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晋末的北府兵

《晋书》卷七五史臣曰：“建元之际，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史臣所论，起自陈郡谢氏谢尚辍黄散以受军旅，迄于谢玄以疾解北府之任，其间四十余年（344—387年），谢氏于晋室有殊功而少愆失，故作褒掖如此，以见谢氏家族发挥的历史作用。与东晋其它几家当政士族相比，谢氏翼卫东晋朝廷而又门风谦退，不妄生事端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还有不曾为史臣注意到而后果甚为重要的问题，即淝水战后不及二年，谢安离京师外驻广陵，让出了中枢相权；三年甫过，谢玄又退居会稽，让出北府兵权。谢氏此举虽属被逼于皇帝和宗室的压力，但压力之下毫不反抗而放弃相权和兵权，这在东晋门阀政治历史上是罕见的。谢氏离开中枢的结果，是相权完全归于宗室司马道子；谢氏让出兵权的结果，是由谢氏组成和指挥的北府兵逐渐解体。长远看来，这些变化对于门阀政治的逐渐消亡，关系非常重大。
北府兵在淝水之战前夕从事淮南、淮北的战争，指挥者是谢玄。淝水之战，谢石受其兄谢安之遣，解仆射之任，以将军、假节、征讨大都督，统率兄子谢玄、谢琰以及豫州刺史桓伊等军应战。谢安则坐镇建康。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谢玄为前锋都督，谢安甚至自求征讨。这些阶段，合共约十年左右，驰骋疆场的大半都是北府兵，最重要的将领是出身谢氏豫州军府的刘牢之，指挥权则在谢氏家族人物之手。谢玄卸北府之任后，北府宿将日就零落，他们分散于淮北、淮南各州郡及其它军府，不再自成系统，也不能合力应战。这时羌、氏、鲜卑慕容及其它各族诸国彼此攻伐，鲜卑拓跋部力量逐渐兴起，长期战事不已，北方混乱异常。所以南北之间作战的机会大大减少，淮南、淮北的北府兵暂时没有从事外战的需要。
太元十二年正月谢玄自彭城南返会稽以后，原由谢玄统领的徐州，与兖、青二州又析为二镇。宿将朱序监兖青二州军事、二州刺史，自彭城退镇淮阴。朱序为桓温旧部，将家出身，当十余年前桓冲为徐州时曾暂驻兖州。朱序虽然资望甚深，但于北府没有多少历史关系。所以当他再度出刺兖、青时，谢氏旧将留驻淮南、淮北者未必服从他的节度指挥。观《晋书》卷八一《朱序传》序于此时表求运江州米帛以资军俸一事，可知朱序兖、青任内，军资还要仰赖上游桓氏老巢支援，不能在兖、青就地取给，也不能从扬州江南诸郡获得，其处境是困难的。朱序在兖、青未得久任，太元十三年四月徒刺雍州，戍洛阳，谯王司马恬遂出继兖、青之任。《晋书》卷三七《谯王恬传》：“恬既宗室勋望，有才用，孝武帝深仗之，以为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谯王恬所督既包括晋陵在内，则其时兖、青二州治所已由前此之淮阴南迁京口。《谯王尚之传》直谓其父“活镇京口”；《太平广记》卷二七六引《异苑》谓恬在京口为都督，重修邓艾庙，均可证实此点。《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亦作如是说。
至于徐州刺史之职，自谢玄离北府后即由执政司马道子兼领。因此之故，徐州刺史虽置文武，但府第当在建康。《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在述及升平二年（358年）徐州刺史荀羡等北镇下邳而于京口有留局以后说：“后徐州寄理（治）建业（建康）”。徐州寄治建康，即是指司马道子兼领徐州时之事。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安帝即位，司马道子始解徐州之任①，《通鉴》谓“以散骑常侍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彭城刘该不见于今本《晋书》。《魏书》卷二六《长孙肥传》有刘该遣使诣肥请降记事，据《通鉴》时在隆安五年（401年）七月。《宋书》卷一《高祖纪》元兴三年（404年）：“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同书卷五一《宗室长沙王道怜传》，谓义熙元年（405年）南彭城内史刘道怜追斩叛将刘该。刘该刺徐州时驻鄄城，刺北青州亦治荒外，其人前后居疆埸之任八九年之久而未得代，似亦习于征战而且还反复于南北之间的将家②。刘该刺徐州之前曾为散骑常侍，此官在晋世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③。东晋末年亦可用将门子弟居之，刘隗之孙刘波自北投南，为桓氏将，曾累迁而居此职，刘牢之子刘敬宣亦尝居此职。凡此种种迹象，说明刘该或为北府将而又早已投身建康，依靠司马道子。刘该为徐州刺史镇鄄城之后，据《司马道子传》，隆安元年（397年），道子以其卫将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其子司马元显。下年王恭死后谢琰出刺徐州，当是另行组织徐州刺史这一机构。而刘该由徐州刺史转北青州刺史，亦当在这个时候，因为不能有两个徐州刺史同时存在。
总绾北府诸将的徐州本治京口，自谢玄去职之后，先由司马道子在建康置局遥领，后入将家刘该之手而迁治于接近黄河的鄄城，不得回治京口。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本来是侨寄江北、常以广陵为治的兖州，却入孝武帝深相委托的谯王恬之手，移镇京口。这样，就在东晋的要害之地，出现了罕见的州治互移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是出于中枢控制北府诸将的需要。
淝水战后谢玄北伐，北府诸将多偕同北行，谢玄自领的徐州与兖州刺史，也均随军事需要移驻北方。其时北方各族混战正酣，江表无烽警之虞，朝局亦尚稳定，京口无需重兵驻守。后来谢玄南归，北伐活动暂时停顿，但留在北方的北府诸将并未立刻相偕南还。暂驻淮阴的宿将朱序，虽以其监青兖二州军事、二州刺史之职，有指挥北府诸将的权责与资望，但未必为北府诸将所接受，也未必符合朝廷的愿望。所以司马道子以执政地位兼领徐州刺史，必有对北府诸将遥领而羁魔之的目的，但实际上是徒有其名，鞭长莫及。后来刘该刺徐州镇鄄城，当是承司马道子的意旨，谋求实际控制久在荒裔的北府诸将。这当然是不会有成效的。刘该出为徐州刺史后，只有一两年即转为北青州刺史。
如前题所叙，太元政局，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既是主相相维以张司马氏的皇权，又是主相相争而各有树置。太元十三年（388年）四月，孝武帝委谯王司马恬以兖青二州刺史以代朱序。兖青二州刺史既然起不了实际控制远在北方的北府诸将的作用，所以改镇京口，徐图在京口重新配置力量，与建康呼应，以代替过去徐州刺史镇京口的作用。司马恬在京口，以子司马尚之为广陵相，父子隔江相望，企图牢固地控制下游，以为建康保障。
孝武帝既然先走一步，以亲信谯王恬据有京口，司马道子接着于十四年七月也走一步，以妃兄名士太原王忱出刺荆州镇江陵，取得了上游。然后孝武帝又乘司马恬死的机会再进一步，以皇后兄名士太原王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案后来改号前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①。王恭与孝武帝关系之密切，远胜于谯王恬。至此，东晋政局又恢复了中枢实际执政者（这时是孝武帝本人）牢固控制京口，权臣（这时是司马道子）则据有上游以为分陕之势的格局。
孝武帝死，形势为之大变，主相矛盾不存在了，司马道子独揽朝权。据有京口的王恭徒有地望虚誉而无实力，无法对抗司马道子。所以他在筹划讨伐王国宝时，不得不以北府宿将刘牢之为府司马，引他还驻京口以为援助。据《晋书》卷七四《桓修传》，我们知道与刘牢之同还京口的北府将，还有晋陵人孙无终等，而刘裕就在孙无终军中为司马。这样，曾长期被置于边裔的北府将纷纷率部南返，或投京口，或投建康，得到在江左内争中发挥作用的机会，而京口由于有了还驻的北府兵，也恢复了对建康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前所述，为了至少在名义上统领在北方屯驻作战的北府诸军，先有司马道子在建康置局，兼领徐州刺史，后有刘该继为徐州刺史，出镇鄄城。隆安元年，刘牢之已引所部北府兵归于王恭麾下。王恭虽然只居究、青刺史而无徐州刺史之名，亦未受平北将军一类军号，但由于有刘牢之以府司马率北府兵相随，是名副其实的北府镇将。《王恭传》谓恭“自在北府”云云；又王恭起事前曾说刘牢之曰：“事克即以卿为北府。”这些情况，说明在京口为北府镇将的王恭，只有倚靠刘牢之的北府兵才能自存，才能具有镇慑作用；而刘牢之的北府兵南归后还须依附士族，仍然是一支为门阀政治所用的军队，还不具有对士族的独立性。
北府兵摆脱士族控制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是王恭兵败以后的事。王恭败死后，驻在京口的都督军府与州刺史分离：王恭所遗以京口为治的兖青二州复改徐州，谢琰为刺史；王恭所遗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之晋陵诸军事职则由刘牢之继任，亦在京口①。刺史不带都督，成为所谓“单车刺史”；而都督拥兵，北府之名专归都督所有。《晋书》卷一○○《孙恩传》谓谢琰以徐州刺史南讨孙恩，加督会稽五郡军事，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而同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则谓刘牢之奉朝廷命讨桓玄，“率北府文武屯冽洲”。这里，谢琰的“徐州文武”指刺史所部，刘牢之的“北府文武”指军府所部，两者是区别得很清楚的①。
