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桓温先世的推测
（一）桓温先世的隐情
《晋书》卷九九《桓玄传》：桓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同传曹靖之答桓玄之问曰：“大楚之祭不及其祖”，是以神怒。又，《魏书》卷九七《桓玄传》：桓玄“庙祭不及于祖，……慢祖忘亲，时人知其不永。”
案，桓玄篡位以后，只置一庙，庙祭但及于父而不及于祖，引起时人许多议论，具如上引。除此以外，徐广、卞范之等亦均不以为然。但是桓玄对此却执意不改。《宋书》卷一《武帝纪》：刘裕逐桓玄后“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桓玄只立桓温一人神主，就是庙祭不及干祖的说明。桓玄于宗庙大事如此固执，违礼悖俗，难于解释，其中似包含某种隐情。
桓氏庙制问题，与孙吴有可比较之处。《宋书·礼志》三谓孙权称帝，不立七庙，但有孙坚一庙在长沙临湘，又有孙策一庙在建邺。孙氏庙制不立，主要是为了遮掩其先世隐情。富春孙氏“孤微发迹”①，不预士流。《孙坚传》注引《吴书》谓“坚世仕吴”，是韦昭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美之词。《宋书·符瑞志》上及《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幽明录》，皆谓孙坚之祖孙钟与母居，遭岁荒，种瓜为业，这当是陈寿所谓“孤微”所本。孙钟与孙坚，《幽明录》谓为祖孙，《异苑》谓为父子，六朝即已难详。《水经·渐江水注》富春亭山“有孙权父家”，杨守敬《水经注疏》谓权字为坚字之误，因为若是权父，当逞称孙坚为是，不必累赘言之。杨氏之说实际是赞同《异苑》的，亭山之冢即孙钟冢。寒门无世谱，孙氏世系难详，冢墓莫辨，宜其干立国时无法建立正规庙制。以孙吴立庙事度桓玄，可知桓氏“大楚之祭不及于祖”，其隐情亦在遮掩桓氏类似于“孤微发迹”的家族历史，与孙氏一样。
（二）桓温是桓范后裔
桓玄之族出自谯郡龙亢，祖桓彝南渡，与东晋先后执政诸士族相比，门户地位不高。史籍均谓桓彝为东汉大儒桓荣之后，是可信的。但各书所记桓氏世系却有差异。《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条注引《桓彝别传》，谓桓彝为桓荣十世孙，这是一说。《晋书》卷七四《桓彝传》及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以下简称《世说人名谱》）之《龙亢桓氏谱》谓为九世孙，这是二说。《元和姓纂》卷四谓为八世孙①，这是三说。桓彝之于桓荣，时代杳远，序次不清。魏晋以后，龙亢桓氏似已沉沦不预时望。桓彝之父，《晋书》及《世说人名谱》均作桓颢②，为官止于公府掾及郎中③，其人即桓玄曾祖。《桓玄传》所云“曾祖以上名位不显”者，当是就桓颢及其以上几代而言。
在十分注重士族谱系的东晋时代，桓彝为东晋功臣，桓温居人臣极位，桓玄且曾称帝立国，他们都不去查访本来是可以查访清楚的桓氏近世谱系，以致留下疑窦，造成后代史籍中桓氏世系的紊乱，这确实令人费解。
比较上述著录桓氏先世诸书，我认为比较翔实可信的是《世说人名谱》①。《世说人名谱》自桓荣以下第二、三、四、五世，序次清晰，每一世代的兄弟行辈的名讳仕履及所从出，也很清晰，而且与《后汉书》卷六七《桓荣传》及诸附传所记完全相符。其所著录第八世颢、第九世彝，与其它著录桓氏先世诸书相较，序次虽有一代之差而名讳相同。值得注意的是第六世和第七世。《世说人名谱》留有第六世的世系位置而缺第六世的名讳仕履。其第七世作“楷，字正则，济北相”，也未著楷父即第六世的名讳。楷父究竟是第五世桓典、桓晔②、桓彬兄弟辈中哪一个人之子，在这里也看不出来。但，第六世名讳缺如，正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可供我们探寻考证。
兹参考《世说人名谱》，并据下文考证，试作《龙亢桓氏世系表》如下③：
据《世说人名谱》资料，我们可以确认以下几点：
一桓彝应是桓荣第九世孙，作十世孙者没有《世说人名谱》这样可信的根据。作八世孙者则涉及计算方法问题，难以确言，姑置不论。
二桓氏谱系紊乱，问题主要出在缺名的第六世，如果确有隐情存在，以存在于第六世的可能性最大。
三第五世桓氏兄弟均死于汉末灵、献之时（说详下），所以第六世的年代应当在曹魏的初期至中期。
为什么五世儒宗、迭为帝师的谯郡龙亢桓氏，其世系到曹魏初期中期时忽然失载了呢？是什么缘故使桓氏子孙不得不从自己的谱系中略去第六世的名讳仕履？
我推测，曹魏嘉平元年（249年）预于曹爽之狱而被诛夷的桓范，就是谯郡龙亢桓氏第六世的主要人物，是桓彝的曾祖或曾祖的兄弟。我还推测，桓范很可能是桓氏第五世桓典之子。龙亢桓氏谱系失载第六世的名讳仕履，就由于桓范被诛，桓氏成为刑家，因而在逃子孙力图隐蔽桓氏家世的缘故。
以下，我将逐次论证这一假设的合理性。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传》：“桓范，字元则，世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太平御览》卷二二四引《桓氏家传》：“延康元年（220年）初置散骑之官，皆选亲旧文武之才，以为宾宴之属。迁桓范为散骑侍郎。”同书同卷引《魏略》，谓“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曹爽传》裴注又谓桓范“以有文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由此可见，桓范既是英儒高才，又有文学，很有资格入为散骑。这反映了桓氏家族的冠族地位以及其家世学问传袭的事实。
桓范于正始时官大司农。“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嘉平之变，司马懿闭洛阳城门拒纳曹爽。桓范不应懿命，矫诏奔爽，为爽策画，当由于是曹操旧属，与曹氏同乡里，又受曹爽敬重之故。桓范为帝室乡里之亲，与上引桓范以亲旧入选为散骑侍郎，亦可呼应。
桓范建安末入丞相府，至嘉平初已历三十年之久，自然是“老宿”无疑，按年龄，与正始时新进少年名士不属一辈。从意识形态看来，桓范所著《世要论》①，其内容与名士谈玄者大相迳庭。《世要论》主张“度世授才”。明帝时桓范荐徐宣为仆射之言，也反映了“度世授才”思想。他说：“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定分之后以忠义为首”②。这些说法部与建安时曹操标榜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原则一致。正始名士处于“定分”之后的“治平”之世，却以浮华进趋于时，与桓范尚忠义之说很不一样。桓范尚忠义，不悖沛国桓氏家世儒宗的门风，与其时司马懿标榜以孝治天下，颇为接近①，这或许是曹爽对桓范敬重之而不甚亲的缘故。
司马懿处置曹爽一党，手段极其残忍。《晋书》卷一《宣帝纪》曰：“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数十年后，当晋明帝问及晋朝先人所以得天下之由，王导“乃陈帝（宣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未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所谓“创业之始”，说的就是嘉平狱后逐步发生的事。由此可见，司马懿及其子孙，是非常避忌诛曹爽一案的，魏晋载籍当然也不敢尽其词②。随着时间的推移，洞悉嘉平之狱实情的人越来越少，桓范事迹也越来越湮没无闻于世。
另一方面，桓范预此“大逆”，宗族连及诛夷，侥幸漏过法网的子弟皆以全身为幸，当然更不敢显露与桓范的亲属关系，以招祸灾。因此撰桓氏家传之人，对于桓氏先人只追溯至桓彝之父桓颖为止，如果再向上追溯，势必触及桓范预“逆”问题，因而触犯晋室朝廷及桓氏家族双方的忌讳。只是由于《世说人名谱》中的《桓氏谱》揭出桓颖之父桓楷之名，并空悬无名讳仕履的桓楷之父一代于桓氏谱系之中，才使我们得以探微索隐，窥测桓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以及庙祭不及其祖的真实意义。
桓玄高祖桓楷，官济北相，桓玄曾祖桓颖，居公府掾及郎中。以桓楷、桓颢父子的官位相比，国相显于公府掾及郎中，也就是说桓玄高祖显于曾祖，因而不能得出桓玄“曾祖以上名位不显”的结论。颇疑桓楷仕魏为国相时值嘉平狱起，坐父桓范罪当诛。桓楷是伏法，是逃亡，无迹可寻，而其后人以及史臣则以“名位不显”掩而蔽之。而桓楷之子桓颢出仕，当在入晋以后，网禁已疏之时。我们知道，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被司马氏所杀，入晋后稽康子嵇绍咨出处于山涛，山涛答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①”嵇绍遂得起家为秘书丞。桓颢亦以司马氏刑家之后出仕晋廷，情况正与嵇绍相类。只不过嵇康之诛，并没有株连亲族，与桓范颇有不同。
《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传》，谓桓范字元则，而《世说新语·贤媛》“许允妇是阮卫尉女”条注引《魏略》则谓桓范字允明。两处同引《魏略》而文字互异，必有一误。张鹏一《魏略辑本》②卷一○，于此亦未作解释。案《文选》卷三五《七命》注引《应瑗与桓范书》，称桓范字为元则；《真诰》卷一六《阐幽微》注：“桓范字元则，沛国人，有才学筹策，仕魏位至大司农，党曹爽被诛也。”《史通》卷八《人物》亦称桓范为元则。据此，《世说》注引《魏略》桓范字允明者当为误写。但是《世说人名谱》谓桓楷字正则，如果不误，依史讳之例，桓范字元则与桓楷字正则者同一“则”字，似有扞格之处。或者如《颜氏家训·风操》所云：“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①”，所以桓楷不讳桓范之字欤？检陈垣先生《史讳举例·南北朝不嫌父子同名例》，举有前秦苻坚字永固，其太子宏字永道，父子字同“永”字（案苻坚之长庶子苻丕字永叔，亦同“永”字。永叔，《御览》卷一二二引《前秦录》及《魏书》卷九五《苻丕传》均作永叙。又，慕容垂字道明，垂子宝字道祐，垂子熙字道文，宝子盛字道运，祖孙三代四人，均带道字）；又举有南齐萧承之字嗣伯，其子道成（齐高帝）字绍伯，父子字同“伯”字。江南之俗不讳字，此点颜之推已论及，而十六国亦有不讳字之例。上溯三国，蜀、吴帝室有讳字之例，《史讳举例·三国讳例》已举出；魏则讳字与否或讳字严格与否，尚未见史料可证。再向上溯，则东汉亦有父子不讳字之例。《风俗通·十反》载大尉沛国刘矩字叔方，而其父字叔辽，同一“叔”字。或者桓范字元则，其子桓楷字正则，两者名与字皆不误，而此正可作为魏时不讳字的一个例证。不过，孤证不立，关于桓氏家讳中的这一问题，终于难得确定②。
（三）桓范的郡望问题
大体说来，以桓范为桓彝的曾祖之说，按其名讳、序次、年代以及与曹、马关系等方面说来，似可成立。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疑点有待考实，这就是桓范的郡望问题。
《魏略》说桓范为曹爽“乡里老宿”，而《曹爽传》及《世说新语·贤媛》“许允妇是阮卫尉女”条都说桓范是沛郡人而不具其县名。据《魏志·武帝纪》，曹氏是沛国谯人，曹爽与桓范同郡国为“乡里”，是没有疑义的。东汉有谯县属沛郡而无谯郡。建安时增设谯郡，谯县改属谯郡，而谯郡与沛国并存。所以曹氏亦称谯郡谯人。谯郡后改谯国。
谯郡之设及其改称谯国，《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以及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诸书所载纷坛，莫衷一是。卢粥《三国志集解》于《魏志·武帝纪》卷首部分，爬梳众说，考定谯郡设于建安中，并推定建安十八年魏国既建，乃立谯郡以比丰沛。王粲建安二十一年随曹操征吴时作诗：“既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是其时已有谯郡。但尚未改称谯国。建安二十二年，沛穆王林徒封谯，始改谯郡为谯国。黄初元年，魏代汉，以谯国与长安、许昌、邺、洛阳为五都。黄初五年改封诸王为县王，复还国为郡，谯国依例复为谯郡。这样，东汉沛国谯县，入魏就成了谯郡谯县。如果我们认定桓范为桓荣之后之说不误，则沛国龙亢人桓范与沛国谯人曹爽互为“乡里”，这似乎没有问题。
但是，要确定这一点，还存在须得澄清的事实。因为谯郡之设并未取代沛国，谯郡与沛国两存。沛国谯县虽入谯郡，但沛国龙亢是否也入谯郡，尚待证明。如果龙亢县未入谯郡，那未以魏国郡县名称为准，曹氏为谯郡谯人，桓氏为沛国龙亢入，两者在曹魏时是不能以“乡里”相称的。因此还要证明龙亢入魏已经割归谯郡，不属沛国，才能消除这一疑点。这又涉及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景初二年（238年）四月，“分沛国萧、相、竹邑、符离、蕲、铚、龙亢、山桑、洨、虹十县为汝阴郡，宋县、陈郡苦县皆属谯郡。”看来，龙亢等县已于此年由沛国分入汝阴郡，而未入于谯郡。照这样说，在分郡十一年后的曹爽之狱时，沛国桓范还是不能认定出自龙亢桓氏，因为龙亢既属汝阴，“汝阴龙亢”人桓范更不能是谯郡谯人曹爽的“乡里”。
但是，景初二年剖分郡县之文，于郡县排列上难于通读，显有错误。《通鉴》有鉴于此，为求稳妥，省去未录。《晋书·地理志》载晋汝阴郡所统共八县，与此所列十县无一同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五已疑《魏志·明帝纪》之文有误，但未能确定误在何处。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吴仕鉴《晋书·地理志斠注》虽未疑《魏志》之误，但亦注意到沛郡所剖分的十县并不在汝阴郡，遂疑十县虽经剖分，但为时甚暂，魏未晋初复归于旧日建制。谢、吴二氏的新解，并不足以释钱氏之疑。
