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打工者的视角，"自下而上"地研究邓小平的南巡，来看这两者之间如何亲密互动，相互支持，共同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推动了打工潮的全面兴起，促进了打工文化的涌现；邓小平在南巡途中与一些打工仔、打工妹的互动与接触，也直接启发了1990年代的珠三角"打工政治"，并与2002年之后中国打工群体的政治参与构成因果关系。
关键词：邓小平 打工者 南巡讲话 接触
引言
至今为止，在关于中国流动群体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是整体性的宏观描述，逻辑性的推理分析，而缺少人物个案的专门研究，尤其是中央高层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决策过程，中央领导与打工者的接触与互动，更为罕见。
而在有关邓小平--包括1992年南巡讲话--的研究中，似也没有涉及到他与当代中国打工群体的关系，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虽然对此有所关注，但也只是一笔带过的扫描，而不是一个整体镜头的专门特写。
然而，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当今中国的执政党，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自1921年产生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工人运动。中共的第一代领袖成员，都以工人阶级自居。而邓小平，自1920年赴法国开始，就在工厂里辛苦工作了将近五年之久，按当时以及今天的标准来看，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工"、"打工者"[1]。
现在我们都能理解到，当年在法国工厂的打工经历，对邓小平和中国革命的意义。但在此，我们也要了解，这个十五六岁就跑到法国的老牌打工者，在1978年之后--尤其是1992年，所推行的一项伟大变革中，就是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农村和家乡，前往异地与城市打工。
目前，有关邓小平南巡的研究专著、新闻报道有很多，例如陈开枝--当年全程负责邓小平在广东接待工作的省委副秘书长，在2008年出版的《起点--邓小平南方之行》一书中，从当事人的角度记录了邓小平在广东的南巡经过，其中也描写了邓小平与打工者面对面接触的一些细节。
但是，总体而言，在所有关于南巡的资料中，涉及打工者的部分是很少的，且相当零散的[2]。在这些记录中，打工者只是"南巡故事"中一个不太重要的配角，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旁衬。而在我的这项研究中，邓小平与打工者则是同一台戏中的主要"搭档"，在1992年，他们亲密互动，相互支持，共同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推动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
一、打工潮的全面兴起
邓小平在1992年1月至2月的南巡，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必须从各种宏观的背景意义下来进行解读。当时的国际背景是，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全部崩溃。从国内背景来看，中国的改革自1989年以来也陷入到停滞与俳徊，并面临着西方的指责与制裁；另外，中共十四大将在这一年召开，新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将在下一年度召开。
然而，如果我们从中国民俗的角度来看，邓小平南巡的时间点，恰好是一年一度的春节。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工作与生活，都依据这个时间点来进行筹划与总结。正在珠三角打工的农民，这个时候也会打算在哪一天返回中西部老家过年；或者，他们在打算过年之后是否出来打工，以及到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工厂打工。这些思考并非小事，它决定了农民一年的收入。
同样，这个时候的中央高层也在思考这些问题：中国的一系列改革姓"社"还是姓"资"？是走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是否允许外资进入和兴办私营企业--正是它们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促进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这些问题在高层引起了激烈的博弈与争论，也让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感到心焦。在80年代，他多次提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1990年和1991年，他在上海作出了一些希望加快开放的努力，皇甫平的四篇评论也为他提供了舆论支持，但是在重重阻力下，效果并不理想。现在，他要来到广东这个中国最早实施开放政策和民工潮最早涌入的地方，来看一看自己的想法究竟是否正确。
