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家乡观念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思想观念，它与春节民俗有着本质联系，并构成了现代国家观念的思想基础。2008年春节，由于一场罕见的雪灾，使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农民工的春节生活和返乡问题，并采取了诸多政策举措来安抚在第二故乡过年的农民工。从2008年起，中国政府的农民工政策开始与春节民俗联系起来，由此促使中国人的家乡观念和春节民俗都发生了深刻嬗变，进而形塑了新的社会认同和集体意识。

关键词： 2008年 春节 家乡观念 农民工

引 言

这篇文章，究学科而言，可以归之于社会思想史。我在文中的主要想法是指出，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中国政府的农民工政策，在2008年春节之际，由于一场意外的自然灾害——50年一遇的大雪，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我在本文的贡献，是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家乡观念。我用大量事实来论证，这个观念是独立存在的，是古老的而又现代的，它对于有史以来的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亿万跨家乡流动的中国农民工们，对中国政府的施政行为和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行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其实，早自1994年起，当民工潮正式全面兴起之时，我就发现了这个思想观念。到了2010年5月，在一次国内的流动人口学术会议上，当与会学者们从经济角度争论农民工们能否居留在城市和第二故乡时，我当场的反应和表示是：这个问题，不能仅仅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读，而是需要宗教学来研究的。恕我冒昧，至今为止，我对宗教的了解甚为浅薄，但是，长时期的田野作业使我觉得，农民工问题决不能只限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宗教学以及哲学、文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也应当给予关注；或者说，在农民工的问题从中，除了工薪、加班加点、劳资冲突等“外在事实”，还有着信仰、情感、归属等“内在事实”。而激励他们、困扰他们的家乡观念，就是一种具有宗教信仰意义的思想事实和主观问题，需要我们像韦伯、涂尔干等宗教社会学大师一样来加以研究。

但是，农民工至今并未进入思想史的视野，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观念问题的研究，也几近于无。只有国外几位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例如裴宜理的《上海罢工》、韩起澜的《苏北人在上海》、顾德曼的《家乡、城市与国家》，才注意到了这一个观念。他们的研究是卓越的，但相对于这个极为复杂的观念这些仅有的研究在数量上仍然是单薄的，而且，他们研究的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上海工人，而不是当代中国的农民工。于是，在思考了十多年之后，我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研究，本文算是一个初步的开始，今后，我将继续深入下去。

这篇文章涉及到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春节。我们知道，中国民俗学从五四时代兴起直至现在，一以贯之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回到各自的家乡进行田野作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的知识基础除了社会学、政治学，还有民俗学，这不仅是因为我掌握了一点点民俗学知识，更因为我有意无意地像民俗学学者一样采用了“家乡研究”。首先，自1994年以来，我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成为流动群体当中的一员；其次，我生于安徽，又先后在江苏、浙江等地工作生活多年，我的“家乡观念”中，也最起码有两个以上的家乡；再次，更重要的是， 2008年春节前夕，由于雪灾之故，我也没有回到安徽老家，而是留守在浙江余姚过年，这一年农历腊月底的一天中午，我受邀来到一个余姚企业老总的家里，与来自江西、湖南的打工者，还有一个来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餐年夜饭。

以上这些经历，为我提供了众多的第一手资料，这正是中国民俗学的家乡研究所特别注重的。稍有不同的是，民俗学是把家乡当作研究的场地，而我，既从这个场地来获取资料，更是将这个场地当作审视的对象。这一点，也许同祟尚以局外人身份进行异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和祟尚以局内人身份进行本土文化研究的中国民俗学，都追求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学术超越精神，在方法论上的不谋而合之处。

一、“有钱无钱，回家过年”：中国人的家乡观念

当我从学术上提出“家乡观念”这个概念之时，我认为它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而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因为在古代汉语里，“家乡”肯定不是“天下”，在现代汉语里，与“家乡”相对应的词语应当是“社会”、“社区”，又相当于英语里的“community”，而绝对不是“国家”（state）。下面，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观念的独立形态，及其在2008年系列重大事件中的影响。

（一）古代中国人的家乡观念

有史至今，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是生活在中央政府所在的首都，而是生活在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家乡。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家乡当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相当于一个国家中的地方制度，例如，当今中国有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300左右个地市、2000左右个县、4万左右个乡镇和街道、50多万个行政村，我们往往依据这些制度来谈论和界定各自的家乡。

从地理面积来看家乡，它最大是一个省，最小是一个村庄。在中国地方制度史上，县制是最稳定的，先秦至今的中国大多由2000个左右的县组成。一般情况下，当我们提及家乡，如果说是一个村庄或乡镇就未免太小，如果说是一个省又未免太大，而不大不小的县，在制度、情感、价值意义上都是最适当的。当然，我们也认识到，现代以来，村庄和乡镇更多地是承担了家乡的价值情感意义，而市和省越来越从制度上扩张了家乡的地理范围与社会认同，例如，清末民初，中国的上层精英开始产生了省籍意识，1920年前后由此而兴起了联省自治运动。改革开放后，跨省流动的农民工，省籍意识也非常强烈，如果你问他“老家在哪里” 时，他往往首先会回答是某某省，然后再回答是某省的某市某县，而一般很少回答是某镇和某村。

家乡不仅是一个自然的地理区域，也是一个思想、文化、情感等意义上的观念系统。这种观念之于中国人，最起码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已产生了，例如中国第一本诗集——《诗经》中，搜集了西周末至春秋初许多民间歌谣，其中就有很多思乡之作。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在五十岁时打算离开鲁国，周游列国，这时，个性平和的他却动了感情，说道：“‘迟迟吾行也，去父母之国也’”[1]。孔子的这种恋恋不舍的情感，决不是“天下观”，因为他只是离开了鲁国——确切地说是离开了鲁国的都城曲阜，而并没有离开“天下”，他后来足迹所到的几个诸候国，也大都是西周王朝的核心地区。他又是一个保守主义政治家，非常认同西周王室的统治，因此，他离开鲁国时所表露的感情，决不是挑战中央政府的地域主义，而是信仰、情感、价值意义上的家乡观念。

到了战国时代，我们从楚国的贵族政治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所写的《离骚》、《招魂》等流传千古的诗作中，可以深切感受到家乡观念的存在。但奇怪的是，写这些诗作时的屈原，虽遭放逐，但仍身在楚国，因之，他所思念的对象，与其说是楚国，毋宁说是家乡。楚为秦所灭之后，屈原投江自尽，此举在现代意识形态中被诠释为“爱国主义”，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可这种“利他主义的自杀”也多少是由于家乡观念而使然，因为在春秋时代，天下只是君王的，诸候的国家不过是知识分子改变命运、施展抱负的一个工具而已，而家乡才是民众的，才是平民安身立命的所在。

由此可见，家乡观念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观念，它产生甚早，并与“天下观”、“国家观”等思想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可是，自古至今，这一个观念在政治学意义上并不是独立的，而是被包裹的、被吞并的，它不像“天下观”、“国家观”那样，经过一流思想家深入、全面和充分的论证，它一直只是一个日常语言，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频繁提及，或者，它是一个艺术语言，在诗歌作品被表达。直至当代，家乡观念仍不如地域主义那样受到学术界的青睐，而得到众多的研究。

天下观、国家观、地域主义这三者都是很单一的政治学概念，家乡观念则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系统的观念，它当然具有政治的意义，但宗教、信仰、哲学、艺术、情感、民俗等等才更符合它的本质。在这个庞大的观念体系中，有两种基本的思想倾向，一是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古代中国，不鼓励甚至禁止人们离开家乡，这是同祟尚向外冒险扩张的古希腊海洋文明相比所截然不同的；孔子就说过“父母在，不远游”，何柄棣认为，这种儒家孝道是让中国人形成了籍贯意识的重要原因[2]。二是在传统中国，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例如非正常的战乱和灾荒以及正常的科举和经商，使人离开了家乡，这当然也是允许并时常存在的，但中国人认为，离开家乡的人，终有一日要回到家乡，这是一种人之常情，是一种伦理道德，也是一种法律制度。

