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前辈史学家。七十年代的中期，已经读了他和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1980年京都大学的岛田虔次先生在北京讲演，我往趋听讲，当时周先生在主席台上陪坐，间或指出翻译的差错，使在座者莫不羡服。后来我在哈佛，杨联升先生又跟我说起过他与周先生四十年代在哈佛读书教书的一些趣事，故尔后对于周先生，更是怀了一种亲切的敬意，只是我的专业不是史学，也就没有什么机会向周先生请益；有时想去拜望他，连带着索书什么的，却因他年高有病，终难下决心去打扰他。就是因为难下决心去打扰他，所以当友人送给我这本心求多日的《毕竟是书生》时，心情的快慰，可想而知。

这一本《毕竟是书生》集周先生文章共九篇，其中有几篇我曾读过，特别是其中《纪念杨联升教授》一文，中有一段，说某年周先生与杨先生在分别二十多年后在北京饭店晤面，在饭店门口告别时，杨先生突然说：“咱们行个洋礼儿！”两人紧紧拥抱。多年前我读到此处时，便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激动，而且常常回想不已。这是他们深厚的友谊、淳正的人格对我发生的感动。这本《毕竟是书生》的九篇文章中，不论从篇幅上、从内容上，以首篇自传《毕竟是书生》为最重要，所以仅就这一点来说，以这一篇的篇名作为书名，也是很自然的。然而，“毕竟是书生”不仅是自传的篇名，也是另外几篇回忆文章的主题，而这五个字之用，在周先生来说，决非泛泛文学之词。他曾以这五个字刻了一方图章，并说“‘毕竟是书生’五个字深深触动了我”，“实际上也可用以概括我的一生”。明乎此，才能理解这五个字的意义对于周先生确非寻常。 　　

我细细读完这本周先生的自传，慨然良久。周先生的文笔，“端雅整饬，收放有致”，令人佩服是不用说的了。他戏称此大半生为“这一趟”尚未到达终点的车。我合卷以思，观想其旅程之曲折变化，不由得生出许多的感叹。周先生的家世是所谓世家大族，而尤有意味的是，其曾祖以下，至其尊人，乃呈现出晚清封建大吏旧家到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家族的演变，而他自己，又是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文化教育界波澜起伏的一个见证，这周家本身便是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难得的个案。周先生1944年在哈佛以《中国的密教》博士论文取得学位，而后在哈佛受聘讲授日文两年。在哈佛七年间，周先生不仅日、英文已达精熟，梵文阅读也达到“享受从容研讨的乐趣”，通过了法语、德语的考试，选修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七年中共学了七门语言。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所说，“周先生当年是大家公认的传陈寅恪先生之学的后起健者”，以周先生的国学根柢，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绩、他所受的史学训练、和他在哈佛所学的多种语言，在抗战后的当时，恐怕也只有周先生才当得起“公认可以传陈寅恪之学”的学人。周先生从36年到46年的努力，也是以此为目标而求其实现的。所以1946年，当他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偕妻挈子刚刚返国，傅斯年就约周先生到史语所任历史组组长，并写信给胡适，说“周一良恐怕要给他教授，给教授也值得”。为了追随陈寅恪，周先生还是应聘任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在清华所作的研究，主要地仍是写了关于魏晋南北朝和翻译佛典方面的论文。由此来看周先生的发展方向，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环境的大变化，相比于已经失明的陈寅恪来说，这位“公认可传陈寅恪之学”的书生史家，其大展鸿图的发展前景，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了。然而，应了那句老话：“形势比人强”。虽然以周先生的心志才力、史学训练、语言能力和已有成绩，步陈寅恪的后尘，甚至作出超迈陈寅老的研究成绩，是可以期望的；可谁又料得到后来三十年中的大折腾、大变化给这位本来学术前景无限光明的学者带来的影响！遭受那“许多污辱与坎坷”就且不说，只“浪费那么多有用的光阴”这一条，留给我们作旁观者的，又岂止感叹！晚近十余年来，北大的几位前辈都有自传类的著述出版，引起学界和社会的颇大兴趣。因为北大是“文化革命”的重灾区，故这些自传中提及的文革事迹，往往引人注目。这本属自然，不值得惊怪。但论著的反应中也有个别现象，在我看来不仅十分费解，而且颇觉不能通情达理，故每每有憾于心。我指的是，有些论者对这些老先生经受的坎坷痛苦毫无同情，却根据不实的道听途说横加质疑与苛责，这在我看来即使不是不负责任，也至少是缺乏同情了解的。“文化革命”中北大有些老先生如冯友兰先生、周一良先生等，在饱受迫害折磨之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参加批林批孔，又曾由上级党委决定，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作历史典故方面的顾问。站在今天来看，此事说开，亦属平常，但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很受到一些论者的不谅解，这些不谅解一方面是出于反对四人帮的激情和正义感，另一方面又是起于对具体事实的不了解，而盲目听信流行的谣传。周一良先生曾说：“事情放在较长一段流光中来考察，就能较为超然，就能较为公正，就能实事求是，就能通情达理得多。”

