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注：本文系《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的后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一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
1994年8月2日，时年十七虚岁的我，离开家乡走上打工之路，先到苏南常熟而后到浙江宁波余姚，至今整整二十年了。
在涉世之初的少年时代，我做的是油漆匠，做了整整八年。
八年后，2002年9月9日，我进入浙江余姚市小路下村工作，这是我今生的第一个荣耀。时年我25虚岁、23周岁，大约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年纪。
尼采——我喜欢的哲学家——呼唤的超人，是“一个伟大的蔑视者”。
鲁迅先生说，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
我呢，曾几何时，也很瞧不起身边的打工者。记得1996年下半年，我和两个打工妹在一起做工，最初三个月时间里我都不理睬她们，懒得同她们说话。直到后来我才转变了态度，因为她们每天和我一样从事辛苦肮脏的工作，而且一个下半年时间她们只花十块钱——其用途是来例假的时候买点卫生巾什么的。
走进小路下以后，我的生存环境好了很多，白天可以穿干净的衣服，晚上可以躺在床上——而不是趴在地铺上看书。
这时，我猛然发现，我曾经蔑视的、愤恨的、瞧不起的农民、打工群体、流动人口——他们仍然衣着褴褛、收入低微、工作卑微——导致其恶劣之现状、悲惨之命运的原因，固然有所谓“素质低”、“国民性”之类的道德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体制。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提出“相对剥夺感”的概念，认为一些底层精英进入主流社会后会更加感到不公平（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我认为所言甚是。反正从这时候起，我不再蔑视他们了，相反，我开始为他们的命运而忧虑，而同情，而愤怒。我在报纸上一旦发现相关的报道便会剪下来，在我目前搜集的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研究文献中这些是最早的，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便是所谓的“文献研究法”。
在九十年代，我的思想是广泛而又玄虚的，除了哲学问题、人性问题、爱情问题之外，我还非常关注国家大事和国际大事，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但2002年之后，我的思维开始聚敛，我最关注的问题只剩下了一个，哲学也罢，人性也罢，爱情也罢，自由民主平等也罢，国内国际大事也罢，都从进城农民身上来思索，都从流动群体身上来审视。
梁漱溟先生认为，他不是什么学者或者思想家，而是一个问题中人。
岂仅是梁先生，我亦然耳。
我之所以关注农民工，研究流动人口问题，说到底，在于我本身就是一个流动人口，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者。由于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自己的命运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所束缚，所以我必须去思考、去研究、去解决。
二
我真正想到要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流动人口问题，始于2004年。
这一年8月，我接待了一些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学生。我同他们在小路下朝夕相处了一个星期。他们都是北大的，科班生；而我是浙江大学的，自考生；他们学的是政治学，而我学的是文学。
我们各有千秋，他们不如我的，是经历和才华。我不如他们的，是学问，确切地说，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学习方法。
但我们彼此相惜，因为青春，因为理想。
在2004，涉世十年之际，27岁的我，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
我开始获取荣誉，先是获得“余姚市首届十佳外来务工者”称号，此后又当上“余姚市十大优秀青年”。我频频出现在余姚宁波浙江的报纸和电视上，老家安徽的省报和安庆的市报也报道了我的先进事迹，中央媒体也准备采访我。余姚一位市领导给我写批示，宁波一位领导打电话让下属“把王辉给找到”；还有一位市委官员甚至在晚上跑到我的办公室说“王主任有空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后来则决定让我到他的部门“实习一段时间”。
一时之间，我开始暴得大名，成为媒体和地方官员所欣赏的典型。
如果体制健全一点，那么在这一年，我很有可能进入政府机关成为一个有编制的公务人员，至少混个“临聘人员”当当——有镇领导曾以此席相邀。
