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问题是，人们只看到周围和眼前那一点点的空间，而对于国家和长远的大局总是漠视。《风中的蒲公英：中国流动儿童生存报告》这本书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一系列关于未来的故事，如果它能引起你的一点共鸣，并且让这些故事被更多的人知道，也许我们所期待的改变就能够慢慢发生。
在展开正文之前，我先给读者三道选择题，看看大家如何回答。大家都知道，中国当前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我的选择题是：第一，如果突然天降一亿的儿童给中国的未来，大家要不要？第二，这一亿的儿童是给他们比较好的教育，还是比较差的教育？第三，如果是给他们比较好的教育的话，把他们放在农村，还是把他放在城市？
我想，对于这三个问题，大家是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我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择要这一亿儿童，并且给他们良好的教育，考虑到城市的教育质量要远远好于农村的教育质量，并且城市还有强大的学习效应，大家会选择在城市给他们提供教育。
好的，现在让我来进入正题，当前中国就有大约一亿的儿童需要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既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劳动力来源，同时，也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之下，未来可以使得社会持续发展的潜在资源。把他们教育好了，他们就是资源，如果他们的教育被忽视了，那么，他们就可能被今后的现代化进程淘汰，给收入差距、社会安定等问题埋下隐忧。
我说的这一亿儿童，就是数量超过6000多万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满18周岁），加数量超过3000万的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两者加起来的总量就在一亿左右，占到全国儿童的三分之一。这一亿儿童当下的教育急待提高。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根据民政部不久前的统计，把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如果按照这个统计口径，留守儿童的数据会急剧降到1000万以下。
不过，这个统计口径的变化（包括年龄上限下调2岁）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因为这相当于是在说，大约5000万孩子生活在相当于单亲家庭的状态。由于缺乏父母关爱而影响到家庭和谐、孩子教育，并不会因为统计口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另一种可能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数量被严重低估了。
长期以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社会各界都主要是从关爱他们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的。而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只有让这些孩子进城接受教育，并且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并且，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中的道理，就在本文开头所问的三个问题里。
第一，中国城市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倾向非常明显，而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村孩子进城可以补充未来城市部门的劳动力供给。
第二，这部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在今天受到的教育越好，未来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就越强。
第三，教育本身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是城市教育质量好于农村教育的根本原因，不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即使钱增加以后，可以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同样的钱如果用在城市里，让这些孩子在城里接受教育，将借助于规模经济机制，节省大笔的开支，或者在同样的开支之下，大幅度改善教育质量。更不要说，只有在城市里生活，才能学习到的一些学校外的知识技能，适应未来城市和产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城市服务业的岗位需要。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有意无意的认识误区，在阻碍这一亿孩子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我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下。
第一，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城市里并不是负担，而是在为城市发展做贡献。他们的父母在城市是有就业的，同时，他们还在城市里交纳了税收。除了他们所工作的企业本身要交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他们自己还要交纳社会保障，收入高的还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即使一些低收入阶层不直接交纳社会保障和个人所得税，他们在城市里的每一分消费，都包含着消费税或者营业税。
第二，在城市里被公共服务体系排斥的进城务工人员，大量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十多年，并且拥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有不少甚至已经在所在城市买了房子。他们在城市里的就业本身就说明，城市里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劳动力，特别是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现象更为严重，外来人口在劳动年龄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50%。
第三，随迁子女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并不一定挤占城市的教育资源。事实上，随着大城市的少子化趋势，本地户籍孩子的数量总体上在减少。即使让一些随迁子女上公办学校，在目前的排队机制下，也是排在本地孩子后面。
此外，在一些超大城市，提高外来子女在本地接受教育的门槛时，排斥的往往是一些低收入者。这部分人口的子女的人均教育经费远低于户籍人口，遗憾的是，超大城市的学校数量是在减少的，因此，政府面临的并不是能否提供教育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提供教育的问题。
而且，一些外来人口随迁子女上的学校，还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随人走来增加投入，并且由社会资源投入的民办学校来共同提供。有人会说，民办学校质量不够高。学校质量不够高，或者办学不够规范，需要的是政府监管和投入。简单的禁止或者关闭民办学校，造成孩子失学，或者返乡成为留守儿童，总不如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和父母一起生活在城市的机会。
第四，在当前城市提高外来子女入学条件的过程当中受到排斥的孩子，有大量其实就是出生在这些大城市的孩子，或者已经在当地生活多年。在受到政策排挤的过程当中，这部分孩子并没有完全离开所在城市。即使一小部分孩子离开所在城市回到老家，他们的父母也未见得跟着离开了。因此，更严格的入学条件是造成了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或者夫妻分居问题。那些并未完全离开所在城市的孩子，在被正规教育体系排斥的同时，他们到了周边城市，和父母分居，有的孩子继续上幼儿园，有的孩子上一些地下的学校。这些现象，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第五，排斥低收入群体解决不了什么城市的问题，反而会抬高城市的生活成本。且不说在排斥孩子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家长并没有真正离开大城市，就算他们的父母离开了大城市，只会提高这些城市的劳动力短缺程度，和相应的劳动力成本，包括服务价格。最后受损的，仍然是留在城市的人们。而大量低收入的劳动者，他们在大城市里无论是居住还是出行，都属于消耗资源最少的人群。大城市里的各种短缺主要是供给侧的问题，即使在需求侧，相比之下，开车、住大房子、孩子要上好学校的其实是高收入者。
习惯性的思维以为，如果把那些随迁子女排挤出大城市，他们可以回到老家接受教育。这种想法极其肤浅。由于随迁子女的父母大量是在大城市有工作的，因此，绝大多数的流动儿童的父母，即便孩子不能在大城市上学，他们也并没有离开大城市。排斥随迁子女教育的政策，造成的恰恰是更多的留守儿童。
最近，魏东霞利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研究发现，2011-2015年四个最大城市流动人口18岁以下子女留守数量占全国留守儿童比例均在20%左右。“澎湃新闻”记者吴英燕在安徽的一个人口输出大县调研时，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反映，在返乡的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中，有60%左右来自上海。一些孩子回到当地以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当地的学习和生活。
最近出版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中也有观察发现，流动儿童回到老家之后，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融入老家社会难，人生轨迹被改变等问题。在城市里积累的文明礼貌习惯和语言能力等在老家无用。北京大学宋映泉的研究发现，回流儿童更容易受到校园欺凌，心理压力也更大。
最后，我想说，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只是教育或民政部门的责任，而是整个国家和全体社会的大事，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我要建议社会公众，特别是政策制定者，算两笔大帐。
第一，同样的孩子，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放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本质上仍然是投入产出的问题。城市和农村之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教育质量的差别，并不是钱能够弥补的，它本质上是因为教育是一项具有很强规模经济的事业。从总体上来讲，一个孩子从大城市转回小城市和农村，所面临的教育资源下降的，即使加上对于留守儿童的建档、关爱等等大量人力物力，都仍然是舍本逐末。在国家层面上，让孩子进城读书的道路，才是既高效又节省资源的。
第二，中国要想不断提高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中国梦，城市化率就必然不断提高。而且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即使在包括了无本地户籍的进城人口之后，已经比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低10个百分点。当前中国的大城市已经存在劳动力短缺，未来这个问题只会更严重。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愿意接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那些孩子，若干年以后，必须是城市劳动力的主力军，也是今天城市里的青壮年若干年以后的养老来源。
我们今天的付出，就是未来的收获。而我们今天的卸责，未来则必须要偿还。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转载，为《风中的蒲公英：中国流动儿童生存报告》一书的序言，陆建非、吴英燕（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