刘牢之由王恭府司马上升为都督数州诸军事，这是北府兵由士族工具的地位转变为独立力量的开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演变的一大关键。原来，刘牢之在王恭军府时，王恭虽然只有仰仗这支武力的支撑才能存在，然而他出于门阀士族的偏执，对刘牢之以行阵武将相遇，礼之甚薄。刘牢之也自负才能，深怀耻恨。可是另一方面，王恭为了得刘牢之死力，又不得不屈尊与之拜为兄弟，甚至还在自己生死攸关的时刻，向刘牢之许下“事克即以卿为北府”的诺言。同时，司马元显派遣时为庐江太守的另一北府将高素向刘牢之策反，其诺言也是：“事成，当即其（案指王恭）位号”。交战双方都对刘牢之以北府相许，后来果然成为事实，说明时势如此，非刘牢之不能统率北府兵，非刘牢之不能发挥北府兵的作用。门阀士族垄断北府职任，并按照自己的愿望来使用北府兵，已不再可能；门阀士族专兵的现象，已经不存在了。不过这还只能说北府兵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至于说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那还须要等待一个过程。
历史的演变总是迂回曲折的。新近居位的刘牢之并不能自如地运用其北府统帅的权力。《刘牢之传》谓“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乃树用腹心徐谦之等以自强。”其时内有司马道子父子宗室名分之重，外有门阀士族桓玄的社会影响，一朝据位的刘牢之既不能也不敢突破这些障碍。刘牢之惶惶然不辨方向，举措失常，一变再变，直到投降桓玄后桓玄以之为会稽太守时，才明白筹算不在自己手中，形势对自己极端不利。他说：“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但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广陵一江之隔，遂不可达，终于穷途自缢。刘牢之完全失败了。他败于政治而不是败于军事。政治上失败，军事力量也随之瓦解。后来刘裕兴北府之师以克桓玄，并没有现成的北府兵可用，只有利用京口的条件另起炉灶①。
值得注意的是，刘裕虽然起兵于北府，但是从义诸人除刘裕本人确知曾为孙无终司马、刘牢之参军外，其他人与昔日的北府有过直接关系的，恐怕不多。在南的北府旧将，已经被桓玄诛戮殆尽。史家往往只注意到刘宋的建立是北府兵的胜利，未曾注意与刘裕共义之人并不是那些当年有疆场功勋的北府将领，而这一点对于刘裕以后的活动是相当重要的。
《宋书》卷一○○沈约《上＜宋书＞表》，说到京口共义者刘毅、何无忌、魏詠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人，“志在兴复，情非造宋”。这就是说，他们参加起兵，目的只在于打倒桓玄，兴复晋室，而没有废晋自立，取代门阀政治的意图。甚至于打倒桓玄，主要也只是由于桓玄妨碍了他们仕进途辙的缘故。桓玄鄙视魏詠之“不成令器”，又禁何无忌领小县，分见魏、何本传。桓玄原本器重孟昶，以刘迈忌之而未见用。《晋书》卷九六《列女·孟和妻周氏传》孟昶语妻周氏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沦陷，决当作贼（造反）。”所以刘裕在逐桓玄、灭卢循、“兴复”东晋以后，为了“造宋”，还必须建立对北敌的疆场功勋，求取信于朝野，并于其中物色可以随同“造宋”的人物，才可以逐步完成晋宋禅代的准备。刘裕迟迟不敢称帝，必于灭南燕、灭谯纵、胜后秦以后始成其篡事，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有疆场功勋的刘牢之在，而刘牢之又能够准确估量形势，谨慎行动，代晋过程就可能不是如此曲折了。
北府影响于东晋的政局，大而且久。百年来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京口蕴藏着可观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没有刘牢之辈北府将失败的教训，刘裕的成功得来可能更不容易。这是研究晋宋之际历史不能不注意的一个问题。
在本书的几个篇章中，都涉及东晋的北府和北府兵的问题。借此机会，让我将北府兵的创立及其发展阶段，作一小结。
回顾东晋之初，门阀政治尚不稳定，王敦、苏峻叛乱相仍。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叛乱者动辄下都，威胁东晋朝廷的存在，而且扰及三吴地区。这种历史背景，导致北府重镇的建立。广陵、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断南来的北方流民和他们之中的流民帅，是北府兵的主力。郗鉴是北府兵最早的组织者和指挥者。郗鉴以来，北府兵经历了并不完全相衔接的四个阶段：
一，郗鉴首创并受郗鉴后人控制和影响的阶段，从咸和三年到太和四年（328—369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是一支门阀士族兵，从战略上说来，它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建康朝廷的门阀政治，维持几家当权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潜在的军事叛乱，稳定东晋政局。有时这支军队也用于外战，但这不是它的主要作用。桓温逼走郗愔后，这个阶段遂告结束。
二，谢玄组建并由谢氏家族人物指挥，由谢氏豫州旧人刘牢之实际统领的阶段，从太元二年至十二年（377—387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仍然是一支门阀士族兵，领兵者有的是前一阶段的北府旧将，有的是新应募而来的流民帅。它的主要作用是从事外战，包括淝水之战和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同时，它也起着支持建康执政，维持政局稳定，保持与上游桓氏势力平衡的作用。谯王恬在北府时，北府兵性质尚无变化，以后则越来越多地介入东晋内争。
三，刘牢之为统帅的阶段，自隆安二年至元兴元年（398—402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正经历着由门阀士族军队向次等士族军队的转变。它虽在军事上取得了独立性，但政治方向不明确，行动无准则，朝秦暮楚，东倒西歪。它想在门阀政治的斗争中取得近利，但摆脱不了对门阀士族的政治依赖，终于在几经挫折以后归于失败。
四，元兴三年（404年）刘裕在京口重组的北府势力，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装。它摧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也就是门阀政治的回光反照；它压平了由另一些次等士族领导的农民反抗斗争；它又取得了多次的外战胜利。然后，出现了刘裕代晋自立。这一支本来是次等士族的力量，转化为刘宋皇权，终于恢复了中国古代皇朝的权力结构形式和统治秩序。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时期，也就是皇权变态时期，基本上宣告结束。由此至南朝之未，门阀士族仍然存在并起着相当的政治作用，但已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①。
①“掘墓人”是借用语词，取门阀政治终于其手之意。
①据《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传谓道子解徐州之任在是年九月安帝践祚之后，而《通鉴》于是年五月已录徐州易人。
②据近时研究，刘该出于彭城丛亭里，依其先人历史及刘该行事看来，丛亭里刘氏既是士族，又是将家。刘该降魏后娶崔玄伯姊妹为妻，是崔浩姑父。孝文帝时的刘芳是刘该之孙。事见《魏书》卷五五《刘芳传》，以及《元和姓纂》卷五，《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彭城刘氏条。请参看田余庆、滕昭宗《南北对立时期的彭城丛亭里刘氏》一文，载《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③参看《宋书》卷八四《孔觊传》。
①《晋书》卷八四《王恭传》。脱字据《廿二史考异》卷二二之说补入。《晋书》同卷《刘牢之传》牢之代王恭之位，所叙有扬州，可证。
①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二辨太元以来徐、兖分合问题，甚为清晰。钱氏乾嘉钜子，学风重考据事实而不多作解释。故本文特诠释其原委如此，以为补充。钱氏考史亦有偶误处，如云“安帝即位，道子解徐州，其刺史当即恭兼领。”案道子解徐州后，刘该为徐州刺史，而王恭只刺兖、青，并未兼领徐州。《世说新语·文学》“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条注引《晋安帝纪》载桓玄《诔王恭·叙》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云云，王恭官号只有青、兖而不及徐州，亦足为证。至于刘该，其人事迹不显，故钱氏未及细察。钱氏之误，与檀道鸾如下之误相似。《世说新语·文学》引《续晋阳秋》：“及平王恭，（牢之）转徐州刺史。”案刘牢之只即王恭都督位号，王恭所遗兖、青刺史改为徐州刺史，由谢琰继替，牢之未尝居徐刺也。关于此问题，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记事较准确。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则于司马道子及刘该二任徐州刺史并漏。