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做出另一个选择——这一年的11月，跑到一家餐饮企业当经理——并为此狠狠地、狠狠地摔了一个大跟头。
2005年4月，我又回到了小路下。如果不是小路下的“皇恩浩荡”，如果不是此前我在小路下做得非常出色，那么，我将无路可退，也许只好重操旧业，去做油漆匠了。
我有时候很敏感，可我的自尊心不强，也并不自卑。但这件事情，让我永远铭记。在此以前，每每碰到可喜可贺之事，我立即舞之蹈之，在此以后，我先要习惯性地痛苦一下，然后才能高兴起来。
这是我的耻辱，人生的第一个耻辱。
严格地讲，我的耻辱，我的失败，主要是客观环境所导致的。但是孔夫子说得好，君子反求诸己。我认为此番受辱，同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有关，此前十年——1994至2004，我的阅读与写作，主要是文学的，人文的。
中国的文化，自先秦以来便以人文为主导。中国的政治，有一个伟大的文官传统，即政府官僚都是经过诗词训练的文人，其中不少都是伟大杰出的诗人、画家、书法家。中国的皇帝君主亦是这样，例如乾隆皇帝就是一个诗人、书法家、收藏家，据说，他对西洋画也有浓郁的兴趣。试想，如果乾隆皇帝——像同时代的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一样——对于法学、数学、统计学有兴趣，那么，当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访华时，他也许不会完全拒绝建交通商的要求，因为后者所带来的西方知识正是大清王朝所缺少的。
到了五四时代，中国的现代启蒙尽管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但仍然还是以文学为主导，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都是文人，而不是社会科学家。
到了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的启蒙，依旧以文学为主。
众所周知，这两场伟大的启蒙都在狂飚激进中以悲剧拉下帷幕。何以至此？我认为，这同以文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同社会科学的缺席，有很大的关联。十八世纪的法国为何会发生大革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初的俄国为何会发生激进的政治运动，同这样的文化传统也有关，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都对此作过很好的研究，一个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中国学人傅铿——在其《知识人的黄昏》一书中——也对此作过很深入的反省。
2005年上半年，在反思之后，我向北大朋友提出：学习政治科学。我当然还在为“祖国”、“民主”“自由”“平等”等词汇而激动，但我准备用清晰的逻辑、理性的思维、严格的程序，去论证它们、分析它们，而不仅仅是用音乐、用诗歌、用口号来标榜。
当我决定学习政治学时，只有北大的一二知己知晓，我身边的其他人一概不知，我怕太多的人知道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干扰。尽管社会科学在九十年代已经在中国兴起，但这是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高校象牙塔内的大传统，在地方的知识氛围和小传统里，所谓“写作”、“才华”都是文学化的。中国各地县市都有一个官方性质的文联与作家协会，并且有着几十年的传统。但直到2010年，我所在的余姚市才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此举据称还是开创县市先河。
三
2005年上半年五六月份，北大朋友给我寄来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中国政府、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等一套政治学核心教材。
从这时起，我认真啃读这些教材。我的学习从文学化转向了学术化。我每年要看100多本书，但重点不再是诗歌、小说和散文，而是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屈原、李白、王维、杜甫、鲁迅、沈从文、老舍、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路遥、巴尔扎克、泰格尔、马克?吐温、契诃夫这些文学家渐渐淡出我的视线，亚里斯多德、洛克、马克思、韦伯、费正清、涂尔干、帕森斯、伊利亚德、伯尔曼、福柯、贝尔、阿尔蒙德、裴宜理、费孝通、萧公权、瞿同祖、余英时、钱穆、杜维明、徐勇、高华等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开始成为我敬仰的对象。
我开始广泛地搜集文献资料，且如愿购买了一两百本以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为对象的研究专著。