因此，在中国人的家乡观念系统中，回家又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回家的方式有好多种，例如：衣锦还乡、叶落归根、告老还乡。生前返回是理所当然，如果不幸死于异乡，也必嘱咐将灵柩运回故土，这便是屈原所吟诵的“魂兮归来”。热爱家乡的屈原，其自沉汩罗江之日，后来居然成为一个风行几千年的民俗节日——端午节。如今，端午节已成为中国的法定节假日，有力维系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二）当代中国人的家乡观念

如果我们分析当代中国人的家乡观念，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亿万流动人口群体。始于1980年代的民工潮，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从流入地来看，他们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的长三角和广东珠三角地区。

很巧合的是，如今国内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广东和福建，也曾经是劳动力的主要流出地。从1840年代起，这两个省份的底层农民，就开始离开家乡，到东南亚、欧洲、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化大潮中的廉价劳动力——华工，至今，华工的后代加上后来移居国外的中国人，也就是华侨华人，总人数已达4800万[3]。

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身在异国的华工，既承受了繁重艰幸的苦力劳动，又受到了欧美等国家社会的歧视、压迫和排斥。作为中国的国民，他们并没受到晚清和民国政府的有效保护，而且由于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和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还一度背上了“逃民”、“汉奸”的骂名[4]。尽管如此，这些中国现代化早期的第一代国际移民仍然坚信，自己终有一日会叶落归根，回归故乡。后来的历史证明，无论他们有没有最终返回家乡和祖国，但他们都用实际行动推动了家乡和祖国的现代化。1978年以后，率先发展工业的侨乡广东，其第一批海外投资者中，就有当年背井离乡的苦力华工的后代。

从1840年代起，日后成为长三角龙头、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开始迎来大批的国内移民，其中实力最强的是来自浙江的“宁波帮”，到1949年在上海的宁波人达100万，占全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实力雄厚的宁波帮，在上海展现了举世惊叹的经商天赋，为上海也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立下汗马功劳。到了1980年代，为了改革开放，邓小平还发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像海外的华工一样，当初的宁波人到达刚刚开埠的上海之时，对家乡也怀有相同的信仰，因此，他们建立了强大的同乡会组织，千方百计地与家乡建立各种联系。至今，宁波市官方和上海、香港之间仍然建立了一些以同乡为纽带的组织团体。

时运轮回，当年最早向国内国际输出劳工的地方——广东的广州、深圳、佛山，浙江的宁波、温州，福建的福州、厦门，1978年以后却成为了聚集全国各地农民工的地方。又巧合的是，当四川、贵州、云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这些亿万的农民工，在离开家乡之时，他们也抱有当年的华工、宁波帮以及先秦的孔子、屈原一样的信仰：总有一天，要叶落归根，回到老家。

奇怪的是，尽管宁波人、广东人、福建人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百多年以前离开家乡的同胞，已经定居在异国他乡，这是一个再也正常不过的事；而且，改革开放后又有数百万的宁波人、浙江人、福建人奔向国外。但是，他们面对后来者——全国各地的亿万农民工，却一致认为：这些外地人，总有一天，要叶落归根，回到老家。

国家呢？也是这样认为的。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在《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一书中指出，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即使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地位完全确立，但当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还认为，农民工要回到老家，城市非久留之地[5]。由此，国家在法律上不但延续了1950年代的遣送制度，又特地在1980年代制订了暂住证制度。这两部法律是非常严酷的，之所以出台，其中一个原因，却来自于中国人所信仰了几千年的、温情的家乡观念。

（三）回家与春节：大雪中的滞留

对于身在异乡的中国人而言，回家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可以激励他们在外面努力奋斗，以期有一日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回家又是一种终极的精神信仰，中国人相信，无论在外面是历经苦难，还是享受荣华富贵，但终有一日，他们要告老还乡、叶落归根。但是，对于当代中国的农民工而言，他们虽然都认为自己要回家，可究竟什么时候能够永远地回到家乡，再也不用外出流浪，这是个未知数。

不过，一年一度的春节，是农民工返乡的高潮，回家的主要时间表。在中国的各种民俗节日中，春节是第一大节日，它与中国人的家乡观念——尤其是回家观念有着本质联系，因为根据中国人的风俗信仰，春节——尤其是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一定要在自己家中，与家人一起度过。尽管农民工外出的主要目的，自认为或被认为是赚钱谋生，但在这一个传统节日面前，金钱要退居其次，有一句民谚可以为证：有钱无钱，回家过年。

从1954年起，中国的铁道部开始有了关于春运的记录。据《人民日报》披露，1957年春运客运人数3100万人次，到了1980年是1亿多人次，1991年是8.5亿人次，1998年是18.23亿人次，2007年达到了22.545亿人次，是50前的72.7倍[6]。数据显示，从50年代至70年代，春运的大潮中，主要是“探亲流”；从70年代至80年代，多了一个“学生流”；从80年代开始，春节前后返乡和外出的“民工流”，后来居上，成为春运大潮中的大多数。

在春运回家时，铁路和公路是最主要的交通方式。1986年春节，由于农民工的出现，全国第一次出现了火车票“买票难”，从这一年起，一票难求便成为每一年春节期间交通部门和农民工们头痛不已的事情。

在春节期间，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火车站、汽车站里都挤满了排队买票的人群，排队时间可长达十多个小时，有的人为了买票回家而干脆在车站广场上露宿。火车的超载现象长期存在，在上火车时，由于人太多，外面的人往往会在列车员的帮助下，爬窗上车。上车后，无论有座的，还是站着的，都无法动荡，连厕所里也挤满了人。汽车也同样可以严重超载到 200%至300%，由于中西部地区公路状况的恶劣，所以，农民工乘坐在拥挤不堪的汽车上，连续十多个甚至二三十个小时奔波在崎岖的公路上，其中的痛苦实在不堪。2010年，农民工出身的明星王宝强在其主演的电影《人在囧途》中，就将这种屈折和痛苦用喜剧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尽管如此，每年春节，旅客们虽历尽千辛万苦但最终都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家，而且，官方一直提升春运期间的服务管理工作，例如，铁路交通中，铁路的里程增加了，特快、动车和高铁等高档次列车出现了；中西部地区的公路建设近年来有了很大改进，石子路变成了柏油路、高速公路，长途汽车不再超载，汽车内部装了空调，配有电视机和饮水机；沿途的抢劫犯少了，公路旁边的饭店也不像从前那样，强制旅客实行消费。

但是，到了2008年1月，当一年一度的春节即将临近，春运即将开始之际，突然来了一场雪灾。这场大雪，从1月10日左右开始下起，一直下到2月2日左右，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近20个省级行政区均受到影响，差不多大半个中国的道路上，都积满了厚厚的雪，结上了坚硬的冰冻。

这一年的铁路春运从1月18日开始，公路、水路、航空的春运从1月23日——离大年三十不过半个月时间——开始，直到1月24日，新华社还基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发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报道，为返乡的人群而喝彩。但是，从1月26日起，更加恶劣的雪灾又开始了。国务院的报告显示，由于雨雪冰冻，全国22万公里普通公路交通受阻，京珠高速等“五纵七横”干线近2万公里瘫痪，京广、沪昆铁路因断电运输受阻，14个民航机场被迫关闭 [7]。

由于交通受阻，一时间导致东南沿海地区几百万旅客滞留了下来。在广东，1月26日，15余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及火车东站[8]；同日，广州白云机场34个航班全部取消，超过1万名旅客被迫滞留，致使白云机场附近以及机场路上酒店爆满[9]。1月24日晚9时开始的京珠北高速因结冰出现临时中断的现象，又因寒冷阴雨天气持续了两天三夜而未得到缓解，省道249线等多条借以疏散车辆的周边要道也因结冰而中断，至1月26日中午，京珠北封闭路段被困车辆4500多辆，被困者13000多人；周边的坪乳公路受困车辆达1万多辆，受困人员近3万人。广东北上公路交通全面中断[10]。

