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而乡村产业要兴旺，就当下的情势看，必须大力实施以构建绿色安全、优质高效的产业体系为导向，以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坚实产业支撑为目标的产业变革。随着人们认识的演进，“产业”一词的概念已经由物质部门扩展到非物质部门，它是指从事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部门或行业。产业变革是指产业的经营管理者主动对产业原有状态进行改变，以适应产业内外环境的变化，并以某一目标或者某一愿景为导向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中国农业正处于一二三产全面融合，产业体系全面创新的历史阶段，亟需跨界互渗，重塑结构，再造动能，提升价值，变革产业。产业变革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多维度、多内容的系统工程，结合乡村产业的特点，其内涵大体可以概括为六条链的变革。

变革产业链。农业产业包括农、林、牧、渔等，涉及国民经济行业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多个产业部门，而且农业产业链链条长、覆盖范围广。当前在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只重视第一产业，以生产环节为主，为市场提供初级农业产品的传统农业思维尚未打破，“东西少了办法多，东西多了办法少”的格局套路在长期与“不足”作斗争中形成定势，缺乏像发达国家那样长期与“过剩”作斗争的经验。农业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农业产业链存在发展水平低、产业链环链简单、发展布局不平衡以及可持续能力薄弱等问题。在向农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变革产业链是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从农业产业链延长的方向上看，分为向前延长，如种子的研发、生产资料的提供等；增加中间环节，如生产过程的社会化服务、农机的智能化等；向后延长，如加工、设计、储藏、包装、运输、销售等。主要目标就在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加工程度。从产业链的结构上看，应将农业产业链中各个环链有机结合，跨界叠加，互融互渗，加强各个生产环节的合作与衔接，整合物流、信息、价值等产业链形态要素，整合经营主体，尤其应在一定区域内着力打造能左右一个产业的产业链链主，以其为龙头，培植能够带动一方经济的主导产业。从产业链的品质上看，增加科技含量是根本。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例，其不仅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在此方面的差距还十分显著。一些食品加工技术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风味的体现还有较大差距，如中餐烹调、手工水饺等，机器尚无法做到人工水平。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认为，我国农机装备水平与国外比还相差30年，智能化高端农机在农机总规模中占比不足10%，且主要依靠进口。要增加农业产业链科技含量，整体提升现代化水平和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农业科技的创新和应用任重道远。

变革生态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农产品的绿色有机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农业生产活动中对开发对象的利用是变革生态链的主要方式。农业产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主要表现为忽视微生物的作用，农业生产活动开发对象只重视植物动物。被美国农民视为农业的“圣经”的《四千年农夫》一书，讲述的就是中国、日本、朝鲜东亚三国可持续农业的经验。生态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被美国农民奉为“农业圣经”，而当下中国却要坚持学习连美国农民都认为过时了的所谓现代农业生产模式。这种理念已经泛滥到学术界、政策界等主流社会。自100多年前石油农业诞生以来，世界农业正遭遇生态环境恶化和食品安全失控的“双重负外部性”侵袭，近几十年来，中国尤甚。石油农业的最大危害就是斩断了传统农业植物、动物、微生物三物构建的生态循环链条，让微生物无处栖身，导致动植物残渣废料、包括人畜粪便不能分解还原为下一次循环生产的能量。

变革农业生态链，关键就在于改变只重开发植物、动物的“二物思维”，树立“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开发的“三物思维”。通过微生物分解还原，从根本上改变土壤性状，从而生产出绿色生态的有机产品。利用现代高新科技开发微生物已经形成六大领域，即微生物饲料、微生物肥料、微生物能源燃料、微生物食品、微生物药品和微生物清洁剂等。当前这些领域的产品技术研发较为成熟，但是其被社会应用的广度却较低，究其原因这和公众对微生物开发利用的认知度较低有关。因此，农业生态链变革首先需要公众实现农业“二物”思维向“三物”思维认知的转变，这一转变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在全社会营造浓厚氛围，让社会成员形成共识。其次应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大力推广六大领域的技术应用。靠石油农业发达的美国农业，今天生物肥的施用量已占50%多，而我国仅占10%左右。再次要进一步处理好农业产业发展和环境的关系，解决农业污染问题，让放错地方的废弃物变成循环农业的新能量。

变革供应链。农业供应链是指以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为始点，以农产品最终消费为终点的物流有效配置和科学流动，使产、加、供、储、运、销等环节有机衔接，并与市场之间形成符合需要的系统优化运转状态。它能够缩短需求响应时间和市场变化时间，大大降低需求预测偏差，改善送货可靠性和客户服务，有效降低成本，增加库存周转率，强化竞争优势。它既关注上游流入要素的最佳配置，又关注下游流出要素的最佳配置，是将物质流动过程综合化、系统化、整体化进行统筹谋划、协调运作的量化管理模式，具有科学利用资源、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等特征。

