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庾氏之兴——庾亮巩固门阀政治
颖川庾氏，兴于魏晋之间。据《后汉书》卷九八《郭太传》，桓帝时颖川庾乘“少给事县庭为门士”①，郭太见而拔之，劝游太学，遂为诸生佣。后能讲经，犹自以为门第卑微，每处下坐。庾乘于汉末，征辟并不起，入魏始为襄城令，见《元和姓纂》卷六。庾乘子巍，魏正始、嘉平间为太仆兼大鸿胪，被誉为当世令器，嘉平三年奉旨持节命司马懿为相国，六年又列名于废齐王芳之奏，为司马氏功臣。其事迹分见《三国志·魏志·齐王芳纪》嘉平六年、同书《管宁传》及注以及《晋书》卷一《宣帝纪》、卷五○《庾峻传》。瘦氏门望之起，当自嶷始，嶷子■，晋尚书，其后支脉不显。
庾嶷有弟遁，遁二子峻、纯，《晋书》皆有传。《庾峻传》谓峻魏末为博士，“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属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尚书》义于峻。”入晋，庾峻为侍中，疾“风俗趣竟，礼让陵迟”，主张“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庾峻弟纯，传谓“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庾纯于晋不附权臣贾充，曾于坐质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庾纯子旉，因反对晋武帝命齐王攸之国而知名。根据庾峻、庾纯等人行事，《晋书》史臣赞“庾氏世载清德，见称于世”，这是汉、魏儒学大族的典型形态。按照晋代时尚，旧时儒学大族如果不转习玄风，一般是难于继续为世所重的。庾氏家族如果要使门户光大，必须完成由儒入玄的转变过程。
庾氏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变，开始于庾峻子庾?。庾?读者庄书，暗合己意，“自谓是老庄之徒”①。《世说新语·赏誉》：“时人目庾中郎（?）‘善于托大，长于自藏’”。注引《名士传》曰：“?虽居职任，未尝以事自婴，从容博畅，寄通而已。是时天下多故，机事屡起，有为者拔奇吐异，而祸福继之。?常默然，故忧喜不至也。”庾?作《意赋》以寄怀，抒发荣辱同贯、存亡均齐之说。庾?参东海王越军事，与王衍、王敦诸人为友。他既居权贵之地，处名士之间，以显其门户位望，而又俱祸福无端，亟思观时养晦。这是其时高门玄学之士的一种自处之道。庾?兄弟行辈有庾衮、庾琛。庾衮事迹在《晋书》卷八八《孝友传》，八王之乱中率宗族邻里保聚林虑山，有《保聚图》一卷，见《郡斋读书志》。庾衮弟琛，事迹在《晋书》卷九三《外戚传》，永嘉初为会稽太守。衮、琛之父，史失其名。庾琛子庾亮，《世说新语·德行》“庾公乘马有的卢”条注引《晋阳秋》，则谓亮“侍从父琛避地会稽。”
颍川庾氏家族，从庾?“自藏”、庾衮“保聚”、庾琛“避地”看来，宗支兄弟辈飘零四散，消极处世，不足自存。与琅邪王氏兄弟辈“拔奇吐异”、乘时经营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颍川庾氏家族状况的具体表现。庾琛、庾亮父子，均为琅邪王司马睿所辟。亮辟在前，为镇东府西曹掾；琛辟在后，为丞相军咨祭酒。庾琛、庾亮父子并非踵司马睿之迹南来求官，而是客居会稽，在会稽初应辟召。这与东晋之初琅邪王氏兄弟子侄辈麇集建康以逐禄利者又大不相同。象庾氏这样的家族以后在江左朝廷得以扶摇直上，列入甲族膏腴，内持机柄，外镇名州，显赫几十年，在相当程度上是因缘时会的结果。
庾?在北，曾辟东海王越府，其时庾亮亦曾受辟于越府而未就。这是颍川质氏在政治上与江左政权仅有的一点历史渊源。庾氏在江左之兴，主要不是由此，而是由于庾氏联姻帝室的家族关系和庾亮出入儒玄的个人素质。
两晋之际，世乱时艰，祸福莫测，士族名士一般不拘礼法，不经世务。他们之中不乏在家世门第、历史渊源以及学术风尚等方面具备条件的人，可以出任政务。但是这些人却或是缺乏从政的才能，或是没有从政的兴趣。要物色足以付托国事的人才，并非易事。例如陈留阮孚，据《晋书》卷四九《阮孚传》，初辟东海王越府，过江后蓬发酗酒，不以世务婴心。元、明两朝，他以才累迁侍中、吏部尚书。“及〔明帝〕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过孚，要与同行。升车，及告之曰：‘主上遂大渐，江左危弱，实资群贤，共康世务。卿时望所归，今欲屈卿同受顾托。’孚不答，固求下车，峤不许。垂至台门，告峤内迫，求暂下，便徒步还家。”成帝即位，阮孚避后族庾氏，苦求出为广州。像阮孚这样出自士族，具有才能，为时望所归的人，却又放达疏狂，不愿受顾托之任。
庾亮则不然。他既以士族名士入玄风为世推重，又不废礼教，无处世意。《世说新语·言语》“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条”及注引《孙放别传》，庾亮问孙放（齐庄）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对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庾亮很赏识孙放的回答，说明庾亮本人虽好谈玄学，却不非儒，不废儒家礼法事功。所以本传称他“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严”。庾亮出入玄儒，具有玄学表现和儒学内涵，这种个人素质，使他异于其时的多数名士，而颇类于王导。这大概是庾亮妹得聘为太子妃，而庾亮本人被明帝重用以平衡王导势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其时庾亮阅历不足，还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磨练，以显露其政治才能，使他得到门阀士族的普遍承认。庾亮在元、明两朝的表现，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崇尚申、韩。琅邪王司马睿过江后，就有尚申、韩以张皇权的思想。后来琅邪王氏坐大，尚申、韩就成为平衡和抑制王氏兄弟的一个重要手段。元、明两朝，庾亮对于尚申、韩始终是反对的，说明庾亮主张维持门阀政治格局，反对限之以法①。
第二，不支持朝廷用刘隗、刁协诸人以制琅邪王氏。刘隗居刑宪之位，纠弹诸门阀士族违法悖礼者甚多。刁协亦崇上抑下，志在匡时。刘、刁均为琅邪王氏兄弟所疾。太兴三年（320年），刘隗为元帝策划，出腹心以镇方面，乃有谯王承刺湘州镇临湘（今长沙），刘隗刺徐州镇淮阴，戴渊刺豫州镇合肥的部署，成为王敦起兵的口实。王敦兵入石头，刘隗出奔，刁、戴及谯王承等先后被杀，历元帝之末，明帝之初，斗争十分激烈。然而在此期间，未闻庾亮支持刘、刁诸人，亦不见庾、王有重大隔阂。据《庾亮传》，太宁元年（324年）王敦再次下都，屯据于湖，明帝“使亮诣敦筹事，敦与亮谈论，不觉改席而前，退而叹曰：‘庾元规贤于裴?远矣’”。王敦一表庾亮为中领军，再表加中书监①，这至少说明王敦对庾亮并无反目之事，像对戴渊、周?那样。庾亮居外戚近地而有《让中书表》，以示知足守分，并引两汉外戚之祸以为鉴戒，缘情述理，娓娓动人。《让中书表》中有“陛下践祚，圣政惟新，宰辅贤明，庶僚咸允”诸语，对王氏兄弟还是赞扬的。这是庾亮企图维持门阀政治格局，而不党同于刘、刁的具体表现。等到王敦谋篡之形已定，庾、王始有交恶迹象。《庾亮传》谓“王敦既有异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忧惧，以疾去官。复代王导为中书监。”后来庾亮有都督东征诸军事之授，以讨沈充，但其时胜败之局已定，他只是空署军号，并无活动。
