我们要下大功夫去进一步解决。

从教育来看，虽然中国总体来说，是实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但是在教育质量上，城乡之间差异还是比较悬殊的。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他们的子女怎么样能够得到均等化的义务教育，实现质量方面均等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教学质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定是质量上要趋向于均等。还是要承认，明显有可观察到的城乡差异。只能是循序渐进去减少这个差距。

这些年在新农合的基础之上，还要推行大病统筹，进一步提高养老水平，要在农村做到全覆盖，但跟城市比，标准上存在差异。

住房的情况，农村从人均住宅面积来看，看起来指标还不错，但实际上还有一些地方是危房，需要改造。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进一步优化解决“三农”问题时，要特别注重抓住怎么样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中国广大农村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切实提高起来。

记者：

原来我们也提出过新型城镇化战略，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要让农民大量地迁徙到城市，给他们解决户籍。现在的乡村振兴战略，侧重点是不是在于把生产要素引入到农村？

贾康：

乡村振兴，在我的理解上，比过去说的农村发展，含义可能要更开阔一些。乡村的振兴，包括一些特色小镇，城乡融合在一起的新区的建设，都属于乡村振兴的大概念。

乡村振兴过程中，在某些特定的区域里，要有一种好的机制，把巨量的资源在较短的时间投下去，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换代。这种振兴，它如果是对接到未来的城乡一体化，是要把农村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比较快地提高到和城镇区域接近一体化的水平上。这里边还要有农村产业的升级和新的产业的导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之下，有效的市场再加上政府的结合，把各种要素的流动性提升起来后，真正调动多种要素的潜力和活力。

乡村振兴概念，在十九大以后越来越受重视。接着就一定要在中国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特定场景之下，把它处理为一个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河北、山西、东北，再到西部一些民族边远地区，都要乡村振兴，但绝对不可能用模式到处去套，都得定制化地去解决。

这里最典型的一个创新概念叫做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是在较短的时间段投入大量资金，更多地从政府之外去筹集。政府手上有的钱是有限的，它主要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PPP的特点是可以把超过政府资金多少倍的社会资本、民间资本、企业可动用的资本力量，甚至包括国外的外资，作为政府引入的引资钱的作用，我们称之为乘数效应、放大效应。PPP，它在预算管理上往往表现为我们规范化所称的“可行性缺口补贴”，一个整体可行性的开发方案，特色小镇也好，村区域的新区建设也好，政府的钱是一个缺口补贴，调动是整个盘子。接着就得说有了资金的支持，融资模式创新后跟着的是可贵的管理模式的创新，它把政府企业还有专业机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1+1+1大于三的绩效提升机制。PPP一般的特点是，项目时间段很长，而且里边要有称为O的运营期，比如说BOT 、TOT 、ROT，O指的都是Operation。是一种运营的概念，它在运营期间，主体是有管理相对优势的社会资本方——企业来做运营。这样一来，让企业、专业团队来做，他们的相对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来促进乡村发展。

所以我们很看重在乡村执行过程中间，特色小镇建设、产业新区的建设，要积极地考虑用PPP创新的机制来做。

记者：

目前宏观经济换挡，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您看乡村振兴、“三农”发展，分量是不是越来越足了？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判断，还是短期的效果？

贾康：

我觉得可能要这么理解，不能只看第一产业，或者“农”字号的产业成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里的比重。从比重来说，它趋势是下降的，无可讳言，但并不意味着它的重要性下降，它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在以后的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始终存在。它会更有机地要求，更健康合理地和其他产业部分结合互动。仍然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它会更多地跟工业，跟第三产业有机融合。比如说农业发展跟金融界，农业发展和社会事业，农业未来的发展怎么样更好地跟政府资金的支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入更合一的状态。大前提是充分肯定“三农”的重要性，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地位。

三大产业里边第一产业的比重是在降低，这个道理其实也可以用到工业的比重。现在总体来说，它也是远远落后于第三产业服务业的上升幅度的。从全局来看，到一定时候，工业的比重它会停滞甚至下降，在某些区域现在已经出现工业比重下降的情况，不能反过来说工业就不重要，它就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现有的经验表明，第三产业还有相当大的比重提高的空间，这些第三产业又对应到农业的基础作用、工业的支撑作用、信息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服务业是直接在末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会更充分地、多样化地发展起来，但服务业发展同样是在农业基础之上。在前面这些产业，有机地互动结合和支持之下，整个的国民经济在优化结构的情况下，争取可持续发展、健康发展。