①参见本书第二二九页。
①刘裕所依靠的，绝大部分是京口附近的侨人，多出于次等士族。也有个别门阀士族的沉沦者参加了刘裕的阵营，如王懿（仲德）。《宋书》卷四六《王懿传》：懿出太原王氏，祖仕石虎，父仕苻坚，均二千石。苻坚败后，懿起兵，曾事丁零翟辽积年。太元南徙，往依同族太原王愉，礼薄，又投桓玄。桓玄篡晋后，王懿在建康密应刘裕，遂为刘裕大将。王懿的道路和杨佺期相近，不过只是个人的事，不涉及一支军队。
①关于北府兵，我以此为基础，增补资料，充实论证，另行写成《北府兵始末》一文，刊于《纪念陈寅格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又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11月），请参看。

二、北府将乐安高氏

太元时重要的北府将领并不止刘牢之一人。其余的北府将动向如何？在后来的内争中起过什么作用？这似乎是一个尚未为史家注意的问题。这里拟就其他北府将的一些事迹，探索他们在晋未政局中的态度，作为前节所论北府兵及本书其它有关论点的补充。
太元中期、晚期，隆安之初，还有一些北府将陆续回到南方，他们大抵都同刘牢之一样，在江左纷纪政局中或秦或楚，几经反复，备受摧残，多归灭亡。北府将晋陵孙无终，与刘牢之一起在王恭军府，后来投降司马道子，事见《晋书》卷七四《桓修传》。元兴二年（403年）孙无终为桓玄所害，见《晋书》卷一○《安帝纪》及卷九九《桓玄传》。世为将家的北府将乐安高氏由北返南后，直接投向朝廷的司马道子，其事迹较为曲折复杂，值得详细加以考察。
《搜神后记》②卷五：“晋太元中，乐安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拄杖，光辉照屋。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云云①。此则故事，其鬼神形见的荒诞部分在道术流行的东晋时期的著作中是常见的②，可不置论。其所记高衡及其孙高雅之之事，则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案高衡于太元二年（377年）应谢玄募入北府，《晋书》著录其事迹，仅见《谢玄传》、《符坚载记》所谓东莞太守高衡与彭城内史何谦军泗口、援留城一项。何谦是庾希居北府时旧将，高衡与他官守相当，资历年齿当亦相近，估计也是久在江淮的流民帅。《搜神后记》所著高衡籍贯，与《晋书》相同，而增加了下述事实：一，高衡曾为魏郡太守，戍石头③；二，高衡为高雅之的祖父；三，高雅之与祖父高衡同居京邑，但与京口多有往来。这几点事实没有可疑之处，可以补充史阙。《搜神后记》所云“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一语，有可疑处，须另作稽考。所云高衡、高雅之之事发生在“晋太元中”，如无误记，则可证高衡或北伐南返过江较早，或没有参加北伐④，宜其得以在建康为司马道子所用。
《搜神后记》未记高衡之子、高雅之之父的名讳仕履。考诸晋末人物，看来应当就是高素。高素是一名随谢玄北伐的北府将，官淮陵太守，见《谢玄传》及《苻坚载记》附《苻朗传》。最晚到太元末、隆安初，高素依司马元显，为庐江太守。王恭于隆安二年起兵时，司马元显遣高素说刘牢之使叛王恭，并许诺事成以刘牢之袭王恭位号，见《刘牢之传》。是役，司马元显又以高素随左将军谢琰讨伐王恭，灭之，见《司马道子传》。稍后，谢琰以卫将军、徐州刺史镇压孙恩军，高素为卫府司马，受遣助刘牢之，见《刘牢之传》。隆安五年孙恩军至丹徒，高素以冠军将军戍守石头，见《安帝纪》。元兴元年（402年）桓玄大杀刘牢之同党的北府旧将，高素包括在内，见《桓玄传》。高素被杀时官吴兴太守，当是高素镇压孙恩军有功，继替谢邈、庾恒①出守吴兴。东晋三吴的太守、内史通常以门阀士族居之，高素得为吴兴太守，与刘牢之得力会稽内史一样，说明刘牢之、高素在北府将中地位特殊，得以突破门阀士族的禁区为官，这在时局变化中颇具象徵意义。不过从门阀士族的传统观念看来，这毕竟是一种不寻常的权宜措施，只要有机会，门阀士族总要对他们予以排斥。
高素南返以后在司马道子一边，与高衡同。但高衡早已不见于历史记载，而高素却又有隆安五年戍石头之事，疑其时高衡早死，高素戍守石头系代高衡之任。取这些事实与前引《搜神后记》对勘，以高素为高衡之子、高雅之之父，是可以合拍的。
据《王恭传》，刘牢之反王恭，恭败还京口城，高雅之闭城门不纳，则其时高雅之当适在京口城。据前引《搜神后记》“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之语，已知高雅之常往来于建康、京口之间。而高雅之又是刘牢之之婿，雅之常来京口，也是合乎情理的。高素得以受遣说刘牢之倒戈，除由于北府旧谊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二家有姻亲关系。我们知道后来桓玄进至姑孰，劝刘牢之降时，所遣之人是刘牢之族舅何穆之，显然也是利用亲戚关系。
高、刘二家在江左多变的局势中曾一度分属司马道子和王恭两个对立阵容，这大概是由于刘牢之、高素两家南返时机不同，受不同形势影响的结果。但王恭败死、刘牢之投降司马道子以后，刘牢之与高素二人进退就基本一致了。刘牢之最后决定背叛桓玄时，企图先奔广陵，以就其婿广陵相高雅之；而当刘牢之途穷自缢后，偕刘牢之子刘敬宣北奔的也是高雅之。数月以后，高素为桓玄所杀，刘敬宣、高雅之等拟据山阳起兵以反桓玄，不克而走，投奔南燕。
《搜神后记》叙及高雅之，未著官守，似为较早之事，其时高衡健在，而高雅之尚在未仕之年。《晋书》录高雅之事迹，最早的是《王恭传》高雅之闭城不纳王恭一条，亦未著其官守，只是说刘牢之遣子刘敬宣与婿高雅之共击王恭云云。但《通鉴》此处却谓高雅之为东莞太守，而东莞太守又曾是其祖高衡早年位号。疑高衡死后高雅之代袭此位，就像以后高素于隆安五年继高衡戍守石头的职任一样。隆安三年，高素以卫府司马随谢琰东出，雅之或亦在军。四年，高雅之与桓不才、孙无终等击孙恩，战于余姚，败绩；又战于郁洲，被孙恩俘获，分见于《安帝纪》、《孙恩传》以及《天文志》（中）、（下）。其时高雅之为宁朔将军。高雅之何以得从孙恩军中归来，不明原委。元兴元年（402年）刘牢之叛桓玄失败，欲奔高雅之之时，雅之为广陵相，见《刘牢之传》。高雅之与刘敬宣北投慕容德，见《刘敬宣传》及《慕容德载记》。元兴三年刘裕逐桓玄后，高雅之南归，南燕人追及雅之，杀之，见《通鉴》。
高雅之事迹，史籍所见如此。与《搜神后记》扦格之处，只有“雅之父子为桓玄所杀”一点。案桓玄杀高雅之父高素，据《通鉴》在元兴元年十一月，其时高雅之在北，自山阳奔南燕，不可能罹于高素之难。高雅之之死，当以《通鉴》所记南燕追兵杀之为是。所以我疑“雅之父子”被杀一句，是指高雅之之父和高雅之之子均被杀，亦即桓玄杀高素时并及于高雅之之子。这样，《搜神后记》此则故事就可以诠释通畅。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即“雅之父子”，中“子”字为衍文，去掉“子”字，也可以诠释通畅。总之，此则故事虽似小说家言，但是去其伪而存其真，颇可以补史籍之不足。高衡、高素、高雅之为北府将门乐安高氏三代之说，也可以成立。高氏三代将门中，祖孙两代都曾为东莞太守，祖父两代都曾为谢氏（分别为谢玄、谢琰）部将，都曾替司马道子戍守石头。以辈分论，高衡老将，为刘牢之父执，与刘牢之之父曾为谢氏豫州旧将者一辈；高素则为刘牢之的亲家，自然是同一辈；高雅之与刘敬宣更是患难与共，进退相随，义同于手足。这是北府最重要的两个将家中三代通谊，地位相近，命运也相近的一个实例。他们是东晋中期以来众多的北府将家中有较多史料可以稽考的两个家族。
乐安高氏三代，在纷坛政局中基本上是归属于东晋朝廷一方，没有像刘牢之那样出现戏剧性的反复。但是在桓玄事件中，高氏和刘氏是同步进退，同归失败。卷入上层政治漩涡的将门，不知如何自处，行动相当盲目，高氏、刘氏是一样的。他们同是次等士族进入最高统治地位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先驱者和牺牲者。所以刘牢之的反复无常，看来是他个人的失算，实际上也是次等士族的将门这一社会阶层在门阀政治的变化中茫茫然无所适从的必然表现。高氏将门的表现，何尝不是如此？
附带说及，乐安高氏之侨寓江左者，据知尚有高柔其人。《世说新语·言语》“孙绰赋遂初”条及同书《轻诋》“高柔在东”条及注，颇载高柔事迹。高柔字世远，乐安人，营宅于会稽东山畎川，与名士孙统、孙绰邻居友善，并为谢尚所重。《世说新语·轻诋》注引孙统《高柔集叙》谓高柔“家道隆崇”，娶泰山胡母氏女，曾为司空参军、安固令。案此司空指郗鉴，郗鉴为司空在成帝咸和三年至咸康四年（328—338）；安固县，属扬州临海郡。《高柔集叙》又谓“尚书令何充取为冠军参军”。案何充咸康四、五年为吏部尚书，进号冠军将军，六年迁尚书令，高柔为冠军参军当在咸康四至六年之间。从高柔婚宦及交游看来，高氏得入士族之列，但非一流门第。稍后出现的北府将乐安高衡与此乐安高柔有宗族关系，可以肯定。但高衡一支是否系由营居会稽畎川的高氏分离出来，尚无直接证据。我们已知以下一些情节：一，谢尚在东时甚重高柔；二，谢尚在成、康时自东出仕，有一段戎旅生涯，穆帝永和初以来长期居豫州西府督将之任；三，西府与北府历来关系密切，谢玄所募北府将有些即是豫州西府旧人。据此类情节推测，乐安高衡或其父兄辈有可能与高柔同居会稽，随谢尚出充戎旅之任，遂留西府豫州；后来谢万的西府兵败溃，高衡率兵流荡淮域，太元初始归北府建制。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此推测如能证实，则乐安高衡与彭城刘牢之经历更多相同之处：同为次等士族，同属于北府中的豫州势力，同为谢氏多年旧属。
刘裕从刘牢之、高素两家的失败中接受了教训，看清了道路。《宋书》卷一《武帝纪》载，刘牢之将反桓玄，邀刘裕同奔广陵，刘裕答曰：“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彼（案指桓玄）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邪？裕当反服还京口耳！”刘牢之之甥何无忌问刘裕“我将何之？”刘裕答：“镇北（刘牢之）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刘裕有前车之鉴，待机而不妄动，一有口实，就敢于独树一帜，与刘牢之和高素都不相同。桓玄称帝坚定了刘裕以兵相图之心，卒得利用京口环境首倡起事，一举成功。高素和刘牢之作为先驱者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②《搜神后记》，旧题陶潜撰，史家多认为是伪托。但此书文词简古，所叙人物事迹多有暗合史实者，可知亦非晚出杜撰不经之书可比。《高僧传·序录》提到陶渊明《搜神录》，当即《搜神记》，则此书在梁代以前即已流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小说家类有考。
①《太平广记》卷二九四引《幽明录》，暮至京口“来还”作“晨已来还”，“所杀”作“所灭”。
②例如《真诰》卷一六《阐幽微》及注，谓徐宁死后为鬼官，其孙徐羡之年少时，徐宁“常来形见”云云。
③据《宋书》卷三五《州郡志》，魏郡，咸康四年（330年）侨立，隶扬州，寄治京邑（建康）。所以高衡得以魏郡太守戍守石头。
④这就是说，谢玄过江北伐时，高衡年老，留在石头戍守，而以子高素（见下考）随谢玄北行。如果是这样，高素南返时必就其父于建康而事司马道子。
①庾恒，《通鉴》隆安四年五月作庾桓。此据《世说人名谱·庾氏谱》及《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质恒为庾亮孙，庾和子。

