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安置的生活
说起安置，还要追溯到1952年。那年的10月，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随后到2003年12月30日，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动工，标志着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启动。再到我们2015年5月进入该村进行调查时，这个工程所造成的移民工作，早早就完成了。前后约莫过去了12年，他们因为这个国家工程而出让自己的家园，最后落下“没有归属感”。
在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的张村，有大约10多户外来的家庭（移民家庭），他们大多数都是因为丹江口水库因“南水北调工程”而迁徙至该处。
村民F是10多户中的一户，他一共有2个孩子，大儿子已经结婚，但是没有随他一起，立即迁徙到该村，而是在2年以后才迁到了张村。小儿子当初就随着父母来到了此处。逐步的成人、结婚、生子及外出务工···
于这群被安置的移民而言，起初的生活并不习惯。他们在被我们进行访谈的时候讲，“起初是不太愿意迁动，来了以后，特别是当地的饮食让他们觉得吃不习惯，主食是米饭而不是面食。”他们接着说，“还有当地的风俗，我们起初也不是很熟悉。这让我们有些不知道该怎么搞，只有慢慢的学，还有适应。”我们问他们，“现在好一点了没？”他们回答的很干脆，“好多了。特别是年收入上增加了几倍。”他们一边说，一边笑呵呵的。眉宇之间，既有忧虑，也有满足。通过与他们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经过大约十多年的适应，他们已经地域意义上的张村一员。但是，又不是完全融合，特别是当地人还是不太愿意和他们来往多少。且，如果与原先的本地人发生冲突，这群移民则会抱团，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如果用“土著”来概括原先的村民的话，他们却认为，“我们还是不太习惯和他们来往，主要是对他们的一些行为看不惯。”我们追问到，“为何看不惯？”他们说，“比如说，他们平常会把山上的一些柴火（也就是树木）全砍喽，甚至把田埂都用铁锹翻过来种植一些农作物或搞成菜园子，搞的放牛都不方便，走路更不方便。”也就是说，在“土著们”看来，他们的到来，不仅破坏了交通，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我们的调查员的确也发现了这类的情况。被挖的田埂多半是这些移民自己承包的田地，而田埂之下或者之上就是他人的田地，在放牛，走路或者耕种的时候，都要借用它以行走。故而，一条田埂就是公共资源，而不是自己的。可是，移民的将其视为了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样的举动就造成了农村社区融合的问题，被安置的生活往往导致村民与村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主要是因为原先吵过架，特别是在一些观念上的不同，导致利益冲突的时候，动辄用扁担、木棍等械斗解决问题，而但凡动武，则一家老小全上，村民告诉我们，“场面非常残忍，有的身体好的，扁担都被打断，而被打的身体却无恙。”
在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塞那里，冲突会造成社会的整合，这是冲突的一个功能。然而，从张村的冲突来看，却加强的不是“土著”村民与外来村民的整合，而是移民与移民之间的整合，甚至是用通婚的方式。
突然的“婚变”
周瑞锡教授在《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命运》一书中阐述了一个家族在中国时代变迁中的遭遇，以此来发现人性化的历史及社会变迁的逻辑。而我们所调查的这个村庄也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了，且这个家庭的成立，是移民的子女与移民的子女之间。
被安置来此地的村民F一家，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核心家庭。随着小儿子的长大，则要谈婚论嫁了。一家人很急切，到了适婚的年纪，如果不成家，就会被当地人指指点点，甚至被怀疑“是不是生理有毛病啊？”。
作为倒插门女婿在此生活了很多年的老者T（不是安置来此地的移民）有一个女儿和儿子。女儿平常比较勤快和霸道，而儿子则是个残疾。他告诉我们，“
儿子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啊，没钱看，所以也就这样喽。”他一边说，一边摸眼泪，感叹儿子的不幸，也有怨恨自己无能的意思。我们问他，“都这么大了，也没有说个人家，结个婚？”他说，“那个看得上哦！”他的语气非常的缓和，甚至有些哀怨。且，他的这个家庭，也的确缺乏娶媳妇的能力。据村民说，以前有人介绍残疾姑娘来给他的儿子，但是他儿子却看不上。“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村民如是说道。