记者：

近几年，我们提出来新型城镇化战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一系列高度和“三农”相关的政策。在您看来，您心里是不是有一种图景？有没有什么时间表？

贾康：

总体来说，按照中央十九大提出的新的“两步走”的要求，2035年要基本建成现代化。现在到2020年，还剩下一年多的时间，有一个没有多少悬念的目标，就是要达到全面小康，农村区域的贫困人口，在“十三五”开始时有大概7000万，到2020年都要脱贫。这是一个最接近我们的节点目标，时间表上看这一个，没有多少悬念了。

再往下，中国有一个历史性的考验，2020年再往前看十年，2030年左右，能不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均的GDP现在是9000美元出头，那时候一定要走到13000美元以上，才能够坐稳高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按照我们前些年发展的速率似乎不成问题，但要注意到这些年，我们的增长速度是一降再降，现在已经降到6.2%，但不能让它老是往下走，要稳在一个新常态，由新入常的状态。

在外部的贸易摩擦升级情况下，我们还在努力争取消化掉不良的因素，稳在由新入常这个平台上。需要农业和其他的产业一起，形成由新入常转换的支撑力。新的动力就跟新型城镇化，跟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的结构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稳在中高速上，最好能够达到6%左右，这样十年时间，够我们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了。

按照世界银行现在的标准，要达到12000美元以上才算稳住，才能坐稳这把交易，而世界银行每隔一段时间要调高门槛，所以我说十年以后，我们一定要努力达到13000，坐稳高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

按中央的要求，2035年要基本建成现代化，基本建成现代化，不能把农村撇出去，一定是中国的城乡一起基本建成现代化。如果达到这样一个愿景，再有15年左右的时间，按中央的具体说法是，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按邓小平的说法是下世纪中叶，我们要建成现代化强国。从时间表上来看，是相当紧迫的。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新旧动能转换中间，有很多挑战性的问题，新的动能支撑着我们能够有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个统计现象，大半个世纪走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再往上走的成功率是极低的，只有10%，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经济体走到这个阶段，都不能如愿地继续再往上走了，前面的发展势头会突然失去，很多的经济社会矛盾搅和在一起，发展失速以后就好像落入一个陷阱。而进入这个陷阱以后常常一蹶不振，可能好几十年出不来。

中国一定要在这方面，通过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高质量的工业化、信息化，一起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

贾老师，我们最近观察到您对供给这个问题研究比较多？

贾康：

对，我们要谈谈这个事了。咱们先得看看在“农”的概念之下，供给侧的要素，它有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和我们在这方面要抓住什么样的优化要领。

供给侧五大要素，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还有科技成果应用和制度。

在中国农村过去劳动力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感受到，劳动力有巨大的剩余，几乎无限供给，有很多人要寻求自己更广阔的人生空间，考虑要到城镇去讨生活。当然很遗憾，进城这么多人，现在往往还顶着农民工的帽子，人家跟农业已经无关了，有的在城镇已经定居了，常住人口概念之下，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仍然没有取得户籍，最典型就是北上广深，这种人还为数相当多。这个要素怎么样更优化？这是咱们一开始提到的弥合城乡二元经济以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越来越多的让进城的农民真正按照市民化来对标，这就是配套改革，提高供给侧的整个供给体系质量，越来越顺当便捷地让农民取得市民身份。劳动力要素一方面要流动，另外一方面，毕竟还有一些人要在农村继续务农，这就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劳动要素，怎么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培训，需要方方面面支持，包括财政支持。

再有就是自然资源，农村的自然资源首先是地皮，基本农田要有一个红线。肯定得有一个基本农田保障，这是粮食安全托底的事情，怎么样在保证基本农田能够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同时又能让它合理化，这里有很多的问题要做。城乡结合部原来的熟田越来越多，不得已要占掉，成为城区。那么远离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可开垦的农田有限，能不能够把它集约利用？