解决这一疑惑，确指《魏志》误处的，是吴增僅。吴增僅所著《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中，考定汝阴郡设置并不在景初二年；又证明《魏志》所列十县全在涡水之北，与汝水相隔数百里，而且与汝阴诸县不相连接，从而认定《魏志》景初二年之文确实有误。他提出新解，认为《魏志》“……十县为汝阴郡”中的“为”字为衍文。据此，《魏志》原文应当读作：“分沛国萧、相、竹邑、符离、蕲、铚、龙亢、山桑、洨、虹十县，汝阴郡宋县，陈郡苦县，皆属谯郡。”这样，《魏志》原文就可以通读而无任何滞碍。吴增僅氏并推论曰：“谯为曹氏丰镐，名列五都，故割度多县，蔚成大郡。晋受禅后徙其属县，所以削其本根也。”根据吴增僅的这一解释，可知谯郡虽于建安中已经设置，但其时的谯郡尚不包括龙亢等县，龙亢等县直到魏明帝之未犹属沛国。桓范于建安末入仕丞相府时，谯郡（国）虽已建置，但桓范籍贯仍为沛国龙亢。沛国龙亢于景初二年四月始割入谯郡，此时下至桓范之死不到十一年。所以鱼豢《魏略》未叙桓范为新划定区域的谯郡龙亢人，而用其入仕时的旧望，叙为沛国龙亢人，就象《魏志·武帝纪》用曹操入仕时的旧望，叙为沛国谯人，而不叙为后来划定的谯郡（国）谯人一样。龙亢在曹爽时既已入谯郡，则曹爽以桓范为“乡里老宿”而敬重之，桓范亦以乡里之谊，兼以忠义之道，而投向曹爽，就完全是情理中事。《通鉴》魏嘉平元年胡注所作“范，沛国人；谯、沛，乡里也”的解释，笼统言之虽似可通，但胡氏未明郡县划分原委，直以谯郡人与沛国人为乡里，因而还是不免未达一间。
嘉平之变，以地域言，是谯沛统治集团的彻底失败。桓范既出谯沛，又为曹爽所敬，其本人和其家族势力在嘉平之变中被消灭，应当说是必然的。
（四）旁证
桓范所自出的沛国桓氏就是以后的谯郡桓氏①，这一点已无可疑。但是据知谯郡桓氏支脉有三，一出龙亢，东汉桓荣、曹魏桓范、东晋桓彝均属之；一出相县，东汉桓谭属之；一为铚县桓氏，东晋桓宣、桓伊属之。龙亢、相、铚三县，东汉均属沛国，魏景初二年割入谯郡。桓氏三支关系如何？以桓范出于龙亢一支为说是否合理？这些问题也应当加以考察。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判定这三支中哪一支具有“世为冠族”的社会地位。
据《后汉书·桓荣传》注引《续汉书》、《东观记》，以及据《广韵》卷一，知谯郡桓氏原为齐人，齐桓公之后，以谥为姓，由齐迁龙亢，当为沛国桓氏之始，至桓荣时已经六世。颇疑龙亢桓氏枝繁叶茂，乃有相、铚分支，而相、铚桓氏在门户势力方面较之龙亢桓氏皆相形见绌。相县桓谭以儒学及其《新论》之作显名于世，但居官不过给事中，品位不高。汉章帝巡狩至沛，虽曾“使使者祠谭家，乡里以为荣①”，但桓谭后嗣无闻于世。看来相县桓氏一支，其家世地位在东汉并不尊显，不足以当“世为冠族”之称。铚县桓氏，《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叙其先世只及父祖，居官亦不尊显，年代约在西晋，再早就无闻了。汉魏之时铚县有无桓氏聚居，也很难说。桓宣及族子桓伊在东晋居官数十年，虽其气质和才具颇有士族之风，桓伊更有名土之誉②，但其居官主要是以武干为边将，戍守江沔以北，与其时士族高门通常的官守仕履颇不相类。所以，要说桓范出于铚县桓氏，也缺乏合理的根据。《晋书》卷六四《武陵王遵传》：“〔桓〕伊与桓温疏宗”。《世说人名谱》列桓伊为龙亢桓氏“别族”而附之于龙亢桓氏之后。据此可知，铚县桓氏与龙亢桓氏宗族相通而支脉疏远。当太元之世桓冲与谢安分据上游荆、江和下游扬、徐之时，桓伊曾长期在豫州之任，居中以为缓冲。这大概是桓伊与桓冲既同宗而又不亲，具有独特身分背景，谢安既能接受，桓冲也不相疑之故。
根据上面谯郡桓氏三支的状况，我判定桓范出于龙亢桓氏一支之说，最为合理，因为只有此支能当“世为冠族”之称；而《世说人名谱》中龙亢桓氏恰好有世次缺佚，年代与桓范相当，可以互为佐证。
由于铚县桓氏与龙亢桓氏同宗，所以桓宣、桓伊的先人与桓范应有相当的血属关系和相近的文化面貌。我们知道桓范《世要论》首篇曰《为君难》，次篇曰《臣不易》。我们又知道《晋书》卷八一《桓伊传》谓淝水战后桓伊以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嫌隙渐成，而谢安亦以功高而蒙谗忌，朝廷矛盾重重，于是桓伊在孝武帝召宴时歌怨诗以为谏。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云云。桓伊怨歌大意，与《世要论》上述诸篇主旨相同，出于《论语·子路》。《论语》所引“人之言曰”云云，本来是用以论证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道理，并没有感叹君臣相处之难的意思。桓伊之歌与桓范之论，却与《论语》原意不一样，说的是君臣嫌隙问题。桓伊之歌与桓范之论两者间的这种一致性，是偶然巧合呢，还是有桓氏家世学问承袭在于其中？这是一个可疑而难决的问题，权列此以为旁证之一，并待后考。
《魏略》谓桓范作《世要论》以示蒋济，蒋济不视。桓范怒曰：“我祖德薄①，公辈何似邪？”“世为冠族”的桓范，出此“我祖德薄”之言，有什么事实背景呢？桓范祖辈可知者四人：鸾，《后汉书》有传；衡，早卒；顺，事迹不传，子典；麟，不胜丧而卒，年四十一。总起来看，桓范祖辈境遇不佳，“德薄”云云，似暗合事实。桓范父辈三人，也多坎坷：彬，违忤中常侍，免官禁锢，灵帝光和元年（178年）死，子嗣无闻；晔，献帝初平中避难南行交州，为凶人所诬，死于合浦狱中，子嗣无闻；典，献帝时官居光禄勋，死于建安六年，子嗣无闻。这些情况，似乎也暗合桓氏先人“德薄”之语。
上述桓范父辈，彬、晔子嗣无闻，当由于家道中落之故。只有桓典居九卿之任，死年又较晚，而史籍不著其后嗣，有乖史家作传常情。我怀疑桓范即桓典之子。典死于建安六年，范仕于建安末，范入仕时最晚亦当及冠之年，以范为典子，年代无扦格之处。嘉平时桓范被曹爽目为“老宿”，与所估计的年岁亦合。桓氏家族于东汉灵、献之时人物多有凋零，赖桓典、桓范一支代为九卿，使桓氏得以保持“世为冠族”的社会地位。至于桓典既然有子桓范而史籍却不著其继嗣（也设有说无嗣），似乎正可解释为嘉平之狱后魏晋朝廷及桓氏家族双方都以此为忌，因而讳莫如深，真象遂失。
桓氏世系中还有一事值得推敲。《后汉书·桓郁传》：“子普嗣，传爵，至曾孙。”注引《华侨书》（案即《汉后书》）曰：“郁六子，……普嗣侯，传国至曾孙，绝。”传国，即嗣爵之意，桓普所嗣之爵即桓荣所受的关内侯，荣传于郁，郁传于普，普累传至其曾孙而止。嗣爵而史缺其嗣者之名，只称传至曾孙而止，这也不符合一般著史的书法。而此所缺之名，即桓普的曾孙，据桓氏世系推之，又恰是《世说人名谱》中桓荣的六世孙，亦即属桓范一辈。而这一辈的人，恰好又是有其系位而无名讳爵职。以上三种成于不同时代的著作，即华峤《汉后书》、范晔《后汉书》、汪藻《世说人名谱》，于桓氏桓荣之后第六世，不约而同，均缺名讳，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而是讳忌桓范的名字，或者是根据讳忌桓范名字的资料。据上考，桓普传爵至曾孙，以世系论，就是传至桓范或其同辈桓氏兄弟而止①。桓范出仕在建安末年，其时汉正朔尚在，汉爵当未废止。黄初入魏，汉爵自然就不存在了。爵绝云云，指的就是这一事实。
（五）小结
综合上述考证，所得结论如下：
沛国龙亢（后改谯郡龙亢）桓氏自桓荣以下，五世显赫。汉魏之际，桓氏虽然仍为望族，但势己就衰。第六世桓范疑为光禄勋桓典之子，建安末入仕丞相府，为曹操故吏，袭关内侯爵。入魏，与帝室为乡里亲旧，累官至大司农，死于曹爽嘉平之狱，家族诛夷甚惨。司马氏皇室和桓氏孑余子孙，均以此事为讳。桓氏子孙以刑家之后，逃死不暇，隐匿唯恐不密。桓氏第七世桓楷，于桓范死前居济北相之职，桓范之诛，桓楷必在株连之列，或死或逃。魏晋易代之际，网禁森严，桓氏人物不可能在政治上露面，所以史籍无闻。禅代告成之后，时过境迁，网禁渐弛，遂有桓楷之子、桓氏第八世桓颢出仕西晋，其门望及官位均甚平平。其时桓氏后人逃死的恐惧已成过去，但是求官西晋又可能招致觍颜事仇之讥，这是桓氏后人不能不考虑的。嵇绍仕晋，必先以出处咨山涛，就是为了掩饰事仇一事的忸怩作态。也许是出于这种原因，桓氏后人仍不愿显言先辈事迹，桓氏世系遂以失真。桓颢之子、桓氏第九世桓彝过江，为东晋功臣，死晋室之难。此后则有第十世桓温弄权朝廷，第十一世桓玄一度代晋为楚。东晋桓氏追叙其先世，但至第八世桓颢为止，由此上溯，其第七世、第六世则以“名位不显”为词，以图继续掩饰与桓范的关系。桓玄代晋之后，亦不愿揭示桓氏家族历史的真象，仍然讳莫如深，甚至楚国庙祭只及于桓玄之父桓温，连祖父桓彝亦不预祭。撰家传者为替桓氏子孙仕晋之事留体面，并不去稽考桓氏世系。至于两晋官方，当然也不愿意触及易代丑闻。这样，在特重谱系的江左五朝，如此重要的谯郡龙亢桓氏，其谱系错乱缺漏，董理乏人，连桓氏家传的修撰者也不能加以考实，以至千余年来，无从发覆。
考镜桓温先世，能够钩稽的历史资料虽有一些，但直接证据迄未求得。所以结论中有推演成分，不敢自信确凿。尤其是桓范、桓楷究竟是何种亲属关系；桓温一系究竟是直接出于桓范，还是出于桓范的兄弟，这些问题至今不能落实。前面所附的《龙亢桓氏世系表》，于桓范之父、之子，也只敢以虚线相联。不过从大处言之，江左桓氏先世与曹魏时桓范有密切关系，就此一点说来，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除此以外，细节只好暂时存疑。此篇以“推测”为题，目的也是等待新证出现，以便重作考虑。
①《三国志·吴志·孙坚传》陈寿评。
①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于此无说。
②《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条注引《桓彝别传》作颖，盖形近而讹。
③公府掾见《世说人名谱》，郎中见《晋书·桓彝传》。
①《世说人名谱》亦有误处，例见本书第一六三页。
②晔，《后汉书》本传、《世说人名谱》均谓“一名严”。《后汉书》注引《东观记》严作■。李慈铭据《水经·渐江水注》沛国桓俨避地会稽，然后浮海入交州事，判定严、■乃俨之误。见《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版第二○五页。
③案古人述其先人世数，或连先人本人计算，或不连先人本人计算，有时不免有一世之差。如颜之推《观我生赋》“逮微躬之九叶”句，谓颜含南渡，至颜之推为九世，故《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直谓颜之推九世祖为颜含。但《梁书》卷五○《颜协传》则谓颜协七世祖颜含，而颜协为颜之推之父，是颜含至颜之推只八世。准此，据《世说人名谱》以论桓荣至桓彝世数，作九世、八世均可。
①《世要论》见《群书治要》卷四七，作《政要论》。严可均《全三国文》、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另辑有佚文。
②《三国志·魏志·徐宣传》。
①司马氏取士也并非一成不变。尔后司马氏为代魏作准备，也曾强调才略而不重细行。《晋书》卷三三《石苞传》，苞为中护军司马师司马。司马懿闻苞好色薄行，以责司马师，师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云云。这又回到了“度世授才”的标准。
②例如王沉“与荀?、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见《晋书》卷三九《王沉传》。
①《世说新语·政事》。
②《关陇丛书》本。
①王利器先生《颜氏家训集解·风操》引赵曦明曰：“孙以王父（祖父）字为氏，如公子展之孙无骇卒，公命以其字为展氏，见左氏隐八年传。”案。《日知录》卷二三“子孙称祖父字”、“以字为讳”诸条，合而观之，似讳字因时代及地区习俗而异，殊难准确立论。
②本书交付出版后，仍觉桓氏家讳问题未得确证，不能自安，乃陈问题原委，求教于校订《史讳举例》的刘乃和先生。刘先生覆示中提及，桓范、桓楷名意相近，元则、正则，字亦相排，二人似有兄弟之嫌。刘先生此一提示，很有意思。但桓范、桓楷关系由此又别生一难解问题，暂时补志于此，以待后证。若桓范、桓楷果属兄弟辈，桓氏世系排列虽当另作考虑，但于桓范确系桓温先世这一问题，反而又得一坚实证明。
①汉魏桓氏除了望出谯郡者外，据知还有《元和姓纂》卷五引应劭《风俗通》楚大夫桓思之后的桓，当即长沙临湘桓氏；还有《三国志·魏志·裴潜传》注引《魏略》所云冯翊甲族桓氏；同书同志《王粲传》所云安成令下邳桓威，等等，《文选》卷二八陆机《吴趋行》注引张勃《吴录》，吴八族中有桓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有交趾桓邻。《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谓西晋时扶风王司马骏有长史荣阳桓隰。桑世昌《兰亭考》卷一载修禊赋诗者有“荣（荥）阳桓伟”（张淏《云谷杂记》卷一，桓伟误作柏伟），则桓氏尚有荣阳一望。又，《隶释》卷二《东海庙碑》尚有南阳桓氏。此外，《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内入诸姓：“乌丸氏，后改为桓氏。”
①《后汉书》卷三八（上）《桓谭传》。
②《世说新语·方正》“桓公（温）问桓子野（伊）”条注引《续晋阳秋》，桓伊“少有才艺，又善音律，加以标悟省率，为王濛、刘惔所知。”但《晋书》卷八一《桓伊传》谓伊有武干，历任边将，晚年始徵拜护军将军。桓伊际遇不佳，疑与其父桓景行事有关。桓景历任侍中、丹阳尹、护军将军，陶回谓其“佞事王导”而非正人，见《晋书》卷七八《陶回传》。
①卢弼《三国志集解》于“我祖德薄”之下缀以《后汉书·桓荣传》章怀注引《东观记》：“齐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谥，立族命氏焉。”齐桓公支庶以桓为氏，盖指龙亢桓氏。似乎卢弼亦于无意中接触到桓范为龙亢桓氏桓荣之后这一事实，但并未进一步探究，没有形成论断。
①《后汉书》卷六七《桓典传》，典从汉献帝西入关，“赐爵关内侯”。如果前考桓范为桓典之子不误，则桓范可从其父嗣爵，而桓普爵传至曾孙而绝者也可能为与桓范同辈的另一不知名的桓氏子弟。这些细节已不可考。
二、桓彝事迹杂考
谯郡龙亢桓氏出于曹魏嘉平之狱的刑家，居然能够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在王、庾家族势力就衰之后获得机会，上升到很高的地位，专制朝政，甚至一度改移晋鼎。我们知道，权势之家编造家传，改叙谱系，以攀援显贵，求得虚荣，是五朝习见之事。但是龙亢桓氏桓范之狱昭然在人耳目，只可以回避掩饰，而难于另行编造。所以为桓氏作家传者只好改易事迹，把渡江南来的桓彝说成是中朝名士，与衣冠士族素相结识，以此证明桓氏家族尊显的社会地位其来有自。江左史籍转相抄袭，以假乱真。所以唐修《晋书》，于《桓彝传》遂多不实之词，有待后之读《晋书》者辨而正之。
