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留守人口群体中，留守儿童备受关注。自2002年进入公众视野，近十年留守儿童呈强化之势，2004年约2000万人，2013年则超过6000万人。随着农村人口流动深化、城乡教育政策剧烈调整、农村社区衰落，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态进一步变差。

劳动力流动的代际更替影响留守儿童成长

家庭是儿童进行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在儿童的成长教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父母的外出务工使得亲子教育出现缺位和中断。随着农村流动人口的代际更替，曾经的留守儿童往往再次以同样的家庭分离制造着新一代留守儿童，很多人对这些“留二代”的家庭养育提出了更多忧虑。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上更加认同城市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一些未婚年轻务工者成为“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的“月光族”，相对于家庭责任而言更加看重个人主义的物质追求。另一方面，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身为留守儿童的童年记忆。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缺席让儿童缺乏爱与关怀的亲密体验，亲子分离的留守经历使一些人心理并不健全。当他们面临“如何为人父母”的考验时，他们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家庭观和人生观将对自己的养育行为产生潜移默化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着新一代留守儿童成长的家庭氛围及他们是否会成为问题群体。

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在固始县后厂村，据村妇女主任介绍，村里近三年有超过90%的新生儿无法得到母乳喂养。这些孩子的妈妈在即将分娩时从城市返乡待产，在孩子百天、甚至是满月之后又立即动身、踏上了继续外出务工的旅途，孩子被交给家中的留守老人用奶粉进行喂养。在后厂村，一个临时返乡准备婚礼的20岁姑娘对于自己子女未来养育也有同样的打算，她也曾是留守儿童，16岁外出打工。“我从没种过地，不会种地还怎么可能在家务农呢”。她说自己肯定会继续打工，“不打工连饭都吃不上”，等有了孩子就留给老人照顾。有舍才有得，舍得了孩子才能挣到钱。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出去打工，这是家庭需要，别人不会指责的。”

年轻的外出务工父母对于扎根城市的未来更加充满期待，然而在城市遭遇的生活压力与不确定性也让他们更易做出将子女留守乡村的决定，这也意味着留守儿童的低龄化与留守周期的延长。作为应对，农村家庭只能通过更长期的祖辈监护来实现留守儿童的养育，在此过程中，留守儿童的生物性抚育受到关注而社会性抚育被弱化。

农村教育的衰退使留守儿童成长空间变差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的同时，很多人对农村学校寄予厚望，希望在提高成绩的同时发挥更多教育、监管职能，弥补家庭功能的弱化。然而，一些农村教育的衰退使得这样的愿景在现实中并未实现。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农村学校错把单一应试性、唯城市性和离农性作为培养目标，升学率成为评价教育的唯一尺码，缺乏对学生全面发展及潜能激发的启蒙和培养，也缺乏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关注。这样导向下的一些管理方式使学生产生了迷茫与厌学情绪，不少人以越轨、留级、辍学等反抗着。河南某留守妇女在谈及自家及村里学生就学趋势时说:“父母外出打工都是为了子女上学，现在条件好了、供得起读书了，村里却再也不出大学生了，孩子们越来越不喜欢上学。”

很多地方在执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中，奉行“村不办小学、乡不办初中”的撤并原则，如四川省青神县就在其教育规划中提出截至2016年全县只保留两所乡镇中学的方案。面临不断激化的城乡间教育均衡矛盾，农村中学不得不以更加严苛的校规校训、鼓励差生向职业学校提前分流、将分流任务指标化等方式来强化学生管理，确保自身存续。青神县2014年初三毕业生约有1200人，县高中只招400人。作为唯一一所乡村初中，临河中学每年约有20人考取高中。2014届初三毕业班原有53人，寒假过后11人进入职业学校、6人选择辍学外出务工。每年春季招生时，为保证中职生源数量，县教育局会给初中摊派指标，并将其纳入考核。某老师介绍，今年指标是15个，春招12个、秋招3个，目前还差一个。“进入中职的学生很少能坚持毕业，大部分读一两个月就去打工了。”

乡村价值失范加剧留守儿童的成长风险

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趋势的加强，加剧了村庄的离散与凋敝，从根本上撼动了维系乡村社会团结的基本价值规范。过去，农村社区中的个体在经济生产、社会交往与政治活动中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并由此形成对村庄社区的文化与心理认同。在社区共同体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规范、人情网络与社会联结也成为农村留守儿童在社区层面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和基础。可随着人口流动，居民彼此变得陌生。在河南省固始县前楼村，年轻人大多只记得同村同学，很多中年村民、邻居的姓名都无法叫出。彼此的陌生、对社区认同与归属感的淡化加速了传统文化、伦理等结构性要素的衰落，村社邻里之间对于儿童的教化、关爱与危险预警作用也进一步削弱，这都加剧了留守儿童的成长风险。

由于社区非正式规范力量的弱化，一方面，留守儿童因监护人监管不足更易成为社会价值失范的受害者。目前国内中文搜索引擎中关于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的新闻报道已达上千起，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事件中的作案者多数是同村的男性村民、长辈甚至是亲戚。另一方面，社会整体道德规范的滑坡使得留守儿童更易出现个体失范和越轨行为，例如赌博、偷窃、网瘾、少女妈妈甚至刑事犯罪。

综合调研发现，我们建议在健全体制鼓励流动子女入城接受教育的同时，也应改善留守儿童现有生存环境，使之成为解决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另一思路。为此，政府应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的积极性，关注留守儿童因家庭缺失带来的心理问题；提升农村教育条件，使其成为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弱化的重要力量；改善农村社区人文环境，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多一重保障。

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院长

来源:《人民政协报》2015年11月4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