第三，力抗东晋宗室及其它外戚，以维持庾、王诸士族的政治地位。案，明帝在门阀士族庾、王之间是亲庾疏王的，已见前论。士族以外，明帝还重视一些更其亲近的人物，如宗室南顿王宗，元帝虞妃之弟虞胤。《晋书》卷九三《外戚·虞胤传》：“胤与南顿王宗俱为明帝所昵，并典禁兵。”同书卷五九《南顿王宗传》：宗“与虞胤俱为帝所昵，委以禁旅。宗与导、亮志趣不同，连接轻侠以为腹心，导、亮并以为言，帝以宗戚属，每容之。及帝疾笃，宗、胤密谋为乱。亮排闼入，升御床流涕言之，帝始悟。”同书卷七三《庾亮传》：“及帝疾笃，不欲见人，群臣无得进者。抚军将军南顿王宗、右卫将军虞胤等素被亲爱，与西阳王羕（案为南顿王宗之兄）将有异谋。亮直入卧内，见帝流涕不自胜。既而正色陈羕与宗等谋废大臣，规共辅政，社稷安否，将在今日。辞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与司徒王导受遗诏抚幼主。”
综合上引资料考之，明帝于士族名士以外，兼用宗室诸王以掌宿卫禁旅。虞胤之姊虞妃于明帝有母养之恩，故虞胤情同舅氏，与羕、宗等同为明帝所呢。胤、羕、宗等与士族名士王导、庾亮辈志趣不同。明帝之末，子幼臣疑，似有托后事于胤、羕、宗等之意，利用他们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共谋废黜执政的王导、庾亮等人。他们以禁兵之力，封锁宫省，隔绝群臣，以坚明帝之意，成废黜之谋。可以想见，在这场斗争中首当其冲者，是王导而不是庾亮。其时王敦之乱平息刚刚一年，王导保护家族利益之不暇，毫无力量参与这场角逐。能否冲破这一局面，维持形成不久、尚待巩固的门阀政治，关键人物是庾亮。庾亮于此时毅然以帝舅的特殊身分，排闼入见，始得扭转事态，使门阀士族获得对宗室诸王的完全胜利。由此可见，东晋的门阀政治，发端于琅邪王氏，巩固则在颍川庾氏。东晋之初，皇权对门阀政治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反抗。一次是晋元帝假手于权臣刘隗、刁协等人，而王敦的反叛打破了这次反抗；另一次是晋明帝假手于宗室、外戚南顿王宗和虞胤等人，而庾亮排闼入宫打破了这次反抗。庾、王之间利害不尽相同，而且在明帝时矛盾有越来越明朗化的趋势。尽管如此，他们在维护门阀政治方面的立场，则始终是一致的。
第四，与王导采取一致的立场，对抗以卞壶为代表的礼法旧族①的挑战，以维护门阀政治，维护庾王共同利益。卞壶为明帝顾命大臣之一，成帝咸和初，庾亮与他分居中书监、令，对直省中，共参机要。卞壶勤于吏事，干实为官，每思崇上抑下，实际上是新出现的刁协、刘隗。王导曾言及“卞望之（壶）之岩岩，刁玄亮（协）之察察，戴若思（渊）之峰岠”①，也是把卞壶并列于刁协、戴渊一类。《晋书》卷七○《卞壶传》：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之誉。……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卞壶欲奏推贵游子弟而王导、庾亮不从，这是新旧两种门第矛盾的表现。尽管卞壶屡次奏弹王导，在王、庾之间偏向庾亮而为庾亮所用，但是在这一涉及士族名士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庾、王又是保持一致，以抵抗卞壶之议。
第五，企图进一步解决宗室诸王的问题和解决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的后遗问题。祖约、苏峻之乱，从祖、苏方面说来，是流民帅恃功骄恣，要求报偿；从庾亮方面说来，则是鉴于苏峻“拥兵近甸，为逋逃薮”②而生疑窦。所谓“为逋逃薮”，主要就是指藏纳见逼于庾亮的宗室诸王而言。成帝时的庾亮，一反过去所持的“申、韩刻薄伤化”之见，转而“任法载物”，以图剪除异己，特别是逼迫宗室诸王。被逼诸王纷纷异动。南顿王宗被劾谋反身死；西阳王羕坐此贬降，旋奔苏峻，峻平赐死。据《晋书》卷七《成帝纪》及卷五九《汝南王祐传》，祐为宗、羕之侄，先宗三日死；而嗣立的祐子统，旋“以南顿王谋反，被废”。这些都是苏峻之乱前一年的事。苏峻乱时，彭城王雄坐奔苏峻伏诛，章武王休亦奔苏峻。这些排抑宗室的事主要是出之于庾亮，但王导难逃同谋之嫌。至于王导与其它士族同时反对庾亮徵召苏峻，这主要是惧怕激成动乱，是庾、王策略分歧而不是政治分歧。所以苏峻乱起之时庾亮报温峤书说：“吾忧西陲（案指陶侃）过于历阳（案指苏峻）”，尚不以中枢王导势力为虑。
上列诸事，都说明庾亮居位以后力求维持门阀世族在东晋朝廷中的特殊地位，维持门阀政治。元帝以来，东晋在皇帝与门阀士族之间，宗室诸王与门阀士族之间，礼法旧门与门阀士族之间，流民帅与门阀士族之间，反复交替地出现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这些斗争都是以门阀士族为一个方面，一般说来都是以门阀士族的胜利告终。这是门阀士族政治的特徽，是时代的特徵。庾、王作为门阀士族的代表，几乎面临相同的矛盾，所以他们休戚相关，利害与共，往往是多同少异，大同小异。庾、王之间不是没有利害冲突，但是冲突可以控制在从属地位。庾、王合力，使皇权屈服了，使宗室诸王成为不起作用的力量，动辄奏推士族名士的那些礼法旧门人物也不再有所作为，引流民帅平叛而出现的后遗问题也终于完全解决。门阀政治排除了各种障碍，能够在自己的轨道上正常地运转。这些就是门阀政治的创立者和巩固者，王导和庾亮共同起的作用。
但是也可以看到，门阀政治的格局既经巩固，作为门阀政治的固有矛盾，即此一士族与彼一士族的矛盾，也就是门户之间的矛盾，从此就成为东晋历史的主题而反复出现。庾、王矛盾，就是这种士族门户间矛盾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自从庾亮以苏峻变乱而引咎外镇，把八岁的皇帝留在建康交由王导看管以后，直到王导、庾亮之死，其间十二三年之中庾、王直接或间接对立的问题，已详本书《论郗鉴》一题中《郗鉴与王导》部分。除此以外，庾、王两族以庾怿与王允之为代表所进行的一场争夺江州之争，在史籍中表现得很隐晦，史家也少有注意，特在下面进行探索。
① 《文选》卷四九《晋纪总论》引干宝《晋纪》：“世俗言〔庾〕纯乃祖为伍伯”。案庾纯是庾乘之孙，庾乘或即为县伍伯。
① 《世说新语·文学》“庾子嵩读《庄子》”条注引《晋阳秋》。
① 参看本书第五九页。
① 庾亮加中书监出于王敦表荐，见《太平御览》卷二二○。表谓以中书令、领军可中书监、领军如故。亮原已居中书令，本传失载。
① 《世说新语·任诞》：“卞令礼法自居。”
① 《晋书》卷七○《卞壶传》。《世说新语·赏誉》载此略同。
② 《世说新语·假遹》“陶公自上流来”条注引《晋阳秋》。
二、庾亮出都以后的政治形势
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苏峻之乱平息以后，庾亮引咎出都，以豫州刺史屯驻芜湖①，企图就近控制朝政，以与王导相持。这是东晋建国后在非战争状态下出现的第一次豫州与扬州相持的局面。其时上游的江州属温峤，荆州属陶侃。温、陶都是东晋功臣，与庾在平苏峻时有过联盟关系，此时他们三家暂得相安。庾亮知道，温峤本来是作为刘琨使者来到建康的，在东晋朝廷孤立无援，居江州并无多少实力；拥有实力的陶侃是南人，门第低微，年迈而又无出众的子息可以继承其业。所以，只要不出现不利于庾亮的异常事态，庾亮完全可能逐步扩大领域，取得江、荆，统一上游，然后以既成之势威逼建康，取代王导统治。此后十余年里上游的形势和上下游的关系，确实是循此方向发展，庾氏家族势力日益强大。
庾亮出都居芜湖，只是对王导一步之让，而且只是暂时的。豫、扬相持，在地理上距离大近，没有缓冲余地，不利于维持彼此的平衡。一旦反目相对，不论是豫是扬，都可能骤然处于紧张和危殆地位。王敦据姑孰，苏峻处历阳，与建康短兵相接，这种教训，庾亮和王导都是不会忘记的。庾亮既无意也无力与王导破裂，则其居芜湖只能是暂时观望等待，一旦有了可能，他就会向上游发展，在上游聚集力量，徐图后举，这是必然之理。