1月19日上午，邓小平来到了深圳，开始了他在广东的11天之行。八年前的1984年，他也来到过广东，视察过当时正在建设中工地和工厂。当时的深圳与珠海尚在起步阶段，虽充满新气象，但仍无太大成就可以定论，所以一路上他只是看，甚至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表态。时隔八年之后，他看到深圳和珠海的市容市貌较当年面目一新，工厂鳞次栉比，人民收入显著增加，他的底气和信心就更加足了。一路上，他高兴之时就要滔滔不绝地讲话，每次讲话时间能长达半个小时以上，他说道：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 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3]。
联系邓小平当时的情景，他讲话中提到的"劳务"、"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显然指的就是离开土地和老家的打工者。在广东的11天之中，所到之处，他受到了群众欢迎--其中包括一些外地打工者，在工厂考察时，这个喜爱孩子的老人，更是与一线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亲密接触、合影留念，打成了一片。他受到了这些打工青年的欢迎与爱戴，也为这些青年能够拥有工厂岗位并开始挣钱致富而衷心高兴。而正是在这种情绪和场景的鼓舞下，更多的青年离开了家乡和土地，加入到了打工创业的队伍当中。
如今，研究中国现代化史的学者们都一致同意，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年，其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引起了民工潮的全面兴起。首先，从在人口流动规模上看，在八十年代尽管已有农民流动，但毕竟还不是很多，真正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则始于1992年。其次，从流动趋向来看，八十年代的民工潮主要输入地是珠三角；从1992年开始，长三角也开始成为了民工的主要输入地，此后，长三角和珠三角一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成为流动人口最大的集聚地。
尽管当今中国人都会相信"社会是进步的"--这可能是受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但所谓社会的主体是人，如果没有人的意志与实践，社会这架机器决不会自主前行。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的改革开放--包括人口流动，也将会在1990年代停顿和倒退。这一点，并非没有先例，远者如1840年代，中国人前往欧美和东南亚打工谋生，却被当时的晚清政府视为"逃民"、"汉奸"。近者如1950年代末期的中国，居然出台了户籍法，剥夺了五四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迁徙自由，限制农民进城，并让已经进城的一两千万农民返回农村。
而幸运的是，在1992年，中国正是有了邓小平，有了他的南巡讲话，从而在思想上，结束了姓"社"姓"资"的争论，让中国永远的进入了流动时代。自此，农民外出进城打工，不再是一个触及到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而只是一个要受到国家法律政策控制的治理技术问题。
二、南巡途中的政治接触
尽管邓小平在南巡之前，只是声称是去"休息"--到南方过年是他的习惯，而且他不愿意让国内媒体对他的行程进行报道。但实际上，他的这次南方之行，是一场精心的策划，一场即将亮出底牌的政治动员，故而国外学者将其此行与1966年毛泽东的南下相提并论。在南巡途中，邓小平分别接见了湖北、湖南、广东、江西、上海、江苏、安徽的省市领导，很明显，他要这些地方的官员支持他的改革路线。更具有政治动员意义的是，他在广东以及上海的视察途中，都密切接触了群众，如下：
（一）与打工者的接触
1、与打工者的偶然相遇
据公开的报道来看，邓小平在广东的视察途中，好几次与群众偶然相遇，值得一说的有两次，当时的在场者之中都有打工者。
一次是1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一楼时，遇到了现场的群众。当时的场景，据国贸大厦一位员工后来回忆道：
"走廊里站满了想亲眼看一眼老人家的人。人，人，人，到处都是人啊！可是尽管人们十分拥挤但并不混乱。老人家一出现，人们就自动给他让出了一条路。看到老人家向大家招手，群情激动，大家又不断喊道：小平你好！小平你好！有的人哭啊，哭着要上前握老人家的手[4]。"
这个员工姓任，是一个从东北小镇来到深圳寻梦的女孩。当年，她在国贸大厦负责接待工作。2004年，她在接受官方的访谈时，仍为12年前那场接待工作而备感激动：
"深圳培养了我，对此，我永远充满了感情之情，深圳成就了我，我为此而感到骄傲。自打当年老人家发表南方谈话之后，我更爱我所生活着的这片热土，这不光是因为它使我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足，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明白了该怎样做才无愧于自己的人生[5]。"
还有一次偶然相遇是在珠海。
那是1月25日上午，邓小平一行来到拱北地区的芳园大厦，乘电梯上到29层的旋转餐厅，他一边观赏窗外的拱北新貌和澳门风光，一边听取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的汇报，一边同他们交谈。当邓小平下来走出芳园大厦时，周围大街上已站满了许多等候的群众。邓小平在芳园大厦门口一出现，人群中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许多人流了眼泪，并高喊邓小平的名字。汽车就停在门口，原计划出来就上车离去。邓小平一见那么多群众等在那里，便缓步走近马路，挥手向群众致意。后来，负责全程接待工作的陈开枝在回忆录中披露，在芳园大厦门口"闻讯前来的群众竟多达6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珠海市民和来自特区的打工仔、打工妹[6]。"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与群众的相遇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有些报道披露，邓办主任王瑞林曾特地吩咐警卫人员，在邓小平出现在公开场合时，尽量让邓小平与民众见面。
