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接受《教育周刊》采访）
教育周刊：北大何以为北大？这个问题也可以这么问，北大是靠什么在中国乃至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
岳庆平：北大何以为北大？我想莫过于北大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形成的北大精神，也可以说是北大人的精神。鲁迅曾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人对北大和北大人精神的认定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是北大和北大人的精神；北大"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校风，以及蔡元培校长所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蒋梦麟校长所说的"大度包容"、"思想自由"，也是北大和北大人的精神；1949年前北大"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的校训，燕大"用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北大"有独立精神、有特别ue见解、做事有坚强之毅力、服从真理、气量宽宏"等五大特点，同样是北大和北大人的精神。北大和北大人精神包含许多内容，当然还可从其它角度和层面进行其它概括。但我个人更认可的概括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尽管这16个字很难全面概括北大和北大人精神的内涵。北大建校至今已110多年，自五四运动以来就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爱国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在北大的历史中，所以爱国是第一位的。进步是北大人一直追寻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后就寻求的重要目标。民主与科学自五四运动以来，在北大的历史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不仅是北大和北大人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也深刻和长久地体现在北大的历史和北大人的精神中。北大作为中国一流大学，主要依靠这种可引领社会的精神，再加上北大对社会的独特贡献，才能在中国乃至世界有较大的影响。
教育周刊：现在网上热炒北大与清华的状元之争，您认为北大与清华有必要去争谁的状元多吗？
岳庆平：清华北大每年都因状元的问题被推到风口浪尖，现在社会上总认为，清华北大要一比高低。其实竞争本身是正常现象，也有利于各个学校的发展。但现在并不单纯是清华北大存在竞争，从清华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角度看，这种竞争早已扩展到世界范围。至于清华北大有必要去争谁的状元多吗？当然是没有必要。因为大学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并不仅仅是在状元数量上。尤其是网上热炒状元之争，负面作用很大。但适当宣传状元事迹和状元数量还是可以的，因为高考制度非常公平，状元称号的取得确实靠的是真才实学，状元数量的多少也确实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学校水平的高低，这就像我们学校或社会有时宣传院士数量、模范数量、重点学科数量、获奖成果数量、体育金牌数量一样。关键是要以平常心视之，把它视为学校正常展示自身优势的一个方面。
教育周刊：在您看来，北大是世界一流大学吗？
岳庆平：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不可置疑，北京大学在国内是一流的，但目前肯定不是世界一流大学。清华北大，今后一定会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至于说是10年后还是20年后，这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当然，世界一流大学现在也没有固定模式，各种排名标准也不一样。在英国《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中，北大最好成绩曾被排到全世界第十几名，而在其它的排名中，北大的名次则要落后得多。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任重道远，北大有很多不足需要克服，在很多方面要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
教育周刊：北大近10年来，离世界一流大学近了还是远了？
岳庆平：我觉得无疑是近了。很多教育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有时要跳出教育看教育，教育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人的问题。就拿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既包括政治方向、社会环境、人才战略，也包括教育理念、大学精神、体制机制。但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目标，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北大虽然离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近,但北大人还是充分认识到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任重道远。
教育周刊：北大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岳庆平：首先是人才培养。北大虽然具有全国最好的生源，但教师素质、教材水平、教学方法与手段，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相对落后；北大虽然培养了很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但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还有差距，北大毕业生争相出国深造，大多数是名列前茅者。
其次是科研成果。世界一流的学科和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较少，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北大未能培养、吸引或留住一定数量的世界一流学者。世界一流大学每出现一个教授空缺，往往会有数十甚至数百名申请者竞争，世界一流学者当然能脱颖而出，教师整体素质也必然高人一筹。
第三是管理方面。符合现代管理科学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管理手段和管理观念还没有系统地形成，从而妨碍了学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水平的提高；办学自主权较少，在外事、招生、收费制度、专业设置、财政开支、教学评价等方面受到较多制约；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校院系三级管理模式不完善，条块分割、管理欠规范及低效率等现象仍然存在。
第四是办学条件。北大维持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经常性运行费目前每年约合1亿美元，而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每年的经常性运行费皆在10亿美元以上；基础设施相对陈旧，设备条件比较落后，教授的工作空间和学生的文体活动设施也有待改善；图书资料购买不足，主要由于图书资料涨价太快，近年来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日益加大；学费收入较少，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每人每年的学费皆在2万美元以上，这是学校经费的重要来源。