我们看到，江左上下游相争的形势，在王敦的时候，还可以说是由于“楚江恒战，方城对敌，不得不推诚将相，以总戎麾”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是既然出现过王敦乘时起兵，居上制下的事实，它就成了一种历史经验，为居上游者所利用，所效尤，而不论楚江、方城有何需要。庾亮正是利用这一经验，有意制造居上制下的形势，以图庾氏门户利益。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建康不但要应付上游荆、江可能兴发的顺流之师，还要时刻提防近在肘腋的豫州的突袭。建康处在极不安全的状态，这是促成建康所倚的京口重镇适时兴起的一个客观原因。徐州刺史郗鉴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挥着京口的作用。这样，所谓上下游之争，就不是简单的荆、扬之争，而是已经演化为复杂得多的多头之争。有实上的荆州、江州、扬州，加上侨置的豫州、徐州，都在这种反复的斗争中占有各自的地位。这是东晋门阀政治在地理上、军事上进一步的表现形式。
《通鉴》刘宋孝建元年（454年）曰：“初，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这是就东晋江左实上而言。三州的州治和军府都在长江沿岸①。三州加上侨置的豫州、徐州，大体构成一条画江而守的南北防线。这个时期，南北力量虽然时有消长，但大体上是平衡的。因此，画江而守就逐渐成为东晋对付北方威胁的国策。《晋书》卷五六《孙绰传》：“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同书卷六六《陶侃传》陶侃之言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者，正以长江耳。”其时东晋布兵于江淮之间和江汉之间，视南北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作进退。当力量不足以控制这一地区而不得不转移防线时，退兵的极限就是长江。当然，如果江北弃守，长江天堑暴露在敌人眼前时，江南就会进入危机状态。所以画江而守的国策，除了要求荆、江、豫、扬、徐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不得南移以外，并要求尽可能在江北控制住一定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如有可能，甚至还要掌握一部分淮、汉以北的土地。正由于长江一线具有这种重要的战略价值，东晋士族门户之间的冲突往往沿着长江一线展开，门阀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往往发生在长江一线。长江上游地理上的顺流优势，可以转化为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加上荆、江“甲兵所聚”的条件，谋求家族权力的士族往往抢据上游。这是东晋上下游之争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背景。
画江而守，东晋的情况与孙吴基本相同。《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赤乌十三年注引庾阐《扬都赋·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南沙。”①同书《孙皓传》甘露元年注引干宝《晋纪》，纪陟使魏，魏问吴之戍备几何，坚固之状，陟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吴于濒江置督屯兵，权重者为都督，所置即在纪涉所说的险要必争的地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辑得吴沿江所置督或都督，西起西陵，东至京口，约有二十余处，这与东晋荆、江、豫、扬、徐诸州屯兵分布情况大体相同。《三国志·吴志·孙静传》附《孙奂传》注引《江表传》曰：“初，〔孙〕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聚百官议之。诸将或陈宜立栅夏口，或言宜重设铁锁。这是消极的防守。小将张梁则主张遣将入沔与敌争利，于武昌设精兵以策应之，为孙权所采纳。这是积极的防守。长江本如长蛇①，画江而守重在首尾相应。孙权还建业，用武昌居间以控沔汉，得首尾相应之宜。所以终吴之世，荆、扬同在孙吴朝廷牢固控制之下，吴国都城还可以于建业、武昌之间迁徙，而没有出现频繁的上下游之争，与东晋大不相同。
孙吴时居上游方镇之任者也是士族。吴郡陆逊为荆州牧二十余年，赤乌八年（245年）卒官后，子陆抗领父兵镇柴桑，又都督西陵等处。陆抗于凤凰三年（274年）卒官，诸子晏、景、玄、机、云又分领父兵据于上游。终孙吴之世，陆氏三代为吴西境疆臣，镇上游，抗强魏，为朝廷所赖，而没有引起吴国内部的荆扬之争，象东晋所发生的那样。
上下游的关系在东晋与在孙吴之时如此不同，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东晋士族力量远远超过孙吴士族力量，而东晋皇权又远远弱于孙吴皇权。这种情形一目了然，无待申论。原因之二，是东晋时江州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孙吴之时，基本上能够支撑荆州并维持上游地区相对独立的需要；而且梁州基本上在东晋之手，足以从北方屏蔽上游。这一点须略作说明如下。
东晋时的江州，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据《晋书》卷八一《刘胤传》：“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商旅继路，刘胤为刺史，“大殖财货，商贩百万。”江州地境辽阔，兼括今江西、福建之地，农业渐趋发达，粮谷充实。《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说到东晋仓储时说：“其仓，……在外有豫章仓（案在今江西南昌）、钓矶仓（案在今江西都昌）、钱塘仓（案在今浙江杭州），并是大贮备之处。”《通鉴》宋孝建元年一月胡注：钩圻（案当即钓矶）米，南江（案即赣江）之运所积也。”豫章、钓矶二仓得比于盛产粮食地区的钱塘仓，可见江州粮储之富。苏峻乱后，刘胤传谓“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据《晋书》卷七五《王述传》，王述谏阻庾翼移镇乐乡之议，亦曰：大军如屯驻乐乡，则“江州当溯流数千，供继军府。”这就是说，江州运漕既要资给下游建康，还要供应上游军食。回顾孙吴时期，孙晧于甘露元年（265年）由建业“徙都武昌，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①的情况，可知东晋的江州已大不相同了。
江州多流民，丰粮谷，又居荆、扬之间的军事要冲，地位非常重要。所以《通鉴》宋孝建元年说其地“甲兵所聚”，《桓冲传》说它是“一任之要”，《刘胤传》则说是“国之南藩，要害之地”。江州若合于荆州，上游就更能自主，从而对下游的优势也会加大，建康将感到威胁。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荆州方镇将难于独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因此，当庾亮自豫州徙驻荆州以后，他与王导之间争夺对江州控制权的斗争，就成为政局的焦点所在。江州的争夺，肯定是在激烈地而又并不大事声张地进行着，史籍上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我们只有从各种迹象中钩沉索隐，才得以约略窥见庾、王关于江州争夺事件的梗概。
①《宋书》卷三六《州郡志》南豫州条：“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庾亮为刺史，治芜湖。”
①江州刺史一度与军府分离而治豫章，是例外。军府所在虽也有时因战争的需要而北移，但三州的重心始终在长江沿岸。
①东晋时沿江亦置烽火楼。《通鉴》咸和三年五月丙辰，苏峻在石头，“登烽火楼，望见（陶侃、温峤）士众之盛，有惧色。”《六朝事迹编类》“烽火楼”条引杨修之诗注曰：“沿江筑台，以举烽燧，自建康至江陵五千七百里，有警半日而达。”建康、石头有烽火楼，见《金楼子》卷一《箴戒》及《南史》卷八○《侯景传》。