2、与白领打工者的接触
在国贸大厦、珠海街头与群众的接触，是计划之外的。在计划之内的，邓小平与打工者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是在深圳的先科公司，珠海的生化制药厂、亚仿公司、江海公司，对此，媒体和相关专著的也有一些记录。
①"你们是什么地方人"
1月20日上午，邓小平到深圳先科公司参观，在贵宾厅，公司老总叶华明汇报结束后，出了一点"意外"：
贵宾厅的门打开时，上百个职工站在走廊下，事先明明没有这个安排，叶华明当时被惊了一下，不知道是谁安排的，也不好去询问。还有一幕也很意外，还有人在报纸上写上"小平您好"几个大字，高高举起，颇像当年北大学子在国庆游行队伍中出现的经典一幕。原来，小平同志进入贵宾厅后，时任邓办主任的王瑞林告诉先科一名职工代表，表示小平同志南巡的一个目的是要见人民群众，不是只见领导，要求赶快让职工出来欢迎，于是才出现了那幕"意外"[7]。
邓小平在临时搭的人行天桥上向职工们招手，向叶华明询问职工的年龄，知道职工平均年龄只有25岁到３０岁后便说："很好，高科技项目要让年轻人干，希望在青年人身上"[8]。
走进先科公司的生产车间，邓小平看到几位女工正在擦拭刚生产出来的激光视盘时，便停下来问："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女工们回答："汕头人。"邓小平笑着说："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广东人[9]。"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②"希望你们珍惜荣誉"[10]
1月24日上午，邓小平来到了珠海经济特区生化制药厂，厂长迟斌元来自山东。
邓小平参观了生化制药厂的试验室、生产车间。这里分成"十万级净区"、"百万级净区"，工人上班时必须先洗浴、更衣，用药水泡手，经过风式消毒，才能走进"与世隔绝"的无菌区中。
邓小平一行走过通道，工人们激动地向玻璃窗边涌去，都想近距离目睹伟人的风彩，并用掌声和手式表达自己的情感。
邓小平一行走得很慢，向玻璃窗内的工人们微笑致意，并频频鼓掌和招手。
在离开工厂的时候，一些穿着白工作服的姑娘们挤在一处，一边流泪，一边向邓小平挥手说再见。"汽车已发动了，小平同志向中巴走去。突然，他又停了下来，回身向大家殷切地嘱咐道：'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啊'！"
③"我去和年轻人拉拉手"[11]
1月25日上午，邓小平来到了珠海的亚洲仿真公司。
从公司老总游景玉的口中得知，该公司"有不少人是在美国经过不同的培训回来的"，邓小平便说道："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这时，有许多大学生站在邓小平的周围，他们不少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时出生的，并目睹了1989年发生的学潮事件。
接着，邓小平来到了公司的机房，停在了一台计算机前。正在操作的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站了起来，她有些害羞地向邓小平伸出了手，另一个浙江大学毕业硕士生也站了起来并向邓小平伸出手。片刻间，人群沸腾了，在邓小面前齐刷刷地伸出一排手臂，更多的人想和邓小平握手。
"我要和大家拉一拉手。"邓小平笑着伸出了手，从前排转到后排，和大家一一握手，他说："我很高兴，我们有这么年轻的科技队伍。"
考察结束后，在走出亚仿公司大门时，陪同邓小平的陈开枝看见"还有20多位年轻人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眼中流露出无限的期待之情。"于是，陈开枝就提醒邓小平"还有一群年轻人想见见您呢"。邓小平一听立刻说："好啊，我去和年轻人拉拉手"。
然后，邓小平果真返回，与每个姑娘小伙子一一握手。
3、与普通打工者的接触[12]
在今天，所谓"打工" 、"流动人口"这两个词汇，可以概括许多雇佣劳动关系，包括高级白领和底层农民工这两个不同阶层。但其实这两个概念，在产生之初乃至今日，主要是指普通的农民工。然而，在1990年代的珠三角，所谓的"打工者"及"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化，其中有不少就是白领阶层，例如先科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员工大都是大学生。亚仿公司当年有职工102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和博士硕士学位的占职工总数的80%以上。
但是，邓小平在南巡途中，也接触了普通农民工。例如1984年他在深圳市的建设工地上视察，以及1992年2月他在上海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参观时，都肯定看到了当时正在工地上劳作的农民工。
在1992年的南巡途中，邓小平所直接接触的农民工，并与之有过互动的，其时间地点，也许就是在珠海的江海公司。根据报道来看，这应当是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在里面工作的大多是一些纯粹的农民工，而不是先科公司、生化制药厂和亚仿公司里的高级白领或技术蓝领。
1月27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江海公司，几百名员工身着统一颜色的工作服，正在流水线上聚精会神地工作，当邓小平步入车间门口时，全体员工起立热烈鼓掌。
