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游离于学问之外、忘情于山水之间的哲学家金岳霖先生晚年亲自撰写的一部回忆录，回忆了自己在人生、情趣、交友三方面的经历。
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
我虽然是“光棍”，但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沈从文先生从前喜欢用“打发日子”四个字来形容生活；现在不用了，可见现在的生活早已不是“打发日子”了。但是，这里所回忆的生活是很多“打发日子”的生活。我当时的生活，到了下半天也是“打发日子”的生活。梁思成、林徽因的生活就从来不是“打发日子”的生活，对于他们，日子总是不够用的。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园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是我虽仍无后，而梁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不同而已。
在30年代，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研究，忽然听见天空中男低音声音叫“老金”，赶快跑出院子去看，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正房的屋顶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见他们在不太结实的屋顶上，总觉得不妥当。我说你们给我赶快下来，他们大笑了一阵，不久也就下来了。
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果然如此的话，那他们既是亲戚又是朋友。我和我的二哥与六哥就是这样。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我差不多不到长沙去，到上海去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但主要是在徐家或张家，他们是徐志摩的亲戚。我至少是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在北总布胡同，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我和钱端升家常来往
钱端升先生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到南京开哲学评论会，就住在他家。那时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到西南联大时，他是属于北大的，我们又在一块了。
西南联大时，梁家和钱家都住在昆明东北郊的龙头村。我先住在梁家；梁家走后，住在钱家。幸而是住在钱家。1943年美国开始约请大学教授到美国去讲学或休息。我有一个幻想，想请在美国发了大财的湖南同乡李国钦先生捐10万美金帮西南联大买补药(即现在的维生素)。所以我要到美国去。那时候要到美国去是要通过许多关卡的，钱先生也大力地帮助了我过关卡。也许因为我就住在他家，我从来没有谢过他。只得在回忆中谢谢他。
李国钦先生是我年轻时有些来往的朋友，并不是交情很深的。到美国去找他捐10万美金的大款，本来就是异想天开的事。可是，到纽约后，我仍然去找了他。他只笑了一笑说：“哪里能有这样的事。”他还是客客气气请我到他的乡间别墅去吃了一次饭。以后我也没有再看见他。可能他早已作古，不然一定也会回国观光的。
钱端升和陈公蕙在结婚酝酿过程中出了一点小岔子，陈公蕙突然到天津去了。钱端升请求梁思成开汽车追。汽车中除梁思成、林徽因外，也有我。还好，到天津后，陈公蕙还在天津。陈、钱和好了，他俩一同到上海去结婚了。汽车回来时我还参观了梁思成早已发现的古寺观音阁(即蓟县独乐寺)。这个寺的建筑规模宏大美观，不愧为古建筑师的伟大作品，不怪梁思成那么热爱它。
在西南联大时期，钱、梁两家都在昆明东北乡间盖了房子，房子当然非常简便，木头架子竹片墙壁。目的只是不逃警报而已。
男女分工是女的做饭，男的倒马桶。我无事可做，有时也旁听一些倒马桶的精义。女的做饭的成绩惊人。林徽因本来是不进厨房的人。有一次在几个欧亚航空公司的人跑警报到龙头村时，林徽因炒了一盘荸荠和鸡丁，或者是菱角和鸡丁。只有鸡是自己家里的，新成分一定是跑警报的人带来的。这盘菜非常之好吃，尽管它是临时凑合起来的。做饭的成绩特别好的是陈公蕙，她是能够做大件菜的。新近住医院时还吃了她的红烧鱼。她做的白斩鸡非常之好吃，把鸡在香油姜丁里蘸一下，味道就特别好了。她还告诉过我，到市场上买母鸡，应该注意些什么。我还是不能照办。我年轻时虽然买过养着玩的大黑狼山鸡，从来没有买过预备吃的鸡。公蕙的特别小品是她的煮鸡蛋。煮出来的鸡蛋，就蛋白说，有似豆腐脑；就蛋黄说，它既不是液体，因为它不流，也不完全是固体，因为它不硬。看着是一个小红球；吃起来，其味之美，无与伦比。
上面谈的是副食品，主食也有很讲究的。张奚若家有时可以吃到绿面条。这东西是美味。面条是绿色的，里面有菠菜汁，面揉得很紧，煮的时间也不长。因此吃起来有嚼头，要用牙齿咬着吃，吃起来配上一两大勺肉末，味道美得很。
最老的朋友张奚若
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
张奚若家没有什么大矛盾，可是有长期的小摩擦。他同杨景任的结合是新式的结合。杨景任在苏格兰大学毕业，他们是在苏格兰结婚的。结婚后，到了巴黎，我才看见他们。这个结合是自由式的。张奚若头脑里想的可能是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发现杨景任不是“知识分子”，假如所谓“知识分子”是用知识去办大事，像他自己那样。杨景任不是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她是英、美人所说的Womanlywoman(女子女子)，这实在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性。要看她这一方面的性格，最好是听她同宵叔玉太太的谈话，两人都争分夺秒地谈，由赵、钱、孙、李到黄焖鸡到红烧肉。杨景任这一方面的性格虽然突出，然而她总是支持张奚若的。从昆明搬家回北京一事，由她一人承担，显然是勇于负责的事。
张奚若这个人，王蒂徵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他的文章确实太少了。我只知道一篇《主权论沿革》，登在《政治学报》月刊或季刊上。这个刊物只出了一期。据我的记忆，经手这件事的是奚若的夫人，前不久才去世的杨景任女士。那时候她在上海读书。以后没有多久，她也到苏格兰念书去了。
张奚若的主要点是民主革命，至少开头是这样。他曾同我说过，“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这大概是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胡适也在上海，懂得一些英文，可能帮助过张奚若学英文，胡适一直说张奚若是他的学生。而张奚若并不承认。他的英文也不是从胡适那里学的，同盟会中帮助他英文的人可能不少。他是作为革命的青年到美国去的。他确实得到扎实的书本知识，但是，忽略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家庭交朋友，有些事情，他未免就用家乡的老办法去办。例如要裁缝给他做一身新衣服，裁缝做的不合身，奚若要他改，他也不改。奚若同我到店里之后，裁缝仍不肯改。我说，“找我们的律师去”，旁边有一个人听了就说，“哪里不合身，让我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确实应该改，也容易改”。问题在于“我们的律师”。这表示中国学生是有法律顾问的，不只是临时找律师而已。从那个时候起，奚若认为我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这样一个“认为”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
渊博正直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儿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Ja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抗战时，他不在昆明的时候多。有一短时期他也来了，当然也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寅恪看来也是喜欢作对联的，他作了“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对联。
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的古史。院里主要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后，寅恪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郭老(即郭沫若)曾去拜访过他。郭老回到北京后，我曾问他谈了些什么学术问题。郭老说，谈了李白，也谈了巴尔喀什湖。这在当时一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不知道而已，也不好问。无论如何，两个国故方面的权威学者终于会见了。这是最好不过的事体。
郭老还把他们凑出来的对联给我，对联并不好。郭老扯了一张纸写了出来给我。我摆在裤子后面的小口袋里。有一次得胃溃疡，换衣裤进医院，就此丢失了。
摘自《金岳霖回忆录》作者：金岳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