①《文选》卷五三陆机《辨亡论》。
①《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三、庾、王江州之争
咸和四年（329年）庾亮初镇芜湖时，《庾亮传》记其官守为“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领宣城内史”。《成帝纪》所记，于都督以下脱豫州二字。《通鉴》略同本传。胡注对都督诸军事的地境作出了解释。我们把胡三省的解释，加标点表示如下：“豫州、扬州之江西：淮南、庐江、戈阳、安丰、历阳等郡也。宣城郡属扬州。”这就是说，庾亮都督范围包括侨立的豫州，也包括扬州的江西诸郡以及扬州江东的宣城郡。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康上游，紧迫建康，长江两岸的郡县全在庾亮手中，庾亮的军队朝发而夕可至建康。所以庾亮名为藩镇，实际上却能够掌握朝权。王导则被庾亮困死都下，无法动弹，只有等待时机，徐谋生计。
庾亮出镇同年，江州刺史温娇死，地入强藩陶侃之手，庾亮无力与陶侃争夺。五年以后，咸和九年（334年），陶侃死，庾亮始得总统荆、江、豫诸州，从密迩建康的芜湖迁镇武昌。庾亮“虽上流分陕，而顿失内权”①。这种情况，给力图改变现状的王导以可乘之机。接着，事态就向有利于王导的方面发展。
《晋书》卷七六《王允之传》：允之“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建武将军，镇于湖。”咸和末当指咸和九年（334年）。是年六月乙卯陶侃死；同月辛未，庾亮加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徒镇武昌。王允之为王舒子，王导侄。于湖在芜湖附近，两地都在江东。王允之出镇于湖，当是趁庾亮徙官之际，踵迹而来，占领紧逼建康的长江两岸之地，以图纾解琅邪王氏在建康的困境。不过，这时豫州都督刺史仍为庾亮①，至少名义上如此。王允之在于湖能否立定脚跟，还难确定。
第二年，即咸康元年（335年），春，发生了石虎入侵事件。《成帝纪》：是年“夏四月癸卯，石季龙寇历阳，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癸丑，帝观兵于广莫门，分命诸将，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慈湖，龙骧将军路永戍牛渚，建武将军王允之戍芜湖。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贼退向襄阳。戊午，解严。”以干支计，自所谓石虎入侵至解严，共十五日，在这十五日中，王导利用机会调兵遣将，完成了对豫州治所周围要地的占领，并使前一年已占据建康上游两岸之地并出镇于湖的王允之，改镇豫州旧治芜湖。看来，当年庾亮出都时所统“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郡”，统统归于琅邪王氏势力范围。而郗鉴所遣陈光之众入都为宿卫者，也未再返回原来建制②。《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记此事，只是说“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临江而旋，京师大震”。《王导传》也只是说“石季龙掠骑至历阳，导请出讨之。加大司马，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俄而贼退，解大司马……”，云云，都是含糊其词，没有说及细节，似乎有些隐情。
寻绎史实，我认为有一些难于解释之处。庾亮西移后王允之踵迹出都为宣城内史，似属窥探性质。王导还需寻求口实，才能进行有效的部署。恰恰这时石虎南来，王导抓住时机，十五日内完成了全部军事部署，占领了建康以上长江两岸的许多要地。看来，偶然的事态促成了这一历史的转折；其实，偶然事态之中却留下了值得分析的蛛丝马迹。
《晋书》卷八三《袁耽传》：“咸康初，石季龙游骑十余匹至历阳；〔太守〕耽上列，不言骑少。时胡寇强盛，朝野危惧。王导以宰辅之重，请自讨之。既而贼骑不多，又已退散，导止不行。朝廷以耽失于轻妄，黜之。寻复为导从事中郎，方加大任，会卒。”案袁耽少年时无行，起家为王导参军，说苏峻将路永归降王导，可见他是亲附王导，与王导关系较深的人。他虽以报警轻妄不实受黜，但不久却得入王导府为从事中郎，而且王导还将加大任于他，可见黜免不过是敷衍塞责之举。这是可异的事。更其可异的是，宰辅不核实军情，不经周密考虑，只凭“不言骑少”的一纸表奏，擅自判定需要宰辅亲自出征，而且宰辅还假黄钺，亦即得到专斩节将的权力。于是遣将兴师，一朝上路，出现了上述形同儿戏之举。儿戏甫毕，册命随颁，王导未以轻率兴师受谴，反而因“功”晋位，受上公之职。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袁耽上列不实，不过是有意为王导提供一个兴军的机会。王导趁此机会假借军情，部署兵力，向庾亮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反击，并且取得了继续向上游蚕食的立足点。所以，王导假黄钺亲征，尽管以寇少不行，但王导所遣占据建康上游各地之师，却并没有奉到班师之诏。
这个阶段，王允之是被派遣代表琅邪王氏家族，向颖川庾氏庾亮兄弟进行反攻的主要人物。王允之之父王舒死于咸和八年（333年）六月，胡骑临江之时，王允之尚在艰中。《王允之传》：王舒既葬，允之“除义兴太守，以忧哀不拜。从伯导与其书曰：‘太保（王祥）、安丰侯（王戎）以孝闻天下，不得辞司隶；和长舆（和峤）海内名士，不免作中书令。吾群从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建武将军，镇于湖”云云。案王导敦促王允之出守义兴，动之以家族的利害，并引先辈事迹，劝他不要拘泥礼制，贻误事机，词旨非常削切动人，但允之犹推而不就。咸和之末，王舒方死年余，允之丧服未除。但他改变初衷，夺情起复，其间必有事机之紧迫、王导之再劝等多种原因起着作用，只是史籍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王允之出据于湖，王导假黄钺征讨，种种事件连续发生，使人感到王、庾关系一时间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气氛之紧张前所未有。
咸康五年（339年），另一种异常事态又在江州突然出现。这就是庾亮弟庾怿急率所部进驻江州的半洲。半洲在今江西九江以西，在其时江州治所寻阳的上流，与寻阳比邻，是军事上的要地①。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自东晋至南齐，半洲有时曾是江洲治所。《晋书》卷七三《庾怿传》，当咸康五年庾亮在荆州部署北伐时，庾怿受命以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远镇魏兴。庾怿牙门霍佐亡归石虎，亮表上贬怿为建威将军②。朝议欲乘此机会召还庾怿，庾亮力陈“怿名号大，不可以小故轻议进退”，朝廷只好屈从于庾亮。这里所谓“朝议”云云，自然是反映王导或其羽党的意见。接着，突然的事情发生了。庾亮改变主意。
《庾怿传》说怿“所镇险远，粮运不继，诏怿以将军率所领还屯半洲。”这是一件大为费解的事。庾怿所镇魏兴在今陕西安康，“所在险远，粮运不继”，自然属实，但是这不足以成为庾怿突然撤离魏兴的理由。据《庾亮传》，庾怿撤离魏兴之后，庾亮立即“以武昌大守陈嚣为辅国将军，梁州刺史，趣子午”。依道路计，“趣子午”必须越过魏兴。从军号、职守以及进军方向看来，陈嚣就是被派来代替庾怿的。可见庾怿撤军并非真由于地远粮缺的原因需要放弃魏兴，而是庾亮所统诸部的一次换防，以陈嚣之军替换庾怿之军，以怿军另作它用。其时庾亮经营北伐，梁、荆正需重兵，而庾怿匆遽撤离魏兴后立即远走半洲，脱离北伐的建制，这必然是出于十分急迫、十分重要的原因，否则是不可思议的。