（一）中朝桓彝无令誉
《晋书》卷七四《桓彝传》：“彝少孤贫，……性通朗，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①《艺文类聚》卷六引《晋中兴书》：桓彝“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鉴。”《晋书》卷七四《徐宁传》：“彝称有人伦识鉴。”案桓彝死于苏峻之乱中，年五十三，推其生卒年为晋武帝咸宁二年至成帝咸和三年（276—328年）。何法盛谓其弱冠知人，当谓在惠帝元康之时，这就是说，桓彝属于中朝元康名士，其知名度相当于东汉的许劭、郭泰。但是检阅史籍，桓彝在元康时，事迹全无踪影。桓彝荐人，只《徐宁传》一见，事在江左而非中朝。《晋书》卷九三《外戚·杜又传》桓彝目卫、杜曰：“卫玠神清，杜又形清”；同书同卷《褚裒传》桓彝目褚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这些固然是人伦识鉴的掌故，但也都是东晋之事。颇疑桓彝弱冠知人之说，是桓彝显达以后始出现，史籍以后方前，巧为缝合，未足置信。《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注，谓袁宏以裴楷、乐广、王衍、庾?、王承、阮瞻、卫玠、谢鲲为中朝名士，即元康名士，其中并无桓彝。《名士传》据谢安所道撰成，谢安谙悉中朝掌故，应当不至于在列数元康名士时遗漏掉比踪许、郭，显贵江左的桓彝，如果桓彝果真是元康名士的话。又，陶潜《群辅录》著录有“晋中朝‘八达’，近世闻之故老”云云。陶潜所列的八人，与本文下节所说的江左早期的“八达”，部分相同，但却没有桓彝，与袁宏《名士传》不载桓彝，情况一样。这也是桓彝在西晋时并无令誉一证。
《桓彝传》彝“少与庾亮深交”，事系于桓氏渡江之前。案庾亮生卒在武帝太康十年至成帝咸和六年（289—340年），小于桓彝十三岁。桓彝年少时，庾亮尚在童稚，其时何得相与为深交？根据现知资料，桓、庾交游都是在江左之事，无一例在中原者。《太平御览》卷六七引《桓彝别传》：“明帝世，彝与当时英彦名德庾亮、温峤、羊曼等共集青溪池①上，郭璞预焉。”《斠注》引此条资料置于《桓彝传》“少与庾亮深交”处，论理正好可用来辨《晋书》叙事时间之误。但吴仕鉴氏偏偏删却“明帝世”三字，因此反而证成了《晋书》之误。桓彝年少时在洛阳具有胜流身价的说法，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的。
又据《世说新语·德行》，桓彝尝谓高僧竺道潜（深公）“与先人至交”。案《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道潜永嘉初渡江时年仅二十余，死于孝武帝宁康二年，年八十九，其生卒年当为285—374年，小于桓彝近十岁。按常情而论，桓彝之父桓颖，似不得与小于己子近十岁的道潜为至交。忘年之交虽然并非全无可能，但年差也不能太大。这究竟属于《世说》误记，还是属于桓彝妄说，就无从稽考了。
（二）桓彝过江后脐身“八达”而又志在立功
桓彝在八王之乱时，曾以州主簿预齐王同反对赵王伦的义举，但在尔后东海王越和成都王颖相争之时无所依傍，甚至未得列名于号称多名士俊异的东海王越府。我们知道，东晋政权从渊源说来，是东海王越为之创造条件，始得经营起来的，桓彝既未附越，也就与东晋的王、马没有历史关系。
桓彝南下时间可能较早，但止于江北，由江北渡江，是很晚的事。桓彝初来时，司马睿犹为安东将军，在永嘉五年（311年）五月以前。司马睿板授桓彝为逡遒令。逡遒在合肥之南，西晋属淮南郡。《宋书》卷三五《州郡志》谓东晋“分无湖（芜湖）为境”，逡遒始得迁治江南，时在苏峻乱后，桓彝已死。司马睿对于自己不甚信任的甫来人物，常阻之于江北，按其原有位望及南来时拥有的势力，分别板授州郡、将军名号。如著姓祖逖南行达泗口，司马睿逆用为徐州刺史；后来祖逖虽得过江，犹居京口，不得至建康，而且旋又奉命北上。陈留蔡豹出于名门，南来亦只得居官临淮太守。桓彝南来止于江北逡遒，也是他不见信任于王、马的表现。桓彝其时只能官居荒县一令，其原来位望之低以及南来势力微不足道，自可想见。
后来，桓彝应司马睿辟命，过江为丞相中兵属，其事不得早于建兴三年（315年）司马睿始为丞相之时。《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叙桓彝“初过江”即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一事于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之后，亦可证桓彝过江在司马睿出任丞相之时。桓彝与江左胜流接交，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桓彝社会地位的上升，也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
南渡建康以后，桓彝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转多。《晋书》卷四九《谢鲲传》，鲲在南，“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同卷《光逸传》，光逸渡江依胡母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程，闭室酣饮已累日”云云。这些昔日的元康名士，外加桓彝，遂在江左重新获得“八达”①之号。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时代不同，人物亦异，最多仅得形似而已。这就是《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所讥：“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②者也。”这些元康名士经历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过江以后更加颓废，连挥塵谈玄的兴趣也完全丧失，只是在使酒任性方面变本加厉，麻醉自己。他们的表现又比元康时更为放荡，可以说是“无德”之尤。就桓彝的经历和气质说来，他的表现本来不应如此。他其所以这样，只能以他有意附庸风雅、跻身名士来作解释。《晋书》卷四九立竹林七贤和江左八达专传于一卷之中，八达独桓彝不在内①，可见史臣对桓彝也是另眼看待的。
八达以家世论，很不一致，如阮、羊出高门士族，光逸出寒门小吏。桓彝与谢鲲家世则皆介于两者之间，有相似处；但从立身处世看来，桓彝、谢鲲又颇不相同。谢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②，而以“胜情远概”③显名。桓彝则不然。他门资不足以致贵达，与王、马无渊源。其附庸风雅也不过是趋时尚，结名士而已，但这毕竟是不大可靠的。为久远的门户地位计，他只有留心时用，志在立功，才能找到上升的机会。所以《北堂书钞》卷六○引臧荣绪《晋书》谓桓彝以“莅官称职，名显朝廷”。跻于江左八达之列而又志在立功者，桓彝是唯一的人。看来桓彝初过江时多方探索立身处世之宜以图自存，境况是颇为困难的。他过江即赞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也可视为他向琅邪王氏靠拢的一种姿态。
桓彝的活动是相当成功的。他过江没有几年，东晋建国以后，据说就成为名士名臣。《晋书》卷六《明帝纪》：明帝为太子，“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同书卷四九《羊曼传》：“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
但是，桓彝在东晋政治中真正发挥重大作用，还是在明帝平王敦之乱时。《桓彝传》：“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恃，引参密谋。”案《郗鉴传》，明帝即位，徵郗鉴自合肥入都，“鉴遂与帝谋灭敦”。郗鉴之谋，据考即引流民帅以制王敦之事。桓彝亦于此时“引参密谋”，我认为与郗鉴所谋当即一事。谋而必密，除涉军机以外，当以王导在朝与王敦息息相通，所以不得不密。据《王敦传》，王导得知刘遐、苏峻军起，其信息辗转来自征北将军王邃而非得自京师，可证其谋甚密，京师并未走露风声。郗鉴以平王敦功封高平侯，桓彝则封万宁男，爵次于郗鉴。郗、桓二人都以此为契机，进入较高的政治层次，因而也改变着其家族在江左的地位。《桓彝传》彝以王敦嫌忌去官，过舆县，与舆令徐宁邂逅云云。《徐宁传》谓“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因造舆令徐宁。徐宁为东海郯人，东海徐氏南渡以后世居京口，刘宋徐羡之即徐宁之孙，而京口、广陵为流民集中之地。舆县在广陵左近，当多有流民帅出入。桓彝曾长期在江北为逡遒令，当然熟悉江北流民帅的情况。他以寻亲旧之名盘桓于广陵舆县，是否与他参预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有关，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目前还无从索证。
桓彝既以立功受爵而提高了家族地位，又在苏峻之乱中死节而扩大了家族影响。我们知道，嵇绍、桓彝均以刑家之后而又死节司马朝廷，事迹相类而记载却一显一隐。本文钩稽分析桓彝事迹如此，或者可以补充史文之一角。
（三）桓彝族单势孤
王、庾渡江之时，兄弟辈人数众多，这是王、庾家族势力盛于江左的条件之一。桓彝南渡，族单势弱，与王、庾很不相同。
桓彝南来时年近四十。桓彝既云“少孤”，则桓彝父桓颢当早死于中原。《桓彝传》称有“坟柏”在宣城之宛陵①，因求为宣城内史。所谓“坟柏”非父葬，应指母葬。我们可以推定，桓彝系侍母过江。彝死泾县，即葬其地。《桓温传》永和时温母死，温欲送葬宛陵，温母盖依彝母为茔。
过江桓氏人物，据《世说人名谱》载，还有第九世与桓彝同辈的桓道恭：“道恭，赤之子，淮南太守。”其第八世亦有与桓彝父颢同辈的桓赤之：“赤之，荣八世孙，大学博士。”但是，这里存在疑问。
《世说新语·规箴》“桓南郡（玄）好猎”条曰：“桓道恭，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常自带绛绵绳著腰中。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注引《桓氏谱》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学博士。道恭历淮南太守，伪楚江夏相，义熙初伏诛。”
案《世说人名谱》之《桓氏谱》及《世说新语·规箴》“桓南郡好猎”条注引《桓氏谱》②，所记桓颢与桓赤之以及桓彝与桓道恭，行辈全符；所记桓道恭事迹虽有详略，并无牴牾。但是，桓玄与桓道恭关系，值得探究。他们二人，于公，王法为重，桓道恭可屈居桓玄之下为贼曹参军；于私，则家礼在，道恭必不可称呼孙辈的桓玄为“公”，并且惧玄系缚。道恭伏诛于义熙初，但为道恭同堂兄的桓彝则死于咸和时，距道恭之死近八十年之久，即令以嫡庶年差解释，亦似难通。
《世说新语笺疏》上引条引李慈铭曰：“案桓道恭别无所见①，但以时代论之，彝者玄之祖，道恭安得为彝之同堂弟？疑此（案指该条注引《桓氏谱》‘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之文）‘字’下有脱文，当是道恭之祖名猷，为彝同堂弟耳。”李氏所疑很有见地，唐写本《世说新语》可以解答李氏所发之疑，只不过“字”下并无脱文，而“字”本身是一衍字。
唐写本《世说新语·规箴》同条所引《桓氏谱》曰：“道恭，祖猷，桓彝同堂弟也”云云。以唐写本校今本，所见诸人辈分关系，差异如下：
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
今本颢——彝——温——玄
赤之——道恭，字祖猷
唐本颢——彝——温——玄
猷——赤之——道恭
唐写本既证实了桓玄与桓道恭为兄弟行，扞格难通之处也就迎刃而解。这又说明，桓彝南渡时尚携此桓猷一弟，而此弟在东晋之世无闻。猷子赤之，不过是一名不受尊重的博士②，赤之子道恭也不过是荒郡一太守。桓彝初渡江时族单力孤的情况，可以想见。
考察桓彝过江时桓氏的家世，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澄清。《三国志·吴志·孙?传》注引《汉晋春秋》：桓彝，“魏尚书令阶之弟。”吴仕鉴《晋书斠注》引此条于《桓彝传》首“桓彝，字茂伦”文下，其意在补充该传阙漏。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所附《高门世系婚姻表》，据《晋书·桓彝传》及《三国志·吴志·孙?传》注，于谯郡龙亢桓氏桓颢之下并列桓阶、桓彝为同父兄弟行①。王伊同先生作此安排，当是根据《晋书斠注》，但《晋书斠注》实误。
《孙?传》所见桓彝，为吴尚书，死于吴太平三年（258年）孙?废黜孙亮事件中。其兄桓阶仕魏为尚书令，死于魏文帝时，《魏志》有传。桓阶、桓彝兄弟系长沙临湘（今长沙市）人。《桓阶传》注引《魏书》，谓阶祖及父历典州郡，“著名南方”。《晋书》卷八九《忠义·桓雄传》，雄为谯王承主簿，死于王敦之乱，其人当即桓阶、桓彝一族后人。长沙临湘桓彝与谯郡龙亢桓彝显系二人，年代也有大半个世纪的差距。《困学纪闻》卷一四曰：“吴有桓彝，晋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王应麟早揭示此事于前，吴仕鉴仍谬注《晋书》于后，《斠注》之纰漏，可见一斑。
桓彝、桓温由于族单，在他们立功立业江左之时，并没有象王、庾、谢氏等家族那样有众多的兄弟分据朝廷内外，彼此支撑策应。在桓温诸子成长独立之前，桓氏家族在江左一直是势力孤单。这一情况对于桓温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四）桓氏家族不为时人所重
