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我六哥的死，对我是很大的打击。他在我的兄弟中是我最好的朋友。1914年我到美国去了。到美国费城后不久，我就幸运地住到故德瑞利区（Goodrich）家里。她家那时只有她这老太太和她的女儿，丈夫曾经在一家保险公司供职，早已过世。女儿是大学毕业生，比我大十岁，有对象在纽约。这家的房子是三层小楼，底层大房间是客厅，二楼临街的一间好房子租给学生，已住有人，我住三楼一间小房子。老太太对我可以说很优待，总说我远离父母，可怜。我也待她像母亲一样。我从1914年秋到1917年夏天毕业，都住在她家。我那时以为她们与政治不相干，其实那是错误的，她们只是不“玩”政治而已。她们常接待的朋友有两家。一家是一位律师，也是“怪”律师，他教我们唱歌，我现在还记得他教我们唱的一首歌。另一家也是母女俩，住得很近，差不多完全是那一家来做客，故德家从来不到那一家去。女儿一来就唱歌。我能装模作样地哼一哼的美国歌，除校歌外，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1915年没有什么特别，过去了。1916年袁世凯要做皇帝，我坐在故德家临街走廊上大哭了一阵，没有告诉她们。1917年夏天我毕业了，暑假没有完我就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去进研究院了。到了1918年，故德全家搬到芝加哥去了。故德老太太不久也去世了。
她们这一家是有特点的，这也就是说她们是有一般性的。她们有文化，可是不是文化人；她们有相当多的知识，可是不是要推动知识前进的知识分子；她们没有多少钱，租房子给学生，可以帮助零用，可是她们也不靠房租过日子；她们没有势力，老太太娘家的侄子只是市政府的小职员，不是官。美国参战后，女儿和一个临时的海军军官结了婚，生了几个男女。看来这个新家庭和旧家庭差不多。那时候的美国，这样的家庭何止千万，所谓“白领子奴隶”就是这种家庭的人。他们可能在工厂工作，可是他们不是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穿着很厚的蓝布裤子行动快速的工人，而是慢条斯理的普通人。这样的家庭是那时民主美国的背脊骨。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领袖，在近代最接近于他们的总统可能是第一次大战期间的总统魏尔巽（现译为威尔逊）。这位总统在当选前是一个大学校长，在华盛顿衣冠楚楚的人当中难免有些土头土脑，后来他到欧洲去当美国的议和代表，比较起来，差不多就成为乡下人了。但是，在代表中曾有人想到要把世界变成一个对民主人民没有危险的世界，可能正是他。当然他失败了，他可能不只是失败了，而且自以为成功了。这就不只是可笑，也可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