我国农业供应链尚处于起步阶段，环链之间衔接松散，流通环节过多过滥，物流不畅，流通成本过高，基础设施不配套，标准化水平低，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滞后等诸多问题，均需要下大工夫解决。从宏观战略层面看，新冠肺炎疫情在短短两个月里蔓延到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全球化”的速度比人类经济全球化速度不知道快多少倍，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无可估量。例如，全球有超过120万海员在65000艘船舶上完成世界贸易总量80%-90%的运输，一旦海运中断，世界上将有一半人挨饿、一半人受冻。这次疫情使数万艘船舶长时间滞留海上不能靠岸，全球供应链大受影响。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必须重新考虑供应链的战略布局，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路子。不然一张包装纸断货，就有可能逼停一条生产线；一个集装箱迟到，就可能使一个企业破产。就国际层面而言，应建立多源头、多渠道的海外农产品供应体系，通过直接投资、并购、共同开发或援建等方式，在重点国家和地区布局生产、加工、储运等供应链体系建设，提高进口农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提升国家对全球农产品供应链的掌控能力和重要节点的主动权。就国内层面看，农业供应链变革应以规模化、区域化、本地化、城乡一体化为发展导向。农业供应链规模化发展要求农产品产地化、地标性产品结构规模化，“小生产大市场”的趋势逐步通过并购或更大规模的产业企业合并，形成更大产量更大规模的供应系统产业。

农业供应链区域化发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方面，它要求农业产业重视区域内自身供应链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农业供应链的本地化是节本增效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人口稠密的东中部地区尤其适用。日本自2000年前后政府就推广以“食育”为核心的农产品“地产地销”理念。美国一些地方市民在疫情期间遭遇供应链断裂购物难后，自发联络农民开展农产品本地化运动，这些都说明本地化正在普遍兴起。农业供应链的城乡一体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应通过城乡市场一体整合、产业合理分工、要素自由流动等方式，克服城乡“两张皮”的顽疾。应推广山西建设成熟商圈，培育带动性强的品牌连锁便利企业，实施“邮政在乡”，升级“快递下乡”等做法和经验。

变革组织链。以何种方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引领农民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从全球视野看，比较成功的路子有两条，一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人少地多的西方“大农”，主要以各种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早在100多年的1815年和1841年，美国就分别在纽约州和威斯康星州建立了两个奶牛合作社。1922年美国国会通过被誉为“合作化大宪章”的《帕尔·沃尔斯太德法》，促进农业合作社飞速发展。目前，美国230多万个农场主基本都参加多个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在众多专业合作组织的引领下，西方“大农”得以互惠互助、适应市场、紧跟现代化的步伐。另一条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人多地少的东亚“小农”，主要以综合性的农协实现农民的组织化。

1947年日本就制定了农协法，然后成立日本农协，包揽农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事务。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农协已经发展成可以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的“压力团体”，为农民争取了很多优惠政策，日本农业也在这一组织的作用下，成为“小农”实现现代化的典范。但是这两条道路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西方大农耕种着几千上万甚至几万亩土地，实力雄厚，有条件参加各类专业合作组织，而中国是小农户经营，一家耕种着十来亩土地，需要从事土地之外的兼业才能发展，如参加众多的农业专业组织，代价太大，影响兼业，不划算。由于政治制度、历史背景、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东亚的农协道路目前在我国也难以走通。因此，中国必须立足国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农民步入现代化的第三条道路，即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大力培育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组织体系，带领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当下被边缘化了的供销合作社就是这样一个组织架构，具有这样的功能。几乎与共和国同时成长的供销合作社，计划经济时代在农村曾经一统天下，只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没能与时俱进，才开始萎缩凋零。就供销合作社的功能看，它不是政府的政府，不是市场的市场，不是社会的社会。它戴着政府的“红帽子”，可以代替政府实施有关农村政策；它可代替市场，构建一个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市场体系，有些产品独家经营；它可以代替社会组织，帮助农民互助合作并实现与政府、与市场的合作。

变革组织链，就是彻底变革供销合作社的“异化现象”，恢复其引领农民合作的本质属性，充分发挥其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优势。这是2.3亿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有机衔接的关键点，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头戏，也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大文章。农村集体经济有纵横两条线，即以村镇为单位的社区型横向系统和以乡镇、县区、市、省、国家为单位的层级型纵向系统，中央设立纵向系统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初衷就在于能让其利用自身的市场、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带起横向系统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千家万户的小农户。计划经济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这一作用的发挥比较充分，市场经济背景下，则需要重塑理念、创新思维，抓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契机，积极投身经营制度改革，利用自身得天独厚的市场、资金、人才等优势，下沉到村到户，与各类经济主体合作，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村基层组织合作，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户与集体共同步入农业现代化的新途径。

