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北京西郊万寿路开了一家小饭馆，起了一个古怪的名字，名叫“聚义亭”。很显然，它是在模仿水泊梁山的聚义厅。这不仅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涌入繁华的、对他们说来十分陌生的大城市的困惑，以及他们对联合起来共同与命运抗争的渴望；而且也说明了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外地青年人没有新的思想意识与合乎现代社会运作方式的手段，用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只能模仿作为游民意识载体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旧小说中所宣扬的义与义气，把它当作团结与自己命运相同人的手段。而所谓的义与义气，只与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是极其盲目的。它不仅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而且，对个人来说也并非福音，甚至会把他们引上歧途。鲁迅曾用“水浒气”与“三国气”描绘社会还普遍存在的游民习气，这是令他极其厌恶的。社会之所以有此二“气”，是与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

通俗文艺作品除了某些为特定的政治或宗教服务的以外，大多是商业性质的。通俗白话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宋代城市的畸形繁荣分不开的。城市形制的变化，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居民增多（宋代十万人口以上城市有45个之多），社会相对安定，谋生较易，这些都使人们对于娱乐的要求十分迫切。于是，游民知识分子便多了一条求生之路，他们充当说书艺人、书会才人，创作与表演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作为作者与表演者的江湖人，不能不把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他们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反映到其创作与演出中去，而听众和观众中也有不少是城市游民，通俗文艺的创作者与表演者必然有意识地去迎和这类听众和观众的趣味与爱好。因此，当时必有相当数量的通俗作品是描写游民生活和反映游民意识与情绪的。

宋代的话本流传下来的不多，可是元明两代许多通俗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唱本、戏曲）是宋代作品的改写和发展，从中我们看到一些是描写游民冒险生涯和发迹过程的。如《五代史平话》中关于刘知远、李三娘、郭威的故事；《杨温拦路虎》中所写的绿林英雄的故事都是证据；但最典型的还是“水浒”和“三国”的故事。水浒中的许多英雄是游民出身，如武松、李逵、鲁智深、时迁；有些不是游民出身，但在故事的发展中也变成了游民，如宋江、林冲、史进等。“三国”原是帝王将相活动的空间，可是这些帝王将相——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的故事，经过江湖艺人的加工改造也都游民化了。我们从《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三国故事来看，作者往往借历史写自己的生活道路。《三国志平话》把刘关张写成与自己类似的一伙（这与刘备曾织席贩履、关羽曾经“亡命”有关）。他们的经历、立身行事乃至说话的声口皆似游民。如张飞怒打督邮100棒，督邮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把脚吊在门楼的四角上，然后刘关张三人到太行山落草去了。《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写刘关张桃园结义之后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也就是造反打天下）。刘备对关羽、张飞说：你们二人有妻小，“恐有回心”，让他们杀掉全家。关羽、张飞欲自杀其家小而不忍，于是两人相约定互杀其家。张飞跑到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了关家大小18口，只是因为不忍心才放走关羽已经怀了孕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了关索，成为盖世英雄。自然关羽也杀了张飞的一家。这个故事在今人看来既残忍又古怪，但它确实反映了亡命中的游民们在铤而走险以求一逞之前的心态。李自成数度被困，当他突围之前也要把老营中的妇女、儿童足以成为累赘者杀干净，直到清末民初一些地区的土匪举事还有这种风俗。这与主流意识形态中所倡导的，在危难之时“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是大不相同的。

元明之际形成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虽然经过文人的修订加工，但由于罗贯中、施耐庵也是浪迹江湖、溷迹下层社会的文士，又处于社会动荡与改朝换代之际，对这两个传统故事中所讲述的游民生活及其中蕴涵的游民情绪和所表达的游民意识必然十分理解，并产生共鸣。因而游民意识在这两部书中有系统的反映，使之成为游民意识的载体。这两部书中所反映的思想情绪与文人士大夫是有着明显区别的。文人士大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意识的，儒家主张“君子群而不党”，主张“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的。可是《水浒传》中却呈现出强烈的帮派意识，其倾向极其鲜明，这种倾向甚至影响到他们正确判断极简单的是非曲直。游民的无是非观就是这样形成的。它表现在一切以自己的帮派的利益为标准。《水浒传》中写了许多干剪径打劫、杀人放火勾当的绿林豪强，但书中只肯定与梁山有关的诸山头的人们；对于其他山头的，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王庆、田虎、方腊等却持否定态度，其原因在于他们不与梁山属于一个帮派系统。《水浒传》前七十回处处以梁山聚义为正义的坐标，以对未来的梁山天罡、地煞的态度为依归，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几十年来评论界解释梁山聚义的原因多用“逼上梁山”来概括，意为江湖好汉上梁山是封建统治者逼迫、压迫的结果。这当然是许多好汉所走的道路，但也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上梁山是被梁山好汉逼的，如秦明、朱仝、卢俊义等。为了“请”这些人上山，梁山好汉设计之奸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统治者。秦明、卢俊义所遭受的苦难决不亚于林冲、武松。对此，作者赤裸裸写来，不加掩饰，也毫不以为非，视为当然；而且秦明、卢俊义等上梁山后对梁山头领们设计的使他们倾家荡产的阴谋也毫无反感，似乎只要归顺了梁山这个帮派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所谓的“聚义”。这种缺少是非的观念，是文人士大夫很难接受的。

