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0年11月8日，本刊编委李普因病去世，特发此文悼念。

小我一岁的李普老友去世了！10月23日我和老伴到医院去看望前，才从女儿处得知，去年他就患了癌症，却没有住院治疗，真是伤感得很。我们七十多年的交情，尤其晚年的心心相印，在2006年为他的《自选集》写的序言“老来随心所欲之”中（此文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发表）有一些叙述。《自选集》尚未能出版，此序可作为沉痛悼念之文，望他在天安息。

今年5月，由香港出版的《李普自述——我是“特嫌”》中的“老朋友”文，记述了他同黎澍和我三人的交往：“我们三家来往密切，常常一起谈天，上下古今，放言无忌。我们都是湖南人，喜欢吃辣味。”他九十岁时，我又写了一首祝寿辞：“八十曾经献寿辞，担忧德赛不逢时。吾兄奋斗无穷已，九十随心所欲之。”我们之间晚年倾心吐肺的热乎，他关心我重于我关心他。2005年出版的《大哉李锐》一书（八十多位友人写的文章和诗联），就是由他参加组织并主编的。他写了序言，还写了两篇文章：“谈李锐——楚狂本色总依然”，“以看书闲情——品《庐山会议实录》。”

此外，关于我同前妻离异的前后情况，他还写过一篇二万多字的大文章：“两个相反的典型——谈李锐并范元甄”，这同他们夫妇两人都早就认识范有关。此文2001年在湖南《书屋》月刊发表，后收入《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书中（此书由李南央等编著）。文中开篇即说：“我认为这是思想改造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两个人各处一极。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延安开始的。可以说，范元甄在延安经过整风运动就改造好了，而且改造得出奇地好，出奇地彻底，因此，思想言行‘左’得出奇，越来越‘左’得不可思议。李锐恰恰相反，几十年间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没能改造他，批斗也罢，撤职也罢，开除党籍也罢，流放也罢，坐牢也罢，李锐还是李锐。他一生中越来越自觉地反‘左’，老来反‘左’更坚决、更积极。李锐回顾，说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他一生反‘左’的基础。范元甄总说李锐太‘右’，两人对比，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不过，我觉得这两顶帽子对他们两人都不适合。范元甄在延安的丑闻和以后的恶行，能说是‘左’吗？‘大跃进’时期李锐向毛泽东说真实情况、讲真话，能说是‘右’吗？所以，我想从思想改造这方面来说，范元甄是思想改造完全成功的典型；李锐恰恰相反，是思想改造彻底失败的典型。”

然后，此文就从议论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大搞思想改造起，写我个人在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历史关键时刻，种种抗拒性的表现和作为。因此，我觉得这篇大文章不仅是写一对夫妻从延安开始直到现在的个人情况，更是对这个国家可怕的几十年政治生活的回顾。于是我不揣冒昧，作了上述的介绍，说明老友李普是一个何等有胆有识值得学习的学者型好人。我也感到自慰的是，他发表这篇文章后的十年间，直到现在执笔，我没有辜负老友的厚望。我这几年来写的文章，去年结集在香港出版，书名《何时宪大开张》，这本书李普曾经过目。他在大文章的结尾曾这样抬举我：“李锐呢，他是个顶天立地的人，是个大写的人。1984年离休以来，凭着满腔浩然之气，他放胆写文章、作诗词、呼唤民主、呼唤科学、呼唤法治、呼唤市场经济，比他当官的时候影响更大。”我想把这段话一字不动，送给他本人。在《老来随心所欲之》文中，我写过这样的话：“李普近年常说，‘我逐渐信奉自由主义，积极维护人权。’‘崇奉民主自由，反对暴力。’”他的晚年真正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

前几天，钟叔河从长沙给我打电话说：“李普老去世了，我们非常痛心。我做了一副挽联告诉他的家人：‘记者平生真有格，书生意气自无伦’。”这也表明，李普虽然去世了，他仍然活在老中青三代友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