在浙江，由于1月26日开始的雨雪天气，和外省大雪封路影响，浙江通往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河北、河南等地1万多辆长途客运班车停运，10多趟火车晚点，数十个航班取消，约有200万旅客受阻，其中约有3万人滞留在杭州火车站，约５０００名旅客滞留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11]。

其它农民工输入大省同样如此。例如江苏，1月29日，南京火车站6万旅客滞留[12]。再如上海，从28日凌晨0时至22时，上海站和上海南站有超过70趟列车晚点，上海站地区全天滞留旅客超过7万人[13]。又如福建，1月26日起，福州站到达旅客列车开始出现大面积晚点，当天就有9趟列车晚点开出，1万多名旅客被迫滞留车站[14]。

据气象部门说，这是近50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的一次雪灾，故而，中国官方的所有部门和所有的中国人，都对此猝不及防，对于交通部门和准备返乡的农民工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这场史所罕见的雪灾面前，最大的问题和唯一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买到车票，而是即使买到了车票，走进了车站，坐进了火车和汽车，也无法回到家里。

二、“留下过年”：中国政府的应变政策

2008年1月，这场50年一遇的大雪，让上自中央政府，下至长三角、珠三角、中西部的地方政府，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广州、深圳、福州、杭州、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车站里，各自簇拥着几万至十多万农民工，他们归心似箭，心急如焚，思念留守在中西部家乡的老人、孩子和妇女，并面临着疾病、饥饿、寒冷的危胁，如果不妥善处置，将会引发无数公共安全事故，甚至导致社会骚乱。

实际上，每一年的春运都让官方绷紧了神经，但以往历年考虑的都是如何将农民工送回家乡，而现在，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官方突然明白，必须跳出惯性思维，打破几千年以来中国人祟尚的“回家过年”的风俗传统，让已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农民工，留下来，在第二故乡过年。1957年，当春运给当时铁路运输带来压力时，官方的《人民日报》特地为此刊发了一篇社论，动员人们响应社会主义号召，留在城市过年。可到了2008年，当追求利益、祟尚幸福的个人主义思潮已经兴起之时，这种纯粹的集体主义口号很难有太多吸引力。因为即使没有号召，农民工也会被迫滞留下来，但问题在于，亿万农民工留下来之后的情绪，应当如何引导与释放。

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民工流”导致的春运问题，考验到政府的职能体制。严格的讲，在所有关于农民工的问题丛中，春运不过为其中之一，但在2008年春节之时，这个问题被雪灾极端放大了，成为所有农民工问题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甚至成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政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服务管理职责，这样才能战胜这一场史无前例的雪灾，才能安慰亿万人的民心。从90年代民工潮全面兴起以来，政府实际上没有履行管理责任，更没有什么服务，而是采取排斥的态度。2002年胡温执政之后，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出台了许多服务管理举措，但是，在2008年之前，官方的政策并没有很明确地和春节联系在一起。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2008年春节期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为：其一，中国政府如何劝告农民工留在第二故乡过年；其二，中国政府如何安抚留在第二故乡过年的农民工。当然，其中一些做法，在2008年之前已开始实施，在2008年之后更是日趋丰富完善。但是，我们所要强调的是，2008年是一个标志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春节这个民族传统节日，将其纳入农民工的政策体系，来服务和联系流动的社会群体。

（一）思想动员。

每一年春节前夕，中央政府和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要出台有关做好春运工作的文件，2008年也不例外，从1月上旬起这样的文件都出台了，内容同往年也一模一样，无外乎是强调安全有序地将旅客送回家乡。但到了1月下旬，政府又下发了新的红头文件，例如1月27日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下发了《关于做好2008年春节期间外来务工人员疏导维稳工作的紧急通知》，其中提出要“全力劝导返乡路线受阻的外来务工人员留粤过节”。我们可以注意到，其它地方政府也都出台相类似的文件政策。2008年4月22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受国务院委托，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报告春节雪灾情况时，也提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要举措就是“动员民工留在当地过年”。

那么，2008年，究竟有多少农民工留在第二故乡过年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获得农民工的总人数。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初提供的数据，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其中跨省流动有1.5亿。在东部地区的农民工1亿人左右，占总量的44%；中部地区7146万人，占总量的31%；西部5815万人，占总量的25%[15]。

接下来，我们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来具体了解一下各个地方留守过年的人数，例如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那份文件表示要使65%以上的外省农民工留下来过春节，后来一篇报道显示，至2008年1月30日，有1200万外来农民工留了下来。在浙江的宁波，官方的一份也显示约有40%以上的外来农民工了留了下来。如下：

2008年宁波市各县(市)区留甬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人数（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办公室《工作简报》，2008年第三期。

根据以上数字，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在2008年春节，1.5亿外出农民工中间，50%左右都留在了第二故乡，其人数达7千万。如果考虑到跨省流动的一些经商企业主、毕业大学生、企业中高管理者，同时再将流动区域从跨省下降至跨地市，那么，这一年最起码有1亿左右的流动人口，在第二故乡度过了春节。

从这一年之后，农民工的春节过年问题开始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例如，2009年春节，正值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际，成立才一年半的政府机构——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办公室就出台文件，要求做好春节期间外来务工人员的有关工作，此后的2010年、2011年的春节，这个部门都出台了题为《关于切实做好春节期间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之类的文件政策。

从时间上来看，政府动员劝告农民工留下过年，在2008年是基于稳定和安全的政治压力，在2009年也大概是如此。到了2010年则是基于利益因素了，因为当中国走出金融危机之后，长三角和珠三角再次发生了民工荒，因此，如果农民工留下过年，就意味着他们第二年还将继续在当地务工。

所以，到了2011年春节，政府几乎完全抛弃了“回家过年”的思想观念，开始大张旗鼓地倡导“留下过年”。例如，在浙江的一个县级市余姚，2011年1月20日，《余姚日报》第2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外来务工人员幸福余姚过大年创新业倡议书》，文中通过8位新余姚人之口向外来人口发出倡议：“让我们改变过年要返乡的观念，邀请远方的亲人来余姚走一走，看一看，既享天伦之乐，又享旅游之欢，更可避免“一票难求”的烦恼”。

据2011年1月28日《浙江日报》报道，在同余姚相邻的一个县级市——浙江上虞市，全市20万外来工有三分之一留下了过年，其中有的人已连续6年没有回家，而是把将自己家人接过来一起在异乡过春节；另外，一些企业为没有回家的农民工提供了诸多服务，例如中晚餐免费，宿舍基本每人一间，房间里空调、电话、卫生间一应俱全，有的宿舍还装了网线[16]。

据我的了解，近两三年来，每于春节之际，这样的报道，在各类官方媒体上可谓铺天盖地。这些宣传报道，当然不是基于国家观——爱国主义的理由，更不是地域主义，而是家乡观念。我们知道，古代的家乡观念仅仅属于第一故乡，而当代的家乡观念既是第一故乡的也是第二故乡的，这是一种在流动人口和开放社会里正在演变了的“集体意识”。而政府从2008年起及时转变思想，开始迎合、把握和主导这种新的“集体意识”，正如涂尔干所说：“凡是在统治权力树立起权威的地方，它的首要职能就是为信仰、传统和集体行为赢得尊重……因此，它成了集体意识的象征，在每个人眼里，它都是集体意识活生生的表现 [17]。”

（二）慰问看望。

就流动农民工而言，在1990年代，他们的社会与国家是分离的、断裂的。从2002年起，在中央政府主导下，两者开始相互靠近，国家官员与农民工开始密切接触，国家与社会实现联系。不过，这种接触与联系的时间大都是在工作时间，场合地点一般是在会议室、办公室——由官方主导的空间里，由官员们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或办公桌前，来接见毕恭毕敬的农民工。