据江海公司老总丁钦元介绍，这些员工"大都是打工仔与打工妹"。 先科公司、生化制药厂和亚仿公司的负责人向邓小平所介绍的亮点，主要是公司的先进技术。而在农民工众多的江海公司，老总丁钦元则侧重汇报公司的管理制度和员工的福利待遇，他说：
"在江海他们享有和其他职工一样的平等权利。为了让他们不仅从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意识到自已是企业主人，江海公司每年从他们中间评出20％的优秀分子，给予"荣誉股票"和"金牌职工"的奖励……不仅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而且还推动了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使江海公司上下形成了比干劲、讲奉献的良好风尚。"
听了丁钦元的介绍，邓小平便充分肯定地说："不是有人说姓'资'姓'社'吗?你们这个厂就是姓'社'。"
说着，邓小平转过身来对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说："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
参观结束之后，在江海公司的厂区，邓小平同等待在这里的部分员工合影。他主动和每一个人握手，一边握手，一边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后来，在一本记录邓小平南巡的专著中，作者提及了江海公司的几个打工仔和打工妹，并详细描写了他们和邓小平合影与握手，并听到邓小平说"谢谢"时的激动之情。
有一个员工叫麦伟彬。"他几乎激动得流泪，自己心中最崇敬的伟人和自己握手致谢。我一个'打工仔'，您也说声'谢谢?'"
在合影的员工中，麦伟彬的个子最矮，他站在最后二排，前面几排人一挡，合影时几乎没他的份。但在"咔嚓"那一刹，他灵机一动，往上蹦了一下，终于抓住了这难忘的瞬间。
还有一个叫崔坚，也是一个"离乡背井"的打工者。"1992年新春对他来说太幸福了，邓小平爷爷不仅同他握手和合影留影，而且还提前给他拜了个早年。这可是今年新春第一个给他拜年的人"。
又有一个叫何金兴，过了几天后，"他春节回老家时好不得意，逢人便说自己看见了小平爷爷，还和他握手、合影。"
（二）南巡之后的政治接触
由上可知，邓小平在南巡途中与打工者的接触，非常密切、深入而广泛，效果又非常之好。这样的接触，之于打工者而言，是非常意外的；之于邓小平而言，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特别明确并有意为之的。
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的接触，启发了当时的广东官员。也就是从1992年前后开始，深圳市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打工妹--安子，她通过写作、荣誉评选、参加官方活动等方式，与政府官员们保持了密切的接触。这种接触影响了安子的人生，在1990年代，她是深圳市以及全中国最有名的打工者。
同时，这种接触之于官方也很有好处。一者，劳资冲突在当时已开始呈现，通过塑造安子这样的先进打工者形象，可以促进劳资合作，并减轻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压力。二者，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社会，之于打工者而言尤其如此，他们来到第二故乡、进入城市，但与城里人、本地人以及由此构成的政府官员，都没有什么关系。通过与安子等精英的接触，可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沟通，政府与民众的交流。
然而，在九十年代，尽管珠三角地方政府与外来打工者有了一些试探性的接触，但也仅此而已，只有少数精英才拥有这样的机会。而且，尽管这种接触具备了政治功能，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分明就是"政治接触"与"政治参与"，但是官方根本没有明确地赋予其政治意义，或者说尽量地减轻其政治色彩，控制其政治层级，例如安子尽管在九十年代名满天下，但在制度上其接触的最高层级也只是在1993年参加中国共青团的十三大。
事实上，在1990年，国家领导人和地方官员更乐意接触的"群众"，是当时正在兴起的"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主"和"外商"，而并不是受雇于前者的"打工者"。如果说在珠三角的打工精英还有幸能与官员有一些接触，那么，在同时期的长三角以及北京则几乎是毫无可能，国家政府与流动社会的断裂在这里更加严重，这些地方的官员们并没有像1980年代就开始迎接打工潮的珠三角那样已有了一些意识和敏感，所以对流动群体的无政府状态要么束手无策，要么置若罔闻。
直到邓小平南巡十年之后，这样的政治接触才在全国各地形成风气，上自中央领导，下自地方官员，都开始深入到打工者群体，有的地方甚至明文规定政府公务员必须和要2名以上的务工者结对交朋友[13]。因此，当年在邓小平身边发生的一幕幕感人的场景：掌声与泪水、合影与握手，终于在胡温以及习李时代的国家领导和地方官员的工作场景中出现。
在邓小平之后，最早地、又最多地与打工者保持接触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属温家宝--2003年他当任为国务院总理之初，就处理了"孙志刚事件"，然后在这一年，他又走进了民工子女学校慰问，并帮助农妇熊德明讨薪。在他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十年时间内，非常密切的与农民工打成了一片，颇有邓公之遗风[14]。
同样，也就是从2002年前后开始，这样的政治接触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例如，2001年，浙江义乌市大陈镇有13个外来工当选为镇人大代表。