三、道术与政治

在次等士族的代表人物刘牢之、刘裕以北府力量取代门阀士族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在刘裕取代东晋政权的过程中，次等士族的另一些代表人物以道术为手段，采取不同的方式，也在进行目的相同的活动。

东晋以来，江左社会中道教和佛教同步发展。接受道教、佛教信仰的人，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自皇室、士族，下至平民。这个时候，佛、道彼此包容，可以并行不悻，尚未形成像在南朝那样的宗教壁垒。

宫省上层的佛、道活动，很容易与政治发生关系。就佛教言，《司马道子传》载许营疏云：“僧尼乳母，竞进亲党”；闻人奭疏亦云：“尼姏属类，倾动乱时”。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一《支妙音尼传》谓妙音为孝武帝及司马道子所敬奉，“权倾一时，威行内外”，甚至殷仲堪得为荆州刺史，也是桓玄借妙音之力促成。这是一方面的情况①。

另一方面，道教进入宫省，也影响东晋政治。《真诰》卷二十《翼真检》第二：“简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顾，与时贤多所俦结。”这里“时贤”所指，主要是道教名流许迈、许谧和杨羲等人。《晋书》卷三二《孝武文李太后传》谓简文帝为相王时，曾问许迈以继嗣之术，遂纳宫人李氏而生孝武帝及会稽王司马道子。《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太平经》则谓简文帝曾使人祈请于道教徒濮阳，于是黄气堕室，遂有孝武。以后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结交于道教首领孙泰，是有这种历史背景的①。

佛教与道教同步发展，在士族门户之内往往也是如此。东晋奉道教诸士族，并不排佛，反之亦然。据《郗愔传》，郗愔、郗昙兄弟谄于道，而郗愔子部郗却以佞佛著称，为支遁信徒。《世说新语·术解》谓郗愔信道精勤，因服符水患腹内恶，为他疗疾者却是沙门于法开。王羲之家族世事天师道，但据《莲社高贤传·道敬法师传》，王羲之子王凝之为江州刺史时，其孙年十七，从慧远出家于庐山，称道敬法师。谢玄之孙谢灵运，自婴幼即长于道教环境之中，而谢灵运又笃信佛教，先后与高僧慧远、昙隆、道生等多有交往。刘?《隋唐嘉话》卷下还说谢灵运被杀于广州，死前以美髯施诸南海祗洹寺为维摩诘须，寺僧深宝惜之。

东晋时期，佛道思想都受玄学影响，彼此抵触无多，与萧齐时顾欢引夷夏观念入于道教，因而出现佛道交争的情况不同。这是东晋时佛道得以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帝王、士族口唱玄言而又出入佛道，乃是平常之事。佛道传播兼及平民，比之玄学仅及于士族阶层者不同，有更广阔的社会基础和更长久的活动力量。

但是东晋佛教和道教的传播，也有重要的差别之处，即佛教较重思想信仰，道教则偏于法术②。《高僧传》卷九、卷一○虽有神异诸僧事迹，但时涉东晋者少，并且没有以神异之术授徒聚众之事①。道教则不然。东晋时道教上清诸经尚未流布②，传教者类皆以道术为招引手段。《抱朴子·道意》谓其时“诸妖道百余种，皆煞生血食”云云。就此而论，道教在民间，比佛教影响要大得多。当佛道活动于宫廷中和士族间的时候，民间道教以法术相诳惑，团聚了不少平民。在孙恩起事以前二十余年，彭城人卢悚传布道教，事之者八百余家，于孝武帝咸安二年（372年）率徒众三百，由京口至建康，突入殿庭，略取府库甲兵。卢悚，《晋书》卷八《海西公纪》及卷二七《五行志》（上）均谓之为“妖贼”，《法苑珠林》卷六九称“彭城道士”，《通鉴》咸安二年称“彭城妖人”、“大道祭酒”，其为道教首领，自无疑义。《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称卢悚为“徐州小吏”，可知其人社会政治地位不高，但也非一般平民。道教由于以道术相惑而具有较大的团聚力量，所以此时企图利用宗教力量聚众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是出自道教而不是出自佛教。这种情况，从东汉以来一直如此。刘勰《灭惑论》谓道教“事合氓庶，故比屋归宗。是以张角、李弘流毒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③刘勰虽为攻讦异教而发，但合事实。

《晋书》卷一○○《孙恩传》、《宋书》卷一○○《自序》以及《建康实录》卷一○，均谓孙泰之师钱唐杜子恭，有道术，人多惑之，敬之如神。杜子恭以法术结交朝望，由来已久。《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太平经》：“陆纳为尚书令，时年四十，病疮，告杜恭，……恭为奏章，又与云飞散，谓纳曰：‘君命至七十。’果如其言。王右军病，请恭，恭谓弟子曰：‘右军病不差，何用吾？’十余日果卒。”案陆纳年四十时当哀帝兴宁三年（365年）；王羲之死，据《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注及《法书要录》卷八载张怀瓘《书断》（中），在穆帝升平五年（361年）。可知杜子恭结交陆、王辈，最晚就在这个时候。《宋书·自序》谓“东土豪家”，“京邑贵望”，并事杜子恭为弟子，可见杜氏在上层人物中影响之大之广。

《异苑》卷七：“初，钱唐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人其馆，是夕即［谢］灵运生于会稽。旬日①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②治，道家奉经修事之处③。据此可知谢氏与杜氏关系极为密切。杜治主事人物“杜明师”，就是杜子恭①。杜子恭原名杜昺，唐以后载籍写作杜灵、杜炯，子恭是其字。

杜子恭死，孙泰传其秘术，一方面交结于朝贵，一方面以道木诳惑百姓。孝武帝末年，孙泰从流放地广州回到建康，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辈交往，影响更大。司马元显屡诣孙泰，求其秘术。《魏书》卷九七《桓玄传》载桓玄讨司马元显檄文曰：“居丧（案当指居孝武帝之丧）极味，孙泰供其膳；在夜思游，亦孙泰延其驾。泰承其势，得行威福。”这时的孙泰，已经产生了聚众起兵，取司马氏天下的图谋。《孙恩传》说：“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又说：“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聚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孙泰以会稽内史谢?“发其谋”而被诛，可见他确有反晋之“谋”，比北府将几经反复之后始有刘裕“造宋”之举，要早几年。可以说，以道教为活动手段的这一部分次等士族的代表人物，蓄谋取代门阀士族统治，取代东晋政权，本来是走在北府将前面的。