变革知识链。这是一个知识爆炸、技术爆炸、信息爆炸的时代。自给自足背景下的传统农民只要掌握种植养殖方面的知识，即可当好农民，而今天的农民，只懂种养技术，远远不能适应农业已经成为一种产业的现代农业需要，他们必须具备多方面综合知识。“士农工商”是传统的社会职业分类，现代农民必须做到四种职业全能。但是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农村劳动力70%以上，而且随着农民外出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务农劳动力整体素质还在不断下降。农村留守劳力主要以“3899部队”（妇女、老人）为主，因而，农业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全面提高新型农民的综合素质。正所谓“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00后不知种地”，而人类社会的文化传承已经由前喻时代、并喻时代转化为后喻时代，回家问问儿子、问问孙子的事情经常发生。因此，“大云移物智”时代背景下的现代农民，必须掌握现代化水平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全息知识。首先要充当“士”的角色，了解领导层需要掌握的一系列农村改革政策。其次要充当“工”的角色，一是农产品加工业知识，农民不仅要了解初级农产品加工销售的知识，还要掌握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增加产品附加值方面的知识；二是指务工方面的知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农民还需要兼业才能发展，外出务工的农民扮演农民和市民双重角色，农民需要掌握如何当好农民和市民的相关知识。再者，还要充当“商”的角色。“商”指的是服务业、农产品贸易等方面的知识，即农民需要具备农产品商业化方面的知识，包括产品的竞争力、销售的渠道平台、销售的模式等信息，懂得如何经营管理，具有农产品品牌营销的意识。此外，还要改变传统线下销售渠道的观念，单靠传统的线下销售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农民需要结合线上线下销售，想方设法挤进农业产业链后续环节，进而提高农业产业附加值。总之，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现代农民，变革传统的知识链，充分发挥劳动力要素的主观能动性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依托，也是提高农业劳动力对农业增产增效贡献率的根本途径。

变革价值链。实现产业变革的最后关键点在于变革价值链。农业产业价值链是指其在整体系统中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上下游主体构成的增值链，这包括农产品生产者驱动、农产品消费者驱动、农产品协调组织推动的价值链板块及其一体化的价值链集成等多种形式。农业产业价值链从构成上看包括三个维度：基本链、辅助链、可拓展链。基本链指从种子研发到销售整个农业生产环节的价值总和，辅助链是指辅助各个农业生产环节而形成的配套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总和，可拓展链指在基本生产环节和配套生产环节之外的、影响农业生产的其他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价值总和。从价值链内涵上看，价值链变革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提升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价值，即农业产业价值链要在纵向延伸、横向拓宽、厚度加深的各个链环上发力，重点关注农产品加工环节。农产品加工处于农业产业链的中游，起着承前启后作用，其产业附加值增值空间巨大，增值保值效益较高。另一方面，要在区域范围内培植价值链链主，下大功夫提升链主对整条产业链把握、整合、调控的能力。价值链链主的培育要整合农业一二三产业，把握产业转型方向，以带动产业链各环节提升价值。农业价值链的变革应“以低端传统产业对接高端现代需求”为导向，开发市场潜力，适应现代消费，提升农产品价值。今天，人类的物质幸福时代渐行渐远，奢侈消费追求悄然淡化，健康消费理念正在成势。

有关研究认为人类的财富积累已经进入第五阶段，前四阶段分别为土地、机器、金融、教育，第五阶段是康养，消费绿色健康的农产品已成为社会的普遍追求，这一现象为农产品增值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从生产环节看，按照高端消费者需求养殖一万元一头的土猪、五千元一头的山羊、五百元一只的土鸡、五元钱一个的鸡蛋，种出50元一斤的大米、白面，30元一斤的蔬菜水果是不难做到的。从加工环节看，创意设计、深度研发、精准料理，让产品适应人们不断变化的消费胃口。如方便面的开发，已经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味变成数十种味道，年销量几百亿碗的势头经久不衰。从服务环节看，应瞄准从大众型、分众型、小众型到个性化的不同层面，做细做精；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双轨运行的市场形态，做足做活；深度开发品牌效应、规模效应、集群效应，做实做透；大力发掘物质丰裕时代的消费潜能，组织集团消费、合作消费，引导时尚消费、前卫消费，培养潜在消费、健康消费。总之，通过价值链的变革，旨在引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从而反作用于农业产业链生态的系统变革，全面推进农业的高质高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