到了2008年，有3个农民工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其中一个叫胡小燕，她是一个川妹子，在广东当选--据官方认定，她是第一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
2010年，中国修订了选举法，实现了城乡平权。
2012年11月，也就是邓小平南巡二十年之际，有26个农民工当选为全国党代表，出席了中共十八大，其中，第一个农民工全国党代表--就是来自广东的闫文静。
2012年12月27日，李克强在十八大之后第一次外出考察，就来到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农民工公寓[15]。
2013年3月，当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召开，有6位农民工参加这次会议，其中一个来自上海的朱雪芹，3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她遇到了即将成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并相互握手交谈[16]。
三、"打工文化"的涌现
1992年1月20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先科公司视察，这是一家生产激光唱盘的高科技企业。在贵宾厅，一个叫赵敏的员工根据公司的事先安排，上场用四川话说道："我给小平同志唱首歌吧，唱那个啥子歌咧，《在希望的田野上》嘛。"
赵敏唱完以后，邓小平带头鼓掌并夸奖道："很好，很好，我听得很清楚，音响效果也不错。"
赵敏当年三十出头，是东北人，毕业于洛阳师范学院艺术系，对语言有着天赋的他，对四川、河南、广东等地的方言都能模仿，以至于当天他在唱歌之前的一句四川话的开场白让人误以为他是邓小平的老乡[17]。
在邓小平的南巡途中，这只是一个细节，但却折射出了当时的中国文化生态。人口的流动，不但呈现为经济和政治的意义，也同样体现在文化上。在中共的领袖中，邓小平并不像毛泽东那样浪漫、激情并文采飞扬，但他在早年也同样受到过儒家式的人文教育，在文革期间据说也通读了《资治通鉴》与二十四史。在1992年南巡途中，他又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极为活泼、亲和地与一些喜爱流行音乐与打工文学的打工仔、打工妹，有了亲密的接触与互动。他的这些举动，直接促成了"打工文化"在中国广东的兴起，使之形成了第一波，走向了第一个高峰。
（一）大众文化：外来妹 [18]
如今，中国人如果用艺术的方式来回顾邓小平的南巡，那么，肯定会想起董文华演唱的一首歌《春天的故事》。然而，这首歌是在1994年才问世并流行的。在1992年初，中国最流行的歌曲，并不是《春天的故事》，而是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
《外来妹》是由广州电视台拍摄的十集电视剧，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轰动全国（可以肯定这部片子在1992年会陆续在全国各个地方台播出，并保持很高的知名度）。这部片子主要描述了6个从穷山沟赵家坳到广东打工的女性的命运，剧中的女主人公赵小云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成长为一个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飞跃。这是最早反映外来打工者的电视剧,从中国大众文化史--电视剧和流行音乐的角度言之，至今堪称经典。赵小云的扮演者--演员陈小艺当年还只是一个大学女生，她第一次拍片子并一举成名，至今为止这部由她出任主角的电视剧仍是她最好的作品。这部片子的主题曲《我不想说》，由杨钰莹演唱，杨钰莹在唱这首歌之前已经开始成名，在此之后她也有许多好歌问世，但是，至今为止，杨钰莹最好的经典之作却是《我不想说》。
电视剧《外来妹》及其主题曲《我不想说》，当年之所以走红并成为经典，除了其本身的艺术性之外，还必然考虑其生成的现实土壤，正是有了当年正在兴起的打工潮，才有了这部片子和这首歌。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既推动更大规模打工潮的兴起，也为这部反映了打工者工作、生活与心声的艺术作品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的确，邓小平的改革尽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也是全面的，涉及到文化艺术领域，故而八十年代就有"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的民间谚语。在1992年之后，随着更大规模打工潮的兴起，更多反映打工者的流行音乐也开始涌现，例如光头李进的《你在他乡还好吗》、李春波的《一封家书》、甘萍的《大哥你好吗》，陈星的《流浪歌》、《望故乡》、《离家的孩子》等，都风靡一时。
流行的，不仅仅是一些主流明星的表演，还有一些自唱自演的卡拉OK式活动，受到了打工者的热烈追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形式，当属深圳市的"大家乐"。这种卡拉OK式活动始于1986年，表演地点是在一个露天广场，表演者是打工仔和打工妹，表演内容主要是唱流行歌曲，观众也大多是打工者。1986年7月8日晚，第一场演出举行，台下200个座位全部坐满，另有上千人站着观看，现场气氛异常热烈。
从1986年的这个夜晚开始，到邓小平南巡之后的整个1990年代，直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大家乐"这种"观众就是演员"的大众文化模式都异常红火流行，演出频率由每周末一次改为每周两三次、甚至每天一次。每次参与者少则三四千人，多则七八千人。20多年来，大家乐成功举办了演出活动1万多场，表演者13万多人次，观众累计1000万人次。