我的办公室订有四份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宁波日报、余姚日报，凡是关于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消息，我每天都剪下来。此外，每当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政府报告和学术论文，我会随时下载、打印，并保存到单独的文件夹。感谢网络时代，它最大程度地弥补了我没有机会去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的局限。
从2005到2008这四年间，我主要是看书，没有动笔做论文。2009年初，我从民政部网站看到有关农村社区课题的招标公告，便大着胆子，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3万多字的《新宁波人的社区参与》。这是我平生所做的第一篇论文。几个月后，我收到一份来自北京的特快，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荣誉证书，盖着民政部印章，上面的文字显示，我的论文获得了一等奖。
我平生第一次写论文就获了奖，而且是所谓的省部级课题奖，可谓不鸣不则已，一鸣惊人。
2009年，我完成第二篇论文——《小传统的冲突》。一年后，这篇论文在宁波市社会科学界首届学术年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是2010年5月到福建师范大学，所参加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与社会分层”学术研讨会。
福建之行后，我每年都要参加几次学术会议。我每次的学术报告，都能在会上引发共鸣，获得反响。不夸张地说，很多时候，我的确是“语惊四座”。
据说，学术界的最高认可，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对我来说，最在意的并不是发表——区区一张薄纸载不动许多愁。而参加会议，和十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教授、研究员坐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息息与共的学术气场，就能让生命与学术、知识与身体真正相融。
四
我之学习政治学，研究流动人口问题，还同我的人生理想有关。
吾乡安庆枞阳，乃桐城派故里，乡风历来崇文尚武。童年时代，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武林高手，学会一身绝技，行走江湖，除奸锄恶，打抱不平。
1994年初中毕业之际，极度痛苦的我，立誓要自学成才。此后，“功夫梦”渐行渐远，最终，我弃武从文——“彼以剑锋未竞之业，而今吾以笔锋竞之”。
当我立志自学成才之初，我的知识理想是当一名作家。从1994到2002这八年间，我大概读了500本文学书籍。到2004年，我加入了余姚市作家协会，又四年后加入了宁波市作家协会。但这时，我发现中国的文学界对于农民工问题非常冷漠。直到2007年前后，王十月和郑小琼才进入中国的文学主流——但他们是在打工文学的起源地广东珠三角，而我所在的浙江只到2010年或2014年前后才有两三个打工作家例如李明亮、陈向炜加入省作协和中国作协。
相反，从1990年代起，在社会科学界，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研究热点，这让我觉得，我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的方式进入中国的知识界。或者说，如果要和所谓的文人学者们能有一个共同话题，那么，其途径并不是文学，而是社会科学。
就这样，一个原本想当作家的人，却转行当上了学者。
就这样，一个骨子里的人文主义者，却离开了中国文坛，走进了中国的社会科学界。
五
1994年8月，我满腔热血走上打工之路。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还要用自己挣的钱来买书，实现自学成才的理想。
八年之后，当我走进小路下，令我心怡的，除了体面的工作，还有更好的学习环境。自此以后（特别是2005年以后），我既努力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与此同时，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投入到学习研究当中。每一个夜晚、每一个星期天、每一个午休时刻，我都没有浪费。在我的办公桌上随时堆放着各类书籍，在我的公文包里永远携带着书籍。我每天用于读书学习的时间不少于六七个小时，每天晚上拥书入眠。我在赛跑，与时间赛跑，以保证在2008年前后，我三十岁时，可以学有所成，成为一个有点学问的人。
我是性情中人，对酒是喜欢的，对烟则是拒绝的。到了2010年，当我的研究臻入化境，每天晚上对着电脑，便一边喝茶，并一根接一根抽烟。结果，从2012年8月起，我突然感到肠胃不适——此乃烟茶过度之故。接着，我白天则嗜睡，夜间则多梦——此乃用脑过度之故。
我于是惊觉，近自2005年起，远自1994年以来，前后凡十余年中、二十年之间，我居然从未在半夜12点之前入睡。我日间工作，夜间研究，每时每刻以180码的速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的大脑神经，在尽情感受“思维的乐趣”（王小波）之时，也终于逼近生理的极限——累了。