义气是义的俗名。义大约是中国古代伦理概念中最具歧义的。它作为伦理概念大约出现在春秋之末、战国初。《论语》中就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见利思义”的训条。墨子、孟子之时把它正式作为伦理学范畴使用。义可以解释为“宜”。宜为适宜、应该。那么什么是适宜或应该呢？不同阶层和经历的人们会对它做出不同的解释。儒家把它与仁爱、忠恕、中庸之道和克己复礼、推行仁政的社会主张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强调义利之辨和“明于义不计其利”；而墨子则把义利打成一片，强调义就是利。游民生活在社会底层，在肚子尚不能填饱、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在设计建构自己的伦理范畴时怎么能舍弃利害而不讲求呢？因此，他们在谈到义或义气时主要是讲对自己有利。这在《水浒传》中也有充分的表现。作者在书中谈到义时简单明了，讲义气就是要提供金钱或物质上的帮助。“仗义”就要“疏财”。宋江的绰号有两个，一是及时雨，这是指对他人在物质上的帮助，这正是对他另一绰号呼保义的解释。梁山上的英雄都是慷慨大方、不吝惜金钱的。最以义气闻名的宋江，走到哪里，钱就撒到哪里，仿佛是赵公元帅。“仗义”帮助的不是一般平民，而是可能与自己结成群体的游民。书中赞颂宋江、晁盖、柴进等人的“仗义疏财”，是指他们肯于救助“江湖上的好汉”。至于鲁达救金翠莲、宋江资助唐牛儿的本钱、给卖药汤的王公点帮助，是被视为自上而下的施舍。这是单方面的，至于讲义气则是双向的、是有来有往的。宋江“耽血海似的干系”为晁盖等人通风报信，不是出自什么共同的政治倾向，而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笔“投资”；晁盖、吴用等人也完全理解这一点，当他们在梁山立稳脚跟之后，马上想到“早晚将些金银，可使人亲到郓城走一遭”，以为回报。可见义气是游民们联系同伙、增加游民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对抗社会的道德观念。因此，游民无论是结拜还是建立秘密组织都要“义字当先”。倡导“聚义”对于社会的稳定来说是个危险的信号，可惜现在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有的作家学者还在通过不同形式歌颂义与义气。

注重眼前利益是游民的重要特征。他们长期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追求财货、垂涎金银财宝似乎是他们本能的追求，而且毫不加以掩饰。这与士大夫意识是根本不同的。不能说文人士大夫没有这方面的追求，但至少他们不会在口头上表达出来。即使贪鄙如西晋的王衍也都会装出口不言钱、手不摸钱的样子。《水浒传》中的好汉们上梁山的目的就是要“论秤分金银，整套穿衣服”的。他们相信金钱的力量可以无坚不摧。晁盖、吴用等人都是抱着“献金银”的入股思想去敲击梁山大门的。像鲁智深那样的顶天立地的汉子，竟在朋友主持的桃花山上背着主人把“金银酒器都踏扁了，拴在包裹胸前的度牒袋内”偷偷拿走，真是令人不可思议。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中可以举出许多。其他如赤裸裸地宣扬野蛮残酷，例如武松杀嫂、血溅鸳鸯楼、李逵闹江州、李逵杀朱全哄的知府的可爱的孩子、宋江杀黄文炳、杨雄杀潘巧云等事例，令今世读者惨不忍睹，而《水浒传》的作者却津津乐道，毫不以为非。这些也是文人士大夫们很难认同的。特别是对于女人，《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反映的观念极其落后。只有泯灭了男女差别的、比男人还男人的女人才受到他们肯定，在梁山上才有座位。如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等，至于那些还有女性特征的如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都是浪荡的淫妇，没有一个好东西，必须凌迟而后快；《三国志演义》刘备把“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挂在口头，兄弟不能丢，衣服可以随时更换（如同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黑社会老大所说的“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一样），猎户刘安杀妻用其肉为落难的刘备烹制肴馔也受到作者的表扬。封建社会虽然歧视妇女，但也没有把问题推到如此极端，这恐怕在世界各种文化体系中也不多见。这些粗俗的思想情绪和意识形态，在中国民间有着广泛的市场，在游民泛滥的时期，它的负面作用更是不可低估，清除它们是文化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在《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至今仍有广泛影响的作品中是渗透着游民文化、游民意识的。因为这些仍属于封建文化体系，所以王蒙称之为“前现代”的（见《读书》杂志1994年所发表的《〈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其实，鲁迅先生也早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形象地称之为“水浒气”、“三国气”（见《叶紫作〈丰收〉序》）。他说：“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因此，我看到今日在新的传媒手段中制造出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火爆”，不由得为之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