2002年胡温主政之后，随着"中国农民工新政"的出现，始于广东的"打工文化"开始向全国传播，形成打工文化的第二波。由主流明星主演执导的打工影视作品有：赵本山主演的《叶落归根》，管虎执导的《生存之民工》，张纪中担任制片的《民工》，王宝强主演的《人在囧途》，这些作品都热映一时，口碑甚佳；其中，2009年播出的35集电视剧《蜗居》，堪称《外来妹》之后，第二部反映打工者的影视经典。
同样，在2002年之后，由打工者自己参与表演的"大家乐"式文化活动，也从广东向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地传播，官方都经常举办这类活动，并让这类活动中承担了政治功能，进而与打工者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接触与沟通。2008年，由温家宝总理推荐，由农民工自己创作并演唱的《农民工之歌》走上2央视春晚的舞台。2010年下半年，北京的旭日阳刚翻唱的《春天里》走红全国，并得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推崇。
（二）精英文化：打工文学 [19]
打工文化在1990年代的兴起，并不只是以通俗文化的面目呈现的，也是以精英文化而著称--这就是打工文学。
像"大家乐"一样，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产生于80年代（1984年），但到了1992年前后，才开始走向第一个高峰。这时，一个叫安子的打工妹出版了《青春驿站》等作品，并以此扬名深圳和全国。考察安子的成长史，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当年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在成名之时，正值电视剧《外来妹》热播之刻，也恰好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际。
大概在15年之后，亦即2007年，又一个叫郑小琼的打工妹，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后来还当上了广东省人大代表。与此同时，广东的王十月、塞壬、萧相风，浙江的李明亮、唐以洪，都先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这标志着在胡温实施的"农民工新政"的背景下，打工文学进入了中国文学的主流。
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反映打工者的电影、电视与文学作品，也可以看到一些由此成名的明星与作家，但这些已是"打工文化"的第二波。如果我们要怀旧，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将会发现，打工文化始于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形成了第一波，走向了第一个巅峰。
四、结语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流动并不是始于1978年，而是始于1840年代，从那个时候起，福建和广东的农民就前往东南亚和欧美，而江苏和浙江的农民则前往上海。然而，就像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屡屡在列强入侵和内政混乱的背景下被打断一样，中国迈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口流动也并不顺利，也一度被打断或倒退。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才永久地让中国进入流动时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于晚清的慈禧，民国的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以及1949年后的毛泽东，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做成了前几任中国统治者不想做，或想做又没有做成的事情。
然而，1992年所全面兴起的打工潮，其意义可能主要是一种"开放"，由于历史形成的一些观念和体制，以及在"改革"名义下出台的新政策，仍然对"开放"，对进入城市和工厂的中国打工者构成一定的阻碍、拖延与伤害。
例如，就在1992年之后，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流动大军之时，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制定了严酷的暂住证制度，每年有数百万计的打工者被收容遣反，2003年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毕业生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外，打工者在工厂中从事着极为单调而繁重的工作，其劳动收入相对资本、官员和当地居民又是如此的低廉，并且，他们还受到了许多的排斥与歧视。
由此来看，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在南巡途中--在珠海的江海公司，他在与一些打工仔和打工妹握手时，会连声地说"谢谢你们！"究其因，是70年前，当邓小平在十六七岁之时，也有过打工经历。
当年邓小平到法国打工之时，正是一战之后，欧洲国家普遍进入了一段低迷时期。但即便如此，这些国家的实力仍远胜于当时的中国。在1978年之后，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再次前往美国、日本以及欧洲访问时，他们发现这些国家的发达程度、人民的富裕水平，已远非当年所能比拟。
