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到家中长谈
一九八五年后，我虽然不在职了，仍然关心风云变化，耀邦的处境是大体知道的。每年一次的中央全会上我还发发言，有时还说得比较尖锐。后来在中顾委每周一次的支部会上，发言也不大有顾忌，该讲的还是讲，胡乔木的问题我就谈过。一九八六年北戴河会议后，关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听到一些传闻。年尾的顾委支部会上，就有对耀邦说长道短乃至攻击的言辞了，如“搞青红帮”之类（用青年团干部和红卫兵）。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会”之变，我并不感到意外。
翻一九八七年一月份的日记，按时序，有以下可录之事：
元旦。于光远电话：被点名批评，批他的“大公有私”，“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拟申诉，怎能同“全盘西化”联得起来？
二日，有人告知，凌晨两点，长安大街由西向东，有几百人游行，高呼“自由万岁”，“严惩凶手，爱国无罪”。当是昨日天安门事余波。同黎澍、秦川通电话：必须疏导，不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李普来，同去黎澍家，漫谈形势，不胜感叹：苏联文教科技一直未受大的干扰，知识分子待遇一直拉开，因此基础比我们好得多。
三日。项南来，再谈假药事经过。他已见过耀邦，耀邦说，他在福建工作已全面肯定，并说谁无过失，自己过失过多些，还谈到自己日子难过得多。
下午，顾委传达十二月三十日小平约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六人的谈话文件，颇似当年“夏季形势”：当前学生闹事乃几年反对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所至，否定“清污”过头。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应予开除，过去软弱。关于王若望，上海有关开除和保护两说，中央也有保护层。波兰教训，专政必要。上天安门，有多少抓多少。巩固文艺宣传阵地。整肃要开个名单，但不急于处理。
四日。传言颇多：紫阳转总书记，耀邦到顾委等。陈云说赞成开放，但基建不能过大，要个笼子。计委很难改老一套作风。
五日。上午顾委支部会，调门都高，黄火青几乎点了耀邦的名。说小平是舵手。有人指责陆定一和于光远。倒是提出物价问题，关系千家万户也。下午到医院，向黄克诚遗体告别。
六日。高扬说：由来已久，几年矛盾；少开常委会，书记处专断；专职书记分开开会，不合党章。嘱我不要发表意见。
七日。黎澍电话：他的邻居自天津回，学生卧轨，要求中有物价问题。下午参加黄克诚追悼会，不见耀邦。
八日。秦川告知，王鹤寿通知钱李仁：方励之、刘宾雁开除党籍。钱问是否符合党章？答符合。
九日。到人大小礼堂，参加“华夏研究院”成立大会，颇为隆重，避免讲话。遇胡绩伟、于光远、苏绍智等。说点了一串名字，王震还点了巴金。
十二日。上午参加顾委一支部会，揭批耀邦了。多人发言讲具体人事。最激烈者说：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要当军委主席；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后台；同中曾根打得火热；擅自批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等等。上面定的，似乎要人人表态。
十四日。续开支部会。曾志大姐也说了一篇，但最后讲了公道话：还得全面看，三中全会后做了许多好事。大家最后意见是：小平决不能下。黎澍夫妇、李普、秦川来，都有忧虑，要注意国外反应。
十五日。得到电话：耀邦停职检查；检查好了，可保留政治局委员。
十六日。电视新闻，耀邦下台，保留常委。多日来的不安，告一段落。来日方长也。有人谈感受，匈牙利改革曾停滞十年，但原我们不步后尘。厂长制贯彻甚难；企业都有潜力；都知道作为生产力发展，私有制不可避免。
二十一日的日记中，有，《丁卯年初有感》一首七绝，是赠耀邦的。（此诗刊于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龙胆紫集》新编本中，题目为；《丁卯岁首赠人》）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的日记：
晚上延滨、元元夫妇来，告耀邦最近一些言谈和他们听到的传说：
小平处打来几次电话，大概是十二月三十日才去了一次，只是打桥牌，什么也没谈。邓家后来又约去，以身体不好，谢绝了。自己也没想好今后做点什么（秦川曾劝他写回忆录）。现在就是参加政治局会议，读书学习，思考问题，情绪尚好。“陈云说我不懂经济。其实他们还是过去老一套。”总以善意看人、待人，不知人心之诈，去年初下台时才有醒悟。关于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的问题，是很后悔的，小平问到时，没有讲清楚三人情况，没能正式进言，只说不理会好了（以到致后来挽回不了）。
看来耀邦对自己大小遭忌之处尚未沉思，也没有一个得力的左右做帮手。延滨听说，王震向人诉冤，他并没有想整耀邦。另一位有关老人表示，没有想到耀邦事惹得人们意见如此之多，说，“我也是被授意的”；于是要儿女们自己奋斗，不能靠老子。
延滨还告诉我，耀邦很想同我谈一次。
一月十日，元元来电话，耀邦约我星期四下午到他家去。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延滨下午来，同我一起到耀邦家。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刚一走进客厅，耀邦张开右手对我说：欢迎你，你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有正义感，犟脾气。从下午两点四十分谈到八点二十分。留我吃晚饭，是同家人分开单吃的。