桓彝先世既经历了极大的政治灾难，桓彝过江又是族单势孤，所以江左门阀士族一直不以士族视桓氏。《世说新语·文学》“袁宏始作《东征赋》”条注引《续晋阳秋》，谓袁宏之赋“悉称过江诸名望”，语众曰：“我决不及桓宣城（彝）”①。袁宏为桓温记室参军，按理不应贬抑桓彝。但他决意不在褒扬东征（案即南渡）名士的文字中提及桓彝和陶侃。只是在陶侃子称临之以白刃，桓温又逼以权势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增词为赞。《世说新语·文学》袁宏作《名士传》，其所列举的中朝名士中也无桓彝之名，可与袁宏《东征赋》不及桓彝一事印证。由此可知，《晋书·明帝纪》及同书《羊曼传》所说桓彝于东晋建国后己入名士、名臣之列的话，只能看作桓彝一时境况转佳，还不是其门户地位的根本变化。
桓温少时行检，也与士族子弟不同。《世说新语·任诞》：“桓宣武（温）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刘注引《郭子》，谓桓温樗蒲输数百斛米，求救于袁耽，袁耽易服掷帽，呼卢唤雉，顷刻间压倒敌手，转输为赢。这里所见桓、袁与名士任诞并不一样，直是无赖赌徒行径。
桓温尚主以后，其家族地位也还没有根本改变。《晋书》卷七九《谢奕传》：谢奕与桓温有布衣之好，为温司马，尝逼温饮，温避入其妻南康公主处，“奕遂携酒就厅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②《世说新语·方正》谓任居分陕的桓温，为子求长史王坦之之女，坦之之父王述怒责坦之曰：“恶见文度（坦之字）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①
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人物，都贱称桓温为兵，这不是偶然的事。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分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蜀志·费诗传》：前将军关羽闻刘备以黄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同书同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詈之为“兵子”。同书同志《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注谓“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通鉴》升平三年（359年）录此事，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胡注所释，魏晋皆然。但兵卒作为贬词，词义一旦确定，使用者就不再拘泥原意。士族居方面之任者，如果其人其族有疵可指，虽非出身行伍，亦得被辱称为卒为兵。桓温尚主，居分陕之任，自非奋身行伍之辈可比。但是桓温风格好尚，确与当世士族名士有所不同。《太平御览》卷三五四引《语林》曰：“桓宣武与殷、刘谈，不如甚。唤左右取黄皮袴褶，上马持矟数回，或向刘，或拟殷，意气始得雄。”桓温门户既不为人所重，而他本人又须得骄矜作名士态。他谈玄不胜，继以逞武，意气始雄。所以谢奕、王述称桓温为兵，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除了蔑视桓温个人以外，我以为还兼有蔑视桓温家族的意义。
（五）小结
史载桓彝在西晋时以人伦识鉴见称，具有比拟许劭、郭泰的地位。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桓彝在西晋周旋名士、识鉴人伦的真实材料。桓彝过江以后，始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遂得列名于“八达”之中，从而增加了桓彝自己与桓氏家族的名望。但桓彝毕竟没有条件凭门资坐取高位，只能以事功为用，求得晋身。桓彝南下之初，不过为江北荒县一令，迟至司马睿为丞相之后，始得过江为丞相府属。桓彝过江时奉母携同堂弟卜居接近长江的宣城宛陵，族单势弱。桓彝得以进入东晋政治的上层，主要是由于参预明帝密谋，引流民帅以制王敦有功。桓彝死于苏峻之乱，更提高了桓氏家族在东晋的地位，为尔后桓温继王、庾诸族居位，奠立了基础。但是桓氏家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执掌军政权柄以后，其家族地位仍不为其它门阀士族所承认，所以桓温屡被门阀士族所鄙视。
桓氏家族在魏晋时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桓范被诛，桓氏门户骤落，是第一次大变化。桓彝于东晋初年重兴家族以后，桓温秉权，至于求九锡，为王、谢诸士族所抑，是第二次大变化。桓玄起事以除司马道子父子，得到士族支持，至于废晋立楚，是第三次大变化。刘裕灭桓玄，桓氏家族势力彻底消灭，是第四次大变化。唐长孺先生说，魏晋士族地位，一般是依其家族近世官宦状况，而不是依其远祖即所谓“冢中枯骨”所曾获得的政治地位为准①。这个见解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冢中枯骨”虽然不能决定其后裔门户的高低，但是其后裔却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谱也往往不承认自己门户地位下降的事实，总想倚仗“冢中枯骨”以傲视新进。桓氏家族在东晋受到歧视，是其一例。陈郡谢氏被陈留阮裕视为“新出门户，笃而无礼”①，又被颍川荀伯子排斥于“天下膏粱”②以外，也是一例。弘农杨氏杨佺期数代以武干为用，士族不屑与伍，而杨佺期“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王珣（案，琅邪王氏王导之孙）者，犹恚恨”③，又是一例。这类事例，直到唐朝，还是不断出现。
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残卷位字七九号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所列谯国郡姓凡八，桓氏居其一。时下史家议论，多以此件盖据旧籍言之，非谓自汉至唐桓氏始终居郡望，地位不衰④。魏晋以来，桓氏实际上已沉沦不预时望。桓彝以后桓氏三世兴于江左，与东晋共始终，不过是门阀政治的际遇使然，只能算是桓氏门户历史自东汉桓荣以来的一段插曲。谯郡桓氏在江左兴盛百年的历史，并不能证明桓氏在谯郡继续兴盛，更不能证明他们到唐代仍然兴盛。
①《世说新语·政事》“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郭泰别传》，谓泰“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上，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云云。案《桓彝传》所叙桓彝事迹，与此雷同，颇有抄袭之嫌。但郭泰题品六十余人，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而桓彝则没有多少具体事迹，可以与之相比。
①青溪在建康东南，连接淮水与玄武湖，孙权时所开，为江左胜流聚游之处。《太平御览》卷六七引《俗说》：“郗僧施（郗超子）青溪中泛舟，一曲处辄作一篇诗。”下文《斠注》引《御览》此事，并没有注意青溪在建康而不在洛阳，其疏误可见。
①中朝“八达”，见上引陶潜《群辅录》，参《高僧传》卷四《支孝龙传》；江左“八达”，参《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条注引邓粲《晋纪》。
②折巾，幅巾折角而用，以效风流。《后汉书》卷九八《郭泰传》：“泰“尝于陈梁间行，遇雨，中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十七史商榷》卷六八谓汉末处士皆不冠帻而用幅巾；同书卷三六集其例证。《宋书》卷一八《礼志》：“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
①竹林七贤中唯山涛、王戎不在此卷，也反映了东晋南朝人见解。《文选》颜延年《五君咏》咏竹林狂狷而不及山、王。参《困学纪闻》卷一三“山涛欲释吴以为外惧”条。
②《晋书》卷四九《谢鲲传》。
③《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条注引邓粲《晋纪》。
①《晋书》卷七四《桓秘传》宁康元年（373年）桓秘被废黜后居于宛陵，可证桓氏南渡后一直卜居于此。宛陵与逡遒相近，彝曾为逡遒令，而逡遒后来又侨寄于宣城境。
②《世说人名谱》中之《桓氏谱》，与《世说新语》政事、规箴、贤媛、仇隙诸篇刘孝标注引之《桓氏谱》，两者关系似不甚明。《世说》刘注引《桓氏谱》自当作于梁代以前，但是隋、唐、宋志皆不著录，章、姚考隋志及诸家补晋志者或不著录，或无说明。而《世说人名谱》的人物内容，有谱及陈、隋者（如《琅邪王氏谱》），有引《元和姓纂》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说者（如《陈郡袁氏谱》），即宋代汪藻据所见诸书增益而成。参《世说人名谱》中《琅邪临沂王氏谱》谱首自注。所以其中之《桓氏谱》或亦有汪藻增益之处。
①桓道恭亦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卷九五《桓玄传》，李氏失检。
②《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孝武帝重徐邈，令授太子经，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史臣论此事，曰：“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故帝有云。”在儒学衰败，痒序不立的年代，博士不受重视，是必然的。
①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1943年金陵大学本和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修订本，都是这样。
①此条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有议曰：“其初所以宣言不及桓宣城者，盖腹稿已成，欲激温发问，因而献谀以感动之耳。”此议似嫌迂曲。
②《世说新语·简傲》“桓宣武作徐州”条叙此事，未录“老兵”二句。
①《晋书》卷七五《王述传》此句作“汝竟痴耶？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
①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①《世说新语·简傲》“谢万在兄前”条。
②《宋书》卷六○《荀伯子传》。
③《晋书》卷八四《杨佺期传》。
④参王仲荦先生《〈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见《■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
三、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
《晋书》卷八《穆帝纪》史臣曰：“孝宗因繦抱之姿，用母后之化，中外无事，十有余年。以武安之才启之疆场，以文王之风被乎江汉，则孔子所谓‘吾无间然矣’。”史臣论晋穆帝一朝政局，语气之间不无微词，但毕竟认为这十余年间疆场时闻北伐，江汉久息风涛，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这个时期人物风流，清言隽永，是江左上层社会中的一个特色。桓温势力的兴起，也是在这个时期。桓温出督荆州，在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废黜殷浩，总揽北伐之任，在永和十年。此后桓温逐渐坐大，以致专擅朝廷。在永和安定局面的表象之下，复杂的政争还在继续进行。桓温的兴起，给建康的小康朝廷投下一层阴影。
永和安定局面的出现，其外部条件是后赵石氏盛极而衰，对南方压力大减。石虎死于永和四年，冉闵灭石氏在永和六年，这时的形势对东晋特别有利。永和七年，东晋收复洛阳。此事实际意义本来不大，因为它只说明北方混乱无主，而不说明南方真有力量；只说明南方可暂得洛阳，而不说明中原可以固守。但收复洛阳一事毕竟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心理影响，使江左形成一股竞相北伐的浪潮。王应麟、钱大昕等论及此事，对东晋君臣甚多赞许，已见前述①。洛阳收复的第二年，谢尚又于北伐中获得所谓传国玺，送致建康，使江左得免于“白板天子”之讥②，也收到政治上、心理上的重大效益。这些事态，给人以旧都可复，升平在望的假象。
永和安定局面的内部条件，则是庾翼死后颍川庾氏势力骤衰，江左士族没有哪一家具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可以立即代替庾氏发挥作用。桓氏门户力量有限，以桓温为核心形成一种新的秩序，需要一个组合的时间。士族门户的竞争虽未停息，但处在相持局势中，一时高下难判。所以永和政局呈胶着状态，就连呼声最高的北伐，也被这种胶着状态的政局牵制，表现出不寻常的复杂性。
穆帝年二岁即位，皇太后诸氏临朝。穆帝以何充力排庾氏之议而得嗣立，所以何充为朝廷倚重。何充族望才能，本不堪负荷大任，所以他在康帝死前即引大后父褚裒共参大政；而褚衷则宁愿坐镇徐兖以观动静，不愿株守朝廷。永和二年何充死，会稽王司马昱居中辅政，以名士殷浩主扬州，意在借其名望以稳定政局，制约上游。自此以至永和十年，中枢体制大体如此。
永和之初，方镇势力以徐、兖褚衷和荆、梁桓温为重。褚衷以后父为征北大将军，其职衔军号表明，朝廷意在以褚裒徐、克之重经略北伐军务，不让他人插手，以避免他人以北伐之名，挟北伐之功，形成觊觎。徐、兖自郗鉴以来，一直是卫戍京师的重镇，褚裒以都督徐、兖而为征北，是集卫戍与北伐二任于一身。褚裒以后，终永和之世，居徐、兖者还有荀羡、郗昙，人物轻重虽有不同，但都忠于朝廷，作用与褚裒大体一致。永和时豫州在谢氏之手，谢氏也支持朝廷。朝廷有徐、兖及豫州的支撑，足以形成重内轻外，制约其它方镇的力量。这是永和年间东晋朝廷的重大战略部署。