通过国际和历史的比较，使邓小平更加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他也知道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例如整整一代农民工所经受的痛苦与19世纪欧美国家的工人状况相比并无二致。但这种代价与痛苦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从长远和整体上来看也是值得的。邓小平相信，经过十年、二十年或者半个世纪，中国肯定会成为世界强国，中国人民能像欧美国家的人民一样富裕幸福。当然，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且"一百年不能动摇"。
如今，距1992年已经20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已位居世界第二，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实力已赶上并超越了邓小平所羡慕的"亚洲四小龙"。但是，当今中国，有许多问题依然严重，例如打工者的生活状态已有了很大改善，但并没有好到都成为了中产阶级。
因之，如何让基层的、构成中国最广大人口的打工者，都能"共同富裕"，并拥有尊严？要解决好这些问题，考验到当今中国领导人和全体中国人的智慧。
当然，我们也可以回到1992年，看看邓小平与他的"搭档"--珠三角的打工仔与打工妹们，是如何亲密互动，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了当时中国的改革大业。
本文选自王辉学术专著《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
注释
[1]参见刘道慧编著：《邓小平的旅法留苏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6-113页。
[2]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无法获得全部的信息：例如邓小平在工厂中与打工者具体的互动场景，我们无法完全感受；又如他的那篇正式公布后的7000字的南方谈话，在形成初稿时有3万字，其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也无法获悉。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重要的并不在于要获取"全部的知识"，而是要获得足以支撑自己理论观点的"充分的知识"。所幸的是，从现有资料中，我们已经能够充分了解邓小平在南巡途中与打工者接触互动的一些故事及意义。
[3]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373页。
[4][5]转引自陈开枝：《起点--邓小平南方之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67-69页。
[6]陈开枝：《起点--邓小平南方之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7]参见孙天明：《叶华明：憾当时无川剧唱片》，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直接来源于奥一网：http://www.oeeee.com/a/20070120/452607.html，2007年1月20日。
[8][9]陈锡添：《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深圳特区报》1992年3月26日，第1版。
[10]参见陈开枝：《起点--邓小平南方之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97-100页。
[11]参见陈开枝：《起点--邓小平南方之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00-105页。
[12]关于邓小平在江海公司的经过，主要参考了刊于南方网的一部记录邓小平八次南巡的专著（书名不详）的第八章《东方风来满眼春》，网址是：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gc/200208081200.htm，2002年8月8日。
[13]韩曙辉 陈醉：《慈溪五百领导干部与外来务工者结对》，《浙江日报》2007年6月6日，第1版。
[14]参见王辉的论文《温家宝与中国农民工问题》。
[15]参见人民网等媒体转发的微博报道：《李克强九江调研：农民工变市民要解决住房问题》，http://house.people.com.cn/n/2012/1228/c164220-20042504.html，2012年12月28日。
[16]缪毅容：《总书记再来我们社区看看--习近平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侧记》，《解放日报》2013年3月6日，第1版。
[17]参见孙天明：《叶华明：憾当时无川剧唱片》，本文原载于南方都市报，直接来源于奥一网：http://www.oeeee.com/a/20070120/452607.html，2007年1月20日。
[18]关于电视剧《外来妹》，可以参见百度百科的介绍。关于"大家乐"等大众文化对打工群体的影响，可以参见王辉的论文《大众的图腾--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政治文化研究》。
[19]关于打工文学的研究，可以参见王辉的论文《他们并不沉默：中国农民工的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