根据当时总的形势，我们可以判断，庾怿远道奔驰，占据长江中的半洲，目的是对付下游王氏家族势力扩展的形势。庾怿东来，首先是为了防守，同时是为了进攻。《庾怿传》曰：怿屯半洲之后，“寻迁辅国将军、豫州刺史，进号西中郎将，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军事，假节，镇芜湖。”案俘迁辅国将军，即恢复在梁州时的旧号。怿所监扬州四郡，庐江、历阳、安丰在江西，宣城在江东。庾怿得监四郡夹长江而扼建康，是恢复庾亮咸和九年出镇荆州以前在豫州的态势。这当然是针对王允之出任宣城内史、监四郡、镇芜湖而采取的一次反措施，这次反措施逼使王允之退出建康以上夹江四郡，不过不知道王允之是和平撤出，还是战败的结果。无论如何，这是琅邪王氏的一次重大挫折。庾怿刺豫州，是此年秋天①后赵军陷邪城、豫州刺史毛宝死后之事。毛宝刺豫州时治邪城，主要是对付北面后赵的军队；庾怿代刺，治所又迁回侨寄的芜湖②，以镇守扬州的四郡，对付建康。
琅邪王氏处心积虑夺回的豫州和扬州四郡，又在一次未经宣扬的袭击中回到颖川庾氏之手。庾氏势力突然回到贴近建康之地。琅邪王氏面对这一进攻，将如何自处呢？
《王允之传》于前引咸和末王允之出镇于湖以后继谓：“咸康中，进号征西将军，假节。寻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王允之出刺江州年月，《晋书》及《通鉴》均缺载。万斯同、吴廷燮分别编纂的两种《东晋方镇年表》，均系之于咸康六年庾亮死后③。案质亮西迁武昌后，其职衔一直是豫、江、荆三州刺史。其中的豫州系侨置，而扬州的四郡已入王允之之手，庾亮的豫刺徒具虚名。咸康四年庾亮以毛宝为豫州刺史，移治邾城。邾城属西阳郡，在今湖北黄冈境，毛宝移治，得豫州之实土。到这时为止，庾亮还是荆、江二州刺史。《晋书》卷九五《艺术·戴洋传》：咸康五年，庾亮疾笃，术士戴洋为之占候，谓当解荆、江二州，而庾亮竟不能解，于咸康六年正月初一死。据此可知，江州刺史职衔一直属于庾亮④。因此，王允之正式居江州刺吏之任，只能在庾亮死后，晚于庾怿之出任豫州刺史。这就是说，庾亮之死，使王允之得到进入江州的机会。
就豫、江二州形势而言，王允之本据豫州以与江州对峙，尔后庾怿由江州之半洲顺流得扬州四郡而就豫州刺史位号，王允之则于稍后溯流而上，进至庾怿的后方，卒得江州刺史之职。这就是说，在咸康五年秋后至咸康六年之春，王、庾两家族的王允之与庾怿，恰好互换了地盘。这肯定不是一次常规的换防活动，而是一次两家士族门户之间的实力较量。我们还知道，在此以前不久，可能只有几个月，庾亮曾有兴兵废黜王导之谋，以郗鉴反对而止。庾怿仓猝南来半洲，接着又得豫州而镇芜湖，我怀疑这或者是庾亮为废黜王导，或者是乘王导之死，而采取的突袭行动。这些问题，都由于史料含糊，日月不具，难于确凿言之。不过可以肯定，咸康五年是王、庾两家士族生死搏斗的一年，搏斗的结果，暂时只能是持平，这与王导、庾亮相继死去很有关系。但是王、庾之死，并没有结束这两个家族之间的搏斗。由于继王导为相的庾亮弟庾冰，在“人情恇然”（《庾冰传》）的情况下意在周旋宁息，王、庾矛盾暂时在宁静局面下转为暗流，维持了两年多之久。
《晋书》卷七三《庾怿传》：豫州刺史庾怿“尝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其有毒，饮犬，犬毙，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耶？’怿闻，遂饮鸩而卒。”此事发生在咸康八年（342年）之春，即成帝死前数月，其性质在《晋书》、《通鉴》以及其它史籍中均未见有何解释。《成帝纪》于末尾处论及成帝不满舅族专横，曾录此事，与《庾怿传》同。所谓“大舅已乱天下”云云，当是指庾亮激成苏峻之乱，以及剪除宗室、谋废王导诸事；所谓“小舅复欲尔”，当是责备庾怿谋杀王允之以再次挑起王、庾两家矛盾，并认为此事的后果与庾亮“乱天下”相当。其时成帝虽已成年，但无任何权威。史谓仅仅由于成帝这两句话就使得庾怿饮鸩而卒，是值得怀疑的。看来王允之借这件事制造了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而庾冰在有时腋之虑的时候，为门户计，不能援助庾怿，因此庾怿不得不死。
吕思勉先生尝有疑于庾怿自裁之事。他在《两晋南北朝史》第一五○页中说：“《纪》又言帝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而赫然一怒，庾怿惧而自裁，有是理乎？妨帝不亲庶政者王导也，于庾氏何与？而谤转集于庾氏，何哉？”吕先生不相信成帝一怒使庾怿惧而自裁之说，这是有道理的。但吕先生着眼于庾亮、王导个人毁誉问题，似难究及历史实际。其实庾怿自裁，决非只是成帝一怒的结果，也不只是王允之制造压力的结果，而是几十年来庾、王门户之争，特别是近数年来庾、王江州之争的结果。它反映了庾、王江州之争的尖锐激烈程度。庾怿之死这一庾、王关系的重要插曲，情节虽难细究，但背景是清楚的。香港学者苏绍兴先生也有“怿谋害允之一事，殊不可解”，“怿何事而毒允之，已不可考”①的问题，本节所论，似可部分地作为回答。
庾怿虽死，王允之仍然不能自安于江州，江州还不断出现新的变局。
咸康八年六月，成帝死，成帝弟康帝即位，委政于庾冰、何充，士族门户势力重新配置，错综复杂的斗争继续进行，其焦点还是互相争夺江州。
何充参政，是王、庾门户冲突的产物。《晋书》卷七七《何充传》：“充即王导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何充具有与王、庾都是戚属的家族背景，所以王、庾二族在必要时都能够接受何充居间缓冲。庐江何氏并非第二流士族，所以暂时也没有坐大的危险。《何充传》说：“王导、庾亮并言于帝曰：‘何充器具方概，有万夫之望，必能总录朝端，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外誉唯辑，社稷无虞矣。’”细玩此语，王、庾不可能同时进言荐充，“老臣”云云，更似王导口气。《世说新语·赏誉》“丞相治扬州廨舍”条注引《晋阳秋》：“导有（使充）副贰己使继相意，故屡显此指于上下。”而何充虽居王、庾之间，实际上却是袒王的。庚冰为了巩固庾氏的外戚地位，屡以宜建长君为由，请立成帝母弟为嗣，因而康帝得以继统。何充则主张立嫡不立弟，庾冰不从。何充自知与庾冰难于两立于朝，自请出镇京口，以求自固。此事史传均谓“避诸庾”，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抢据京口要津，以防庾氏造次的目的。中枢庾冰并未以何充为主要对手，他的目光正注视着江州的王允之，观察王允之的动向，寻找驱逐他的机会，以便把江州重新纳入庾氏之手，使荆、江重新合为一体。这样，即令庾氏在中枢不能得手，也可以巩固庾氏在上游的地位，保全庾亮时庾氏的门户势力。
《晋书》卷七六《王允之传》：“王恬（王导之子）服阕，除豫章郡。允之闻之惊愕，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欲与庾冰言之。冰闻甚愧，即以恬为吴郡，而以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未到，卒。”案王导长子悦早死，恬为次子，继嗣。王恬少好武，在王、庾相持阶段，曾守石头以卫护建康，是王氏家族中少有的堪任武事的人才。王允之求解江州，其目的之一是故作姿态，逼庾冰收回以王恬为远郡的成命；目的之二是推荐比自己更有地位才能的王恬代为江州，以防庾氏觊觎。庾冰的处理，则是将计就计，以退为进，在改署王恬为吴郡的同时，一并改署王允之为会稽，以示将东方例由门阀士族居任的吴会地区，画为王氏家族势力范围，庾氏不求染指，只求能换得江州。所谓庾冰“甚愧”云云，不过是士族名士处理此类问题的一种自饰而已。