孙泰被杀一事，史籍记载颇有歧异。《通鉴》谓孙泰收合兵众，为时所忌，隆安二年十二月“己酉，会稽王道子使元显诱而斩之，并其六子。”但是《晋书》卷一○《安帝纪》却说隆安二年十二月“己酉，前新安太守杜炯反于京口，会稽王世子元显讨斩之。”这两条史料说的是同一件事，歧异处是被杀者一作孙泰，一作反于京口的前新安太守杜炯，而孙泰却也曾作过新安太守。杜炯被杀事无它佐证，当为孙泰之误。但是《晋书》误孙泰为道教世家杜炯，而且标出京口地方，罪名是反叛，似不是一般的鲁鱼亥豕之误，其中似乎有其致误之因，而且涉及政治。为了探求真象，兹据《南齐书》卷五四《高逸·杜京产传》，参考其它资料，将钱唐杜氏数代人物事迹排比如下：

杜子恭  《南史》卷五七《沈约传》曰：“社灵，字子恭。”杜灵即杜昺所改，李延寿避唐讳也。杜子恭以字行。

杜  该  正史缺名。《云笈七签》卷一一一《洞仙传·杜昺传》：“桓冲欲引昺息该为从事，昺辞曰：‘吾儿孙并短命，不欲令仕进’”。案桓冲欲引杜该为州从事，当在冲为扬州刺史的宁康元年至三年（373—375年）之时。

杜  运  刘毅卫军参军。案刘毅初为卫将军，在义熙五年（409年）。

杜道鞠  州从事。案义熙四年以后至东晋之末，扬州刺史为刘裕兼领，是杜道鞠为刘裕故吏。《真诰》卷一九《翼真检》第一《叙录》，谓杜道鞠“道业富盛”云云，是其虽居州官而道教领袖地位迄无变化。

杜京产  字景齐，不仕。京产之名，说明他出生于京口①，杜道鞠或道鞠以上杜氏先辈有居于京口的历史。《真诰》卷一二《稽神枢》第二注，谓杜京产与陶弘景“共有诗咏”云云。杜京产（436—499年）比陶弘景（456—536年）年长一辈。

杜  栖  随父隐居。《颜氏家训·杂艺》谓陶弘景有弟子杜道士，其人不知是否即杜栖或钱唐杜氏族内其他人物。

以钱唐杜氏家世资料与其它资料对参，试作推论如下：

《魏书》卷九七《桓玄传》曰：孙泰“虽加诛戮，所染既多”云云。前引《云笈七签》亦曰：“孙泰以妖惑陷咎，及祸延者众。”江左各地道教徒因孙泰一案多有株连获罪，或有反抗举动，乃意料中事，而发生过卢悚事件的京口，应首当其冲，震动最大。杜氏家族有居住京口的历史。杜子恭为孙泰之师，孙泰被杀后子恭“忽弥日聚集，纵乐无度”，并作“吾三月二十六日中当行”之语，说明杜子恭涉孙泰案，甚或有聚众反抗之事，而这类反抗必定也是司马元显压平的。考虑这些情况，《晋书·安帝纪》误记杀杜炯于京口，不为无因。不过孙泰死在隆安二年十二月，杜子恭自卜死期在“三月二十六日”，当指隆安三年。《宋书·自序》记“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晋书·孙恩传》亦记“子恭死，孙泰传其术”。把孙泰之死说成在杜子恭既死之后，恐怕是时间倒错，不足为信。

杜子恭之子杜该，事迹不详。杜该下一辈杜运，杜运子杜道鞠，一为刘毅参军，一为扬州从事，年代在刘裕、刘毅与卢循军作战之时以及稍后。由此可断，杜子恭虽染孙泰之案，但其后人并未参预孙恩、卢循的活动，或虽有所参预而旋即被刘毅、刘裕争取过来。刘裕辈还是要与道教领袖杜氏家族维持良好关系，以减孙恩、卢循之势。

孙恩、卢循起事虽有浓厚的道教因素，但是宗教冲突的成分毕竟不大。在孙、卢的对立阵容中有大量的道教徒，其中除了众所周知的门阀士族人物以外，还包括极有影响的道教领袖钱唐杜氏。惟其如此，孙恩为了使道教徒死力相随，只有极力扇动宗教狂热以平衡杜氏的影响，因而出现大批的弃婴、水死等乖情背理之事。但宗教狂热是难于持久的，所以卢循只有远走广州。自此以后，宗教在卢循军中虽已不起或不甚起作用，但宗教习俗还是保存着的。

以上关于东晋未年道术与政治一节，主要是藉道教流传立说。其实江南之地，尤其是会稽一带，民间普遍崇奉的并非有组织的道教，而是旧俗相沿的巫觋①，追随孙泰、孙恩、卢循的恐怕多是笃信巫觋的农民。不过巫觋近于道术，孙泰利用了民间旧俗，所以能够诳惑而起。

① 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晋未朝廷之佛教”一节。
① 参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见《金明馆丛稿初编》。本题采陈寅恪先生见解及所用资料，还有数处，不备注。
② 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增订版附录二《道及道教》诸条。陈氏谓汉晋间观念，道即道术，而道术又称法术。
① 释慧皎强调佛门与道士虽均有神异之事，但不相同。其论曰：“若其夸街方 伎，左道乱时，因神药而高飞，籍芳芝而寿考，与夫鸡鸣云中，狗吠天上， 蛇鹄不死，龟灵千年，曾为异乎？”见《高僧传》卷一○。此中点睛之笔， 是责备道教“左道乱时”。佛教徒攻击道教的文章，多有此论点。
② 据《真诰》卷一九《叙录》，道教上清经籍盖魏夫人于兴宁二年（364年） 降真，由杨羲、许谧（许长史）、许翙（许掾）等人写出。许翙子许黄民 （许丞）收集历岁，于元兴三年（404年）奉经入剡，时人多加崇敬，钱唐 人社道鞠数相招致。刘宋以后，经籍始渐传布云云。关于此问题，可参看 前揭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增订版第二九页《道经传授表》以及相关文字。
③ 《弘明集》卷八。
① “旬日”有误。谢玄死于太元十三年（388年）正月。至于谢灵运，据《南史》卷一九及《宋书》卷六七本传所记推之，当生于太元十年，在谢玄死前两三年，并不只于“旬日”。所以谢玄得见灵运于童稚之年，知其聪悟。不过《晋书》卷七九《谢玄传》谓玄知“灵运文藻艳逸”云云，亦不可信，因为二三岁婴儿，何来“文藻”可资判断？
② 或云“谢玄亡”当作“谢安亡”，安亡与灵运出生同年，可释上文“旬日”之疑。但是“谢安亡”又与下文“子孙难得”之意不叶。灵运为谢玄之孙，玄死其家念及子孙难得，是顺理成章；而灵运与安服属已远《灵运曾祖据，与安为兄弟），安死，灵运家似难于萌生“子孙难得”之念。或云“谢安亡”当作“谢瑍亡”。谢瑍为谢玄子，谢灵运父。作“谢瑍亡”与下“子孙难得”语相叶。但史传不载瑍亡的确切年份，终难定案。
③ 黄生《义府》卷下谓“道家以符法禁治鬼神，故名其所居为治”，并引《异苑》此条为证。据《字诂义府合按》本。
① 杜明师，据《云笈七签》卷一一一《洞仙传·杜昺传》，其人就是杜昺，也就是杜炅、杜子恭。据云昺字犯李渊父讳，唐人改写为炅，又别作炯。杜子恭以字行，当即此故。本书对杜明师是否即是杜子恭本人，原来未作断语。谢文学先生函示上述高见，并寄赠大作，谨致谢忱。又，据《说文》、今本《玉篇》、《广韵》以及《晋书音义》，炅、炯义同，均读古迥反，当是一字异写。
① 晋人名“某产”者，“某”字若为地名，例为某地出生之人。如《世说新语·言语》：“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云云。注“荆产，王微（案当作徽）小字也。《王氏谱》曰：‘微（徽）字幼仁，琅邪人。……父澄，荆州刺史。微（徽）历尚书郎、右军司马。’”《晋书》卷四三《王澄传》：澄“次子徽，右军司马。”王澄曾长期在荆州刺史之任，王徽当是在荆州出生，故名。
① 《三洞珠囊》卷一引《道学传》，谓杜灵善治病，上虞龙稚、钱唐斯神并为巫觋，常诱毁杜炅。“俄而椎妻暴卒，神抱隐疾，并思过归诚。炅为解谢，应时皆愈。”这反映道教在浙东民间争取巫觋归诚的努力。又，《高僧传》卷三《昙摩密多传》：元嘉初年孟?为会稽太守，请昙摩密多同游。“东境旧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归正。”当然，“比屋”皈依佛教，也有夸张。