“那您女婿是那里人？”村民T回答说，“河南滴。”他说，“当初我女儿可不是说（主要是靠媒人去说）的现在这个小伙子呀。”我们听着也没有什么觉得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关键是他紧接着告诉我们，“就在已经准备办事（请客）的两三天之前，把原先已经说好的一个小伙子给拒绝了，和现在的这个小伙子结了婚。”这个小伙子，就是村民F的小儿子。这里面是什么原因导致原先已经定下的婚姻被突然变卦了呢？我们没有在闲聊中多问。
通过对话，村民们告诉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晚上的事情，彼此的家族在一起开了一个会，然后婚姻就发生了360度的变化，最后村民F的小儿子去了村民T的家里，做了倒插门的女婿。后来，还生了个儿子。”本来，村民T就是倒插门来此地做的女婿的，而现在又招了一个上门女婿，还生了个儿子，故而一家5口人，就构成了所谓的扩展家庭。又因为T家中的这个闺女，早早就死了母亲，所以养成了她作风彪悍，且能够让家中成员紧密的团结在她的周围。
这场突然的婚变，也导致了村民T和他的邻居关系变差，因为当初说好的那位小伙子是其邻居的一个亲戚的孩子。从此，邻里之间，因为这门亲事，变成了仇人。
外出务工
根据《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从1978年到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了7.3亿。但是，城镇化并非是说去乡村化。就在这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下，众多农民工由此而产生。从被调查者的口述中可以得知，原先村子里并没有外出务工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一些村内的年轻人开始外出务工。他们并没有改变他们农民的身份，却又具备了工人的色彩。
前文所述的村民T的女婿，村民一般将其称呼为“小根”，他也是外出务工的一员。通过我们的观察，其脾气和性格非常的温和，也很勤劳。这估计是当初因为他的出现把一段已经快要“煮成熟饭”的婚姻给破坏，自己却成为了T家中的一员的原因。当然，也可能有其它的原因包括在其中，比如家族联盟等。
在我们调研的时候曾经问小根，“你一般去哪里打工，做什么，收入怎么样？”他的回答很简练，“去安徽，或者广东一带，收入还可以，比起种田。”他接着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加上外边有活干，有认识的朋友带着，所以就出去了。”他一边说，一边笑。也就是说，农民工这个群体，往往是运用了熟人社会的逻辑才敢或才可以出门务工，而没有你我认识且信任彼此的这层关系，就没法有门道可以出去，如果是独闯，他们害怕被骗和被欺负。他的女人，也就是T的女儿，每次都随他一起出去。我们问她为何不在家里照顾孩子，她说，“家里有老人，可以帮忙一下，还有就是怕影响夫妻关系，分别久喽，就不好了。”其实，女人在外面跟着自己的男人，除了怕男人变坏、偷腥以外，就是可以照顾到自己的男人。而孩子则留下，就成了没有父母之爱的“被遗忘的人”。只有逢年过节才可能回来见一面，还有农忙的时候。
留守的儿童
在我们调查期间，也见到了T家这位留守的孩子，作为移民家庭和其父母突然的结合，他或许没有太多的感触。但是，作为留守儿童而言，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也是问题重重，家族的联盟，也未必给这个儿童带去更多的照顾。“家家都有本难念经”，都是各自管各自的孩子，除非父母双亡，才可能有家族内的某个家庭去照顾，反之则照顾的非常少。这种社会资本/社会网的作用力，可能对于其日后的发展有帮助，或者是其成年以后不受当地人的欺负而得到安全保障等有帮助，而在其小时候，是没有多大效用的。加上，小根的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本来他们的儿子是倒插门的女婿，孩子都是跟着别人家姓的，故而平常插手多了又不太好。他们两位老人，更多的是日常去茶馆打麻将，于照顾孩子而言，是“甩手掌柜”的角色。当地人评价他们“真是想的通咧，把孩子往别人家一赶，自己却轻松了不少。管娃娃姓啥，不在乎。”
T家的这个留守的孩子却和贵州的孩子相比，他幸福很多。据报道，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的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过抢救无效死亡，而在3年前，也就是2012年11月19日，同样是毕节市七星关区，5名留守儿童被发现在垃圾箱生火取暖时被闷死。