但是，2008年，由于一场雪灾，使得官员们的态度更加主动积极，约在春节前一个礼拜至半个月的时间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全国大多数省、市、县、乡镇、村，从国家首脑到地方大员，再到成千上万名的地方高级官员和基层党员干部，都集体出动了，前往公路、火车站与出租屋等由社会主导的私人时间与私人空间里，来看望慰问农民工。大量的媒体报道，记录了这种集体的社会行动。

1月26日上午，江西省省长吴新雄登上途经江西省的一辆长途客车，向司机和乘客表示亲切慰问[18]。1月27日下午，江苏省省长罗志军来到南京中央门长途客运站，与滞留民工亲切交谈[19]。1月28日，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省长吕祖善，先后来到杭州火车站探访滞留旅客，表示“对还未上路的旅客特别是外出务工人员，当地政府和用人单位要做好思想工作，尽力安排他们在第二故乡过一个舒适、安心、快乐的春节” [20]。1月28日上午，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检查广州火车站春运工作，在讲话中强调“立即发动所有企业，特别是“三资”企业，动员外来务工人员留粤过春节。要做好维权工作，督促企业依法对就地过春节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加班工资，安排好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让他们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21]。1月28日下午，上海市市长韩正冒着雨雪赶往上海长途汽车客运总站、铁路上海站，看望滞留旅客，表示“想方设法照顾好滞留上海的农民工兄弟，要让全市人民过好 春节 ！”[22]。

1月29日，自上任以来便与农民工打成一片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车辆排着几十公里长龙的京珠高速湘潭段，他亲自登上一辆客车慰问被困乘客。1月30日上午，温家宝来到广州火车站，看望滞留旅客，并递给一位重庆旅客一包方便面 [23]。

2008年1月2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雨雪冰冻灾情[24]。一年后，即2009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一，胡锦涛来到江西南昌看望慰问干部群众。他来到中国移动江西有限公司客户服务呼叫中心时，得知这个中心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服务，便高兴地称赞。这一天，胡锦涛还来到江西一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并表示说：“今年我国经济形势严峻，大批农民工返乡，对农民增收造成很大压力……你们作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要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吸纳返乡农民工参加生产，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 [25]。2010年2月14日至15日，胡锦涛在福建与民众共度春节，期间，胡锦涛来到厦门翔安隧道建设工地，看望慰问节日期间仍奋战在工地上的农民工[26]。

从2008年这场雪灾开始，又使中国政府形成了一个惯例，那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每于春节来临之际，官方都要开展一些慰问农民工的活动。就地区而言，无论是作为输入地的长三角、珠三角，还是输出地的中西部都开展了这样的活动。在政府层级上，除了国家领导人的象征性行动之外，较为普遍是省级以下政府的实际行动。例如，2009年1月24日，广东省委省政府首次在新春之际向农民工发出慰问信。2009年1月，安徽省政府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向全省返乡农民工发出慰问信。2010年春节和2011年春节，四川省委省政府向农民工发出慰问信。

在慰问方式上，除了看望、致慰问信之外，还有发放慰问金与慰问品，当然从也包括下面提及的拜年、年夜饭、娱乐活动，不过从名义上来看，前几种行动更明确的是冠以“慰问”的名义。例如，2008年1月30日，浙江宁波市《东南商报》和宁波市总工会联合发起“冰雪之中见真情”——关爱外来工特别行动后，该市的南苑饭店在第一时间购买了一千碗方便面、一千瓶矿泉水，连夜送到滞留在火车南站地下车库的外来工手中。同日下午，宁波市贸易局发动捐款，半小时内募得现金14600元，与该市第二百货公司提供的内衣和棉被一起，送到一些服务企业的外来工手中[27]。又如，2010年2月9日晚上，由上海市总工会等部门为农民工度身定做的“情系世博，共贺新春”2010年春节慰问演出在上海邮电俱乐部上演，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800余名农民工观看了演出，并分别收到了电信卡、上网卡、书籍、世博会门票等礼品[28]。再如，2011年春节，新疆伊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为36名留守农民工发放了1.08万元慰问金[29]。

（三）拜年。

从民间的角度看，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相互隔离的，早在八九十年代，这两个群体中之间就产生了一些基于爱情和友情的私人关系，每于春节期间，彼此之间当然要从感情出发，按照中国的民俗，来给对方拜年。2008年之后，这种积累多年的、众多的私人情感扩张为公共情感，这种传统习俗上升为国家政策，成为政府高层官员有意倡导的一种行为礼节。2011年1月18日晚，在广东省河源市主办的农民工电影月活动启动仪式上，河源市委常委、副市长杨耀初通过“我爱我家”亲情免费热线电话向全国优秀农民工代表廖小毛的妈妈打电话拜年 [30]。

在拜年这个礼节上，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主们，可能比官员们还要积极。2011年2月10日，江苏通州市同兴制衣厂曹老板，开着尼桑轿车，拖着成堆的江苏土特产，走进监利县裴铺村7组，他一一上门给回家的农民工兄弟拜年。报道显示，他这样做，已有8年。裴铺村拥有4000多人，一直是服装行业劳力输出的大村，全村有近千人在外地从事服装生产或经营，通过拜年之举，可以为他的厂招到工人[31]。

2011年春节正月初五至初七，浙江余姚一服装企业老总带着2个下属，花了3天时间辗转2000多公里，赶赴安徽、江西等省，给回家过年的30多名外来员工拜年，并给每位员工送上300元钱的红包。这位老总向媒体表示：“之所以要亲自开车给外地员工拜年，是为了与员工及其家属更好地沟通，并对他们为企业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32]。

（四）娱乐活动。

自2002年以来，政府为了动员农民工，企业为了改善劳资关系，最普遍、最重要的一个文化政策，就是举办各类文娱活动。到了2008年春节，这类具有政治功能的大众文化活动达到了巅峰，各类有关服务春节期间农民工的官方文件，都一致强调要丰富农民工的节日文化生活。由政府和企业举办的春节文艺联欢会——往往和年夜饭、团拜会结合在一起，从这一年起也就更多更精彩了。在这一年，经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推荐，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唱起了一曲《农民工之歌》，演唱者正是农民工出身的明星王宝强。

三年后，即2011年春节，农民工出身的旭日阳刚组合也走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唱起了《春天里》，此前的几个月里，这一首歌已感动了很多中国人——包括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此后的网上投票显示，在央视春晚歌曲类节目中，这首歌的得票数位居榜首，遥遥领先于其它的大牌明星。

（五）年夜饭。

据我了解，大概自2002年前后起，有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就开始推行年夜饭这一做法，从2008年起因为雪灾之故，正式演变为官方的公共政策，成为企业的普遍做法。近七八年来，我几乎每一年春节前夕都要参加这样的活动，其中的气氛的确非常热烈感人。

由官方和企业举办的年夜饭，往往是在农历十二月下旬开始，每次参加的农民工人数往往成百上千。地方官员和企业主们当然也会参加，他们在这个公众仪式上借机发表致辞对农民工的贡献表示感谢，还要与农民工们喝酒碰杯，共同欣赏现场表演的文艺节目。2010年初，在浙江义乌市官方出版的一本打工诗刊上，有一首打工者写的诗歌，虽然粗糙，但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欢乐的节日场景。

大年三十[33]

作者：沈肖宝

哦，是哪一家的盛宴

竟这般的热闹

整整二千人

占据了两百张圆桌

哦，是哪一家的盛宴

竟如此阔绰

虽算不上山珍海味

也称得上人间佳肴

哦，是哪一家的盛宴

是如此的新潮

市长一声“父老乡亲”