我的一九八八年的日记本最后几页，记下了耀邦谈话的要点。原来心得较乱，是凭记忆记的，现在大体按内容作了调整（括弧中是笔者按语）。
（一九八七年一月这样的“生活会”）这是完全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生活会”上）薄一波的开场白是很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谈谈，相互之间有什么意见，从耀邦开始。第一个放炮的是余秋里。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没有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职呈了。
（就是这次“生活会”也是专门布置的。习仲勋先不知道，一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就大发脾气：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一九八六年十月开始，中央有一个由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伍修权、高扬等组成的七人小组，分头找有关人征求十三大中央人事如何安排，尤其征求对耀邦的意见。周惠同我谈过这个情况。此事耀邦全不知道。）他们远到各省收集资料，并没有收获。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讲了点过头话。生平不背后议论人，否则会更不得了。下来后，通看了自己在这七八年中的全部讲话、谈话和文章，都是已经印出来的，好几百万字。看了三个月，问心无愧（这同我们的看法一致，代表了三中会后的正确路线，都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安危、如何健康发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此我们这批同耀邦有交往和熟知其人的朋友，都谈到他不应当辞职，也不应当做这种检讨）。
检讨中自己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下来后，尊重新的领导（没讲服从），维护党团结。我只要求安度晚年。
（由于这样一种心态，听说耀邦在会上被迫做了检查之后，离开会场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不是因受大委屈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在这种场合。耀邦是红小鬼出身，经过苏区肃反、长征、战争烽火。十年“文革”，受尽磨难，历次运动从不整人。三中全会后，以无私无畏、大智有勇的精神，开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道路。他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各种阻绕，终于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甚尤，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常委会很少开。（谈话时我问到，有意见分歧，为什么不开常委会呢？）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我一年去一次陈家（感到耀邦有许多难言苦衷，也不便深问下去）。小平耳朵软（指有时也听进去两个“左王”的一些话）。关于（全退、半退）下来事，是我同小平两个人私下谈的，交换意见的性质（据说邓后来问过万里：为什么让我下？万里：也许是失言。邓说不是，是要取而代之。由此可见，当年邓小平对胡耀邦误会之深。这太令人遗憾）！
大概是一九八0 年，同赵紫阳、姚依林、房维中到武汉，向邓汇报，谈五年计划的盘子，年增长速度百分四点五（这是当时定的）。邓以为这样翻两番困难，问定多少才能做到。三人都没答。我答百分之七点之四。邓又问，五十年翻两番，是什么速度？只有我能答出百分之二点五。平时这些数字都注意并记牢了的（曾听到陈周围的人说过，陈对耀邦两条大意见：不懂经济，用人不当。后来大家对耀邦的责难之一是搞高速度）。
（国务院）三十几个部汇报，是想让书记处的人熟悉经济情况。（我在电力部时，参加过这种汇报。耀邦问过，我们的电何时能赶上美国？我说：如按人均，永远赶不上。耀邦想快的心情可以理解。攻击他要搞“大跟进”，就太过分了。）后来觉得赵有意见，就停止了。选为总书记是几位老人商量结果。只有叶帅提过让华国锋再过度一下，看看再说，后来也同意了（在延安时，叶就很了解耀邦。三中全会后，叶对耀邦说：副主席你当一个。耀邦答：那怎么可以）。十二大的政治局、书记处名单是由几老商定的。
（我到组织部以后，接触一些人事，我这个过来人当然敏感到，陈同耀邦之间是存在某些矛盾的，知道陈对耀邦有大不满处。）一九八三年初常委会，陈云批评了我（搞乱经济）九条（当年耀邦到各地调查研究时，常讲小平的“翻两番”，邓力群就向陈云讲经济过热是耀邦造成的。其实一九八二年工业增长百分之七点七，计划却是百分之四）。小平不以为然。当时就说：至此为止。并疾言厉色地说：中央工作会议不要开（借着陈云的批评，胡乔木当即建议开省市委书记会议。邓力群会后即在他管辖的两个宣传口干部会议上传达陈云的批评。一时上下沸沸扬扬，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大事）。小平后来将胡乔木、邓力群找去质问：你们要干什么？（一九八七年的“生活会”上邓力群在发言中就此事作了点轻描淡写的检讨。）