我们之所以说这位留守的孩子幸福，是因为和毕节那些死去的留守儿童比较得来的。用中国人平常的思维逻辑来说，命很大，很牢。因为，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作为监护人的父母，都不在自己身边。据询问，T家的这个孙子，至今已经10岁多，平常就是在家里，除了上学就是和其他留守的儿童一起玩。在我们调查的时候，刚好是桑葚成熟的季节，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根木棍，当做平常战斗的武器，时而就去爬上邻居家的桑葚树上摘果子吃，且几乎都不穿上衣。对于小孩，作为以前有过矛盾的邻居，不会因为父母之间的过节而为难他们，但是会在他们摘果子吃的时候，提醒一句“注意安全”。因为，他们害怕孩子从树上不小心掉下来了而自己承担责任。
据我们观察，小根的儿子是其中的一位孩子王，因为他比起其他的留守儿童年龄要相对大一点。在调查中，我们问他，“平常想爸爸妈妈吗？”他脸上先前所蕴含的笑容，突然间消失了，但是没有流泪。和他那个外出务工的父亲一样，回答的也很干脆，“想。”我们紧接着问，“那你平常多久才能和他们见一面呢？”他一边摇晃着紧张的身体，一边说，“只有春节和收割的时候。”停顿了一会，我们又问，“你平常都怎么过的呢？”。他突然拉住他父亲的手，似乎有点不太好意思的感觉。这时，他的父亲（因为5月是收割的季节了，所以在家。）替他做了回答，“平常就是和村里的其他孩子到处玩耍，调皮的很咧，上次还差点游泳被淹死。”他的父亲一边说，一边摸了摸他的头，似乎没有责怪其游泳差点被淹死的意思。
村民的人告诉我们，隔壁村的两个孩子就是游泳被淹死的。现在他们的父母都后悔莫及，幸亏“年纪轻”（年轻的意思），还可以生。我们听着非常的痛心，因为也是留守的儿童，为何孩子们的命运被监护人所失责而早早的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在张村，孩子的风险性往往就是“水”，此地属于汉江灌溉的区域，丘陵地带，没有太多的山，却有很多为了灌溉而挖出来的池塘，据闻，有的甚至深达1—2米。村民说，“挖这么深，主要是为了防止用水的时候，天气干旱，老天爷不下雨，不给饭吃。”如此之深的池塘，大人们有时候都不敢下去，但是孩子们敢，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有挑战性，有趣，还有就是他们的无知，认识不到风险的存在。比较他们在其上学的时候，往往这种风险就会少很多，关键在暑假的时候，比较危险。
小根的儿子，平常就是他那位残疾的“幺幺”负责他的上学，主要用摩托车接送。这个留守儿童，并不像其他村民一样，歧视他的幺幺是残疾人，主要原因可能是他们平常接触的比较多，而他的父亲，却经常不在身边。估计，村里唯一不歧视这位因为小儿麻痹症无钱治疗而落下残疾的人，就是小根的儿子。
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他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虽然快乐，但是没有爱，没有被完成的爱导致他们不自信，缺乏教育和爱，甚至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而被水淹死。索然，作为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的T家，他们的孙子，是幸运的。而一个孩子的成长，难道就是靠幸运和靠命才能留在这个世界上去迎接他们自己的未来吗？
问题与反思
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在毕节前后两次的儿童死亡事件发生以后，得到了空前的舆论关注。《光明日报》刊发的一篇中国青年少研究中心张旭东、赵霞等人的文章。该调查表示，我国留守儿童已经达到了6102.55万，其中独居留守儿童已经达到205.7万人。又据《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纠葛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的课题报告。该报告显示，现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留守儿童的意外伤害凸显；在过去一年，差不多有49.2%的留守儿童遭遇到了意外伤害，主要有割伤，烫伤，烧伤，火灾，中毒，自然灾害，触电，溺水，车祸，被猫狗抓伤咬伤，坠落，被蛇虫咬伤等等。其中，割伤，烫伤和烧伤，被猫狗抓伤咬伤，坠落摔伤是最突出的。第二，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较差，学习兴趣不足。第三，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较弱，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据显示，差不多有46.0%的留守儿童经常感到烦躁，感受到孤独的占39.8%，经常无缘无故的发脾气的占19.7%。第四，留守女童负面情绪相对明显；第五，留守男童，逃学可以达到7.4%，迟到居然可以达到41.8%；第六，寄宿的留守儿童对生活满意度相对较低，一个是学习辅导的不足，一个是生活单调，再就是情感支持不足；第七，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整体状况欠佳。
