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其实，蒋是北大历史上任期很长、影响很大的一位校长。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北大功臣蒋梦麟》。“北大功臣”本来是蒋对蔡元培和胡适的赞词，与此同时，他戏称自己是“北大功狗”。我借这一逸闻，是想说说蒋对北大的贡献。
如今清华九秩校庆在即，估计罗家伦也会像蒋梦麟一样遭受冷遇。多年来国人爱把实事求是挂在嘴上，但是每逢知人论世，却总是脱离实际，甚至党同伐异。罗家伦也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作为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的贡献却不可埋没。
第一，他促成了国立清华大学的体制转变。清华原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有“殖民教育”和“买办学校”的名声。为改变这种过分依赖外国的状况，该校从１９１６年起，经过十年酝酿，到１９２５年才成立大学部。即便如此，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要正式改为大学也不容易。１９２８年，３１岁的罗家伦走马上任，当时国民政府给他的任命是“清华大学校长”，但是他不满意，认为不冠以“国立”二字，仍然有半殖民地教育的嫌疑。经过多方努力，当局终于把清华纳入国立大学的体系。冯友兰说，当年校牌上那“国立清华大学”六个颜体大字，为谭延闿先生所写，这是我国学术教育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国立清华大学的问世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第二，他从贪官污吏手中夺回了“清华基金”。清华学堂是由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当年美国退还这笔款项时，成立了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该会虽有美国公使参加，却由中国外交部控制，于是这几百万美金就成了少数人投机倒把、中饱私囊的本钱。清华的日常开支是由美国使馆按月交给基金会的，管理人员只要把这笔美金兑换成国币，就有上万元赚头。更可恨的是，有人甚至拿基金去炒股买彩票，赢了归己，赔了归公。罗家伦上任时举过一个例子，一笔数十万元的清华基金，前一天存入银行，第二天银行就倒闭了。他气愤地说：就这样，四百多万元的基金，已经剩下二百来万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以辞职相抗争，并通过报纸把黑幕公之于众。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教授会还推举冯友兰为代表去南京交涉。结果这笔钱转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并将使用权归还清华。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基金已经积累到一亿三千万左右，这显然是罗家伦打下的基础。
第三，他为清华大学增添了一批基础设施。有了钱怎么花？罗家伦对于此早有打算。他认为：“大学里知识的发源地，就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所以他上任伊始就明确指出：“一切近代的研究工作，需要设备。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为此，他不仅盖了生物馆、气象台和新图书馆，还规定至少要拿出每年预算的百分之二十来购置图书仪器。清华人比较爱吃，也比较洋气，针对这种现象，罗家伦一再强调图书馆和实验室要讲究、舒适，宿舍则一定要朴素，这样才能把学生吸引过来。曹禺直到晚年还对清华图书馆怀念不已，是因为他的《雷雨》就诞生在那里。可见人们把图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视为水木清华的“三宝”，是很有道理的。
第四，他为清华大学奠定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前些年，冯友兰和陈岱孙分别对这个问题作过介绍。冯对罗评价较高，但是对制度的确立言之不详；陈的评价稍差，说罗资历较浅，威望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教授会。尽管如此陈先生还是指出，这一制度的依据是１９２９年修订的《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１９２９年正是罗家伦在位的时候，事实上这个重要文件是蔡元培让罗家伦拟定并由国务会议通过的。教授治校在当时曾引起较大争议，连蒋梦麟都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主张。十多年后，罗家伦在贵阳举行的清华同学会上说，事后证明这个规程是很适用的。几十年后，冯、陈二人重提往事，是为了表达对这种制度的赞赏和留恋。这也说明，在清华大学民主体制的建立上，罗家伦确实是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罗家伦在清华园还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好事。据冯友兰说，当时清华不收女生，如果要把这个问题提交有关部门，很可能无休止地讨论下去。于是罗家伦在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问题就解决了。另外，他一上任就分别给教职员颁发了聘书和委任状，在强调聘书比委任状重要的同时，还为教员增加了工资，并降低了高级职员的薪水。这样一来，教师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冯先生说，当时有个比喻：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这话虽然有污蔑之意，也说明一部分的情况”。如果说冯与罗私交不错，他的话也许带有感情色彩的话，那么吴宓就不同了。查《吴宓日记》，罗家伦上任前，吴对他心存芥蒂。经过一段观察接触，特别是听到罗家伦为自己加薪的消息后，吴的看法有所转变。为此，他在１９２８年９月２３日的日记中写道：“悉罗校长力图改良校务，并增善教授待遇，……西洋文学系尤为满意。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３４０。”
清华大学从改制到抗日战争爆发不到十年，就培养出钱锺书、费孝通、王力、季羡林、曹禺、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赵九章等一大优秀人才，形成一个群星璀灿的时代。这一切，难道与罗家伦的开创性贡献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