我年少轻狂，自命不凡，但我深知我并不是世上最聪明的人，我所可以自诩的是：在这人世间，我是一个最勤奋的人。
在小路下的十一年间，人们所看到的我，是一个辛勤能干的小吏、一个活跃的明星、一个热情的公共人物。但为世人所不知的，另一面的我，本质上是一个纯朴、平静、严谨、沉稳、勤奋的学者和思想者。
我之所以在小路下，在弼马温的位子上，一待就是十一年，完全是因为在这里我可以营建一个可以读书治学的环境，可以拥有一个学者、思想者、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生活方式。
六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做事情非常讲究计划性。犹如中国古人用九州这个概念来定位空间一样，我往往用一个非常严整的时间——三年、五年或者十年——来规划自己的人生理想。
所以，当我决定学习政治学之时，我将这个计划的时间限定于：2005至2008年。
然而，从2009年开始，我觉得自己只是学会了政治学，也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学生，还谈不上是所谓的学者（用文学界的话语来说就是，我这时的水平还只是一个作者，而不是一个作家）。于是，我决定延长自己的学术生涯，再用四年时间，好好做出10篇论文。
从1994年涉世以来，虽然一直在打工赚钱，但我的思想里面，情感里面，想得最多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赚钱，而是学习。
对于象牙塔内的学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做学问。
对于社会上的打工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赚钱。
可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却有两个：如何做学问，如何赚钱？这两者之间绝对不可偏废，却又无可妥协，难以兼容。
对此，我采取了一个变通的手段，那就是先做学问，后赚钱。我想趁着工作还算可以之时，暂时放弃金钱，集中精力做好学问。等到学有小成之后，再回过头来，亡羊补牢，去抓经济建设。
我如是选择并非只是基于心理因素，也是基于生理原因，因为我年近三十——一个记忆力开始下降的年龄段了。再说，搞文学艺术，是要靠天赋的，沈从文、莫言小学未毕业，亦可成为大师。黄公望五十岁后方始学画，并有《富春山居图》传世。但做学问是靠一点一滴积累的，不要说一个小学生如沈从文、莫言者，也不要说初中毕业如我者，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在三十岁之前没有经过扎实的学术训练、广博深厚的文献研读，却想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只怕是难于上青天了。
如是说来，我之学习政治学，实在是我人生的一个大决择、大战略、大冒险，我既豪情万丈，又惶恐不安，一者，我不知道自己真的能否学有所成；二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职场上毕竟有这个那个的问题，它们会随时冒出来，打乱我的研究——让我既赚不到钱，又做不成学问，荒废青春岁月。
2011年六七月份——做到第6篇论文之时，我的恐慌到了极点。是年7月，我到中国社科院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余姚、宁波和浙江的一些媒体获知消息后便纷至沓来，有一家媒体未经过我的同意硬是给我做了一整版的报道，说是“要树立一个榜样”。然而，我实在气得要死，更怕得要命，气的是担心学术界的朋友看到这个报道之后会笑掉大牙，怕的是由此引发的不测风云会打断我的研究。
到了2012年2月13日，周末的晚上，8点多一点，小路下村办公楼内已寂无一人，我打印出了一篇论文，用订书机订好，郑重地放在办公桌上。
这篇论文写的并不好，但这是我平生第十篇论文，标志着我提前大半年完成了研究计划。
所以，我双膝跪地，朝着自己的办公桌、电脑和论文，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从此，一切意外的干扰，都不用害怕了。
从此，书还是要读的，学问还是要做的，但我可以花点精力做一些其他的该做的事情了，例如赚钱，例如谈恋爱。
七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当我在学问上一步步走上巅峰之时，我的职业生涯却遇到了瓶颈，在经济上开始走下坡路。
2002年，我刚进小路下时，老家一村长捎话说：出手不可过于大方。
2003年，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在与我交谈时，突然提了一个让我一愣的问题：小王，你现在工资多少一个月？
2004年，我在宁波电台做节目，主持人私下交谈时提出忠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2005年，父亲在电话中警告说：你在经济上已是一个无产阶级。
2008年，一个长辈来看我后说：从现在起，你失去的，比得到的还要多了。
