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里有一个著名的“濠梁之辩”的故事，原文如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二人的对话，有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意蕴，后世论者言之甚多，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其实，简单地说，庄子的感觉，不过是一种对客观对象的主观感发。从文学的观点来看，当人们面对一篇作品时，情况也是类似的。

一首词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有一个专指和能指的问题。在这方面，苏轼的《卜算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是苏轼在黄州所作的一首词。尽管对“幽人”和“孤鸿”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有争议，多数人还是认为，“幽人”就是“孤鸿”，因而全篇写的就是，在月挂梧桐（应该是黎明时分）、漏断（漏是古时计时的工具，有水漏和沙漏之分，漏断就是指快要天亮了）人静之际，只见一只孤鸿，来去不定，身影缥缈，似有无穷的不安，所以时时惊起，拣尽寒枝，不知何处可以栖身，心中幽怨无人能解，只能在凄冷的沙洲上，感到深重的寂寞。

解读这首词的前提是对“鸿”的定位。鸿就是大雁。在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中，基本上可以认为，大雁是一种正面形象，所以苏武的故事中就有雁足传书的故事。汉代王逸的《离骚序》指出了古典阐释学的一个思路：“《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虙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则大雁无疑属于“善鸟”。“善鸟”的背后当然是“善人”。苏轼由于不满新法扰民，以不同的方式发表意见，因而酿成“乌台诗案”，虽然侥幸逃得性命，仍然遭到贬谪。这首《卜算子》就是他被贬到黄州时所写。到了南宋时期，苏轼忠君爱国的形象已经确定无疑，所以，对这首本身也非常“缥缈”的词作，也就有了富有深意的解读，其中鲖阳居士的分析最具体，对后世影响也最大。他说：“‘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这无疑是要把这首词纳入儒家的阐释系统中去解读。《诗经·卫风》中有《考槃》一篇，云：“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以此来比喻贤人独处，仍然有所坚持。以此比附苏轼被贬黄州，也颇有其逻辑上的圆足性。

鲖阳居士以比兴寄托之法来解读苏轼的这首词，在词学阐释史上具有很大的开创性，所以清代张惠言编纂《词选》，就全文照录，以见认同。张惠言是常州词派的开山祖师，他的看法对其后学影响很大。如谭献虽然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复堂词录》）的解读方法，表现出比较开放的阐释学思路，但他在评苏轼《卜算子》时仍然延续的是张惠言的看法，说“皋文《词选》，以《考槃》为比，其言非河汉也”（《谭评词辨》）。谭献是周济的学生，周济是董晋卿的学生，而董晋卿则是张惠言的外甥及学生，由此可见这种阐释方法的一脉相承。

然而，我们再来看同为常州后学的陈廷焯，其《白雨斋词话》卷8对以比兴解词有以下的说法：“宋德祐太学生《百字令》、《祝英台近》两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谓之比也，以词太浅露，未合风人之旨。如王沂孙咏萤、咏蝉诸篇，低回深婉，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可谓精于比意。若兴则难言之矣。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深矣，厚矣，而喻可专指，义可强附，亦不足以言兴。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求之两宋，如东坡《水调歌头》、《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妩》（新月）、《庆清朝》（榴花）、《高阳台》（残雪庭除）等篇，亦庶乎近之矣。”在他看来，一首词，如果字字譬喻，太实了，还不能称之为比。即使有了深厚的托喻之意，如果托喻的指向太过具体，也还不能称之为兴。在他心目中，兴的境界，即“意在笔先，神馀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远高于比，而他所举出的能够达到兴的境界的例子，就有苏轼的这首《卜算子》。

就陈廷焯的思路来说，张、谭沿袭鲖阳居士的解读方法，可能未免“喻可专指，义可强附”了，所以境界高出一等。但是，这里有一个矛盾，似乎无可避免。虽然后来的王国维对张惠言深表不满，曾经在其《人间词话》中指出：“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张惠言是直接使用鲖阳居士的观点，但在古代文化传统中，使用当然也就意味着赞同，也就可以视为其本人的观点。研究词学的学者也公认，张惠言之后的周济和谭献等都是为了使得张的学说更为圆融，才进一步开拓的阐释空间。那么，理论和实际能够完全符合吗？陈廷焯写《白雨斋词话》可以批评“喻可专指，义可强附”，谭献表达词学观念，也可以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但是，陈廷焯虽然也有类似词选的著作，却并没有具体去讨论词的命意，而谭献则同时面临着要对周济的《词辨》具体作评，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说出具体的看法。人们无法要求他们在面对具体词作时，要求每一篇解读，都要说明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蕴。事实上，不管一篇作品可能存在着多少种解读，选家却只可能选取其中的一种，这是否也意味着“喻可专指”呢？

冰山之所以有力量，是由于其八分之七都沉在水的下面。中国古代的批评家，由于选取的批评形式往往是诗话、词话之类，具有非常显著的印象式的特点，因此，他们的看法可能只是其整体学养的某一部分的体现，必须联系很多个侧面，才能得出全面的认识。所以，即使是张惠言，他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也只能选取一种说法，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那么，是不是就因此可以认为他完全没有开放的阐释观念呢？也许，只是由于他缺少一种普遍理论性的说明。从这个意义来看，也许，周济和谭献等人所补充的，不是他的理论的缺陷，而只是他的操作的不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