此外，北大在大学精神、引领社会、多元筹资、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成为社会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等方面，也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一定的差距。
教育周刊：教育界的"985工程"，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岳庆平: 1997年，原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先生就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不久，就着手论证和筹备"知识创新工程"。这项工程的资助对象更集中，建设目标更高，拨款数额也更大。这在当时的科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清华和北大有的著名教授就有意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当时清华和北大的领导一方面受"知识创新工程"的启发，另一方面也担心优秀师资流出校外，便常在一起商量两校如何携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学，如何争取国家的高度重视和重点支持。我当时作为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也有幸多次直接参与。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向全社会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此后，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开始简称"985计划"，后来改称"985工程"。
教育周刊：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为何我们今天的教育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世纪之问提出了诸多建设性意见，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岳庆平：这当中的原因十分深刻和复杂，很多人都进行过探讨和研究。我认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一点，是我们目前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还比较弱。这主要是因为人的内心自由和想象力不够，以及社会环境缺乏生机和活力，但有时也与大胆怀疑和执着争论的精神不足有关。例如，西南联大时期杰出人才辈出，黄昆先生在西南联大任助教时，和年小几岁的杨振宁先生同住一屋，那时他们总是喜欢纵论天下，相互顶牛。而黄昆先生往往都将话题引向极端，引发无休止的争论。有一次，为弄明白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含义，他们从白天一直争论到晚上，最后是上床后又爬起来，点亮蜡烛，翻看权威资料来解决争论。杨振宁先生后来说："正是这些争论，使我找到了科研的感觉。""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不是在美国做研究，而是当时和黄昆同住一舍的时光。"众所周知，杨振宁先生后来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黄昆先生后来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教育周刊：当前文凭造假、学术造假现象很严重，唐骏假文凭事件成为今日媒体的热门话题。北大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如何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岳庆平：现代社会有时缺乏诚信，造假现象比较多见。中国有1000多所大学，文凭造假和学术造假的现象确实连续不断。但如果问那所大学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方面做得最好？我想绝大多数人恐怕都会说，非清华和北大而莫属。仅以北大为例，为了避免各种造假现象，学校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北大虽然不能保证完全杜绝造假现象，但无疑是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大学之一。例如，有些党政官员报考北大研究生，想在分数上享受一点点照顾，北大都卡得很严，不予通融。而在清华和北大之外的其它大学，这种只需要一点点照顾的党政官员考生，往往都可以如愿以偿。这应该是整个社会公认的。
教育周刊：北大、清华在人们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这两所最高学府，它们之间的区别或差别在什么地方？北大和清华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吗？还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岳庆平：我在北大学习和工作了近三十年，对北大有一种很深的情结和体悟，很多人说北大人是熏出来的，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我受北大长期熏陶，体悟到1952年高校院系大调整前，清华与北大都是综合性大学，区别或差别不如后来那样明显。1952年高校院系大调整后，北大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大学，所以北大人更重视思考，更善于想事，但有时"醒得早、起得晚"；清华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所以清华人更重视实干，更善于做事，但有时想法不如北大多。很多人都谈过清华与北大的区别或差别，如北大是一首诗歌,清华是一篇论文；北大是思想家的沃土,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北大洒脱狂放、外向力强,清华严谨务实、内聚力大。
清华与北大既有竞争关系，也有合作关系，而后者无疑是主流，目前两校已在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精神文明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后勤社会化等众多方面携手合作，并且很有成效。为了说明这种合作关系，仅举三个与我个人有关的具体例子：一是1998年，我作为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多次直接参与了两校研讨和撰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携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学规划》的工作，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真诚相待，合作得非常愉快。二是我现在住在紧挨着清华南门的蓝旗营小区，1997年前这片地方是清华的建设预留地。那时我兼学校分房委员会主任，北大老师的住房非常紧张，但校园周围已无地建房。后来清华发扬了很高的风格，同意两校在蓝旗营这片清华的建设预留地共建住房1300多套，一个学校一半。现在我们两校老师相处得非常融洽，亲如一家。三是为了深入了解美国一流大学的先进经验，按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建设北大。2000年2月至4月,北大派出包括我在内的15人考察团，访问了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等10余所著名大学。我回国后的第二天，清华党委办公室白永毅主任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尽快去清华一趟,因为清华党委陈希副书记（现为教育部副部长）和何建坤常务副校长，希望我介绍一下去美国考察的情况。我回国后第三天就去了清华，而我们北大的考察汇报会是安排在回国后第五天。我向陈希副书记和何建坤常务副校长汇报了近两个小时，他们听得非常认真，并时常插话，平等互动，看得出是真心诚意，虚怀若谷，我当时非常感动。他们没有把我当外人，我也没有把他们当外人。这说明我们两校的合作确实是主流，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具体目标，那就是尽早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教育周刊：您在北大学习和工作了近三十年，您能否谈谈您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中对北大最深的感受或最难忘的事情？