但是王允之明白此中底细，拒绝受调，他所持的理由，据《通典》卷一○四所载，是会稽犯王允之之祖王会名讳。这看来是一种托辞。因为第一，名讳嫌忌问题本无一成不变的说法，既有如《晋书》卷五六《江统传》“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之说，亦有如《通典》卷一○四谯王无忌议“国之典宪，亦无以祖名辞命之制”之说，不能固执一端；第二，据《王舒传》，王允之父王舒曾经以改会稽为郐稽的折衷办法接受过会稽内史之命，王允之完全可以援例处理。但是王允之没有考虑这些，而是始终不受会稽之命。《康帝纪》咸康八年八月“以江州刺史王允之为卫将军”，细味“以”、“为”二字，可知王允之并非以江州刺史加卫将军，而是离江州之任就卫将军职。此诏亦未提及会稽内史之职。这就是说，会稽内史可辞，但江州非离开不可；离江州后总该有个归宿，那就是让他回建康就卫将军这一尊显的虚号。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庾氏对王氏的强力胁制。同年十月，据《康帝纪》载，“卫将军王允之卒。”王允之死时，已被迫受调。但是他实际上是否已离开了江州，他的死是否还另有文章，都无从考实，我们只知道王允之是死在卫将军任内，至少名义上是如此。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一次变局。
江州既已不在王氏手中，庾冰自可取之以实现庾氏一统上游的目的。但是当庾冰部署尚未妥贴之时，是年十二月，皇后褚氏立，名士褚哀以后父之重，表示不愿居中任事，“苦求外出”，庾冰遂以之为建成将军江州刺史，镇于半洲①。褚裒外任，庾氏取得江州的计划，功败垂成。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二次变局。
翌年（建元元年，343年）十月，形势又为之一变。庾冰效法当年庾亮出都的办法，外出为都督荆江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②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以为荆州庾翼形援。于是，争夺多年、辗转易手的江州重镇，终于被庾氏以强硬手段取得。这是庾怿死后关于江州的第三次变局。
回顾这段时间之内的江州形势，可以看到变化迅速纷纭。庾怿毒杀江州刺史王允之不成，饮鸩自毙，在成帝咸康八年（342年）二月；以王允之入为卫将军之诏，在是年八月；王允之之死，在是年十月；康帝后父褚裒出镇江州，在是年十二月；而庾冰出都为江州刺史，在翌年（建元元年，343年）十月。江州问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这样多的曲折变化，江州地位的重要和斗争的激烈就可想而知了。
成、康之交，咸康、建元之际，琅邪王氏家族发展史上经历着又一关键时刻。王允之是企图以军事实力维持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琅邪王氏虽然还是代有显宦，宗族不衰，但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荫，靠社会影响。由此到晋末为止，真能影响政局的人是一个也没有了。《晋书》卷七七《殷浩传》载庾翼遗殷浩书曰：“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庾翼作书时间，就在咸康、建元之际，可见此时琅邪王氏在内外政局中已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估量局势中不再被人们提及了。与琅邪王氏的就衰相比，颖川庾氏看来好象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扩充了很大的地盘。但是这个家族根柢不深，好景不常，在桓温的打击之下，很快就被摧折了。
关于王导、庾亮的嫌隙问题，读史者多诸悉王导“元规尘污人”①的清言。王导以尘埃喻庾亮而以扇拂尘，对政敌庾亮则字而不名，使人感到王、庾处理嫌隙，大概也同清言一样含蓄隽永。其实不然。在清言的后面，存在着与名士风流旨趣大不相同的现实利害的冲突。阴谋诡计，刀光剑影，充斥于这两个门户、也就是两大势力之间，其残酷性并不亚于其它朝代统治者内部的斗争。王、庾江州之争大体能证明这一点。不过江州之争的许多复杂而微妙的关节，史料已泯灭无闻，有许多本来只能由武装冲突来解决的问题，在现存的简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过程，这很难令人相信。根据这些史料勾画的庾、王江州之争，最多不过是貌似罢了。
庾、王江州之争的研究，至此暂作结束。江州以其所处的地位，在东晋荆、扬相持的门阀政治格局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竞争之地，只要门阀政治的格局不变，江州的重要地位不变，江州之争也将不断发生。实际上，庾冰居江州只有一年。建元二年十一月庾冰死，朝廷立即以谢尚为江州刺史，企图把江州从庾氏手中夺回。由于庾翼强力抵制，谢尚未得如愿。翌年庾翼死，江州又再易手。淝水之战前夕，桓冲、谢安分据荆、扬之时，这两个门阀士族之间也出现了争夺江州之争，性质与庾、王江州之争类似。不过其时南北大战将临，桓、谢彼此克制，与当年庾、王势同水火者有所不同。关于这几次发生的问题，本书另有分析，此处不论。
①借用《晋书》卷八三《刘毅传》论刘毅语。刘毅以“都督豫州、扬州之淮南、历阳、庐江、安丰、堂邑五郡诸军事豫州刺史”，又兼督江州，俄进荆州都督刺史。其实力的演变，李慈铭有论，见《越缦堂读书记》历史类。庾亮由豫州进荆州，变迁与刘毅相近。
①《宋书》卷三六《州郡志》南豫州条，庾亮至咸康四年始以豫州授毛宝。但毛宝刺豫州时豫州治邾，已远离芜猢。参《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②参见本书第七○页。
①据《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昭弟子奋官至“平州”都督。据《三国志辨误》（下），此“平州”为“半洲”之讹。可知半洲是孙吴沿江置督的军事要地之一。
②据《宋书》卷三九、四十《百官志》：“诸征镇至龙骧将军”，三品，辅国将军在其中；“宁朔至五威、五武将军”，四品，建成将军在其中。是庾怿此次由三品降为四品。
①邾城之陷，《成帝纪》在咸康五年九月，《通鉴》从之，《戴洋传》作十月。《庾亮传》系于七月王导死前，疑误。
②庾怿奔半洲的月分不详（《通鉴》附之于三月，显然不是准确的时间），所以不知道庾亮的此一决策是对七月王导之死的反应，还是对豫州刺史毛宝之死、邾城失守的反应，或者另有其它的原因。庾怿徙屯半洲和进驻芜湖，其间当小有间隔。
③秦锡圭《补晋方镇表》以王允之咸康七年为江州刺史。秦表错误太多，不取。
④《艺文类聚》卷三八庾亮《释奠祭孔子文》：“惟咸康三年荆、豫州刺史都亭侯庾亮”云云，疑夺“江州”字，并非咸康三年庾亮已解江州。
①见《两晋南朝的士族》第一七二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①据《晋书》卷九三《褚裒传》，康帝为琅邪王时，聘褚裒女为妃，裒出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迁尚书。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成将军江州刺史。”事在咸康元年十二月。案，同年八月，何充出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徐州刺史，镇京口。此事史谓“避诸庾”，实际上具有“避诸庾”和抢据津要双重目的。数月后出现的褚裒外任，与何充之事性质相同。徐州京口津要既然已属何充，褚裒以曾为豫章太守之故而得江州，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三年以后，水和元年（345年），褚裒改授徐、兖，又以征北大将军筹划北伐。总之，咸康八年何充、褚裒相继外任，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居位家族既能避免门户矛盾激化，又能积累实力以观形势的一种惯用手法。