四、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

晋末道教的广泛传布，道术手段的广泛利用，曾经为卢悚从事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后来又为孙恩、卢循从事规模大得多的政治活动创造了群众条件。农民群众爆发斗争，是阶级斗争性质。但是从其领袖人物而言，无论是卢悚还是孙恩和卢循，他们所追求的，从首要方面说来，既不是宗教的目的，又不是宗教徒日常的生活目的。他们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力，谋求可以与门阀士族相当甚至超过门阀士族的政治权力，这却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
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孙恩之乱》一节，分析了孙恩、卢循的身世。他指出孙恩先人孙秀是道教徒，是另一道教徒赵王司马伦的谋主。他又论及卢循先人卢谌与赵王伦的死党刘琨关系非同一般，疑卢氏亦道教世家。他还从徐道覆的滨海籍贯及其与卢氏的婚姻关系，推出徐氏亦出道教世家。陈先生还认为“彭城道士”卢悚遣许龙迎海西公于吴一事，“许龙或即许迈同族；卢悚或即卢循同族，彭城为其侨居之地而非郡望。此皆无可考，不能决定”云云。陈先生综贯会通各种史籍，于其所探赜诸事虽未遽下断语，但推测十九中的。兹承袭陈寅恪先生见解，不惮繁复，略作补充如下。
道教徒孙秀虽然出身小吏，但在赵王伦得势时居中书令之位，这段经历足以使他脱离小吏的卑微身份，也足以使他的家族从寒庶地位上升。孙秀后人何时南渡，史籍无微。南渡后的孙氏大概卜居在吴会，因为孙氏的活动几乎都在吴会地区，他们在吴会有相当的基础；而后来发孙泰聚兵之谋的，也是会稽内史会稽人谢?。孙恩起兵地点，是经过他自己实地选择的。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孙泰被杀后，孙恩曾为吴兴太守谢逸的舅子长乐冯嗣之和北方学士冯诩仇玄达的“从者”，“本欲于吴兴起兵，事趣不果，乃迁于会稽。”而当孙恩率众自海岛趋上虞登陆后，会稽、吴郡、吴兴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孙恩，旬日之中，众数十万。这种情况，如果事先没有孙氏长期在吴会的经营和组织，只凭“乐属”的自发行动，是不可能在旬日中骤然出现的。
孙氏过江后不求官于建康，而以道教为手段活动于吴会，原因何在呢？我认为，一，孙氏先人在北方时，与东海王越的势力没有历史渊源，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条件；二，孙氏不是乘永嘉之乱过江，因而也没有求官建康的便利时机。所以孙氏在东晋，直到太元末年还默默无闻，后来孙泰出仕，是由于以道术得幸于帝王，而非凭其才地。晚渡伧荒，其先人一般与胡族政权有染，他们要在东晋得到仕进机会，除了武功以外，只有靠特殊的际遇。即令得到入仕机会的人，想要预于江左的士流，那就更不可能。孙氏情况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孙恩其人由于家世影响，多少还具有一些士流的特点。他爱书法。《法书要录》卷二虞和《论书表》谓孙恩起兵后自会稽入海时，曾带走王羲之、王献之所书棐板甚多。孙恩还有文章行于时，《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孙恩集》。从这些看来，孙恩在文化素养方面本来具有出仕的条件。他也不是安于屈居里巷之辈。孙恩求闻达而无门径，又不像北府将那样有流民武力可资凭借，所以其家世所奉的道教，就成为他用以争竞于时的重要手段。
卢循为孙恩妹夫，范阳卢氏卢湛之后。卢谌好老庄，擅书法，善属文，反映卢氏家族业已完成从儒学向玄学的转变。八王之乱后期，在成都王颖与东海王越对垒阶段，卢谌父卢志是成都王颖死党。成都王颖失败后，卢志、卢谌父子虽暂时受命于东海王越，但不属东海王越系统。所以永嘉之末，卢氏既未预司马越、王衍项城之难，又未渡江进入江左百六掾的行列。卢谌先投刘琨。刘琨败后卢谌没于胡中，出仕后赵，死于永和六年（350年），事迹备见《三国志·魏志·卢毓传》注引《卢谌别传》以及《晋书》本传和有关《载记》。卢氏子孙渡江，当在卢谌死、后赵亡、中原乱之时，其为晚渡伦人，更无可疑。参以卢惊事迹，卢氏族人渡江后或即卜居于京口。
《卢谌别传》说及卢谌死后其“胡中子孙”过江之事，但未指明始过江者究竟是谁。根据《卢循传》，卢循为卢谌曾孙。如果史籍所谓卢谌“胡中子孙”过江者乃是确指卢谌子辈及孙辈而非泛指卢谌后人，那末始过江者应当就是卢循的父辈和祖辈，而这些人的名讳，史籍中均可考见。
据《元和姓纂》卷三及《新唐书》卷七三《宰相世系表》（一三），卢谌子辈有北祖和南祖之分，居巷南者号南祖，居巷北者号北祖。北祖卢偃以下，历仕慕容、拓跋，世传卢谌书法，子孙繁衍贵达，以迄隋唐，是范阳卢氏正宗。南祖卢勋，史不著其后人。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认为卢氏北祖和南祖，分别为卢氏留居北方者及流寓江左者二支，并非巷北巷南之谓，因而断定卢勖过江始为卢氏南祖，卢循则卢勖之孙。冯氏此说甚有理据，可以肯定。《卢循传》称卢循“善草隶弈棋之艺”，虞和《论书表》亦谓“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这正是范阳卢氏的家学与门风。《卢循传》中还透露卢循之父为卢嘏。因此江左卢氏南祖世系当为卢勋一卢嘏一卢循三代。看来卢谌“胡中子孙”过江者，正是指谌子勖和谌孙嘏。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定卢谌“胡中子孙”南来的过程。永和六年，卢谌死，正值北方大乱。卢勖、卢嘏当于服丧终制以后南来。卢勖在《晋书》中无迹可寻，可能在南行途中或南来后不久即死。与卢氏父子同行过江者可能有卢氏族人，例如卢悚。他们南行采取自广陵渡江路线，渡江后即居京口或其附近。他们的先人与东海王越为仇，祖辈臣事胡族政权，自己过江又晚。凡此种种，都使他们无缘进仕建康。卢氏族人卢悚得为徐州小吏，可能际遇较好。但卢悚主要活动并不是在官府，而是在民间传播道术，其徒属八百余家之中，估计卢氏宗亲当占相当比例。卢嘏南来卜居以后，事迹无闻，以卢悚、孙泰情况度之，大概也是从事道术活动①。
《高僧传》卷六《慧远传》，谓慧远早年在北，曾与卢嘏②“同为书生”。那时慧远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其学行志趣与卢氏家风合，可知卢嘏当亦如此。后来慧远欲渡江从范宣①习经，以路断不果，乃改从释道安出家于太行，时年二十一岁，当东晋永和十年（354年）。卢嘏于卢循兵起时随在军中。义熙六年（410年）卢循从广州回兵北上，进据江州，曾登庐山谒见慧远，时距卢嘏、慧远同学之时，已逾半个世纪了。假定卢嘏与慧远同岁，则卢嘏南渡尚在弱冠之年。
卢循是孙恩妹夫，徐道覆又是卢循姊夫。这是三个互通婚姻的家族，社会地位应当是相同或相近的。我们已知孙恩、卢循都是晚渡伧荒和道教首领，那末徐道覆又如何呢？
《魏书》卷九七《刘裕传》：“［卢循］党琅邪人徐道覆为始兴相”，似徐道覆为琅邪人。但是《晋书》记载江左人物籍贯，除门阀士族必著旧望以外，一般人物或著旧望，或著侨居之地，并不完全一律。所以琅邪究竟是徐氏旧望，还是其侨居之地，尚不清楚。案《元和姓纂》徐氏有琅邪一望，曰：“晋仆射宣之后，宋有徐爱。”晋仆射徐宣不详②。徐爱，《宋书》卷九四有传，曰：“晋琅邪王大司马府中典军，从北征，微密有意理，为高祖所知。”徐道覆似不得与这一与晋、宋皇室都有亲近关系的人同族为琅邪人。《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记徐道覆，只是说“其（案指卢循）同党徐道覆为始兴相”，未著琅邪。《宋书》卷五○《刘康祖传》有东海人徐道期流寓广州，义熙未于广州起兵，攻始兴郡之事③。道期、道覆，名相近，均带道教徒名中常用的道字，而道期进攻之地，又为道覆长期驻守过的始兴。颇疑道期为道覆近属，道覆败亡后藏匿不出，至是始取广州，攻始兴①。如果推测可以成立，则徐道覆籍贯当同于徐道期，为东海人，而非琅邪人②。《魏书·刘裕传》所说琅邪徐道覆，琅邪或指道覆在江左侨居之地，即建康附近的琅邪郡。东海徐道覆，与道教徒东海徐宁当为同族。
徐宁，东海郯人。祖台，西晋丹阳令；父褚，太子洗马，见《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徐宁事迹附《晋书》卷七四《桓彝传》。王敦之叛前夕，徐宁为江北广陵附近一荒县的县令，不为人知，桓彝力荐于庾亮，始得过江至建康为吏部郎。徐宁虽不属晚渡伦人，亦不类门阀士族，如非特殊际遇，是难于入仕建康的。徐宁之孙徐羡之尽管显贵于刘宋初年，但《宋书》卷四三《徐羡之传》还说他“起自布衣，又无术学”；《南史》卷二三《王华传》亦谓为“中才寒士”，可证徐宁家族地位未因徐宁入官而有大的变化。徐道覆没有特殊际遇，所以沉沦里巷，不得仕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徐宁是有名的道教徒，这对徐道覆却能发挥较大的影响。
《太平御览》卷六六四引《神仙传》：“鲍靓，明帝时人，年过七十而〔尸〕解去。有徐宁者，师事鲍靓……”。《文选》卷二一颜延年《五君咏》注引顾凯之《嵇康赞》：“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事之。”又《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所列道教鬼官，有“陶侃为西河侯，……徐宁为长史。宁坐收北阙叛将，不擒，免官……。”注：“徐宁，字安期，东海郯人，羡之祖也。……羡之年少时常来形见，自称‘我是汝祖’，戒其祸福，后并如言。”《真灵位业图》亦有“西河侯陶侃，长史先用徐宁，被弹，后用蔡谟”云云。如果徐道覆果为徐宁同族，则徐宁的家世门户与道教信仰，都可以作为徐道覆家世及信仰的旁证。徐道覆大概也是南渡后不得官宦，遂以传布道教为其职业，与孙恩、卢循相同。
综上所叙，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具有如下一些共同之点：一，同为侨人；二，同为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三，同奉道教；四，共为婚家；五，同活动于建康以外而不得进入东晋政治中枢；六，同有突破门阀政治限制的要求。这种种条件，使孙、卢、徐三家结合在一起。他们先是力求凭借道术跻身门阀政治行列之中，失败以后转而利用他们所团聚的道教信徒乘时举兵，反对当权的司马道子父子。
孙恩等的活动，客观上看来也是次等士族对门阀士族的一种反抗，但并不都是自觉行动。据《孙恩传》、《卢循传》，孙泰被杀后，孙恩于海中聚众，不过是“志在复仇”，即复司马道子父子杀孙泰之仇。所以他只是表司马道子父子之罪，请朝廷诛之。孙恩据有会稽，自号征东将军，这显然只是假借东晋朝廷的名号，并无建号自立之意。以后卢循也接受桓玄所授永嘉太守和刘裕所授广州刺史之号。卢循俘获原广州刺史吴隐之，以隐之党附桓玄，表朝廷诛之，朝廷不许，卢循也不专擅行事。《宋书》卷五二《王诞传》，王导曾孙王诞被桓玄徙广州，卢循以王诞为平南府长史，诞说循曰：“下官远流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实思报答。本非戎旅，在此无用。素为刘镇军所知，情味不浅，若得北归，必蒙任期。公私际会，思报厚恩，愈于停此，空移岁月。”卢循乃遣王诞、吴隐之同还建康。这种种迹象说明，孙恩、卢循虽然对门阀士族进行了冲击，以求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但在精神上仍受门阀士族的束缚，这一点与刘牢之相像。孙恩、卢循、徐道覆都不曾建号以与东晋朝廷决裂，也是他们精神上受到束缚的表现。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早就认为孙恩纯系野心家，不承认孙恩起兵是正义的农民战争。我起先不同意范文澜先生的意见，后来感到这种意见颇有道理。不过孙恩不是一般意义的野心家，他的野心具有突破门阀政治这一时代特点，这与刘牢之、刘裕并无不同。孙恩本无武力依恃而居然得以起兵，是由于门阀政治之争导致司马元显“苦发乐属，枉滥者众，驱逐徙拨，死叛殆尽”①，因而造成了起兵的便利条件。发乐属既损害乐属本人及其家庭，又触及乐属主人的利益，结果是地主与农民同起反抗；征发枉滥指发及乐属以外，结果是乐属与自耕农民同起反抗；乐属主人多是江左吴姓豪族，结果是江左吴姓豪族也与孙恩同起反抗。司马元显的一项措施，牵动了江左社会的许多矛盾，使孙恩起兵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很复杂的性质。加上道术的煽动作用，几十万人的暴力反抗，就在旬日间形成了。
须要说明，本节主旨只是从孙恩、卢循、徐道覆家世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动向立论，而不求综论数十万农民的反晋斗争。被压迫群众自发的反晋斗争是正义的，爆发这场斗争的原因和斗争的英勇事迹，史籍具在，清楚可考，只是这些并非本节主旨，所以不多论叙。

