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参加这个会议，我的报告没有什么主题，只有问题。我从三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理念。
一、经济问题：面包与选择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认为：之所以发生饥荒，饿死了人，并不是因为粮食不够吃，而是因为分配的权利不平等；或者说，即使是真的发生了饥荒，但由于权利的不平等，那么，最先饿死的，肯定是穷人。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致认为，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是为了生存。这个观点很正确，但不能绝对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江西、安徽、河南、四川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产粮大省，而且在1980、1990、2000年代，中国一直粮食丰收。所以，谈论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当然可以定义为生存，但我们千万不能认为，他们到外面来，就只是为了获取大米、小麦、牛奶和面包。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农民工在经济上获得两大突破。其一，农民工当中产生了一些自主创业者。他们有的在企业里当中高层，有的办厂开公司，有的当个体户，这个群体的发展情况有点像是八九十年代的浙商，再过五至十年，他们在经济上会有更大作为。
其二，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解决了。在过八九十年代，农民工出来打工时，也许刚下火车就身无分文了，所以，他只好被逼着进厂打工。现在，口袋里多多少少有一些存款，可以保证自己在一两个月、半年或者几年当中不会饿死，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获得了选择的自由，和用脚投票的自由。
二、文化问题：农民工素质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在我所看到的文献当中：学术研究、官方报告、媒体新闻，每每提到农民工时，千篇一律都是说“素质低”。我认为，这是一个极端的、严重的“污名化”。所谓“素质低”，本义是个单一概念，是指人的某一方面能力较低。但我们在讲这句话时，却上纲上线，把它当作一个元概念、哲学上的人性论、国民性来界定。说你素质低，并不仅是指你某一方面不行，而是说你什么都不行，把你全盘否定，一棒子打死了。
那么，关于人的本性和素质，中国古人如何看呢？在朱熹的《四书集注》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词来对应“素质低”：下愚。什么是下愚呢？书中有一个解释：自暴自弃，谓之下愚。我们知道，有史以来，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一直祟尚“人性善”，认为只要你好好干，好好学习，就是好样的，就可以成贤成圣，“人皆可以为尧舜”。
那么，当代中国的农民工以及所有的中国人，为什么会被污名为“素质低” 呢？这跟中国的现代化史有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深感耻辱，开始对国民性进行反思，严复先生翻译了《天演论》，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大家知道。这本书影响了当时及好几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家。
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弱者缺乏同情，认为失败者、弱者就是素质低，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100多年来，帝国主义、革命战争、阶级斗争，让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改革开放后，达尔文主义在市场大潮中也大行其道，什么“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什么“在大街上找一百条狗难，找一百个人容易”，也是如此。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所谓“社会融入”这个概念，也多多少少带有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因为所谓“融入”跟“适者生存”、“适应”都是近义词，在理论上都有一个相同的渊源。实际上，并不是融不融入，而是你辛辛苦苦融入之后又怎么样呢？今天，官员和企业主们大谈融入，可他们自己却跑到外国，移民了。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当社会达尔文主义风行之时，中国人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悲观的，例如鲁迅；一种是乐观的，例如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但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他们都对中国人没有彻底绝望，都采取行动来启蒙农民。例如，在知识界，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在从事平民教育。在政治界，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起，就创办工人夜校，其中，党的领袖毛泽东一辈子以导师自居，建国之后，毛泽东还大力推行“扫盲运动”，说过：严重的问题的是教育农民。可在今天，我只看见学者、官员们在抱怨农民工素质低，却没有看到谁在农民工的教育启蒙方面做了什么工作，在中国政府的农民工政策体系中，也没有看到什么系统的完整的教育政策。
现在，我们一面大谈“中国模式”、“中国崛起”、“民族复兴”，国际上甚至还流行“中国威胁论”；另一面，我们却将自己绝大多数的国民说成是“素质低”。请问：一个绝大多数人口素质低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民族复兴”吗？能够创造“中国模式”吗？能够促进“中国崛起”吗？能够“威胁”其它国家和民族吗？所以，这不是什么素质低和素质高的问题，而是表明，我们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缺乏信心和自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再说农民工以及全体中国人素质低了，或者说，我们承认自己某一方面的素质低，但我们愿意好好学习，向老祖宗学习，向美国学习，向日本学习，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才会获得真正的信心，真正的进步。