大伙儿心房热烘烘

今晚是大年三十夜

尝着最有滋味的年夜饭

千里之外的亲情

让我们捎去遥远的祝福。

（六）祭祖。

在中国，春节不仅是一种世俗化的狂欢与娱乐，根本地说，春节还是一种宗教化的神圣信仰，这一点很典型地体现在祭祖仪式上。2011年春节，大年三十傍晚，我在北京效区的一个工厂里，就目睹了这样的一个仪式。当时，在这家工厂食堂门前的场地上，摆放了一张桌子，桌上依次摆放了酒饭，在鸣放鞭炮、燃烧纸钱之后，企业主和十几个留守过年的员工，便依次跪下磕头，祭拜祖宗。

本来，祭祖仪式是以家庭和家族的名义各自进行的。在这家企业里，员工和老总来自不同的省份和家庭，但他们却一起参加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祭祖仪式。在家族意义上，他们所祭拜的肯定是各自的祖先；但在文化意义上，他们通过春节这个传统节日，超越了血缘、阶层、地理的界限，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认同。

（七）返乡服务。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几句诗出自经典之作《再别康桥》，1928年11月6日，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在欧游归来的途中，写下这首诗，献给自己的母校——英国剑桥大学。自十九世纪后半期起，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地走向世界，其中一个群体是中国的底层农民——华工，还一个群体是中国的上层知识精英——到日本和欧美国家读书的留学生。华工的悲惨经历，留学生们颇为了解，亦甚为同情，但后者也同样感受到了国家落后的屈辱。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留学生们既没有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也没有被自己的祖国所理解，生于中国、学于西方的他们，是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也是中西世界的边缘人。

作为一首可以作出多种解释的诗歌，我们很难认定徐志摩的写作动机就是因为华工，或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社会边缘感。但如果仅从字面意义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这首诗相当贴切地形容了当代农民工的实际境遇：他们像前辈移民——留学生和出国华工——一样，由于家乡的落后而受到歧视和排斥；他们离开了老家，却没有融入第二故乡，成为两者之间的边缘人；近三十年来，每年春节前后，他们离开老家奔向第二故乡，或者从第二故乡返回老家，这种年平均数亿人次的流动，之于第二故乡似乎并不特别在意——至少从礼节和情感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但是，从2008年开始，这种春节期间的一来一去，开始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其中的政策措施，不仅包括了让他们开开心心留在当地过年，还包括如何让他们安安心心、顺顺利利、体体面面地回家过年。

1、代订车票。春运买票难的问题，长期以来都靠农民工自行解决，到了2008年这个问题引起官方的重视，官方看到，民众的回家心切是如此的强烈，为了回家跟亲人团聚上一两个星期，哪怕是花费半年积蓄，冒风顶雪，徒步千里，他们也在所不辞。于是，2009年春年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批示，要求交通部门解决好春运期间民众的买票难问题[34]。2011年春节，浙江省宁波市各级工会为外来工团购代购车票13万张[35]。

2、专列、包车、包机。在春节之际，官方会选择一些优秀的农民工，让他们享受“衣锦还乡”的政策。

专列。2007年，全国总工会、铁道部、交通部联合开展“农民工平安返乡”活动，这一年1月13日下午，首辆载着1400名农民工的L328次专列，从广州驶往湖北襄樊[36]。其它很多地方近年来都有类似举措。2011年，铁道部在春运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示，“在农民工集中出行的地方开行农民工专列，确保春运重点地区农民工节能能够顺利返乡，节后能够顺利回到工作地[37]。”

包车。这项服务，大多是由企业来承办。例如， 2011年春节，宁波市企业共为外来工提供包车2500辆次，其中宁波申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动用了400两大巴，面向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13个省份和地区，开辟了80多条线路，在3天时间里运送2万多名员工返乡过年。年后，又接他们返岗[38]。

包机。包机的费用，一般都是由流入地政府承担，尤其是工会部门更积极主动提供了这项服务。2007年2月10日，福建省泉州市总工会让131名四川农民工乘坐一辆包机飞至成都[39]。2009年1月，111名来自四川地震灾区的农民工，在福建厦门市总工会资助下，乘坐包机回乡[40]。2011年1月23日，宁波市320名外来务工人员先后乘坐飞机返回重庆、成者、长沙、西安等地[41]。

随着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很多人在回乡时也会自费乘坐飞机。2011年春节，我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意外地碰到了一个同在余姚工作的贵州女孩，她在余姚一镇政府的食堂上班，是自费坐飞机回家过年。当天清晨，该镇的镇长到杭州市区办事，听说她要回乡，便顺便开车将她带到杭州，并亲自送到远离杭州市区的萧山机场。

3、警车护送。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广东省每年都有近10万名农民工自驾摩托车返乡。 2009年一篇新闻显示，大概从1月17日起，321国道上每天都有成批的外来工驾摩托车返乡，日均达到6000辆，他们大都来自广西、贵州、四川，要开10多个小时甚至近20个小时才能抵达家乡。这样的回乡方式，给交警部门增添了压力。为此，广东省肇庆交警部门每天出动4辆警车专门往返于321国道，为返乡摩托车司机们开路，引导摩托车有序驾车前进，护送他们安全通过321国道肇庆段。同时，肇庆市交警部门在321国道沿线设立了多个长途摩托车驾乘人员休息站，24小时为过往的返乡群众服务，免费供应姜粥、糖水、应急药品，免费发放雨衣、遮阳伞，还取来了取暖设备[42]。

2009年1月23日，从浙江温州、台州等地返乡过年的37位湖北籍农民工驾驶21辆摩托车返乡，他们来到鄱阳湖渡口边准备乘渡船过鄱阳湖口，由于鄱阳湖阵风达6至7级，为了安全，湖口渡口临时停渡，急于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们便向当地交警大队求援，要求从九景高速公路鄱阳湖大桥通过。按照规定，高速公路不允许摩托车通行，由于情况特殊，交警部门派出5辆警车护送农民工过桥过路。一位农民工激动地说：“我们只看到过警车为领导开道的，从未听说警车为农民开道！[43]”

农民工驾乘摩托车返乡，几乎给全国的地方政府都施加了压力。因为几十万人组成的摩托车大军，从一个县市省至另一个县市省，每一个县市省的交警部门都要像传承接力棒一样，来承担责任。可以看出，这种护送服务，并不像包机、专列、包车那样是由官方自主发明的，而是官方在压力下的一个被动反应。最终，这种地方反应上升到了中央政府的层面，2011年1月2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将为驾乘摩托车集体返乡的农民工提供警车引导服务[4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过是在七八年前——在2003年遣送条例未被国务院废止之前，流入地政府还经常动用警车将没有办理暂住证的外来农民工抓起来，遣送回籍。

4、欢送与迎接。很多年来，农民工外出打工和返乡回家，为其送行和欢迎的都是自己的亲人，自2008年左右起，这种礼节也成为官方的施政措施，具体来看，分为两方。

一是流入地欢送。包车、包机、专列在出发之前，地方政府往往会举行一个仪式，政府官员们会来到机场和车站，为返乡农民工送行。2008年1月26日上午，深圳2118名劳务工中免费坐上30辆大巴返乡，出发之际，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自前往车站为农民工送行，刘玉浦在讲话中表示：“我们对你们在深圳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也是深圳人，我和市长来送你们回家过年。希望你们回去给父亲母亲，给家乡父老捎去深圳人民、我和市长的问候[45]。”

二是流出地迎接。迎接方式有两种，一是当专列、包机、包车抵达故乡后，家乡政府的有关官员会到站迎接。另一种是指流出地政府利用春节农民工返乡之际，举办一些座谈会、党员培训、走访慰问等活动，政府主要官员由此与返乡农民工进行交流和接触。

另外，有的流出地的地方政府，会在农民工外出打工之际，举办欢送仪式。有的流入地的地立政府，会在春节后农民工返回第二故乡之时，到站迎接。

在上面，我已经将中国政府春节期间的农民工政策，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描述。如果将国内流动与国际流动作一个比较，那么，在春节过年这个问题上，当代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尽管值得赞赏，但实际上又是相对滞后的，因为早在2008年之前——几年或十几年前起，日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就已采取了这样的政策。每一年这个时候，世界各国的政要们，或身穿唐装赴华埠，或沿途发红包恭贺新年，或用中文恭贺“新年快乐”，或手捧着象征吉祥的“年糕鱼”拜年，并公开发表致辞，向华人表示问候，对华人为所在国家和地区作出的贡献给予赞扬。如果晚清和民国时代的华工们地下有知，定会有所安慰了。

