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姜丕之要我写回忆录，说过几次，我都没有同意。理由是我认为我的工作限于抽象的理论方面，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忆的。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同我同时代的人作古的多。我的生活时代分不开，也就是同一些新老朋友分不开。接触到的还是有东西可以同大家一起回忆回忆。
我同毛主席吃过4次饭
我同毛主席一共吃过4次饭。第一次是在怀仁堂晚会上，时间是1957年。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他就给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1957年还有两次午饭，都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开的小会。看来毛主席是在亲自参加一方面反章罗（按：章、罗即章伯钧与罗隆基）、一方面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
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次可以说是湖南同乡的聚餐。在座的主要客人是章士钊和程潜两位老人。程先生话不多，章先生话很多，他还给了主席两三张纸条子，不知道是什么。在谈话中提到苏联，章先生说：“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我听了之后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他们都是同乡先辈，我不想多说话。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
前一时期的领导同志当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这些只是小的接触而已。
大的接触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的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多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运动，就展开来了。我做了一个自我检查报告，满以为我在民族立场上毫无问题。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我说了之后，听众反驳说：我们想的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周总理曾说过民族立场不够，最后要工人阶级立场。这完全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在某种特别情况下，立场显得根本。1948年12月间的北京就处于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些人就离开。离开的人当中年纪大的不多，刘崇宠先生可以算是年纪大的。走的大都是中年人，并且是容易到美国去谋生的。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只有几天，马上又回美国去了。这一事实表现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一叶凋零，深秋将至，季节如此，风尚变然。在上述时期以前，青年人就唱起下面这句话来了：“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进攻。”事实是北大和师大都是中国味重，本地味重；清华、燕京洋味重。重洋轻中，早已成为风尚。
不但青年学生有此风尚，居民有些也暴露这一风尚。我自己没有看见，据说春节时有人在西交民巷住宅的大门口贴上门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这里虽说“与鬼为邻”，可是仍“望洋兴叹”。
章士钊的几句话蛮有意思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13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有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13岁，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我比你大13倍。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28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这道理确很简单。
陈寅恪的学问看来确实渊博得很
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ja,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抗战时，他不在昆明的时候多。有一段时期他也来了。当然也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寅恪看来也是喜欢作对联的，他作了”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对联。不久以后，他好像是到英国去了一次。
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的古史。院里主要人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轻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不久后将对他采取措施。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
陶孟和为当时的人所钦佩。
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四川李庄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作为有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是为当时的人所钦佩，也是应该为后世的人所纪念的。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国民党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他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接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
张东荪“玩政治”
我同张东荪的关系，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先说不愉快的部分。殷福生是当时要学逻辑的青年，写信给我要学这门学问，我问张东荪，有什么青年可以做的事，挣得点钱过日子。他说那好办。我就让殷福生到北京来了。来了之后，张东荪说没有事给殷做。我只好维持殷的生活。多少时候，现在忘了。
另一件对我来说是极好的事。我加入民盟是张东荪安排或帮助安排的。在以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对我有特别的作用。对我来说，那是极其有益，也是极其愉快的。这我应该感谢他。
这个人是一个“玩政治”的。这里的所谓“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件事。“玩政治”究竟是怎样玩的，我也说不清楚，也不必知道。看来，在不同实力地位之间，观情察势，狠抓机会……等等是“玩政治”的特点。林宰平先生曾同我说过：
“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得很快。”
林宰平是我唯一遇见的儒者
林宰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我认为他是一个我唯一遇见的儒者或儒人.他非常之和蔼可亲，我虽然见过他严峻，可从来没有见过恶言厉色。他对《哲学评论》的帮助很大。这个评论要靠自己的言论过日子是不可能的。宰平先生背后有尚志学社基金，维持《哲学评论》的存在主要靠宰平先生。
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
胡适我不大懂他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对这个哲学的评价不是我的回忆问题。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湖南长沙人。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任清华学校大学部教授，后创办哲学系，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抗战时期任教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56年起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逻辑学会会长等职。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金岳霖教授长期从事哲学、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学术造诣很深，是把西方现代逻辑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主要人物之一，并把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许多逻辑学者。著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