第三就是资金资本，农村的发展，按照现在对接市场化来说，资金在很多情况下是资本属性，要用资本来运作，当然首先财政支持某些并不是资本的资金，有一个怎么样高效使用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财政要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对于城镇稳定粮价和农产品价格的这些市场状态要给予补贴，这个补贴就称为农产品价格补贴。收购价提高，市场销售价不变，中间形成的倒挂，以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方式把它处理掉。这样一边稳定城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一边是让农民得实惠，那么这就自然带来一个什么问题，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有没有这么多钱，不断地往里边砸进去？还要注意想方设法理顺比价关系，不能靠大量的补贴，年复一年这样去运行。以后财政资金怎么样运用，除了补贴要合理化之外，还有一个正面投入的支农资金怎么合理化的问题。支农资金的合理化有很多可讨论，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农业投入的专项资金，以后碎片化了，就又提到资金能不能够整合，这么多年来谈整合的声音不绝于耳。进步有，但是还不能令人满意。这样把资金整合起来以后，内在的潜力更好地调动出来。资本就是要在对接到市场概念上来理解。在农村和乡村区域使用的这些资金，如果按在商言商的定位来说，就一定要投入以后取得回报，它不像财政资金，财政资金可以不考虑回报问题，只要符合政策纳入预算，支出了就支出了，补贴了就补贴了。但是资本在农村区域的开发，它一定要回报，没有回报，它是不可能做这个事的。有些企业想做风投、创投、天使投资的，不适合做乡村振兴的PPP，他讲的是快进快出取得超额利润，但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另外一些资本它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间，支持“三农”过程中，仍然是在商言商，进来以后愿意接受一下锁定30年甚至50年，他自己认为可接受回报的水平，这个事就做成了。当然这里边法制化的保障条件，阳光化的运行制度，防止各种不正之风的破坏干扰，还有专业化的智力支持都不可缺少，这叫PPP的规范化，所以这是一篇大文章。

还有两大要素，一个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的应用，农村如果从种田来说，运用良种，化肥和有机肥怎么样结合使用，合理的使用农药等等，以后可能还有休耕轮作等等这种技术指导，这都是使农业更好发展的科技因素的作用。

第五大要素，农村的改革，农村改革的升级发展。现在农村在高质量发展情况之下，从土地制度怎么样对接全国统一市场的改革，现在还在努力去做，确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等都是改革的内容，在农村经济组织的形态上，未来有一系列改革的任务，继续适用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可能。在有些区域，现在可以更积极地考虑，规模化经营里的互助合作组织，甚至是农场，甚至是更升级的一些农村区域带有企业化特征的组织形态，都可以在未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去跟踪和及时总结经验，推进多样化的农村区域供给侧要素，调动潜力，合理地提高他们的流动性，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记者：

这篇文章是比较大的，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贾老师讲得挺透的。您对“三农”有什么样的憧憬或者寄语？

贾康：

我在过去的人生道路上，有农村的体验。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到湖北干校，到湖北干校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在农村读书。对于中国农村的情况，基层和草根层面，我确实有感性认识。这些年做理论政策研究过程中，我也时不时回想。你必须承认，那时候的农村区域的情况相当落后，这些年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在不断改观。但是你要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愿景来看，未来要进一步提高“三农”概念之下的现代化水平，以及“三农”和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打通的中国现代化的水平，这里边用得着十九大强调的一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伟大民族复兴新的两步走，要到中国梦梦想成真的这个时点来看，也就是30年。这30年它的挑战性，跟前面一二百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现代史一路积贫积弱，然后寻求民族振兴的挑战性至少是在一个数量级上，我们要充分地重视。农村在发展的成就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现代化愿景，我自己感觉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突破过去思想上的束缚。中国的农村是在整个统一市场之内的，是农业和工业、服务业，整个国民经济有机结合的，必须冲破过去的思维定势，把农村的发展、农村的振兴放在统一市场里，放在拥抱全球化的视野里边，放在以后中国农产品要越来越多地加入全球竞争的事业里，来考虑它高质量的发展。

现在贸易摩擦升级以后，客观上逼着我们更多地考虑，中国的农产品要更适应未来，越来越带有与狼共舞特色。贸易互通有无的旁边，还有种种相互出手等等因素。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还有“三农”概念之下的乡村振兴、长期发展，就得经受这种考验。

未来的30年，要把中国农村的发展，坚定不移地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以及民主化、法制化打通，这是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世界潮流。中国的农村要加入进去，农村改革以及现在还在推进、跟农村改革相关的这种配套改革，村级的自治、民主机制、财政预算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都要发展，不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管理怎么样现代化，在农村区域也要通盘处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更愿意把农村的发展和整个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拥抱全球化的这种振兴，打通在一起来理解。以后农村的发展和其他方方面的发展，要看作一个系统工程。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以农村继续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支撑作用之下，农村更好的“三农”概念之下，拥抱统一市场和拥抱全球化的一个现代化进程。

记者：

非常感谢贾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三农”的事，有没有对我们栏目的要求，或者希望？

贾康：

我借这个机会，祝愿咱们《三农大家谈》栏目，在中国人民美好生活不断得到实现的过程中，继续贡献积极作用。另外也把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通过我们栏目的积极作用，更好地结合到整个现代化梦想成真的历史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