2010年，我的收入与2009年相比，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赌博，那么，曾经的十一年间，我赢得了学术，却输掉了物质和世俗的生活。
遥想当年，我青春年少，便脱颖而出，获得了一份貌似体面的工作，一时之间春风得意，陶醉于雄伟的办公楼、漂亮的办公室和上流阶层的交往之中。然而，凡一切相，皆为虚妄，在现实中我的收入很微薄。我做了十一年的村务工作，也吃了十一年的大锅饭，所获得的，除了满腹诗书，一大箱子荣誉证书，就别无长物了。凭借这些东西，不要说买房，连一部面包车也买不起。一度辉煌的我，不要说在“一等公民” 本地人面前，就是在外地人面前，也不能以成功人士自居了。
赵匡胤说：倘李煜以治词功夫治国事，又岂为吾擒也。
此言甚是，例如我吧，倘以治词功夫治国事——用做学问的时间来赚钱，那么，亦断然不会困窘至此，呜呼！
八
关于去年——刚刚过去的2013，我虚岁三十有六。
老话说“男怕三六九”，果不其然，我在这一年输得最惨痛，败得最可怜，陷入到有生以来最惊险、最困难的境地。
是年1月，我结束了一场浪漫而又荒唐的爱情。
到了5月，我目睹了一家知名企业的崩溃、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失败——从2012至2013年间我曾仰赞他的栽培与庇护。
11月，村委换届。在多年的基层生涯中，我一直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制人而不制于人，但村庄政治的险峻与复杂，绝不亚于老佛爷的宫廷。
圣经上说：人啊，你要自救！
在可怜的2013，我精神恍惚，又愈挫愈奋，自强不息。我跑到企业当兼职的培训老师，每堂课挣300块钱，并眼巴巴地等待一项为期三年的政策奖励的结余部分。
在艰难的2013，我仍然笔耕不辍，完成了三篇论文——关于邓小平、袁庚等人的研究。我是流着眼泪在做这些论文的，我明白改革的艰难困苦，又为这些改革家身上的勇气与智慧，而坚定了人生的理想。
在惊险的2013，我继续阅读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北京爱情故事》等励志片，和俞敏洪、马云、李书福的演讲。
在迷惘的2013，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给了我最大的激励，是他们让我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穷途末路之时，又柳暗花明，看到了另一种人生的选择。
终于，到了12月，在一个图穷匕首见的午后，一场灰飞烟灭的谈笑之间，我作出了一个人生的决定：辞职。
九
2014年2月，春节尚未结束，我正式到一家企业就职，首先任总经理助理，三个月后升任为行政副总 。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一度执着的政治人却转型成为一个经济人，一个长期不伦不类的“王主任”却变成一个名至实归、收入还算体面的 “王副总”。
然而，这一切之于我，虽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
早在2005年，一家地方知名企业的老总就邀请我到他的企业任职——我当时拒绝了，因为我已决定要研究政治学。
此后，又有几家企业三顾茅庐，也一概坚辞不就。
到了2008年，大哥——我现在所服务的企业——公司的董事长，也非常诚垦地找到了我，邀请我加盟他的团队，这时，他的企业将要上市。
这时，大哥才32周岁，我才30周岁，都很年轻，已相交数年，彼此惺惺相惜，以兄弟相称。
我非常明白，到他的企业之后我将要获得什么，不到他的企业我将失去什么——因为从这一年起我的职业开始走下坡路， 将“为吾所擒也”。
但我还是忍痛谢绝了，理由当然很多，也冠名堂皇，但最大的理由——为了学术之故，却没有说出来。
我觉得自己闭关修练多年，到了最后关头决不能分心，否则前功尽弃。事实也证明如果没有此后几年的深入研究，我很难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最多只是一个半调子。
我知道我的学习与研究，将会导致职业的下滑，导致收入的减少，导致失败与困苦，但是，学术者，经国之大业，天下之公器也，如果我的学习与研究，能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改变流动群体的现状，增进人类的知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所贡献，那么，所谓的贫穷、困苦与失败，于我而言，皆不可畏，皆不足惜。
十
今年，2014，我没有写东西，也没有做论文。
一者，早在2012年的那个春夜，我就认为我的学术研究应当告一个段落了。
再者，在商言商，我要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企业管理上，“以治词工夫治国事”。感谢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让所谓治国平天下的文人抱负，既可诉诸庙堂之高，亦可在处江湖之远的企业平台上一一施展。
但是，我并没有弃绝学术。阅读，仍是我每天必修的功课，是我最主要的休息方式。虽工作繁忙，但我读书治学的用功程度仍一如当年，副总也罢、为稻梁谋的村务小吏也罢、默默无闻的油漆匠也罢，职业身份的转换并不能改变我的书生本色。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中国的王石、俞敏洪、冯仑，这些企业家既事功赫赫，又著作等身。在商业上，我今生很难望其项背，但在学业上我敢自诩与他们会在于伯仲之间。