国内和国际经验表明，春节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认同功能，这一点在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今社会仍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演进，感情的增加，经验的积累，中国的民间社会和中国政府，将会采取更多的、更新颖的方法、礼节、政策，在春节期间，来加强与流动人口的沟通与联系。

三、家乡观念与国家观念

面对2008年，也许每个中国人都会感觉，这一年发生了诸多终身难忘的重大事件。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有两种社会思潮在这一年甚为风行，一是民间信仰的家乡观念，新年伊始，它就彰显了自己的独立价值，并显现出了时代的演变趋势。另一个是官方主导的国家观，它首先在春节期间因为雪灾而自下而上地受到家乡观念的影响与冲击，并及时对后者的合法性给予承认，此后又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获得后者的支持。

相对于家乡观以及天下观、地域主义这些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思想观念，国家观念之于中国，实在太年轻了，张灏认为，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深受屈辱的中国人才产生了民族主义的国家观念[46]。到2008年，它来到中国才100年左右时间。

我认为，除了帝国主义的挑战，国家观念之萌发于现代中国，同人口的流动及由此导致的家乡观念的变迁，也息息相关。十九世纪下半期，远在东南亚、欧洲、美国、日本的华人，就是通过家乡观念建立了许多同乡会组织，并进而产生了民族国家观念和建立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也就是由广东人的兴中会、浙江人的光复会、湖北人的华兴会所组成。由此可见，家乡观念尽管基于某一个地域，但它并不像地域主义那样挑战国家的权威，相反，无论是历史的天下观，还是现代的国家观，都是从家乡观念的基础上升华的。

在初入现代化的中国，底层社会中也有一部分民众——例如身在海外的华工和上海滩的新移民，差不多与海外留学生、革命家等上层精英同时产生了国家观念。这些离开家乡、走出国门的中国农民，是在缺乏国家动员和知识分子“天下观”的思想支持下，从社会流动和家乡观念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民族主义的国家意识。但这个时候，除了东南沿海地区，中国社会依然是静止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老死乡里，这延缓了国家观念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传播。所以，现代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才反复悲叹中国人“一盘散沙”，近100年以来“爱国主义”也一直是国家向民众灌输的主流意识形态。

自1978年起，中国又一次开始了人口的流动，而且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流动。到2008年，绝大多数的中国地区都从封闭社会、静止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流动社会，绝大多数中国底层的农民精英，都离开过家乡，并在第二故乡生活了好几年到二三十年。在这一年，尽管国家还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宣传爱国主义，并得到了民间的热烈回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绝非仅仅是官方动员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是民众情感的自我表达。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在2008年，继春节雪灾之后，又陆续发生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中，古老的家乡观念和现代的国家观念，是如何相互碰撞、影响和融合的。

1、奥运会。

2008年8月，中国第一次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且名列金牌榜第一。从国内和国外的媒体舆论来看，所有的中国人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光荣自豪，这当然也包括了农民工——有很多农民工观看了奥运会开幕式和比赛，还有很多农民工则亲自参与了奥运会场馆鸟巢的建设。2008年1月31日上午——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四，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来到在建中的鸟巢，与参加鸟巢建设的农民工们共进了午餐[47]。尽管北京在这一年并未受到雪灾的困扰，但为了奥运会，这些农民工也没有回家，他们与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留守过年的农民工一样，一边思念着家乡，一边感受着国家的温情。在这一餐“年夜饭”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承认并抚慰归属家乡的情感诉求，家乡则支持并拥护来自国家的思想动员。

2、改革开放30周年。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接踵而来的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这两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度中，当官方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经验时，总将眼光投向了农民工群体，许多以农民工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成为改革和国庆的“献礼片”，成千上万的精英获得了“全国优秀农民工”等国家荣誉，在广东、上海、浙江等地好几位农民工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以来，这些 “外地人”倍受地域主义的歧视排斥，但现在，他们之所以受到国家——中央政府的青睐，活跃在时代的舞台上，却要凭借第二故乡政府的培养，要归功于家乡观念与国家观念的相互融合。

3、国际金融危机。

到了2008年底，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约有1200万失业农民工离开了珠三角和长三角，返回了中西部老家。有的媒体就此对第二故乡的政府和企业给予了指责。但这种局面也情有可原，况且无论是第一故乡还是第二故乡都采取了措施来安抚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对返乡农民工表示了关注。而在十年前，即使数以千万的农民工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都无法享受半点关爱，反而被国家和第二故乡视为“盲流”，被驱逐回老家。

到了2009年上半年，当中国经济率先从金融危机中复苏，长三角、珠三角和中西部地区，立马发生了一场农民工的争夺战，为了招到工人，这些地区使尽各种方法，其中之一是打出了“家乡”牌。第二故乡的做法，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此处不赘。关于第一故乡，我们以重庆市为例。2011年1月，重庆市官方在《致全市外出务工朋友的慰问信》中声称，根据重庆打造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的战略规划，到2015年，仅该市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就需要一线工人40万人。因此，这份慰问信在描绘了发展前景之后，又以乡情的名义向农民工发动号召：

家乡的巨大变化，与广大外出务工朋友息息相关：你们走南闯北、爱岗敬业，把用勤劳和汗水换取的丰厚报酬汇聚成了建设家乡的强大动力；你们在全国各地的建设活动中，以能吃苦、讲奉献的精神，树立了巴渝儿女质朴、勤奋、智慧的良好形象。如今，家乡的发展期待着你们发挥熟练技能和聪明才智，为家乡重庆的腾飞做出新贡献！

重庆西永新机会，十万电子好岗位。这里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免去亲情的牵挂和旅途的奔波，获得家的归属感。

长三角、珠三角与中西部地区，也就是第一故乡与第二故乡之间，为了争夺农民工人力资源所施行的诸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激烈而又和平的，而并不是军阀时代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它基于家乡的意识形态来争取民众的支持，但并没有从地域主义的角度来吞并其它地区，更没有威胁到国家的主权和合法性。

4、汶川地震。

在2008年的各大事件中，最能刺激中国人思想情感的，还是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地震。

2008年5月中旬，我在浙江余姚一个工业发达的村庄参与了募捐工作。有几位四川农民工——他们并没有来自地震灾区，知道我负责这项工作，便打电话给我，要求为汶川灾区捐款。来自江西、安徽、贵州等地的农民工，也同样积极捐款。当地的村民，哪怕是一些不识字、行动不便的年迈老人，都自发来到村委里捐款，有些信仰佛教的老人还一起为地震中的死难者念经超度，而此前，他们中间还有很多人对外地人腹诽甚多。村庄内的许多企业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就开展了募捐活动，此前，这些企业的老板和工人们正为劳资纠纷而相互纠缠。

在2008年5月份，不仅是我以及我所在的村庄，而是全中国、全体的中国人，都自觉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情感出发，参与了汶川灾区的救援行动。我曾从媒体上看到这样一幅图片：有一个打工青年，他才二十几岁，衣着朴素，头发蓬松，流着泪，面部表情痛苦而激动，双手举着“汶川挺住、中国加油”的宣传标语，站在集体哀悼的人群之中。可以推想，这个普通的打工青年，也许来自地震灾区，也许来自四川其它县市，也许来自与四川相距甚远的省份。他可能受到过本地人的歧视，可能与四川人发生过误会，可能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警察抓过，可能因为待遇过低而与企业主发生过冲突。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像古代的农民一样，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对于工作和家庭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但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抛开了一切个人的得失恩怨，表现出了高贵的爱国之情。