可是时过境迁，二十多年过去，周一良先生自传《毕竟是书生》出版后，我看了一些评论文字，觉得周先生所期望的四个“就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的。我在为冯友兰先生所作的小传中曾写了一段：“60年代后期，先生已年逾古稀，却遭批判、抄家、劳动乃至隔离之厄，痛苦难堪，后以最高指示得以稍缓，时书籍悉为封存，报纸有口号而无消息，激进思潮裹挟一切，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尤可叹者，领袖崇拜靡盖社会，世人鲜不醉于其中；影响所及，先生亦不能免，故曾随顺大众，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外间对此不明而竟有疑之者，全不知其中情势皆需身置此特殊时代特殊环境始可了解，岂可以常情而臆议之。”这几句的意思，我以为也适用于周先生和其他老先生。需知，冯先生、周先生当时之参加大批判组，并不是先知其不对而参加之，而是信其正确而参加之。我们论及那时的事迹，决不能脱离当时绝大多数人共享的“觉悟”水平。回想三十年前，“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上的决定”，这些字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哪是今天三四十岁以下的青年所能想象。批林批孔是毛主席发动的，以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来说，只有紧跟的心情，哪有怀疑的余地，在北京高校这样正统的地方尤其是如此。那个时代的人，即使有想不通之处，也多认为是自己未能理解主席的高瞻、中央的远瞩，或主流枝节不同，而尽量使自己努力理解而已。更何况这些世事少知、书生气十足的老教授呢。1979年春，周扬在小说座谈会上见到宗璞，关心地问起冯友兰先生的情况，宗璞说起冯先生因两校大批判组事而被审查的事，周扬立即说：“在那种情况下，他怎么看得清。”知人论事，贵能通情达理，周扬的话，我看是最能“通情达理”的。试想，这些老教授远离上层内幕，对社会对政治的了解与我们普通人并无两样，他们能了解什么，看清什么？而他们受到如许的侮辱和折磨，浪费了他们最富创造力的学术生命期，以至造成对其个人和中国学术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这倒不见有人为之不平和痛惜，却有人就其当年服从组织决定和需要所作的历史典故的事，屡加责疑，这岂止是不通情达理？我看到周先生书中所写的：“我充分理解起初人们对梁效的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又感谢后来这种通情达理、公平正直的温暖”，颇生慨叹。周先生的话当然是发自内心，也是他的书生本色；但这原是组织决定，服从需要，本不是他的责任，他也为此受了两年严厉的审查，而今他还要对别人对他的伤害去表示“充分理解”和“钦敬”，这种委屈，怎么就没有人加以充分的理解呢？想想这几十年运动所带给这些老先生学术生命的浪费和伤害，我实在难于理解，何以今天还会有人有心情去责难、伤害这些受害的老先生呢？跟着时下的某种风气随意指摘过去的人事，是最轻易不过的，也最易流为标榜。而要正确理解历史和历史境况中的人，还是那句老话：必须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庶几才能作到知人论事，通情达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