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写过《读牟宜之诗——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文，听说诗集很快售完。文中关于作者未能作详细介绍。现在清秋子为牟宜之作了传记，传名《国士》。牟宜之的儿子牟广丰又让我作序，虽然传记只是匆匆一读，但由于传记主人同自己有许多相似的经历，仍乐意为之。
何为“国士”？用太史公司马迁的话说：乃“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牟宜之长我八岁，但1925年读中学时就加入共青团。在上世纪前半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人群中，他有一种特殊的代表性，这同他的姨夫丁惟汾有很大关系。
丁惟汾与我的父亲同时代，同于1905年到日本留学时即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同时当选国会众议员。丁惟汾很受孙中山器重，曾多次委以重任，同盟会创建之初，便被推为山东省主盟人；民国初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山东省党部支部长；袁世凯称帝时，在山东起兵反袁；共谋北伐时，与廖仲恺并称为孙中山的“左右之臂”；1924年，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忠实执行孙中山发起的国共合作，与李大钊等密切往来；李大钊等不幸遇难时，丁因外出办事幸免于难；国民党执政时期，丁历任要职，但始终同中共保持友好关系。
牟宜之很幸运，有丁惟汾这样的一个好姨夫，才使他很年青时即沐浴大革命的雨露，转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1924年，为工作方便计，丁惟汾举家迁徙济南，牟宜之也就跟随到济南读书，与他同住一室的是丁惟汾的侄子丁君羊，曾任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君羊早年丧父，被丁惟汾收养，视如己出，从小就受辛亥革命影响，思想激进，喜读进步书籍，进而信仰共产主义。牟宜之就是在这位表兄的影响下，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飞跃，从而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且和党内的上层人士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叛变革命，镇压共产党后，山东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牟宜之由此失去组织关系。1932年，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中共日照中心县委组织日照暴动。为了搞到枪支弹药，牟宜之卖掉母亲陪嫁的三十亩地，购得枪弹，暴动失败后，牟宜之被通缉，只身逃到上海，躲进姨夫家中，转而留学日本。1935年回国后，经丁惟汾和邵力子的推荐，在南京的中央政治会议任外事组专门委员。据他生前的自述：“西安事变后我到南京游说各要人，力倡不要进攻西安，要和平解决，联共抗日。当蒙一班国民党元老所称许，对西安事变解决或有帮助。”不论作用大小，由于丁惟汾的关系，他在国民党中也有了不少人脉因缘，为他日后做敌后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牟宜之利用在南京的关系，筹款筹枪，在山东组织抗日武装。期间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过董必武，要求解决入党问题，被告知留在党外工作更有利。山东的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被枪毙后，牟宜之利用姨夫的关系获得乐陵县县长一职。在这个土匪武装林立的“三不管”县，他大显身手，一方面想方设法为中共的抗日部队提供帮助，另外一方面斡旋反共的土匪武装（打着抗日旗帜）共同抗日；同时组建了县公安大队维持治安，并同中共联手剿灭为祸百姓的土匪武装，其艰难复杂的程度可想而知，至今被乐陵老一辈人称之为“乐陵版的《三国演义》”、“乐陵版的《七侠五义》”。1938年，牟宜之终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不久，调任八路军挺进纵队秘书长，负责日常统战工作。后部队改编，出任泰山支队司令。他还化妆商人，不远万里，辗转敌后，到当时陪都重庆，协助周恩来做统战工作，还去延安会见毛泽东，作过长谈。然后再经西安、太行回冀鲁豫，曾同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会谈过，并用自己积蓄的几万元，解决八路军的衣物困难。回到山东后，担任过滨海区副参议长、沂蒙专区专员、115师参事室主任、山东军区新编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等职，曾策反多股敌伪军起义。抗战胜利后，在军调部执行处参与国共谈判。解放战争时期，调辽东军区，先后任秘书长、联络部长、敌工部长等职，曾策反国民党军184师起义，创建功勋。
1949年党执政之后，牟宜之先后在林业部、建设部任职，“职务越来越低”，逐渐被边缘化。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双跨”，同国民党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丁惟汾已辗转去了台湾，被划入国民党右派阵营；牟宜之的胞弟牟乃是蒋经国的下属，在台湾任国防部少将专员。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如在城市建设方面超前性规划，揭露政治骗子李万铭等，在当年是颇具影响的事件。
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牟宜之再也躲不过去了。以他的身世，他的秉性，不让他秉直劝谏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被“阳谋”圈住，应声倒地，从此打入另册。“文革”开始后，又被发配到黑龙江劳动改造，饱尝种种苦难，直到去世不得还乡。但“国家不幸诗家幸”，牟宜之后期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高峰，尤其是“文革”以后，直逼李杜，进入化境。我在为牟诗所作的序言中已加论述。牟宜之是东林后人，幼年由祖父教导，从《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开蒙，入私塾后，始读《四书》，读过的书，他全能背诵。据说，他识字之多，更是罕有人比，只要是《康熙字典》上有的字，全能认识，被人称为“活字典”。丁惟汾是著名的训诂学家，对这位外侄的才学很是欣赏，曾有心让其承继自己的衣钵，专心国学。由于自幼的修养，牟宜之的才学特别显现在他的诗人气质中，我写过这样的评语：“其艺术性、人民性、正义性品位极高”，很欣赏他诗中所表现出的浩然正气、壮志豪情、乐观豁达，特别是极具前瞻性的预言式宣判。这本传记的作者对牟诗的品评，主要是就其“同步批判”的勇气和预见性加以论述，我很是赞同。可以举几个例证：
青少年时期的感时愤世：“苍生何罪同遭劫？此意茫茫欲问天。”战乱年代对军阀的控诉：“兵连祸结灾不单，去年潼关又大战。”抗战时对侵略的谴责和对未来的向往：“夜宿荒郊闻鬼哭，阳光大道少人行。何年涤荡平胡虏，裁戢干戈不用兵。”“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舟遭踏践”，这是他早年的立志。沦为“贱民”后，他意念坚定，不改初衷：“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身世情怀谁能解，先忧后乐思范公”。“文革”期间，发配到边陲绝域，身心倍受摧残的同时，在坚强意志的支撑下，精神更得升华，思想更加深刻，人不堪其消瘦，诗陡增其壮美，其“同步批判”的力度日益增大，彰显出超常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如他在“冬日”所言：
索居白日且晦?，瀚海阑干百丈冰。
窗外时闻山魈语，林间常有木魅行。
静观绝域幽奇趣，厌作离歌哀怨声。
步上平沙一极目，天荒地老亦多情。
得知彭老总二次受辱，他感同身受，写下“闻彭大将军被辱有感”：
一生忧国复忧民，白发斑斑老谏臣。
安邦无畏平胡虏，济世有策犯龙鳞。
夙慕忠贞常自励，只缘同病更相亲。
苍狗白云任变幻，不愧东西南北人。
他对文革乱局的是非颠倒，豺狼当道，人心不古，世风险恶，抨击无已，诗句极多，如“新贵多显赫，贪佞塞庙堂。傍行狐与兔，共事豺与狼。常怀临渊意，小心辟祸殃”。“雪中送炭世罕有，井下投石所见频”。1971年林彪事发，特写下咏史诗三首，被学者赞为当年评议此事旧诗词中的“翘楚”。不仅道出“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的社会真情，还指出“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的历史宣判。传记作者为此评价传主的诗篇：“当年发出这种‘历史的先声’的人，不是尚存的民国名流，不是学者教授，不是作家艺术家，亦不是叛逆青年，而是一位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
牟宜之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我们自古“国士”传统道德文化的英魂。他的传记是值得传播的。
来源: 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