①卢氏在北，不见有信奉道教的直接资料。卢氏何时开始信道，尚不可考。据《晋书》卷一○○《卢循传》及《水经·叶榆河注》，卢嘏、卢循似均赴水死，水死为其时道徒习俗，于《孙恩传》可见。
②卢嘏，《宋书》卷四七《孙处传》、卷九二《杜慧度传》以及《南史》卷一《宋本纪》、卷一七《孙处传》、卷七○《杜慧度传》，均作卢嘏，与《晋书》同。《高僧传》作卢瑕，《莲社高贤传》作卢遐，似误。
①范宣，《莲社高贤传》作范宁。范宁年代较晚，似以范宣为是。
②《三国志·魏志·徐宣传》，魏徐宣，广陵海西人，明帝时为左仆射，姓名官位与《姓纂》合。但海西在今苏北灌南县境，与琅邪颇有距离，地境与《姓纂》不合。看来晋徐宣并非魏徐宣。
③《晋书》卷一○《安帝纪》义熙十三年七月“南海贼徐道期陷广州，始兴相刘谦之讨平之。”南海盖指徐道期流寓之地，非其本贯。据《元和郡县图志》南海县南六里本有卢循故城。
①参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第五九页。又，《太平御览》卷九四二引《岭表录异》，谓卢循败后余党奔于海岛野居。“南海贼徐道期”或即出于这些海岛的卢循、徐道覆余众。
②东晋著名道士鲍靓，亦有东海人和琅邪人等说，前者见《晋书》卷九五《鲍靓传》，后者见《御览》卷六六四引《神仙传》。似可与徐道覆籍贯问题比照。
①《魏书》卷九七《桓玄传》桓玄讨司马元显檄文。