三、政治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与中国民主进程
现在，学术界、媒体、官方基本上有一个共识：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诉求日益强烈。前几天，我在跟一个企业老总交谈，这个老总居然谈到了要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就必须落实他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在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共识。
实际上，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兴起，那时主要是在珠三角，是以一批打工作家为代言人，通过打工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媒体构成了一个公共空间，与政府形成了一个互动。
从制度上看，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始于2001年，当年浙江义乌市大陈镇有13个外来工当选为镇人大代表。到了2007和2008年前后，一批农民工先后当选为市省全国等层级的人大代表，形成了参政议政的第一波。2010年，选举法修改，实现了城乡平权，尽管没有明确规定流动人口的选举，但是中央政府还是乐见其成的，而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对流动人口的选举权作了明确规定。
近十年和二十年的时间，让我们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政治经验，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胡温新政，因为他们为底层农民工打开了一扇门。但是，如果要分析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不足，那么，主要就是政府的过度主导与控制，过于小心谨慎。
第一，目前所谓的选举，并不是普选意义上的，与其说是一种选举，还不如说是一种选拔。例如，有的省人大代表，居然是一个扫大街的保洁员。一个保洁员，当然有选举权利，但他是否有能力来代表呢。他会搞公关吗，擅长外交吗，会写议案吗，会演讲吗，会辩论吗？如果不会，让他去干什么，难道人民大会堂里的卫生不干净了，让他去打扫一下？
第二，目前的政治参与，带有女性主义特点。也就是说，在一个政治系统、政治地理当中，往往最大的、最早的机会、荣誉，往往先给女孩子。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以全国人大代表而论，上海是朱雪芹、广东的胡小燕、浙江的杨晓霞，都是女孩子。说实在的，打工妹的确比打工仔更不容易，吃了更多的苦。但是，官方之所以选择她们，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吃了更多的苦，而是因为她们更听话，更好控制。
参政议政的大门已经打开了，但是，还有一扇门始终是封闭的，还必须打开，这就是说：要开放政府的公务员岗位。现在，我们经常讲要做好公共服务，向农民工群体提供公共产品。我们知道，政府的公共职能，既体现在输出系统，也体现在输入系统，如果政府的公职岗位没有来自农民工群体的人事输入，那么，所有的输出，也就所谓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就不可能是公平的，而只可能是小恩小惠，或者是皇恩浩荡。
最近一两年以来，我一直非常关注美国的华人参政问题，例如旧金山的市长李孟贤、奥克兰市市长关丽珍，以及最近要到中国来的骆家辉，都是华人。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内心总是很激动，因为我知道从1840年开始，中国的农民到了美国、欧洲这些国家之后，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所以，我今天为华人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据说，骆家辉本人可能会对中国较为强硬，但这是国家利益的立场，如果站在华人、农民工这个立场，我还是非常欢迎和敬重他的。
骆家辉、关丽珍当选之后，都说了一句话，他们的家，距离州市政府所在地不过一两公里，但他们的家族却用了100多年的时间，才走完了这一条路。
现在，我们再返观国内，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请注意，因为时代进程的关系，这个30年，同华人到美国去的100多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值的。一两亿的农民工，在自己的国家，在第二故乡，在城市，已工作生活了30多年了，而且，农民工当中已经实现了代际更替，第一代已退出，目前以第二代为主，第三代90后也登场了，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二故乡不要说当政府官员，当个小科员也不行。
1960年代，美国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曾经预言：不用40年时间，美国将会产生一个黑人总统。金博士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奥巴马已经出生了；中国华工的后代们，如关丽珍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从事民权活动，李孟贤在加州大学法学院当学生会主席；骆家辉也考进了耶鲁大学，几年之后，他大学毕业，当上华盛顿州金县的检查官。
今天，我们并不梦想从底层农民工中间产生一个奥巴马，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底层社会不可能产生奥巴马，只可能产生刘邦、朱元璋、洪秀全。但是，我有一个预言，我有一个希望，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中国的流动人口、农民工中间，会出现一个李孟贤、一个关丽珍、一个骆家辉。
作者简介：王辉，男，安徽省安庆人，1994年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期间通过自学获得大学文凭。现居浙江余姚，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本文系作者于2011年7月2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举办的“中国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研讨会”上的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