在组织部工作任上时，要撤换张平化中宣部部长，曾经让我推荐过胡乔木（据家人和我熟悉的人反映，耀邦是一直尊重乔木的）。小平不同意，说无行政能力，是一支笔（邓早就说过胡乔木骨头软，固执等，这是传开了的）。一星期后，又两次问到，只好毛遂自荐当宣传部长后，先念曾经说过，威信不如组织部长时高。为《人民日报》事，沉住了气，总会有磕碰的（这是胡乔木、邓力群未能控制住的一个部门，逼得胡绩伟辞职后，除掉王若水，后又撤换秦川。不知耀邦是否感觉到，两个“左王”从党校组织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一直搞“清君侧”的活动）。
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似乎是一句总的评语）。一天几个条子，老打电话，不堪其扰。胡启立刚宣布为常务书记后，就遇到这种情况，诉过苦。小平也不堪其扰。一九八三年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诉着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我当时感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乔木反应过来后，又破涕为笑，谈别的了。以前乔木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思想很开阔，以后文章交我改，可以改得更好。纪念毛泽东诞辰的文章，我憋了一个星期写出来了（没有交乔木改），乔木自却不写。乔木还说，邓力群不会写文章（耀邦随即谈到这样一件事）。书记处会上讨论乔木儿子事件[5]时，邓力群第一个发言，赞成法办。
改革开放、安定团结自是重要，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是重要。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按：这是当年黄克诚建议的）；启立在山西讲话，这样两边都提到，这不能解决问题。（接着耀邦谈到三件事）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这样继续伤害知识分子（将不合已意的“眼中钉”，不实事求是，随意开除党籍），如何求得安定团结？学生总是比较激进的。从学生闹事的看法与处理方针的问题。这三件事实际是未了的。从历史责任，应当提出来，必须强调实事求是，这是根本之根本。还应当坚持这个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三件事尤其后一件，耀邦是有预见性的，是预言家）。
生平对两个人有亏心：一是苏进，宁都暴动后，长期被怀疑，一九四二年才入党。“文革”时八次受逼，要我交待苏的问题，只说有思想意识毛病。二是项南，一九五九年后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延安抢救运动时，在总政没打过一个特务。曾做过几次试验，找根本不会有问题的几个人，一审问一逼供，就都承认了。毛主席找去汇报时，讲出这个情况和对抢救的看法（当时毛还听到其他人的反映）。才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几条方针。
在延安时，同陶铸、王鹤寿关系好，曾被称为是“桃园三结义”（耀邦曾对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在“生活会”上被鹤寿揭发了，非常伤心）。
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不批蒋介石。大概是“大跃进”时，有次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见毛主席，张说：“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对总的形势很是忧虑。世风日下，人心涣散，物价指数居高不下，经济是最关紧要。党风不正，有些干部胡作非为，不讲真话，无维系中心，讲真话最重要。
下来后，小平多次让去打桥牌。十二月三十日去了，也没有谈什么。
（谈了谈自己一生）家乡成了红区。浏阳中学读了半年初中，同杨勇（表哥）同班。在湘赣边区，编儿童报，自刻蜡版。开始杀“AB团”，被怀疑。中央苏区来人，冯文彬把我（救了）带走了。一次听到顾作霖（团中央书记）同冯文彬谈，说我不像反革命。于是要求留在团中央工作。延安时，最初在“抗大”一大队当支部书记。一次开会发言，谈改进工作，定要深入群众。受到毛主席赞赏。提拔我当“抗大”政治部总支部书记。有人不同意。毛就让再提一级，当副主任。“抗大”办报，自己写文章。还请毛主席写，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五五年前，同毛主席有过七次谈话（于是谈到毛并其他一些人事，从略）。
江西时，任弼时并不赞成肃反，朱德也不赞成。毛多疑。延安写有十封信，说服弼时（关于清算“左”倾路线历史）。弼时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曾不同意“王明路线”的说法。
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中央，等等。我被派到沈阳去了解情况，只差二十亿斤粮，硬要三十亿斤，当时没有同意（按：黄火青在中顾委会上，对耀邦意见很大，讲的也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