2011年1月6日《宁波日报》报道：３８岁的陶进，１９９７年从老家四川广元来到宁波打工，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２００８年“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那天，他和几位老乡碰面，想发动一个爱心活动。陶进之前建的一个名为“四川人联盟”的ＱＱ群在非常时期成了联络工具。地震发生后第三天，他们为灾区募集到了６０多万元的物资。到2011年，陶进建立６个这样的QQ群，８００多名外来工加入，先后为四川、玉树、舟曲等地筹集近百万元的爱心款物。此外，他们还在宁波从事各类志愿服务，作为对支持汶川灾区的第二故乡宁波的一种感恩与回报[48]。

陶进的这种行动感动了家乡——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也感动了国家。２０１０年，他被四川省广元市团市委任命为广元市驻宁波市团工委副书记。2010年，他被评为“宁波市优秀外来务工人员”， 这篇报道正是在他获得荣誉不久在官方媒体上发布的，报道内容很典型地反映出了由于家乡观念与国家观念的交融，所产生的一种新的“集体意识”，而且，这种“集体意识”也正是国家所鼓励倡导的。

可以看出，汶川之后，陶进以及所有的农民工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情感式社会行动，表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除了国家的动员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来自于家乡观念。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跨省的流动，中国的基层民众在二三十年的朝夕相处中，已建立了密切的社会联系，积累了深厚的情感，第一故乡、第二故乡与国家之间已形成了高度的认同与共识，这正是中国在初入现代化时所不具备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一段表述，为现代化以来中国人在家乡观念与国家观念的萌发与演变，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解释：

“在缺乏信任的社会中，人们忠诚的对象只限于与自己亲近熟悉的群体。人们只对自己的氏族或部落怀有忠诚感，而不可能对一般政治制度怀有忠诚感。但在政治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对这些较为直接的社会集团的忠诚是从属于和容纳在对国家的忠诚之中的。正如伯克所说的，‘对整体的爱，决不会因对局部的爱而消失。……对社会小细胞的依恋，对我们所属的小团体的爱，正是爱国家、爱社会的起点[49]。’”

四、春节民俗与家乡观念的嬗变

在电影《叶落归根》中，赵本山扮演在深圳打工的老赵，工友意外死亡后，老赵为了兑现承诺便背起已经死了的工友，将其送回重庆老家。赵本山在这部电影中所表达的并非完全虚构，因为现实中确有此类案例；也并不是一种笑料，而是中国人的一种古老的价值观念。我们知道，自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起，中国以及人类其它文明区域，就基于灵魂信仰而产生了丧葬习俗。在世界文明国度中，中国的丧葬文化极为发达，其观念基础不仅仅是灵魂信仰，还和家乡观念密切相关。中国人认为，人生前可在外流荡，但老了之后，必须回归故乡，即使在外面死了，也要埋葬在故乡的家族墓地中，这便是叶落归根。1840年以后，上海的宁波帮，海外的华工，都坚持这样的信仰。

2005年大年三十，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在自己的小品《功夫》中，碰到一个问题：有一个人，养了一头猪和一头驴，过年了，请问是先杀猪呢？还是先杀驴？

这是一个让人陷入悖论的问题，无论你怎么回答，都要陷入非驴即猪的尴尬。赵本山也许没有想到，这个尴尬，亿万农民工们也同样常常遇到。

每一年，春节来临之前的一个月，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农民工们彼此之间，或者，他们和本地的领导、同事、朋友、熟人见面之时，便会听到一句问候语：今年过年回家吧？

表面上看，这是一句很平常、很好回答的问候语。但是，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来看，这个问题极为复杂。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提出了两种类型的社会团结，一种是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基于宗教、情感、信仰、风俗等集体意识的；另一种是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基于劳动分工的[50]。我认为，在现代社会，尽管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有机团结占了主导，但是以宗教、情感、信仰等集体意识为基础的机械团结仍然具有作用重大，而且，这两种社会团结可以相互结合、相互转化。

而家乡观念正是一种机械团结，它可以将同一个村庄、乡镇、县、市、省的“本地人”联系起来，结合为一个社会组织，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产生劳动分工，例如，明清时代的晋商、徽商以及现代以来的宁波帮、浙商、粤商是以家乡观念为团结的纽带，民国时期的桂系、晋系、奉系、皖系等地方军阀也是以家乡观念——是一种变异的、极端的家乡观念即“地域主义”为团结的纽带。

在当代中国，长三角的民营企业，珠三角的外资企业，是首先通过机械团结，并在内群体即所谓“本地人”中实现了劳动分工（尤其是重要职位），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从中西部地区跨省进入长三角、珠三角的农民工，与当地社会首先是基于社会分工的有机团结，而并不是机械团结，这导致了三种社会冲突：

其一，当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团结方式向现代的团结方式转变时，这一转变过程尽管是进步的，但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着权力承继的冲突，而广大基于有机团结的外地人，则让那些信仰机械团结的本地人感觉到，他们是这种社会冲突的始作俑者。

其二，在有机团结中，涉及到了岗位分工和利益分配，这可以引起社会成员之间的竞争。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是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发展经济的，起步之初，企业的数量、规模、效益，并不是能够满足本地和外地的劳动力的需求。在这种竞争中，本地人可以通过包括“家乡观念”在内的各种手段，来削弱外来农民工的竞争力，甚至将其排斥出市场。而在就业方面，这些地方的政府都长期实行“先城市，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的政策。

其三，作为一种机械团结，家乡观念指向某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省、市、县、乡镇、甚至小小的村庄内，在这个特定区域里，“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51]”。长三角、珠三角的本地人，由于长时间工作、居住、生活在同一个省市县乡镇甚至小小的村庄内，他们当然可以拥有同一个集体意识即家乡观念。而长三角、珠三角的农民工，被“本地人”一律称之为“外地人”，但这个相同的称呼有点不符其实，因为他们并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而是来自全国各地。所以，外地人不但不能与本地人共享同一个家乡观念，就是他们彼此之间也同样不能。

这样，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外地人和外地人之间，虽然由于劳动分工而结合在一个企业和社区里，但他们不能拥有同一个集体意识和同一个家乡观念。本来，这样也无可厚非，因为热爱和忠诚各自的家乡与小团体，也是现代化的人之常情。但是，如果极端偏执地着眼于这一种机械团结，并从价值观上将异质群体的集体意识之间的相异性，扩大至绝对的对立性，就会导致排外和冲突的产生，这就是地域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

所以，关于过年回家与否的问候，如果发生在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虽然本身表明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已经比较亲密，但这个问题的一旦出现，弄不好就会刺激家乡观念，并引发地域主义的社会冲突。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回答说“回家”，当然合情合理，但说不定会触犯了问者的价值观。首先，本地人会因此认为：本地人和外地人来自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目前虽然因为劳动分工而处于同一个地理空间，但由于“回家”将会导致空间的流动与地理的阻隔，也就是说：过去两人没有什么关系，现在虽然有了关系，但将来这种关系也是要断裂的；涂尔干指出，在祟尚机械团结的社会里，“关系一断就是犯罪[52]”。其次，本地人还会觉得，他和外地人不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对此，不要说极端的地域主义者会产生排外情绪，就是一些开明的老板和官员们在决策之时也会因此而犹豫担心。须知，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同农民工打交道的上层人物，并不是省部级官员，更不是国家元首，而大多只是基层的村镇干部和企业主，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范围只限于某一个社区和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些老板和官员们也会冒着市场的、道德的风险，将机会从本地人那里让给一些他们所欣赏的外地精英，以望能建立一种新的团结。但是，如果后者要回家或者最终要回家，那么，这种团结的关系纽带就将断裂，老板和官员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权力合法性和利益共同体也将因此而分裂动摇。