五、孙恩、刘裕与次等士族

孙泰、孙恩等人在江左以道术奉事帝王公卿，又转而以道术聚众起兵反晋。这是一部分其身分同于次等士族的晚渡侨人谋求政治出路的手段，其社会、政治意义，与原为门阀政治服务的北府将转而颠覆门阀政治一样。
刘牢之与刘裕，孙泰与孙恩，这是两支虽然表现迥异但实质上却有许多相同之处的平行活动力量。它们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走过相似的道路。当刘牢之只是在门阀士族中求发展，未成为独立势力时，孙泰也在门阀士族中求发展，未成为独立势力。孙泰由于企图成为独立势力而聚众时被司马元显诱杀，刘牢之亦以拥兵自重而被桓玄逼死。孙恩乘农民暴动之势起兵反对门阀士族，刘裕则乘桓玄篡晋而起兵消灭门阀士族的代表桓玄。两种势力所走的道路如此相同，是由于它们反映了统治阶层变化这同一的历史趋势的缘故。
《太平御览》卷九七二引《三十国春秋》，卢循由广州领兵北上时，曾馈刘裕以益智粽，刘裕则答以续命汤。这是当时很多地方的风俗，京口也是如此。据《至顺镇江志》卷三《风俗》，京口逢端午则“系百索”，“为角黍”。“角黍”即粽，端午作粽，起源甚早。益智出广州，故卢循得馈益智粽与刘裕①，并且还以之馈赠庐山慧远②。“百索”，以五采丝系臂，辟鬼辟兵，即所谓“续命缕”，起源亦甚早。刘裕赠卢循的“续命汤”，当为“续命缕”之讹①。刘裕、卢循出自京口，皆同此俗。刘、卢二人社会地位本来相近，但此时却处于敌对的竞争地位。他们互以此二物为赠，或是寓机语于酬对之中，说明二人颇有心照。
从刘牢之和刘裕、孙泰和孙恩这两支力量的平行活动中，我们看到在统治阶层发生变化的时刻，一支坚强的军队是十分重要的。北府兵基础牢固，活动于建康附近，败散了还可重建。所以刘牢之之后，刘裕又继踵而起。建康的任何执政者，都不能忽视北府势力。孙泰、孙恩的基础却与之不同。他们以道术干人主，虽不失为一条出仕门径，但他们的命运决定于人主偶然的宠幸和门阀士族暂时的优容，是不可靠的。孙泰在建康，虽获得一部分门阀士族的信奉，而王珣却得以一言流之于广州。孙泰在广州，虽得王怀之任之为太守，又得王雅荐之于朝廷，但谢?又以一言而诛之，并及其子。孙泰在东晋居官，浮沉生死全在他人，没有什么可恃之资。这样才使孙恩无可选择，只有乘三吴民怨而走上以道术组织武力的道路。三吴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反抗力量，但是在孙泰的领导下他们只能是一支盲动的冲击力量，暂时靠道术的鼓动而自存。等到宗教热度降低，他们的冲击力量不但将丧失，而且连农民起义的色彩也会逐渐减退。
但是，孙恩毕竟是首先对东晋门阀政治表示决裂的人。他的起兵不能不对刘裕以后的行事产生直接影响。孙恩起兵摧毁了门阀士族在三吴统治的盘根错节的基础，扫荡了一些最具影响的侨姓士族，所以刘裕以后的活动，包括“造宋”在内，没有遇到来自三吴的侨姓门阀士族的很大反抗。因此，孙恩和刘裕二人，就其客观作用说来，都是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孙恩还是刘裕的先行者。当刘裕得势，独揽朝政，把门阀士族摆在一边的时候，卢循，徐道覆向建康进攻的行动，只能认为是次等士族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生死竞逐。刘裕有北府资实，又有复晋的功勋。他还有为东晋平寇乱的口实，师出有名。卢循反对司马元显的理由，由于司马元显之死，已不复存在，宗教狂热又已消失，师老兵疲，不堪久战。所以次等士族这两支力量竞逐的必然结局，是越来越清楚了。
次等士族反对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反对门阀政治，在东晋末年是遍及全国的事，上游荆州政局的纷坛变化，也反映了这种总的形势。隆安以来在上游活动的势力，殷仲堪与桓玄都是门阀士族，而杨佺期却是次等士族。杨佺期由北南来，居襄阳边地，以武力自固，似刘牢之。杨佺期出北土华胄，以晚渡不得预于东晋门阀政治行列，又似卢循。殷、桓由于处在不被中枢信任的地位，所以暂时与杨佺期结成联盟，借重杨佺期的兵力，反对当权的司马道子，这与王恭、刘牢之之间暂时结盟的关系大体一样。杨佺期与殷、桓之间，毕竟存在具有时代意义的矛盾。杨佺期受门阀士族排斥，慷慨切齿，欲因事际以逞其志，逐步发展为一支独立于门阀政治的势力。这种情况，与下游的刘牢之、刘裕一样，与孙泰、孙恩也很相似。不同的是，上游的斗争没有宗教势力介入，杨佺期以外还没有其它的次等士族势力的代表存在，情况比较简单。下游毕竟是全国重心所在，矛盾更为复杂，其变化又制约着上游局势。上游次等士族代表杨佺期的势力虽然被门阀士族桓玄并吞，但是桓玄终于又被下游次等士族代表刘裕消灭。历史趋势如此，胜利者终究是次等士族。上游的变化，不过是全局变化的一个回流，一个片段，一个侧面。
回顾晋末历史，事端迭起，矛盾交织。各种矛盾在局势的演化中都起了自己应起的作用。我在这里企图说明的问题只是：各种矛盾的发展都受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制约，都在促进次等士族夺取门阀士族的统治权力，从而完成孝武帝开始的重振皇权的过程。“晋祚尽昌明”，而继立的宋祚却执行着司马昌明的遗嘱；其中被扬弃的，是以“王与马共天下”为开端的门阀政治。这是一个历史的辩证过程。
门阀士族让出了统治权力。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在社会上，文化上，他们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和影响。次等士族胜利了，用军事力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还要把门阀士族供奉在庙堂之上，以为自己张目。刘毅聚结门阀士族与刘裕对抗，门阀士族谢混党附刘毅，均被刘裕处死。这就是说，政治军事权力全入次等士族刘裕之手。但据《晋书》卷七九，刘裕受禅，以不得谢混奉玺绂为憾。刘裕本人也渐染士族习俗，以风雅为高。《艺文类聚》卷一四沈约《〔梁〕武帝集序》说：刘裕虽阙章句之学，却是“好清谈于暮年”。《南史》卷三三《郑鲜之传》：刘裕为宰相后“颇慕风流，时或谈论。”这就是说，次等士族刘裕总揽了政治军事权力之后，还必须附庸风雅，周旋于按照传统本是被门阀士族长期垄断的文化领域之中。尽管如此，次等士族的势力业已转化为皇权，中枢和藩镇总是控制在皇室之手，门阀士族人物虽然还可能兴风浪于一时，形成政局的暂时反复，但是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是确定不移地一去不返了。
在皇权政治之下，南朝的道教传播依然如旧，但道术活动受到控制。杜氏家族后人或仕或隐，以传杜氏道术聚众起兵的事，也不再出现了。
东晋和南朝，历来都被认为是门阀政治的时代。实际上，真正的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不存在于南朝。东晋门阀政治以皇权政治的变态出现。刘宋以后，皇权政治基本上恢复了常态。在东晋门阀政治之下，必须维持几个最强有力的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还要保留司马氏的皇位。各个强大门阀士族之间，彼此起着制约作用，所以当权士族多少有所顾忌，而东晋政权也得以维持至百年之久。南朝排斥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政治，但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一次巩固下来，政权反而失去了稳定的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易姓换代纠纷。宋齐两代，皇帝与诸王争斗频繁，几无宁日，政局如走马灯。相比之下，东晋朝廷的砍杀并不多见。这或许可以视为门阀政治曾经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的证据。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东晋将相”条谓东晋能享国百年，盖自有术。“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洪氏所见不为无因，只是所谓国事与外寄之当“付”者，并非皇帝自择，而是迫于形势。明代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一六《论略》谓：“乔本世臣，国体乃关，廉远堂高，积非一日，门阀之重，固不为无益也。”于氏之论失之迂腐，但也并非全无道理。
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而且还颇为顽强。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越过了权势的顶峰而就衰了。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他们钻营富贵而又贱视富贵，依附王侯而又傲视王侯，才不能不矫揉造作，故作矜持。隔世看来，他们好像是偶人戏中的角色，真正的表演者无宁说是他们的先人，那些人曾经左右过东晋局势，但早已成为冢中枯骨。《梁书》卷二一《王峻传》载，琅邪王氏王峻之子王琮尚始兴王女，以不惠而被始兴王离异。王峻矜持地对始兴王说：“臣太祖是谢仁祖（陈郡谢氏谢尚）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王峻台词很强硬，但是显而易见，真正的强者并不是王峻本人，而是东晋时的陈郡谢氏和琅邪王氏。
《魏书》卷七二《贾思伯传》，思伯虽贵重而不骄人，答人问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此为雅谈。由贾思伯之言可见，一般说来，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懂得有盛必有衰，懂得“衰至便骄”，不衰无须骄矜作态的道理。只不过南朝的那些忸忸怩怩的门阀士族，并不像北魏贾思伯一样，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事实罢了。
唐长孺先生在论及门阀士族衰落和寒人兴起问题时曾说：“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己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①入南朝后，门阀士族以妄自尊大其门户地望为好尚，偃仰自高，骄矜溢露，不放弃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这确如唐先生所说，不过是他们感到威胁严重以后“深沟高垒”自固的一种手段而已。我赞同唐先生的卓识，只是想作一点补充，即门阀士族“深沟高垒”以自固，不但是为了如唐先生所论戒备寒人的“僭越”，而且是为了戒备皇权的蚕食侵逼，后者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寒人的“僭越”必须仰赖于皇权。
沈约记晋宋间事，认为寒人之起，在刘宋中叶。《宋书》卷九四《恩幸传·论》曰：“孝建、泰始，主威独运，空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通遍，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纳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涂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云云。沈约解释作为皇帝近习的寒人势力之起，是宋孝武帝、宋明帝“主威独运”的结果；寒人凭借“国权”、“王命”，始得凌驾“百司”，而“百司”之主，往往就是凭藉门第偃仰自高的门阀士族。所以门阀士族深沟高垒以严士庶之别，是他们明白自己已处于“空置”地位的时候对皇帝“主威独运”的一种戒备措施，不管他们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客观意义只能是如此。不过沈约只看重宋孝武帝、宋明帝个人专断的政治举措使寒人得以代替门阀士族掌握机要的事实，而未究及寒人何得恰在此时而不是在别的类似的政治条件下（例如东晋孝武帝时）成批地出现于朝堂之上。沈约也未能论及门阀士族骄矜自大之状看来是针对寒人，实际上是对皇权利用寒人而产生的戒备心态。
门阀争高，南风北扇，王侯也不得不攀附士族以自重，但是强者毕竟还是王侯。北魏尊士族，胡汉相揉，而首姓归于元氏；李唐纂《氏族志》，而推崇“今朝冠冕”，以李氏为首。皇权侵夺门阀士族地位，东晋以后历代如此，而后甚于前。我们知道，唐代山东旧族，如唐太宗所说，本已“世代衰微，全无冠盖”①，犹力求自筑“深沟高垒”，死守其已失的膏粱、华腴阵地，企图凌驾新朝冠冕，这与晋宋之间的情况，何尝不是相通而又更甚呢！《梦溪笔谈》卷二四沈括慨叹唐代氏族以“地势相倾，互相排低，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以上述观点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氏族相倾相诋，同样不是反映这些门户的强大，而是反映它们因生机己失而日趋虚弱，不得不骄矜作态以求存。

①《通鉴》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七月癸酉条胡注曰：“宋人以蜜渍物曰粽。卢循以益智粽遗武帝，盖蜜渍益智也。”
②《太平御览》卷九七二《惠（慧）远法师答卢循书》：“损饷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异味，即于僧中行之。”
①前引冯君实书第五七页据《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亦述及“续命缕”。案《真诰》卷一七《握真辅第一》提到“长命缕”，即“续命缕”。《荆楚岁时记》：“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彩，一名朱索”云云。应劭《风俗通义》有关于续命缕的记载，参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下册第六○五页所辑佚文。
①《南朝寒人的兴起》，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①《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