今年7月，我当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研究所迁移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8月15日，我应邀赴京，再到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第一次是2011年7月——出席了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
我今年虚岁三十有七、周岁三十有五，自1994年出道以来，已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前，我只一个普通的打工仔，而今是一家企业的高管，可谓事业有成。二十年前，我不过是一个初中毕业生，而今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可谓学业有成。
人生得意，不过如此。
十一
如果有来生，我会选择这样度过：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读研考博，然后栖身大学，当教授，做研究员，终日与书为伍，只做与学问相关的事，除此之外，不知秦汉，无论魏晋。
然而在今生，我的命运是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先是当了八年的油漆匠，然后做了十一年的村务小吏，如今又进入公司治企经商。现实决定了，我的人生哲学必须是“知行合一”，而无法纯粹地“为学术而学术”。
近几年，随着与学术界接触的深入，我发现学者们一边抱怨行政的干扰，一边拼命地挣课题费、评职称。我于是发现，我的存在方式更符合“学在民间”的本义，更能保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正是体制内学者所艳羡的。
我之所谓的“学在民间”，决不仅仅限于大学摆脱行政的干涉。我完全赞同，学术之昌荣必须依赖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建制，但是任何建制——无论是国家力量还是社会力量——都是有缺陷的，伟大如胡适在1950年代也只能屈居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博学如黄仁宇先生也居然因为无新著问世而曾被美国大学解职。可见所谓体制，无论国家的，还是社会的，都一样免不了荒唐。
路德说：因信称义。六祖慧能说：佛乃无师之智。
我则认为，体制化的大学之于学问的重要性，一如寺庙和教堂之于宗教，然而比大学体制更重要的，还是存在于个人内心中对于知识的信仰。如是，当学术的殿堂因灾难而倾颓，当经典的书籍毁于野蛮的硝烟，当大师的生命因苍老而远逝，而民间顽童、村妇野夫、引车卖浆者流，却能成为文化家园的守望人，知识象牙塔的保护神。
返观当今中国，大学往往与京城都会合为一体，学者们身处庙堂之高，所得到的好处固然很多，但作为一个学者所应该得到的礼遇与尊重还远远不够。君不见近些年间，一边是大学扩招，一边是三五年便暴发一波“读书无用论”的舆论，民众百姓对于中小学老师——多希望子女有个类似的编制——往往亲近有加，对大学学者则敬而远之。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民营企业家们的座上宾往往是官员，而非学者教授，“刘项原来不读书”呀。由是可见，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基本做到了经济上的“富在民间”，政治上的“权在民间”亦正在努力进步之中，但比“富在民间”、“权在民间”更加重要的“学在民间”尚原地踏步。
好几年前，我跟一个大学的领导说过，我有点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生性顽劣，要大闹天宫，但孙悟空有两个优点：一是爱学习——做猴子大王时偶然听说了远方有高人便离开花果山去求师问道；二是尊重老师，他对唐僧的尊重，一如颜回、子贡、曾点之于孔子。
今年8月1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客座研究员的聘任仪式上，我说：
二十年前，我十有五而志于学，然而，当初的动机中，包括了许多学术以外的东西，例如金钱、名气、爱情等等。现在，我觉得，上述种种——包括所谓的作家、教授、博士、研究员等名义，有则固然好，无则也不强求。
所以，如果有人说，王辉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一个尊重学问的人，我便觉得，这是对我最高的称赞，最真诚的理解。
所以，生性好名的我，想在这方面获得更多的称赞，更多的理解。换言之，我希望，当代中国有更多像我一样的人，在沉迷权力与金钱之外，还能对知识学问，有所追求，有所尊重。
所以，1994年，具有天赋的我，读完了初中便离开校园，一边打工，一边治学。
二十年前，我认为，这是我的命运。
二十年后，我认为，我把命运变成了使命。
2014年中秋节完稿于 浙江余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