当然，面对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回答说：不回家。个中原由是因为你热爱第二故乡，或者是害怕春运期间的交通拥挤，或者因为经济因素，等等。但是，你同样会面临一个质疑，因为，中国人的家乡观念是如此深厚悠远，而且这种观念所指向的历来都是第一故乡。再者，中国人祟尚家庭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一个人，过年居然不回家，他的道德品质则可能大有问题，和这样的人共事、打交道、做生意，是很不放心、不能信任的。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理解到，在每一年的春节之际，在过年回家这个问题上，亿万的农民工，无论他们回家还是没有回家，他们都得罪了两个家乡中的一个，他们都触犯了一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集体意识，“如果一种行为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53]”。

不过，上文所说的尴尬也罢，罪过也罢，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而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所以，到了2008年1月份，由于一场突然而来的大雪，使农民工们为回家过年这个问题找到了一种新的解释方式，之前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如今都可以轻描淡写地归之于天气原因。

但这种解释只是表面的策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场大雪，则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改变，或者说，早已开始改变的一些思想观念由此而正式定型，在前面，我们已经对此作出了全面的论证，最后，我们可以就此得出几个结论：

其一，春节——这个传承几千年的中国第一大民俗节日，已在当代发生了一些嬗变，例如，在第二故乡过年，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新时尚。

其二，中国人的家乡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所谓的家乡，已从第一故乡扩展至第二故乡，这已渐渐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共识。

其三，家乡观念，正开始挣脱地域主义观念的绑架，以其独立的价值，受到长三角、珠三角和中西部地方政府的推祟，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与国家观念相融合，形塑了新的集体意识，促进了新的社会认同。

本文系“2011端午习俗国际学术研讨会（嘉兴）” 提交论文

作者简介：王辉，男，1978年生，安徽省安庆市人，1994年离开家乡， 2002年进入浙江省余姚市小路下村工作，并开始致力于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

邮箱：wanghu178@sohu.com

参考文献：

1、[法]涂尔干（Emile Durkheim）：《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2、[美]顾德曼（（Bryna Goodman））：《家乡、城市与国家——1853至1957年上海的地域网络与认同》，宋钻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美]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4、[美]韩起澜（Emily Honig）：《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

5、王辉：《小传统：新老余姚人的文化冲突、文化融合及文化发展》，“宁波市首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提交论文，2010年10月。

注释：

[1]《孟子·万章下》。

[2]何柄棣：《中国会馆史》之第一章《籍贯观念的形成》，台湾学生书局，1967年。

[3]中国新闻社《世界华商发展报告》课题组：《2008年世界华商报告》，2009年2月2日。

[4][澳大利亚]颜清湟：《出国华工与晚清官员》，粟明鲜 贺跃夫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

[5][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王春光 单丽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58页。

[6]新华网：《历年春运数字》，http://www.yn.xinhuanet.com/topic/2010-01/25/content_18857678.htm

2010年1月25日。

[7]这是2008年4月2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发展委主任张平受国务院委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雪灾抗灾及重建工作时公布的信息，网易： http://news.163.com/08/0422/19/4A5J3BHN000120GU.html ，2008年4月22日。

[8]林翎等：《广州春运遭遇十年来最严峻考验》，腾讯网： http://news.qq.com/a/20080127/000966.htm ，2008年1月27日。

[9]邢冉冉等《广州白云机场遭遇十年来最严重航班延误》，腾讯网： http://news.qq.com/a/20080127/000052.htm ，2008年1月27日。

[10]张小奋等：《广东北上公路濒临全面中断近3万人受困》，

腾讯网： http://news.qq.com/a/20080127/000048.htm ，2008年01月27日。

[11]章苒：《雨雪阻断浙江春运 影响波及200万人》，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27/content_7508227.htm ，2008年1月27日。

[12]赵根华等：《6万旅客滞留南京火车站》，《扬子晚报》2008年1月，A6—A7版。

[13]栾晓娜等：《上海站滞留旅客超7万》，腾讯网： http://news.qq.com/a/20080129/002362.htm ，2008年1月29日。

[14]福州火车站网：《福州站2008年节前春运回眸》， http://www.fzhcz.com/news.asp?id=22 ，2008年5月30日。

[15]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年3月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本文对各数据取近似值。

[16]黄宏：《有关爱，这里就是家》，《浙江日报》2011年1月28日，第2版。

[17]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第47 页。

[18]、[19]、[20]、[21]、[22]参见新华网综合报道：《省长“雪线”指挥抗灾慰问群众 》，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8-01/30/content_7525306.htm ，2008年1月30日。

[23]参见腾讯网专题报道：《温总理和我们在一起》， http://news.qq.com/photon/phtptt/wcy.htm ，2008年1月30日。

[24]新华网：《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研究雨雪灾情部署工作》，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29/content_7520594.htm ，2008年1月29日。

[25]孙承斌：《《春临赣江万物新——记胡锦涛总书记春节期间在江西南昌看望慰问干部群众》，《人民日报》2008年1月28日，第1版。

[26]据2010年2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

[27]参见2008年2月1日《宁波日报》“抗击冰雪灾害特别报道”。

[28]来博网：《市总工会举行"情系世博，共贺新春"2010年春节慰问农民工专场演出》，

http://www.labour-daily.cn/Web/NewsDetail.aspx?IssuanceID=175572 ，2010年2月10日。

[29]吴卓胜：《新疆伊犁向留守农民工发放万元春节慰问金》，

天山网： http://www.tianshannet.com.cn/news/content/2011-02/01/content_5569669.htm ，2011年2月01日。

[30] 陈仕平 ：《外来工可免费打亲情热线》，

河源新闻网： http://www.hynews.org/news/2011/0120/article_15952.html ，2010年1月20日。

[31]张勇军：《江苏制衣厂老板 赴监利给农民工拜年》，

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2/11/4613483_0.shtml 。

[32]刘文治：《驱车千里给员工拜年》，《余姚日报》2010年2月28日，第2版。

[33]引自浙江省义乌市文联主编：《春天放歌?枣林诗歌特刊》，2010年3月。

[34]人民网：《胡锦涛批示春运"买票难" 要求开动脑筋化解矛盾》，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7/8680488.html ，2009年01月15日。

[35]周骥：《团购代购车票13万张》，《宁波日报》2011年1月25日，第1版。

[36]邓恒等：《全国首列"农民工专列"开出》，腾讯网： http://news.qq.com/a/20070114/000973.htm ，2007年1月14日。

[37]铁道部网站：《国新办就2011年春运工作相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http://www.china-mor.gov.cn/gzfw/zxft/201101/t20110128_7642.html ，2011年1月22日。

[38]吴晓鹏：《申洲集团四百大巴送员工》，《宁波日报》2011年2月15日，第1版。

[39]张魁勇：《今年首次 131名川籍农民工包机返乡过年》，

新华网： 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07-02/11/content_9283055.htm ，2007年2月11日。

[40]鲍娜：《厦门免费包机送地震灾区农民工返乡》，

腾讯网： http://news.qq.com/a/20090116/000665.htm ，2009年01月16日。

[41]周松华：《宁波，优秀民工飞回家》，《浙江日报》2011年1月24日，第1版。

[42]洪奕宜：《广东十万外来工驾驶摩托返乡 》，

南方网： http://news.eastday.com/s/20090121/u1a4123224.html ，2009年1月21日。

[43]浙江新闻网：《浙江37位外来民工驾摩托车返乡》， http://news.zj.com/detail/1066337.shtml ，

2009年1月25日。

[44]崔红：《公安部：民工驾摩返乡 警车开道》，

网易： http://news.163.com/11/0123/00/6R1THGCR00014AED.html ，2011年1月23日。

[45]叶晓滨 ：《深圳市委书记市长送劳务工返乡》

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6826863.html ，2008年1月27日 。

[46]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4—176页。

[47]周奇：《郭金龙给农民工拜年》，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8-02/02/content_7547901.htm ，2008年2月2日。

[48]罗涟浩：《川籍外来工在宁波镇海创建六个爱心QQ群》，《宁波日报》2010年1月6日，第1版。

[49]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50]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3-186页。

[51]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42页。

[52]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3页。

[53]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