②四郡，《通鉴》建元元年胡注认为就是宣城郡及扬州江西之历阳、庐江、安丰等郡。如果是这样，那末应当说“扬州之四郡”。从庾冰职衔上看来，建康以上直到荆、益、交、广，全入庾氏之手。不过《通鉴》胡注所列四郡之名是否准确，还难判定。如果庾冰所得只是豫州四郡，而扬州四郡仍在何充之手，那末何充还保有建康以上相当大的地盘。
①《世说新语·轻诋》“庾公权重”条。
四、襄阳的经略
庾亮兄弟辈的重要活动之一，是经营北伐。庾氏经营北伐的直接目的，不在于进行境外的军事活动，而在于取得并牢固掌握襄阳。襄阳是梁州州治所在，有流民武装可用，是荆州的屏藩。庾亮、庾翼相继以北伐为名，终于把襄阳区域的桓宣势力排除，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境，并一度遣军入蜀。庾氏在上游所据领域之大，声势之显，是前此王敦、陶侃诸人所不能及的。庾氏在上游的经营历时十余年，时间可谓不短，但是庾氏势力的衰败，却发生在瞬息之间。庾氏上游经营的成果，没有使庾氏门第延绵久长，却使龙亢桓氏的桓温得此以为基业，骤然在上游兴起，代替庾氏。强藩兴代，亦有驱除，庾氏为桓氏驱除，使东晋门阀政治的演化，逐步进入又一高潮。
现在，我依据上述历史脉络，加以诠释，以见襄阳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作用和桓、庾替代的背景。
在东晋历史上，北伐本来是正义的口号，是时代的要求。但是大张北伐旗号的人物角色，却各不相同。祖逖处两晋之际，独立经营北伐，基本上是流民帅的活动，在江左没有多少家族利益的牵连，对建康政局也没有多少影响。祖逖北伐不计成败利钝，死生以之，以攻为守，起了保障东晋偏安的作用。祖逖以其节烈丰富了民族精神，是东晋北伐的最高典型。祖逖死后所遗留的流民实力，由其弟祖约继领，而祖约却预于流民帅苏峻之乱，卒以败灭。
祖逖以后，倡言北伐者都是东晋权臣，在江左有很大的家族利益。他们倡言北伐，动机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
王敦叛乱起兵，据《晋书》卷三七《谯王承传》，曾经“诈称北伐”；而王敦败灭，据王夫之的意见，原因之一是敦“无边徼之功。”①后来荆州为陶侃所据。《晋书》卷九五《艺术·戴洋传》：“〔陶〕侃志在中原”。《晋书》卷六六《陶侃传》侃于咸和七年六月疾笃上表，说他久谋西征和北伐，“是以遣毌丘奥于巴东，授桓宣于襄阳。”但是直到陶侃之死，北伐迄无行动。
王、陶以来迄于庾、桓，都是居上游而倡言北伐，其直接目的，一般都是巩固上游分陕势力，徐图朝廷。而巩固上游分陕势力的关键，又在于把襄阳牢固控制起来。上引陶侃授桓宣以襄阳是这样，稍后庾氏居荆州而逐步兼并襄阳，排斥桓宣，也是这样。
咸康五年（339年）庾亮倡言北伐，开复中原，请求由武昌移镇襄阳之石城，以为诸军声援。庾亮又乘成汉李寿之衰，遣偏师袭击巴郡（今四川重庆）、江阳（今四川沪州）而归。但他所遣毛宝之师覆败于江北之邾城（今湖北黄冈），他部署的军事行动，至此全部终止。
庾氏的全部北伐部署和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对桓宣的调遣。《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庾亮为荆州，将谋北伐，以宣为都督沔北前锋征讨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假节，镇襄阳。”案司州是洛阳故都所在之地，自然是北伐的目标。桓宣既受司州刺史之命，其军号又是都督沔北前锋征讨，这说明如果北伐出军成为事实，则受遣担任主攻的军将一定就是桓宣。而庾亮请移镇石城，接近襄阳，其意也在就近指挥桓宣。桓宣与庾亮在历史上没有关系，庾亮不以北伐前锋重任授与近将而授与本无关系的桓宣，是什么原因呢？依我看来，庾亮调遣桓宣之事不见于《庾亮传》，是一次不事声张的部署，很可能是对桓宣设置的一个圈套，其目的并不是藉重桓宣北伐，而是以北伐的名义排挤桓宣，使庾氏的军队得以占领襄阳。这个目的质亮没有达到，而庾翼达到了。
在庾亮扬言北伐之后四年，即建元元年（343年），庾翼又表请北伐，同样是意在襄阳的桓宣。他以桓宣为都督司、梁、雍三州以及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南乡四郡军事，梁州刺史，持节，平北将军，并令他率部前趋丹水，与石虎军作战。庾翼自己则“发所统六州奴①及车牛驴马”，不顾“百姓嗟怨”，也不顾朝廷劝阻，一意孤行。他自武昌出发，佯称移镇安陆；迨至夏口，始奏请进止襄阳，权停北伐。庾翼入襄阳，完成了庾亮以来的夙愿，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于是“大会僚佐，陈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显然庾翼以进驻襄阳为其巨大胜利，其初衷固不在北伐胡羯。
庾亮、庾翼都以北伐之名来遮盖其进据襄阳的直接目的，又是为什么呢？襄阳屏蔽荆州，北接后赵，是南北交争的地方。其地旧户甚少，而颇有流民。咸和五年石勒将郭敬攻陷襄阳，以后反复易手，咸和七年由桓宣、李阳收复而由桓宣驻守。这个地方，是边将防守要冲，但不是元帅驻节的合适处所。东晋于此地置梁州，梁州有实土，所统相当于今之鄂西、鄂北、陕南、川东北，具体地境随北方胡羯势力的强弱而时盈时缩。梁州刺史治所也以军事形势为准，或镇襄阳，或镇酂，或镇安陆，或镇魏兴。
东晋的雍州也在襄阳，侨置而无实土①。《太平御览》卷一六八鲍至《南雍州记》曰：“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侧，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这是说侨置的时间甚早，当在东晋初年。《晋书》卷六三《魏浚传》，谓魏该南来，晋元帝以为雍州刺史，在建武元年（317年），与《南雍州记》所述年代合。《晋书》卷一四《地理志》雍州条：“魏该为雍州刺史，镇酂城，寻省。侨立始平郡，寄居武当城。”大概所谓始平郡，就是省雍州后安置魏该部曲的地方。魏该以后继镇襄阳者如周抚、桓宣、庾方之，刘惔、袁乔、桓冲、桓豁、毛穆之等，其职衔均带监沔北或沔中军事，新野、义成等郡大守，均无雍州刺史名义。《宋书》卷二七《州郡志》：“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亡氏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帝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综合这些资料，可知雍州之名江左早有，以羁縻秦雍流民。但孝武帝以前《晋书》著录的雍州刺史只有魏该一人①。看来雍秦流民南来，永嘉乱后至东晋之初为一高潮，胡亡氏乱以至孝武帝时为又一高潮。所以雍州侨置虽始东晋之初，但并不常置，至孝武帝时适应雍秦流民南来的新高潮，始又宣布侨置雍州。
酒水以北，长期是南北两属之地，雍、豫流民南赴襄阳者均须经由此处。所以东晋梁州刺史都要着力绥抚流亡，笼络流民帅，以图用其武力，加强东晋对襄阳的控制。见于《晋书》的以下诸人事迹，都能说明这一问题。
卷五八《周访传》，为梁州刺史，“既在襄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善于抚纳，士卒均为致死。”
卷七○《甘卓传》，为梁州刺史，“镇襄阳。卓外柔内刚，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州境所有鱼池，先恒责税，卓不收其利，皆给贫民，西土称为惠政。”
卷七一《陈頵传》，陶侃表頵为梁州刺史，“绥怀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根嫉妒，说頵年老耳聋，侃召頵还，以西阳太守蒋巽代之。”②
卷七三《庾怿传》，为梁州刺史，镇魏兴，“宽厚容众”。庾亮上疏，谓“怿御众简而有惠，州户虽小，赖其宽政。”
卷七三《庾翼传》，镇襄阳，“绥来荒远，务尽招纳之宜，立宾馆，置典宾参军。”