以上为如今全国各地留守儿童的基本状况和问题所在。当这些数据和内容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令人不安的是，正如我们的一位调查员所说，“非常的心痛。但是自己又没有用自己的力量去立刻改变。”
我们还可以发现，所叙述的小根的儿子，也作为留守儿童，其母亲跟着父亲外出，照顾其父亲的起居和生活，对其学习、生活的关心，更多是他那个没有小学毕业的幺幺。所以，其成绩不太理想，而其母亲在接受我们的访谈时还说，“读完初中也就算了，跟着我们外出打工去。”这是一个家庭对教育子女的意识和期待所造成的命令式的成长安排，其往后的人生极其可能就是第二代农民工。而其情感支持、心理需求与安全问题，也正如我们上文中所说的，没有得到太多。他甚至差点因为玩水被淹死，而且其母亲还责备之，却没有反思自己的照顾不周和责任缺位，其父亲只是摸了摸他的头，不再追问什么，也缺乏必要的反思。而当我们问他一些问题时，他却最后躲在了他父亲的背后，多半是因为怕。这种没有自信的表现，对其以后步入社会是有害而无利的。
可是，种种问题都是一个扩展家庭所带来的的吗？都是移民家庭所包括的吗？显然不是，这可能是全国各地留守儿童都具有的，只不过问题的严重性不同罢了。要知道，任何一个社会的问题，都会因为外部的环境，进而影响到每一个个体。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也是如今农村中的一名留守儿童，我们的成长，也会被沦为“遗忘”，而没有父母在我们身边来爱护我们，监护我们，并陪伴我们一起成长。可是，陪伴又是多么的重要。把父母从儿童身边“赶”走的又是什么？或者说，是谁让儿童沦为了留守？
有人说，中国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他们才是最伟大的人，甚至这个群体还曾经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他们的价值所在。城市化的发展，把很多农民“带出了”农村，但是，代价又是什么？代价是父母的背井离乡，可能因为工伤而再现电影《落叶归根》里的那种凄凉和悲情，还有更为严重的是，子女的受伤抑或早早地死亡。农民工所期待的是——哪怕是多一点钱也是钱。他们不愿意把闲暇的时间拿去赌博，而是去外地干活，以至于这些都是他们外出务工，让子女留守的主要原因之一。还有，在满是伤口的手上，所反应出来的恰好是他们在城市里的遭遇——非常不易，而他们的子女虽然没有身体的受痛，心理上却都是刀疤。除了城市的发展，工厂等给他们提供了外出的机会以外，或许对于已经成家立业的农民家庭而言，当当地的风气都是如此的时候，他们也会依照风气去行事，如外出务工成为浪潮时，那么他们就去做个赶浪的人，他们不奢望赚很多的钱，但是他们在心中却可以把那种闲暇的时候不劳作、无收入的愧疚感加以消解，即便是见见世面，他们也心安理得，这是一个心理原因。关键是，他们所牺牲的是一代人的成长，牺牲的是看不到也亲身体验不到孩子们的欢笑。而于孩子们而言，父母的爱，如漂浮在天空的白云，看似非常的美丽，却怎么也摸不到。即便是通过长途电话来感受，估计也是苍白的，无力的，还有想去拥抱却又不能。这是情感的代价。
我们曾经问小根的儿子，“你能理解父母外出务工把你丢在家里的选择吗？”作为十多岁的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懂事的孩子或许会说，“能够理解。”但是，他没有这样说，也没有说“不理解”。沉默背后所折射出的种种问题，就是一个中国家庭的留守儿童，在整个时代的潮流中所遭受的“不幸”，更为不幸的是，6102.55万留守儿童，最后又该如何回忆起他们的童年，或许当他们成人以后，与父母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有的可能对老去的父母也不太关爱。因为，他们在儿童的时代就缺少爱，不懂怎么去爱，最后可能就走到了爱的反面，用暴力伤害和羞辱同龄的孩子，或者是比他们小的孩子。成年人看到以后都不可思议，为何会成为这样？所谓“怎么收，就怎么摘”的谚语如果反过来认识要更为精确地描述如今的留守儿童之痛，那就是“怎么摘，就怎么收”。
记得在《爱的教育》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的责任就是为每位学生开垦出一片他们得以成长的沃土。只要我们用‘心’执着地去爱，所有的孩子都是可爱的。我们要以真情去创设积极向上的氛围，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造力，使他们健康成长。”而如今，儿童们所需要的沃土又在那里？健康呢？
2015年6月24日
作于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