方镇的问题所在，仍然是上游荆州。桓氏家族得以继庾氏家族之后兴起，原因很多。桓温父彝预灭王敦有功，又死苏峻之难，形成桓氏家族与司马氏政权休戚相关的背景。桓温尚主，是成帝姊夫，庾氏甥婿①，至少暂时能得到庾氏昆弟的卵翼。庾翼声言北伐时，曾有以琅邪内史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入临淮之命，与相呼应。可见其时桓温官位虽不高而人物却比较重要。同时，中枢执政何充也很器重桓温，要把桓温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对抗庾氏势力的一支力量。桓温这一正在上升的士族人物，其地位的敏感性，由此可见。
何充曾为避诸庾而出督徐州，镇于京口，年余后入朝，即以桓温继刺徐州，列名方镇。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庾翼也曾力荐桓温。《庾翼传》翼言于成帝，请委桓温以“方邵之任”；《殷浩传》庾翼遗浩书：“当今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可见桓温在此时，是朝廷与庾氏都在着力争取的对象。但是桓温究竟是心存朝廷，还是意在庾氏，或者另有打算，此时还难见分晓。
庾翼本已用长子方之镇襄阳，临终前又表次子爱之为荆州刺史。《世说新语·识鉴》：“小庾（翼）临终自表，以子園客（爱之）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惔）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注引《陶侃别传》：“庾翼薨，表子爱之代为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勋也，临终高让。丞相（王导）未薨，敬豫（导子恬）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庾亮子羲），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二步。
《何充传》何充命桓温镇荆州后，每谓人曰：“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这就是永和初年何充所安排的东晋权力结构的轮廓。永和二年何充死，会稽王司马里居首辅之任，继承了何充所作的安排。不过何充曾以为这样就能使内外稳定，无复忧劳；而司马昱却逐渐发现，可忧的问题恰恰包含在这一权力结构之内，那就是桓温力量增长以后，比以前的庾氏更难驾驭，与前引刘惔所虑西楚“不可复制”相同。
方镇问题，除上述徐、兖和荆、梁以外，作为上下游居间地带的豫州和江州，也很值得注意。桓温在发展过程中，欲得江、豫以插手朝廷；朝廷注视荆、梁动静，欲掌握豫、江以保护自己。这样，在永和以及以后的一个时期内，江、豫就成为朝廷与桓温明争晴夺的地带。
豫州自永和四年（348年）以后，十五年内，一直由陈郡谢氏谢尚、谢奕、谢万兄弟相继掌握，为建康的可靠门户。上游桓温虽然权势很盛，但由于不能控制豫州，因而也不能得心应手地影响朝政。升平三年（359年），谢万以兵败被朝廷（实际上是被桓温）废为庶人以后，豫州刺史之职并未入桓氏之手，似乎空悬数年。隆和元年（362年）的豫州刺史为袁真，而袁真是庾氏旧部，可见此时桓温还未能染指豫州。桓温取豫州的企图早已存在。《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升平二年“豫州刺史谢奕卒，简文遽使彪之举可以代奕者。……简文曰：‘人有举桓云（桓温弟）者，君谓如何？’彪之曰：‘云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兵权尽出一门，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当令不与殿下作异者耳。’简文颔曰：‘君言是也。’卒用谢万。”简文所说“人有举桓云者”云云，举者自然来自桓温阵容，简文何尝不明桓氏意图所在？既明桓氏意图，又得商榷于王彪之，只能解释为就此探询门阀士族对桓温的态度。桓云未得豫州，继为豫州的谢万为桓温所嫉，不得安宁，未能久于其任，年余即被桓温废黜。不过谢万被废后，如上所述，桓氏还是没有立即取得豫州。
江州自王允之死后，情况不甚清楚。《晋书》王羲之、徐宁、桓云诸人本传，都有出刺江州的记载，但缺具体年分。秦锡圭《补晋方镇表》系王羲之、徐宁相继出刺江州于成帝咸康六年、七年（340年、341年），系桓云出刺江州于永和元年（345年）。《王羲之传》谓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识鉴。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案庾亮死于咸康六年之初，其时江州刺史尚为王允之，由王羲之代王允之出刺江州是不可能的。王允之奉调在此年八月，死在此年十月，在此以后，王羲之代王允之为江州刺史，是可能的。至于桓云，则不得于永和元年出刺江州，这从有关事迹中可以稽考清楚。《晋书》卷七四《桓云传》谓桓云袭爵万宁男，遭母忧，葬毕，起为江州刺史，服阕莅职云云。万宁男本为桓温所袭之爵。永和三年桓温灭成汉，四年论功进临贺郡公，此时万宁男始有由温弟云袭封之可能。所以桓云刺江州不得早于永和四年。又，《桓温传》系其母孔氏死事于永和十年和十二年两次北伐之间。桓云既于母忧服阕后始莅江州之职，则又不得早于永和十二年，由此可见，终永和之世，桓氏始终未把江州控制到手。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分别系王羲之、徐宁刺江州于永和元、二年，但未著桓云刺江州事。
我推测，由于王允之有据江州对抗庾氏的一段历史，桓温镇荆州后的一个时间里江州暂由王允之从兄弟王羲之出刺，是合乎情理的。不过王羲之在事功方面与王允之不同，并非经国才器。他曾劝说殷浩勿与桓温对抗，又曾说桓温处谢万于廊庙而使其离开豫州。其事虽在王羲之离江州之任以后，但他折冲于殷浩、桓温之间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所以他居江州正可以缓冲于上下游之间而无碍桓温。至于徐宁，他本自江北荒县一令得桓彝推荐，始得人建康为吏部郎，遂历显职。桓氏于他有惠，他当然不至于在江州任内掣桓温之时。徐宁居江州的时间较长，江州转入桓云之手，大概就是在徐宁任内之事。桓云正式刺江州后，才可能有人于升平二年举桓云代谢奕为豫州。因为按照东晋地缘政治的常情，荆州的桓氏未得江州以前而欲得豫州，一般说来是困难的事，除非出现特殊的情况。
桓温终永和之世未能正式掌握江州，而豫州入桓温手更在十余年后的太和四年（369年）。这一事实，说明桓温自永和元年赴荆州之任后，迄于太和四年，其间凡二十五年之久，向下游发展遇到很大的阻力，并不顺利。桓温的势力范围在荆、梁以及益、宁、湘、广等州。至于荆、梁以下，江州可能是平分秋色的地方，桓氏虽无刺史之名，但有很大的活动余地；而豫州、扬州以及徐、兖诸州则由朝廷牢固控制，桓温尚不可能插足。永和初年开始，一直维持到太和之时的安定局面，就是建立在这种力量均势的基础之上的。太和四年，桓温以北伐为名，完成了几项对内扩张活动，即挤走徐州的郗愔，压平豫州的袁真，才使长期维持的力量均势彻底破坏，使处于暗流状态的门户冲突暴露于社会表层，使胶着的政局一变而为短兵相接的搏斗。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
永和以来长时间的安定局面，使浮沉于其间的士族名士得以遂其闲适。他们品评人物，辨析名理，留下的佚闻佚事，在东晋一朝比较集中，形成永和历史的一大特点。
《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简文帝之为会稽王也，与孙绰商略诸风流人，绰言曰：‘刘惔清蔚简令，王濛清润恬和，桓温高爽迈出，谢尚清易令达。’”此事本于《世说新语·品藻》，司马昱所问及的风流人物，除此四人以外，还有阮裕、袁瓌、殷融、孙绰等人，俱有品题。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曰：“人才莫衰于晋。”①永和人物，同东晋一朝人物一样，足称者本来不多。他们一般的特征是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他们不知疲倦地谈有无，谈言意，谈才性，谈出处，虽然鸿篇巨著不多，但一语惊人，便成名誉。考其思想内容，核心之处仍然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这还是洛都“三语掾”的心声。永和名士多服膺郭象《庄子，逍遥游》注之说，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在山林之中。《世说新语·文学》“谢万作《八贤论》”条注引《晋中兴书》：“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①识远者出处同归。”谢万之见，四隐四显虽皆为贤，毕竟还有优劣之别；孙绰之见，则无论隐显，“出处同归”，更接近于“将毋同”。这更是自以为“体玄识远”的永和名士的一般见解。
永和名士，言行并不相副。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的谢万，并没有谢荣华以就闲适。他“聚敛无厌，取讥当世”②，避其所优，取其所劣，这是谢万行不副言。屡辞征辟，有肥遯之志的阮裕，于《四本论》中崇傅嘏“才性同”之说，而傅嘏之说旨在进取而非退隐③。阮裕崇此，与其肥遯之志不合，这是阮裕言不副行。永和名士，即令是踵迹元康，标榜忘身物外者，亦罕有避世思想。晋人王康琚有《反招隐诗》曰：“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④。“大隐隐朝市”，也就是所谓“朝隐”。“朝隐”一词，差堪表示永和名士的风神旨趣。永和名士的清言谈吐，颇有遗文，但学理上无多建树，不但不能比踪正始、林下，与元康相比亦有逊色。
永和文学溺于玄风，内容空泛。王应麟《困学记闻》卷一三：“愚谓东晋玄虚之习，诗体一变，观兰亭所赋可见矣。”案兰亭所赋皆玄言诗，赋诗者王、谢、庾、郗等士族子弟尽在其中，成诗三十余首，备见桑世昌《兰亭考》。这种诗，恰如钟嵘《诗品·序》所评：“理过其词，淡乎寡味。”永和诗风，从此中可以概见①。
东晋当轴人物，一般都有水平不等的玄学修养，否则就难于周旋士族名士之间。王导过江后机事繁多，但仍不废清言。《世说新语·文学》：“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理”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庾氏家族有玄学修养，已具前篇。桓氏家族本来是儒学世家。桓彝虽得人江左“八达”之列，但未见他由儒入玄的学识表现。桓温在永和之世，亦求附庸风雅。《世说新语·言语》“殷中军为庾公长史”条记桓温听王导、殷浩清言，“时复造心”。但桓温玄学并无根抵，不被士流称许。同书同篇“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似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语。’”案汉成帝时张禹等入讲《论语》、《尚书》于金华殿，故云。刘惔听来不过是儒生讲经之语，桓温却以为是“咫尺玄门”，这是刘惔对桓温不辨儒玄、学无根抵的讽刺。又同书《文学》：“桓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耶？’”简文不屑听讲，语气之间，流露以玄学行家傲视桓温之态。前引《太平御览》卷三五四载《语林》谓桓温与殷浩、刘惔清谈不胜，上马持稍相对，意气始雄，亦见桓温玄学素养和人物品格之劣。
简文帝在清谈方面的确胜桓温一筹。在他周围聚集着当时主要的一批玄学名士。他自己的清言佚事，在《世说新语》里也遗存不少。他是永和玄学名士真正的保护人。但就学识深浅说来，简文帝的玄学修养也不算高，刘淡目之为“清谈第二流”①，王羲之目之为“啖名客”②。如果兼论他的玄学修养和政治作用，那末《晋书》卷九《简文帝纪》说得比较全面：简文“虽神机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谢灵运迹其行事，亦以为赦、献之辈云。”在政治上置简文帝于周赧王、汉献帝地位的，恰好就是在玄学学识方面被简文帝讥讽的桓温。
士族名士既无避世思想，一般又是重恬适而轻事功，无积极的处世态度。声望最高的名士刘惔，孙绰诔其“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③，时人以为名言。如果士族子弟耽好武事，就会受到异议，因而大大影响其声誉和地位。王导对其子悦、恬二人的不同态度，就是显例。《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导长子悦“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次子恬“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只是由于“少好武，不为公门所重。导见悦辄喜，见恬便有怒色。”④
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废事功，轻武力，而士族维持其政治统治又必需事功武力①。这样就形成一种现实的矛盾，影响到士族的境况，甚至影响到门阀政治本身。大体说来，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获盛名，而处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不废事功特别是善于经营武力的名士。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中不断有这种人物出现，门阀政治的延续实际上是靠这类人支撑。一旦到门阀士族中不再产生这种人物，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