东晋前期经营襄阳最重要的人物，要算原受陶侃委署，后被庾亮、庾翼极力排挤的桓宣。桓宣原受晋元帝派遣，与豫州诸坞主周旋，并助祖巡经略中原，甚有成效。后来苏峻联祖约叛晋，桓宣不从祖约之命，率众投温峤、陶侃，陶侃以之为江夏相。咸和七年（332年）桓宣与竟陵大守李阳从石勒部将郭敬手中收复襄阳以后，至建元元年（343年）为止，戍守襄阳达十余年之久，历尽艰苦。桓宣是沛国铚人，地属豫州，在淮北。但桓宣久在淮南，部曲多淮南人。所以陶侃使桓宣以其淮南部曲于襄阳之西北今谷县、均县境立义成郡，属扬州为寄地①。这与前此侨立始平郡以处魏该雍州部曲是一样的。《桓宣传》谓宣“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略威仪。或载?来于轺轩，或亲芸获于陇亩，十余年间，石季龙再遣骑攻之。宣能得众心，每以寡弱距守，论者以为次于祖逖、周访。”又谓“宣久在襄阳，绥抚侨旧，甚有称绩。”桓宣虽不居梁州刺史之职，但治绩与历任刺史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襄阳一带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人物。
庾氏兄弟在荆州扬言北伐，意在桓宣。庾亮以桓宣为司州，庾翼命桓宣北趋丹水，而亮、翼本人均又力图接近或据有襄阳，其驱走桓宣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晋书》卷七五《范汪传》，汪为庾亮佐吏十余年，甚相钦待，庾翼进屯襄阳时，范汪劝阻，谓翼“既至［襄阳］之后，桓宣当出。宣往实翦豺狼之林，招携贰之众，待之以至宽，御之以无法。田畴垦辟，生产始立，而当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难测。”这里“桓宣当出”、“而当移之”等语，正透露了庾氏兄弟心迹所在。不过范汪并未能使庾翼改变初衷。此后桓宣以军败被贬，移屯襄阳以东的岘山，“望实俱丧”，建元二年发愤以卒。庾翼以长子庾方之为义成太守，并吞桓宣部曲。庾氏兄弟逼迫桓宣的明争暗夺，以庾氏的完全胜利告终。
庾氏兄弟为什么处心积虑，必欲消灭抗御胡羯势力的桓宣呢？这一方面是桓宣所处的襄阳，其战略地位使处荆州的庾氏深怀戒惧，一方面是出于士族人物不放心流民帅的根深柢固的偏狭心理。
襄阳以及全部梁州，仰赖“荆湘之粟”①以为军实，这在东晋南朝大抵如是。但在军事上，它居荆州上游，顺汉水而下，足以威胁夏口、武昌，陆道南出，又可指向江陵，所以对荆州拥有极大的地理优势。庾氏势力重心在荆州，如以亲信居梁州，荆州可得屏障；如由桓宣居之，荆州颇有后顾之忧。据《周访传》，访为梁州刺史，驻襄阳，“闻〔王〕敦有不臣之心，访恒切齿。敦虽怀逆谋，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据《甘卓传》，王敦起兵后，梁州刺史甘卓露檄致讨，“武昌大惊，传卓军至，人皆奔散。”只是由于甘卓犹豫经时，始出军猪口（今湖北沔阳境），后又累旬不前，才使王敦得以转危为安。对于这些荆州在军事上受制于梁州的近期历史教训，以荆州为其重心的庾氏是深为敏感的。
桓宣经历，与士族人物多有不同。他久在疆场，自领部曲，被时人目为边将②。他志在抗胡，不求权势，所以辗转为东晋各种势力所用，无所依傍。他为了取信于人，甚至不得不以亲子桓戎为质任。桓宣欲谏祖约勿应苏峻之叛，乃“遣其子戎白约求入”；祖焕攻桓宣于马头山，宣“使戎求救于〔毛〕宝”；桓宣投温峤，“峤以戎为参军”，实际上是留以为质；桓宣居武昌，又先后以桓戎为郭默、刘胤参军；桓宣背郭默，又“遣戎与随（案即豫州西曹掾王随）俱迎陶侃”①，侃辟戎为掾，以宣为武昌太守。桓宣坎坷的经历，不稳定的地位，使他难得见信于人。祖焕攻桓宣之时，“〔毛〕宝众以宣本是约党”（《毛宝传》）；陶侃讨郭默时，侃将“皆疑宣与默同”（《桓宣传》）。凡此种种，都使庾亮视桓宣为异己，必欲驱逐之而后安心。梁州“两晋以来人士勇略”②，庾氏驱逐桓宣，另求勇略之士于梁州以为己用，正是一举两得。庾氏谋划得逞，桓宣发愤而死，士众尽归于庾。庾氏取得襄阳，其在荆、江的地位就更为巩固了。
庾氏与桓宣的关系，同下游士族与流民帅的关系几乎完全一样，桓宣也终于避免不了下游受制于士族的诸流民帅同样的下场。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反复出现过的问题。在门阀士族人物看来，流民可用，流民帅不可用；而门阀士族人物既不愿也无能代替流民帅，组织和率领流民，以为己用。门阀士族必须使用流民以为兵力，又必须假手于自己认为可靠的人，这是不容易办到的事。在此之前，郗鉴用流民帅以平王敦之乱，获得成功，但终于酿成苏峻之乱；在此之后，谢玄组织流民帅为北府兵，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最后酿成北府将刘裕取代晋室的结局。东晋政局，从一定的层次看来，就是以当权的士族与有兵的流民帅既联合又斗争为其重要内容。联合的基础是抗胡，斗争的目的则是夺取江左的统治权力。这种情况，上游下游几乎都是一样。
大约与庾翼驱逐桓宣、进入襄阳同时，庾冰出京师，挤走居江州的褚裒，自居都督六州军事江州刺史。于是，庾氏势力囊括上游，使梁、荆、江、豫以及扬州之宣城和江西四郡连成一气。这是颖川庾氏势力发展的顶点。只是由于京口在朝廷一边，而庾冰、庾翼又相继死亡，才使严重、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
庾亮早期在都十余年，其言其行与王导大同小异。庾亮出都至庾冰出都，共十余年，这个时间里，庾氏家族经历了三件大事：一，以外制内，制约王导，遥控朝廷；二，与王允之激烈争夺江州；三，驱逼桓宣，兼并桓宣部曲，取得襄阳。从客观作用说来，与琅邪王氏合作，巩固琅邪王氏首创的门阀政治的，是颖川庾氏；结束“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使琅邪王氏转衰的，是颖川庾氏；使江、荆、梁牢固地连为一气，并取得襄阳以巩固荆州，为桓温的崛起创造条件的，也是颖川庾氏。不过，庾氏取代王氏，并未改变门阀政治格局，只是用庾与马共天下代替“王与马共天下”而已。门阀政治的基本性质，前后相因。颖川庾氏居琅邪王氏和谯国桓氏之间，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颖川庾氏势力的积累，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它的衰坠却发生得非常急骤，而且此后的家族地位，也不能比齐王、谢，而是“再世之后，三阳仅存”①。庾亮起自外戚，无功晋室，而又措置乖谬，与王、谢家族的历史很不一样。庾氏家族不能比齐王、谢，是可以理解的。
①《读通鉴论》卷一○：“王敦无边徼之功，故温峤得制之于衰病”云云。
①《晋书》卷七三《庾翼传》。“发六州奴”，即同传前云“辄发良人”，目的是为了征战，事与《元帝纪》大兴四年“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性质相同。庾翼发奴涉及的州数，记载纷坛。但远州非所能及，实只荆江二州。《何充传》“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可证。
①《宋书》卷二七《州郡志》雍州条：“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至是雍州始有实土。
①《世说新语·识鉴》“王大将军始下”条注引王隐《晋书》，谓杨朗仕至雍州刺史。《华阳国志·序志》有雍州刺史李阳。案杨朗、李阳为明帝、成帝时人，今本《晋书》未著录他们曾为雍州刺史的仕履。
②蒋巽治绩无考。
①义成郡何以遥属扬州，是否以淮南郡西晋属扬州之故，未能断定。
①《晋书》卷七○《甘卓传》。
②《晋书》卷七七《蔡谟传》：“桓平北，边将也。”
①均见《晋书》卷八一《桓宣传》。
②《华阳国志·序志》。
①《晋书》卷七三史臣语。《世说新语·雅量》“王邵、王荟共诣宣武”条注引《中兴书》：“初，郭璞筮冰子孙必有大祸，唯固三阳，可以有后。故希求镇山阳，弟友为东阳，希自家暨阳。”《庾希传》略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