岳庆平：我在采访一开始就谈到，我个人对北大和北大人精神更认可的概括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16个字。但由于每个北大人的学习经历和工作岗位存在差异，所以在学习和工作中对北大最深的感受或最难忘的事情也会有所不同，会具有较强的个人感性色彩。我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中对北大最深的感受是民主、平等、自由、活跃、宽容。这既是我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中对北大最深的总体感受，它们全面体现在我学习和工作中的各个方面；也是我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中对北大最深的具体感受，它们往往重点体现在我最难忘的具体事情上。以下我主要立足最难忘的具体事情来谈对北大最深的感受。
首先谈民主。北大人崇尚和笃行民主是众所周知的。我感受最深的有两件具体事情：一是自1997年我任北大政策研究室主任后，一直列席参加每周一次的学校党政联席会，充分体验了学校党政领导始终如一的民主作风。二是1999年我任北大发展规划部部长后，在全校先后召开了近百次不同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专题座谈《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规划》的制定、修改和落实，充分体验了学校广大师生风格各异的民主精神。
其次谈平等。现在有人批评北大存在明显的官本位现象。而我的感受和了解是，在全国的高校中，北大的官本位现象是最少的，平等风气是最浓的。兹举两件具体事情：一是1995年我提教授后不久，即兼任北大工会副主席和分房委员会主任。有一次在讨论育新花园小区住房的分配时，在某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上，主管后勤的马树孚副校长与我的意见不一致。其实马校长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作出决定，我也必定会下级服从上级。但马校长主动提出，将我们俩的意见同时提交吴树青校长，请他决断后再提交学校党政联席会审议。结果吴校长支持了我的意见，而马校长"宰相肚里能撑船"，未表现出半点的不愉快。二是许智宏校长亲自分管发展规划部，所以我经常有机会直接向许智宏校长汇报工作，每次许校长都会认真地听取并平等地和我探讨问题，都会让我汗颜地称我"岳老师"，从未表露出半点校长和院士的架子。
第三谈自由。还举两件具体事情：一是1985年我硕士毕业后留历史系任教，当时历史系的许多老师都直接教过我。我初出茅庐，在面对自己老师的很多场合不免显得拘束，这些老师们总是鼓励我自由思考、自由发言、自由讲课、自主科研。二是北大广大师生具有非常自由的活动空间，例如，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对我们发展规划部具体负责的学校发展规划工作，畅所欲言地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甚至严厉批评。我为了及时回应并认真采纳这些建议和批评，除了与提建议和批评者进行各种形式的自由讨论外，还于2001年专门写了《大学校园规划与学科规划、事业规划的关系及其相关思考--以北京大学为例》一文，提出在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背景下，如以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对学校的发展规划工作进行宏观审视和全面探讨，有二十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相对片面倾向，需要我们给予适当关注并力争加以扭转。
第四谈活跃。这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和校园文化上。兹举三件具体事情：一是1983年我被选为北大研究生会体育部部长，不久就在全校研究生中招聘了一批干事。这批干事思维活跃，想事主动，做事勤快。在此后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充分享受了活跃的校园体育文化带给我的愉快。我们当时组织的很多体育活动的活跃场面，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当时带头参加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跑步、游泳等体育项目，我至今还在坚持，身体受益良多。二是我在北大当"教书匠"25年，开过很多门课，既有300多人的大课，也有20多人的小课。选课的同学大多提问踊跃，思想活泼，课堂气氛总是十分活跃，我从这些同学身上学到了许多在其他人身上学不到的东西。比较而言，1994至1995年，我作为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在该校上过两学期课；1998年，我作为高丽大学客座教授，在该校上过1学期3门课。这两所著名大学的课堂气氛，都不如北大活跃。三是2001年，学校决定搬走第三教室楼旁边已堆积数十年的大土堆，据说其中埋有化学系和技术物理系实验后丢弃的一批废料，具有较强的辐射。当时学校辐射防护办公室挂靠在发展规划部，所以由我具体负责大土堆搬迁的安全防护工作。其时校园网上言论非常活跃，不少人发帖炒作此事，甚至有人说路过正在搬迁的大土堆工地都会流鼻血。也有些充满青春活力的同学，直接到大土堆搬迁工地找我当面问个究竟。我则现身说法：如果真埋有一批具有较强辐射的废料，则我怎么会天天到工地而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呢！
第五谈宽容。还举三件具体事情：一是1982年至1985年，我读硕士期间与社会学系的同学同住25楼2层，受其影响逐渐对中国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兴趣。毕业留历史系任教后，我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和教学。中国社会史作为一种"新史学"，不仅与我硕士期间所读的秦汉史方向相差很远，而且与我任教的历史系的传统和优势迥然有异。但历史系的老师们对主要从事"新史学"研究和教学的我极其宽容，大力鼓励，在1990年就破格提拔我为副教授，1995年又提拔我为教授。二是1996年，任彦申书记找我谈话，让我担任学校副总务长，我因考虑此岗位离我的历史专业太远，便如实表达了不愿就任的内心想法，而任书记对我非常宽容，当即表示理解和尊重我的想法。三是2001年，学校有些领导赞同北京大学科技园公司作为一级土地开发商，在北京大学东北门周围进行商业性开发，吸引一批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入驻。而我则多次在学校党政联席会等重要场合，公开坚持应将这块地主要作为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预留地，并直言这种吸引企业入驻的商业性开发会产生四方面的问题。尽管我确实当面冒犯了一些学校领导，但这些学校领导对我极度宽容，不仅当时未以权压我，而且后来也未因此对我另眼相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