《世说新语·豪爽》“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条注引《汉晋春秋》：庾翼“少有经纬大略。及继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维内外、扫荡群凶之志。是时杜乂、殷浩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任耳。’……唯与桓温友善，相期以宁济宇宙之事。”
同书《排调》：“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②、刘诸人许。真长（刘惔）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注引《语林》曰：“宣武征还，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
上引庾翼与桓温相期宁济宇宙之事以及桓温讽刘惔之事，足以证明在江左门阀政治环境中，真正负盛誉的名士，都是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且往往是真正掌权者的嘲弄对象。《晋书》卷七七《殷浩传》史臣之言曰：“风流异贞固之材，谈论非奇正之术。”在江左政局中有能力实现统治的人，确实不能在风流谈论之辈中求之。忘身物外的士族名士，在门阀政治中的地位不过如此。当然，如果没有他们在“天下清定”时例如永和之世点缀其间，也就不成其为门阀政治。
前叙孙绰答简文评桓温“高爽迈出”，可知桓温在气质和器识上确不同于其它名士。《庾翼传》翼曾语成帝：“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蓄之。”而《桓温传》桓温曾谓“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借王衍之例表明名士无能、清谈误国的看法，与庾翼说杜乂、殷浩辈只宜“束之高阁”，是一致的。庾翼举出的殷浩，以后恰好是被桓温“束之高阁”。这是永和名士中的大事，也是东晋门阀政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①《困学纪闻》卷一三；《廿二史考异》卷一八。参本书第二八页。
②《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玉玺谱》。参本长第四一页。
①《太平御览》卷一五二引《晋中兴书》：“南康宣公主兴男，明帝长女，庾后所生，初封遂安县主，适桓温。”
①见该书历史类《晋书》条。
①“体玄”，《晋书》卷七九《谢万传》作“体公”，显误。
②《北堂书钞》卷四一，《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晋中兴书》。
③参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见《金明馆丛稿初篇》。
④《文选》卷二二。
①永和名士于技艺方面特有所长，琴棋书画，大体能各树一帜，特别是书法艺术，成果尤著。事涉专门，此处不论。
①《世说新语·品藻》“桓大司马下都”条。
②《世说新语·排调》“简文帝在殿上行”条。
③《晋书》卷七五《刘惔传》。
④这是就士族子弟之好武事者而言。至于非士族的武将，社会地位低下更是不言而喻。《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王濛劝王导勿用武人匡术兄弟，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
①《世说新语·政事》：“王〔濛〕、刘〔惔〕与林公（支遁）共看何骠骑（充），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何充事功之臣，不以玄言见长，与王濛、刘惔好尚不同，由此见讥于当世。但其“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之语，王、刘辈是能够理解的。
②永和名士王刘并称，习指王濛、刘惔。刘惔于时监污中请军事领义成大守在荆，而王濛未尝赴荆。此处“先过王、刘”，是《世说》之误。注引《语林》以及《通鉴》永和元年记此事，都只说到刘而不及王。
四、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
永和政局，是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上游方镇桓温为另一方的实力相持。司马里、殷浩的中枢秉权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名士清谈集团，夙有盛名但并无经纶世务的才力。所以中枢的重心是不稳定的，只是靠豫、徐方镇的支撑，才能免于被桓温颠覆的危险。上游桓温继承了庾氏兄弟长期经营的局面，拥有荆、梁等八州广大地区，又有以徐宁为刺史的江州作为与下游豫、扬之间的缓冲地带，因而自成体系，独立发展。但桓温也亟须乘时立功以增望实，才能在与朝廷相持中保持主动地位。永和年间中枢与上游方镇之间的基本态势如此，虽然关系有时紧张，但双方之间尚不存在以兵戎相威胁的危急情况。永和五年，石虎死，北方混乱，东晋相持的双方借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抢夺北伐旗帜，企图在声势上压倒对方，以图巩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
桓温于石虎死前，已经取得了克成都、灭李势的显赫功勋。司马昱的对应行动，则是引享有盛名的扬州刺史殷浩为心膂，参综朝政，以抗桓温。石虎死于永和五年（349年）四月，六月，桓温即由江陵出屯安陆，佯言北伐①，以观朝廷动静。朝廷立即以褚裒自京口抢先出师北伐，以拒桓温要求。但褚裒旋即败归，惭愤而死，使桓温少了一个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
褚裒死后，殷浩亲自经营北伐。他只是联络北方降胡，虚张旗帜，并不急于出军。于是桓温于永和七年冬率师自江陵下驻武昌，声称北伐，又似东进，逼朝廷表明态度。朝廷一方面以司马昱书止桓温军，一方面由殷浩兴师北伐。殷浩北伐迁延至永和九年十月，终以前锋姚襄倒戈而彻底失败。朝廷不但丧失了可以制约桓温的实力，也丢掉了北伐旗帜。桓温以此为契机，成为北伐主将，使自己的权力和威望步步上升。
综观永和年间上下游关系的发展，桓温的策略是静观持重，坐大于荆、梁。他调遣荆、梁军队，目的是刺激朝廷北伐，消耗朝廷实力，而自己却引而不发，静观朝局，待机行动。司马昱、殷浩的朝廷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谨慎对付，唯恐授桓温以口实，引发桓温对朝廷的强力行动。《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蔡谟拒绝接受朝廷司徒之职，司马昱、殷浩欲致之廷尉，荀羡止之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所谓“桓文之举”，即指桓温借故称兵犯阙而言。《桓温传》说：其时“以国无它衅，遂得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魔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所用。”桓温于平静相持之中养精蓄锐，以待朝廷疲惫。所以终永和之世，桓温一直处于可进可退的主动地位。
永和十年，桓温以殷浩出师败绩，逼朝廷废殷浩为庶人，桓温又少了一个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这是桓温势力直接干预中枢的一个重大步骤，不过尚无决定大局的作用。《桓温传》说：“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这一判断，我认为为时尚早。因为此时桓温尚未取得豫州、徐州，他的势力还无从接近建康，因此也不可能真正一手掌握朝廷内外大权。为此，桓温继续倡言北伐，以之作为主要手段，徐图发展。殷浩废后，朝廷北伐力量消耗已尽，能够举起北伐旗帜的，只有桓温一人。桓温必须真正投入兵力进行北伐战争而不是虚声威胁，才能以战争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影响建康政局的能力。所以在永和十年二月，即殷浩被废的下一月，桓温第一次北伐之师就上道了。
桓温第一次北伐，出师顺利，军至灞上，耆老感泣，百姓迎劳。桓温达到了增益声威的目的，不愿继续消耗实力，因此临灞水而不渡。前秦王猛料定桓温意在江左而不在关中，是有识的。但桓温部将薛珍却不明桓温意图，咎责桓温持重不攻长安，终于触及桓温忌讳，被桓温诛杀。
永和十二年桓温第二次北伐，大败羌帅姚襄于伊水，留兵戍洛阳而还。洛阳陷于刘、石，已四十年，永和七年，后赵乱，晋复有之①，桓温曾倡还都之议。永和十二年，桓温在洛修缮诸陵，更倡还都之议以胁迫执政公卿。这次北伐，在进军路线上史传留有疑点。《世说新语·言语》：“桓公北征，经金城”云云。《晋书·桓温传》云：“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过淮泗，践北境，……师次伊水”云云。案琅邪金城，地在江乘，桓温自江陵次伊水，必无经金城之理。钱大听《廿二史考异》卷二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均有考，但皆考其不合而未能求其合。余氏引刘盼遂之说，谓桓温经金城北伐，盖指其太和四年第三次北伐而言。此次北伐从姑孰出发，转赴广陵，则金城为其必经之地。史传误植，遂以为永和十二年事。刘氏此说，似有可能，惜无确证。
桓温两次北伐获胜，声望大增。但是作为结果，他对内既未能插手中枢政柄，又未能获得豫州、徐州。此后东晋政局，继续在胶着状态中发展，又经历了十余年之久。
兴宁元年（363年），桓温加都督中外诸军事，豫州之军名义上自当在其属下，因此有兴宁二年桓温命西中郎将袁真等凿杨仪道以通水运，温自率舟师次于合肥之事，见《晋书》卷八《哀帝纪》。桓温虽得偶一涉足合肥，但未能排斥袁真势力，因而也未能真正把豫州控制起来。至于徐州，对桓温进入建康的障碍更大。桓温在荆的二十余年中，先后居徐州之任者为褚裒、荀羡、郗昙、范汪、庾希、郗愔，他们都出自高门名士，各有背景，不易屈服。桓温只有徐徐寻找口实，逐个对付。升平五年，桓温以北伐出兵失期罪名，奏免范汪为庶人；太和二年，以失地罪名奏免庾希官位，以郗愔为继。《晋书》卷六七《郗愔传》：“大司马桓温以愔与徐、兖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郗愔为郗鉴之子，以“冲退”著名，“虽居藩镇，非其好也。”桓温以郗愔居京口，不是引为羽翼，而是利用郗氏以平抑庾氏在京口的潜在力量，然后再相机处置郗氏，夺得徐州。
在桓温第二次北伐至第三次北伐之间政局的胶着状态中，桓温步步进逼中枢。隆和元年（362年），桓温上疏言：“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此议桓温倡之多年，至此更咄咄逼人。朝廷疑惧，莫敢或异，只有孙绰冒险陈词，力言“反旧之乐赊而趋死之忧促”，见《孙绰传》。扬州刺史王述则料定桓温不过欲以虚声威朝廷。桓温的威胁很快收到实效。兴宁元年（363年），朝廷加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二年又有扬州牧之命，桓温既为内录，又牧扬州，于理应当入朝。朝廷犹豫再三，既徵又止，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惶惑无主，举措失态。而桓温此时亦不敢贸然谒阙，于是而有兴宁二年七月桓温下驻芜湖西南之赭析，遥领扬州牧之事。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赭圻以兴宁三年被火，桓温移驻姑孰，即今当涂，距建康更近。其时距桓温下镇赭圻仅半年之久。
桓温居姑孰，扼制了建康南门，重现了当年王敦、苏峻所造成的局势，也颇似庾亮之居芜湖。不过此时朝廷还有豫、徐兵在，所以桓温仍小心翼翼，不敢造次，唯恐孤军受敌。《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引《舆地记》①曰：“赭圻下流十许里有战鸟圻，孤立江中，本名孤圻山。昔桓温驻赭圻，恒惧掩袭。此圻宿鸟所栖，中霄鸣惊。温谓官军至，一时惊溃。既定，乃群鸟惊噪，故相传谓战鸟山。①”桓温所惧官军，当指京口的徐、兖军及此时在寿春、合肥的豫州军。桓温虽有危惧之感，但既已下驻，后路荆、江二州又已委其弟桓豁、桓冲分督，他自然只能有进无退，力求解决豫、徐问题，消除进入中枢的障碍。而欲解决豫、徐问题，假北伐的名义最为堂皇。于是而有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的第三次北伐。桓温第三次北伐，是在东晋内部权力之争面临短兵相接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
第三次北伐，桓温败于枯头，望实俱损，他的地位开始转折。但这只是情况的一个方面。情况的另一方面，就桓温在江左积累权力的过程看来，第三次北伐以后，桓温才取得徐、豫，扫清进入建康的障碍，控制司马昱，使东晋朝廷一度成为“政由桓氏，祭则寡人”②的朝廷。因此，桓温第三次北伐又是他在江左权力之争中取得胜利的顶点。
《世说新语·捷悟》：“郗司空（愔）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注引《南徐州记》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又，《晋书》卷六七《郗超传》：“时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劲悍，温恒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世说新语》以此入“捷悟”类，是说郗超于桓温所道及的京口特点中，悟出桓温正筹思进取京口的策略。
京口的确出产名酒。《太平御览》卷六六引顾野王《舆地志》云：“曲阿出名酒，皆云后湖（案即练湖）水所酿”，又云湖水上承丹徒马林溪水，“水色白，味甘”。这是说曲阿名酒系京口溪水酿成。又同书同卷引《郡国志》云：“润州遏陂，有湖名龙目湖。京口出好酒，人习战，故桓温云：‘京口土瘠人窭，无可恋，唯酒可饮，兵可用耳。’”
京口箕，史亦有徵。箕，蔑制或藤制囤谷器。《方言》卷五，“箕，陈魏宋楚之间谓之箩。”《太平广记》卷三二○引《续搜神记》①“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逊②乘船往晋陵”条，谓“有物名甘罗，赤如百斛篅”。篅，甘罗，箩，箕，盖为一物。又，《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类“柳箕”，注：“柳箕可用，见《祥符图经》，今无之。”
至于桓温所说京口兵，即是以京口为基地的徐、兖都督所部兵，造基干郗鉴所组的以北来流民为主体的军队，素以劲悍见称。郗鉴以后，虽其刺史、都督不全出自郗氏家族，但京口兵始终处于郗氏影响之下。桓温以郗愔多“故义”，就是指此。桓温不得不以郗愔居徐、兖，又“深不欲郗愔居之”，必须处心积虑，尽速夺取。所以桓温第三次北伐时约徐兖郗愔、豫州袁真一同出师，即是承此谋略而发。
桓温第三次北伐，成为建康朝廷的一次特大事件。出师日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空。此前数日，会稽王司马昱与桓温曾有会晤。《真诰》卷一八《握真辅》：“公明日当复南州，与大司马别。大司马克二十六日发也。”原注：“公是简文，为司徒也。大司马是桓温也。温在姑孰，应北伐慕容。……于时是太和四年己巳岁三月中书也。”据此可知，桓温出师预定为三月二十六日，会晤当在出师前数日。据《晋书·海西公纪》，桓温实际出师日是四月庚戌，而四月庚戌恰为朔日。可知出师之期较预定的三月二十六日晚了几天。出师之前首辅与元帅会晤，事关重大，理应书之史册，但是今本《晋书》于此事却毫无痕迹。我怀疑此次会晤是一次密晤，有重大机事商筹，而当时最敏感的重大机事，莫过于桓温欲以北伐之名，拔除朝廷所赖的徐、豫兵力。
桓温取得徐、豫的具体过程，研究晋史者是熟知的。郗愔暗于事机，得桓温相约北伐，立即覆笺“共奖王事，修复园陵”。愔子超为温参军，见愔笺毁之，另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乞闲地自养。”桓温乃顺水推舟，转郗愔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自己则兼领徐、兖二州。作梗多年的京口重镇问题，未动刀兵，戏剧性地解决了。
桓温处置豫州袁真的办法，却不相同。袁真得桓温命，未达其旨，遂率师逾淮，攻克谯梁。桓温败于枋头之后，委过于袁真，奏免为庶人，而以桓温世子桓熙代为豫州刺史。袁真不受代而反叛，旋死，子袁瑾继，被桓温消灭于寿春地区。《太平御览》卷六五四引《世说新语》①曰：“桓宣武之诛袁真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焉。袁在寿春，尝与宣武一妾妊焉，生元（玄）。既篡，亦覆桓族，识者以为天理之所至。”此事不经，又贯串佛家果报思想，有无勿须置论。但其中说袁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
徐、豫二州在桓温第三次北伐中统统落入桓温之手，桓温掌握了进入建康的锁钥。据《晋书》卷六九《刘波传》，波为桓氏部将，桓温西征袁瑾时以刘波领五千人镇石头城，可见从军事上看来，建康实际上已入桓温掌握。桓温虽大败于枋头，却大胜于江左。他独揽朝政的军事障碍，已不复存在了。
对于桓温的事业说来，败干枋头，导致他望实俱损；胜于江左，导致他控制中枢。这同时发生的事情，对桓温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桓温尽管控制了中枢，却由于望实俱损，无力断然篡代。中枢是不稳定的，反抗的力量仍然存在。不过，反抗不是来自军队，因为可能反抗的主要力量即豫、徐方镇武装，已被桓温消灭或控制起来①。反抗来自在朝的王、谢大族，他们以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在关键时刻给桓温掣时，使桓温穷于应付。王、谢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居然能够抑制桓温，这又是由于桓温有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缘故。王夫之曰：“桓温有枋头之败，故王、谢得持之以从容。”②看来这一议论是有道理的。
①桓温实际上并无意以其实力投入北伐战争。据《晋书》卷三七《司马勋传》、卷八《穆帝纪》及《通鉴》永和五年条，后赵雍州豪杰约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率众入关。九月，司马勋出骆谷，壁于悬钧，去长安二百里，三辅豪杰多杀守令应之。十月，勋退还梁州。《通鉴》胡注曰：“使桓温于是时攻关中，关中可取也。”这隐寓对桓温不支持司马勋北伐的责备。
①《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永和“七年八月，冉闵豫州牧张遇以许昌来降。案是时洛阳亦入于晋，故九月即有修复山陵之使也。洛阳晋之故都，准之史法，其得与失皆当大书于本纪。乃晋史于永和七年、太元九年收复洛阳，皆略而不书，失轻重之宜矣。”案钱氏之论甚当。
①当即顾野王《舆地志》。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载此事，谓“桓温于赭圻讨贼，屯兵山下，夜中众鸟鸣，贼谓官军己至，一时惊溃。”案桓温在赭圻不闻有“讨贼”之事。且《元和志》较《舆地志》晚出，不取。
②《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史臣语。
①亦见今本《搜神后记》卷六。
②案升平间徐州刺史无索逊者。索逊之名不见《晋书》，疑索邈之讹。但索邈事迹在桓玄败后，去升平甚远。或者刺史二字有误。
①《世说新语》佚文，不见今本。
①武装反抗并非完全没有。咸安二年（372年）六月，颖川庾氏庾希、庾邈兄弟反于京口，诈称受海西公密旨诛桓温。十月，道教徒彭城卢悚率众自京口进攻建康宫廷，诈称海西公还。但这些乍起乍落的暴动并不是藩镇武装反抗。
②《读通鉴论》卷一○。
五、简文帝遗诏问题
东晋门阀政治中，某一士族秉权而能久于其任者，一般都是昆弟众多而且名重一时，分居内外，彼呼此应，以维持家族势力于不衰。于琅邪王氏，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各居显要；于颖川庾氏，亮入相出将，冰、翼等亦内外相维；于陈郡谢氏，尚、奕、万诸昆弟久戍豫州，安则凭借诸兄遗泽和豫州势力，得居相位，然后以侄谢玄据京口而建北府兵。只有谯郡龙亢桓氏由于族单势孤，虽温居上游分陕二十余年，兄弟中仍无一人得居朝廷显职。兴宁二年（364年）桓温讽议迁洛，以胁朝廷，朝廷不得不诏徵桓温辅政而又深惧桓温入都。桓温虽志在入都，亦不敢贸然脱离自己所依靠的上游军事力量。于是而有桓温移驻赭圻、姑孰之事。会稽王司马昱与桓温有过数次会晤，但会晤地点分别在冽洲、姑孰、涂中，而不在咫尺之隔的建康。这说明桓氏在朝无人，而建康周围军事力量尚未尽入桓氏之手，桓温还得有所等待，不能轻举妄动。
太和四年（369年）桓温从枋头败归后，由于徐、豫问题业已解决，才敢于从姑孰越建康，一度城广陵而居。此举当是就近清理盘根错节已数十年的北府异己势力，同数年前进驻姑孰以图解决豫州问题一样。咸安元年（371年），乃有桓温入建康，废海西公而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之事，打破了多年以来呈胶着状态的东晋政局。
废立之议，倡自郗超。但《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谓桓温“宿有此谋”；《晋书》卷六七《郗超传》亦谓桓温“宿有此计”。看来，郗超不过是揣摩桓温之意而发之罢了。从策略上说来，桓温一生持重，在夺取权力时也往往是欲取先与，一步分作几步走。以对付殷浩为例，先是一再逼殷浩北伐，待北伐失败后表而废之。以夺取徐州为例，废范汪而以徐州予庾希，免庾希而以之予郗愔，最后才从郗愔手中取得。桓温废海西公，是他图谋篡取皇权、代晋自立的若干步骤中的重要一步。废海西公，以情势度之，有两种可能的反应：或有反抗，或无反抗。反抗，有对待袁真、袁瑾父子的办法可用，即临之以兵；无反抗，则有对待郗愔的办法可用，即畀以自养之地。桓温于咸安元年十一月丁未从白石入建康，越日己酉海西公出宫，简文帝即位，未遇障碍，一切顺利。琅邪王氏的王彪之甚至还为桓温废立寻找历史根据，制定礼仪。越六日乙卯，武陵王晞免官归藩。接着，桓温诛夷为己宿怨而又宗强的庾氏、殷氏人物，更换殿中禁军，并以亲信人物郗超直宫省中，侍从（实际上是监督）简文帝。辛酉，桓温自白石还姑孰。自丁未至辛酉，桓温留都不过半月，朝局种种都确定下来了，一废一立，皆出桓温。从此桓温奠立了自己在朝廷牢固的权威地位，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权力格局。桓温置简文帝于皇帝地位，与当年置郗愔于徐州刺史地位一样，又一次使用了欲取先与的策略，不过这次是在最高的权力层次上使用。
但是，在简文帝临死之前，桓温将要在政治权力的阶梯上走完最后几级的时候，极大的障碍出现了。几家最有影响的门阀士族，主要是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他们在朝廷还拥有潜在力量，亟思抗拒桓温的非分之求，以图维护东晋司马氏的帝位，恢复门阀士族之间的平衡状态。
当时朝廷在位的士族人物，多数曾居桓温军府，是桓温的故吏。如谢安曾为桓温司马，王坦之曾为长史，郗超曾为参军，王珣（王导子王洽之子）曾为主簿，等等。他们都深知桓温的政治志向。但是他们之中愿意协助桓温，为桓温所用的，只有郗超一人。当简文帝立，郗超为中书侍郎入直宫省之时，谢安、王坦之为侍中，都在简文帝左右。所以桓温并不放心朝局，一直居于姑孰而不入朝，直到翌年七月简文帝之死为止。
简文帝死，至孝武帝立，其间不过五日，朝局却围绕所谓简文帝遗诏问题，展开了以桓温为一方，以王坦之、谢安为一方的尖锐激烈斗争。此事史籍所载互有歧异，大体说来有三个系统：一为《晋书》，包括简文、孝武等纪，桓温、王彪之等传；一为《建康实录》；一为《通鉴》。此外，其它史料还有一些。兹以《通鉴》纪事为主，参照《晋书》、《建康实录》以及其它史料，考校异同如下。
《通鉴》：（咸安二年七月）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马温入辅，一日一夜发四诏，温辞不至。
案：帝不豫之日系于甲寅，不知所据。急召当有诏。《魏书》卷六九《司马星传》录其中一诏，曰：“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不谓疾患遂至于此。今者惙然，势不复久，且虽有诏，岂复相及？……天下艰难，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辅导之训，当何以宁济也！国事家计，一托于公。”从语气看来，四诏中此诏非最早者。托桓温阿衡辅导，则明知昌明（即继立的孝武帝）为其掌中物，不得不作此态，或者意在求桓温阿衡辅导如伊尹，而求其勿为王莽耳。
桓温辞不入都，有疏荐谢安、王坦之，见《桓温传》。这自然是故作姿态，以观王、谢士族的反应。疏有“皇子幼稚”之语，则知作于太子未立之时。传谓疏未及奏而筒文帝崩。
立太子，《简文帝纪》谓在乙未，《孝武帝纪》谓在已未。《通鉴》从《孝武帝纪》。己未在甲寅后五日，而乙未则甲寅后三十余日。如简文帝不豫在甲寅不误，则立太子事急，当以己未为允，简文帝之死即在立太子当日。简文病发甚猛，至死不过数日，宜一日有四诏，而桓温疏亦未及奏。
《通鉴》：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曰：“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
案：遗诏本敕温“依周公居摄故事”，见于《王坦之传》；又敕温可自取天下，见于《建康实录》卷八，最早当本之于《宋书》卷二五《天文志》三。这两层意思应当都包含在简文遗诏中，说明简文帝预见到桓温有篡夺的可能，又不希望果然出现这种局面，所以请求桓温以居摄为度，不要逾越。如果不能约束桓温，桓温篡取与否，就全在他自己了。
遗诏谓“天下，傥来之运”，“傥来”语出《庄子》，成玄英疏谓“意外忽来者耳”。简文盖以己之得立全出于桓温，予夺取舍，全在桓温之意。所以“傥来”与“君自取之”是互相照应的。
《通鉴》把“君自取之”与“居摄”二事用“又日”相连，说明均为遗诏之文，是正确的。《晋书·王坦之传》和《建康实录》则各录其一，都不全面。王坦之改诏，把“君自取之”和“居摄”二事都去掉，改用“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对桓温的一次重大打击。《桓温传》说：“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案，这就是桓温废海西公、立筒文帝之意，也就是简文帝对桓温所说‘君自取之’之意），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怒。”桓温不满足于诸葛亮、王导地位，知道这是门阀士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作梗，与弟桓冲书曰：“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云云。
遗诏是简文病后“一日一夜频有四诏”之外的又一诏，未发而毁，由王坦之改作，可见其时官中惶恐勿遽之状。
魏晋以来，帝王（或实际上是而名义上尚不是的帝王）托孤时任臣属自取天下，简文帝此诏以前尚有两见，一为刘备，一为孙策，都是创业伊始，局势未稳之时的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刘备病笃，谓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托孤语，盖效法孙策托孤。《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注引《吴历》：孙策临终，以弟孙权托张昭日：“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刘、孙二例虽各有其历史背景，要皆是君臣肝胆相照之词，与简文帝之被迫作此表示者，情况大不一样。
《通鉴》：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朝议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案：事本《王彪之传》。群臣未敢立嗣，须桓温处分者，就是等待桓温作出是否自取的决定，桓温不取，太子始得即帝位。王彪之为仆射，不当预草诏机事，但处朝班权贵之列，故得显言于朝堂，意在释群臣之惑而坚立嗣主之心。立太子、遗诏、帝崩三事均在一日之内，群臣知诏之所立而又不敢奉诏行事，足见桓温权势之重和群臣的畏惧之心。不过其时京师宫省之变，变在须臾，而无论是在官省或在朝廷，桓温党羽曾无一人参与机事，因而桓温在此数日之内反而处于被动地位而受制于士族王、谢。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是桓氏地望不高、门户不强所造成的，桓温亦莫可如何。枋头败后桓温气势有所衰降，不敢贸然行事，也是原因之一。
《通鉴》：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谅?，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事遂不行。
案：事见《王彪之传》。桓温居摄之议一发于简文帝而见阻于王坦之，再发于崇德太后而见阻于王彪之。彪之在外朝，不奉崇德太后令，具封还内请停，其事与王坦之以侍中于宫中毁诏相类，只不过一在内，一在外而已。王彪之曾反对以桓温弟桓云为豫州刺史，又为桓温废海西公事定礼度仪制，可见他对桓温态度是有违有从，犹豫不定，此时以太原王氏、陈郡谢氏态度明朗，所以王彪之也坚定了抗拒桓氏的立场。不过琅邪王氏地望虽高而人才凋落，不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那样方兴未艾，具有影响政局的更大潜力。其时习称的王、谢之王，并不是指琅邪王氏而是指太原王氏，这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就是简文帝遗诏问题的始末。据此可知，遗诏问题中涉及桓温，实际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桓温自己希望简文帝禅位给他，但惮于士族王、谢而不敢强取。简文帝料到其身后桓温有篡夺的可能，于是有“君自取之”的话。但是简文帝却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因而有第二种意见，即予桓温以周公居摄之位。桓温依周公居摄，这可说是司马皇室的意见，简文帝遗诏，最初是这样写的，太子即位以后崇德太后令，也是这样写的。居摄者代替皇帝执行权力，但皇帝成年后应当“复子明辟”。这是司马皇室在不移晋鼎条件下，给桓温最大的让步。第三种是王、谢士族的意见，他们既不允许移鼎，也不同意桓温居摄，只同意桓温按诸葛亮、王导故事行事。尽管这时桓温掌握军事优势，但是政治优势却在王、谢一边。桓温终于不得不接受这种裁决。简文帝死后数月，宁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温由姑孰来朝，本有诛王、谢，移晋鼎的打算，但是格于形势，未敢下手，只就前一年冬所谓彭城妖人卢悚率众突入殿庭一事穷加究治，此年稍后，桓温病，病中犹讽朝廷求九锡，谢安等延宕其事。七月，桓温死。
自桓温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到简文帝临终遗诏，到桓温之死，其间一共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这是激烈的权力之争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晋室不绝如线的一年半。我们归纳史实，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现象和问题：
一皇权的最低点皇位的一废一立，全凭桓温一言定局，被废的海西公无可奈何，被立的简文帝也无可奈何。简文帝手诏报桓温诛武陵王晞之请中有言曰：“……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意即由桓温任意选择皇帝，包括桓温自帝。所以简文遗诏中有“君自取之”之语，是不足为奇的。皇权降至这样的低点，比半世纪前王敦兵入石头时晋元帝所作“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语时犹有过之。
二门阀士族权力的最高点桓温篡晋积谋甚久，终未成功，不是军事力量不够，不是皇室反抗，而是几家门阀士族作梗。他们在内外军权全归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凭借社会、政治影响，勉力抵拒，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而使晋祚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氏与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晋士族历来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家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但是在关键时刻士族纯粹以其联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军权，并战而胜之，这还是第一次。
三王、谢将执政柄王、谢士族以其力抗桓温，挽救晋室之功，必将得到政治报偿。按东晋门阀政治的常规，孝武一朝政局的关键将操于王、谢之手，这一点是可以预料的。特别是陈郡谢氏，其门户中尚有人物可以承担这种任务，比太原王氏更有优势。
四司马氏皇权或者振兴，或者消灭，不能原封不动东晋皇权如此低落，继起的孝武帝如果不思振作之策，晋将不晋，可以断言。辅政的王、谢如果不走桓温的旧路，就应当帮助孝武帝振兴皇权，否则就不能维持各家士族的平衡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有比较稳定的门阀政治的继续。孝武帝即位在童稚之年，却一改简文帝玄风御世之习，讲《孝经》，览典籍，延儒士，这些都是谋求皇权振兴的迹象。促进皇权振兴的主要人物，是主政的陈郡谢氏谢安。太原王氏登用于朝的人物也不少，起着羽翼司马皇族的作用。王、谢二族的政治作为，是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继续。
五道教势力参与政治活动道教徒卢悚率众三百人，诈称海西公还，攻入建康殿庭，略取库兵一事，客观上增加了王谢抗拒桓温的效果。建康的内应是严重问题，所以桓温在事后还须赴京师严加究治。卢悚事震动宫省，影响很大，二十余年后的道教徒孙恩、卢循起事，与此不无关系。道教徒卢悚起兵，针对桓温：道教徒孙恩起兵，针对司马元显，各有所指，看来与门阀政治无涉。但是从东晋门阀政治的整体看来，这些都是低级士族反对当权门阀士族的一种行动方式，是东晋门阀政治面临的一种重大挑战。
未了，我还要对桓温这样一个既有大功大勋，又是大奸大慝的历史人物，说说自己的意见。
对于桓温其人，史家见仁见智，议论很不相同。其一，主要从对晋室的忠奸立论，贬斥桓温的个人野心。《晋书》以桓温与王敦二传同列一卷，即属于此。这种见解，历来支配史界，现在的影响已经不大了。其二，主要从民族斗争角度立论，着力褒奖桓温北伐业绩，而不介意其对晋室的态度。持这种见解的学者，现在比较多。其三，认为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把由于北伐而增进的实力和威望用之于篡夺，所以不会尽心力于北伐，也无意久事中原。这就是说，桓温的政治野心限制了他的北伐活动，使北伐活动得不到广泛的支持。而且，其时北方民族关系混乱，民族兴起的潮流一浪接着一浪而来，新的民族势力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因此，任何北伐战役的成果都无法得到巩固，桓温北伐也是如此。这是形势使然。所以桓温北伐意义颇为有限，战略上说来最多只能起以攻为守的作用，把混乱的民族斗争限制在北方，不使它蔓延到江东来。从战略上说，交战状态中的一方如果完全没有进攻能力，也就难于防守。不过在这种战略作用的发挥方面，在北伐行动的坚决性方面，桓温北伐无法与祖逖北伐相比。这第三种意见，就是我所持的意见。
南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论北伐事，大意谓东晋人物其志未尝不在天下，但当审时度势以行，不能以逞兵为务①。所谓审时度势，在我看来，主要是观察北方民族关系发展的形势。东晋十六国时期以至南北朝时期，在南北相持局面既成以后，在阻碍统一的原因没有消除、促成统一的原因没有出现以前，靠一两次北伐战役以“克服神州”，完成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应当看到，十六国东晋与南北朝历史的出现，并不只是一次偶然的民族入侵造成的，而主要是汉魏以来北方边境地区民族关系长期发展的结果。这种情况，比一次民族入侵造成的后果要复杂得多。以局面颇为近似的南宋相比较而论，其时宋金民族矛盾也很尖锐，和战问题也很重要。即令如此，评论南宋人物，也需要审时度势，不能仅就和战一端而言。王应麟有言曰：“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②”参考这一见解，评论东晋人物，也不能只看他是否有过北伐的倡议或行动。郗鉴、蔡谟反对过庾氏兄弟北伐，王羲之反对过殷浩北伐，孙绰反对过桓温北伐。他们的反对有苟安和怯懦的一面，但也并非全无道理。王夫之是重民族气节的，他甚至于抨击“蔡谟、孙绰、王羲之恶得不与汪、黄、秦、汤同受名教之诛乎？”①但王夫之评桓温请迁都洛阳一事，亦曰：“然温岂果有迁都之情哉！……温果有经略中原之志，固当自帅大师以镇洛，然后请迁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进图天下，夫谁信之！”②至于南北关系、南北战争问题，此处不拟多谈，下章论述淝水之战时将续有分析，可以参看。
应当说明，我并不是完全排斥上面列举的对桓温的其他各种见解，我认为许多意见是各有所得，有些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桓温所获北伐战争的战役胜利，毕竟有积极作用。而桓温对晋室态度问题，也并非毫无意义。东晋的稳定在当时必须建立在多数士族支持的基础上，这是江左安危的大局，不能轻易破坏。桓温死后十年发生的淝水之战，其胜败所系就是证明。此时由桓温代替晋室，和数十年后由刘裕代替晋室，其基础、条件、意义和后果毕竟是大不相同的。桓温在最后时刻接受了王、谢等大族的裁决而未妄动，这是桓温的有识处。
纵观桓温一生，我们看到这个据史籍说是不惧遗臭万载的人，行事却相当持重。他始终高唱北伐以保持政治优势，但他自己却在一段颇长的时间内引而不发，不贸然行事。他蓄意消灭对手，但一般并不诉诸战争，而是以北伐丧师失地为罪名，而且几乎都采取欲取先与的手段，一步分作几步走。他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职位，却不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全局，因而不敢在京城久留。《桓温传》记他死前曾向桓冲分析与王、谢家族的关系说：“初，冲问温以谢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为汝所处分。’温知己存彼不敢异，害之无益于冲，更失时望，所以息谋。”桓温所料，是顾及时望，合乎情理的。桓温处大事谨慎，其所行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与桓玄毕竟大不一样。
亵读司马氏皇权，觊觎皇位而又谨慎行事的桓温，终于不逞其志，抑郁而死。这除了枋头之败望实俱损的原因以外，更在于门阀政治此时还具有约束力量。门阀政治，即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是不允许桓温破坏的。回顾历史，当年王敦面临的局势就是这样。王敦一下建康，以清君侧为名，标榜维护受到刘隗、刁协威胁的门阀政治格局，得到大多数士族的同情，因而势如破竹。王敦再下建康，改变了初衷，要求以王代马，破坏门阀政治，因而遭到大多数士族的反对。桓氏权力的积累，虽已超过当年的琅邪王氏，但仍慑于门阀政治格局而趑趄不前，不敢断然措置。桓温何尝不想独吞天下，但他却又不敢彰明较著地破坏共天下的局面，怕因此引起其它门阀士族合而攻之。看来，王敦作为前车之鉴，在桓温身上起了作用，而门阀政治直到此时还存在生机。
①《六朝事迹编类》“六朝保守”条。
②《困学纪闻》卷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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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分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一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