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区伯“嫖娼”门和毕福剑“辱毛”事件成为了中国社会舆论的两个漩涡焦点，它们虽然看似两个独立的公共事件，却共同展现了中国政治生态的基本面貌。透过两个事件的“进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初步结果”——区伯被湖南地方政法机构“构陷”的事实已经基本昭然若揭，但是被政府掌控的各大主流媒体大多继续闪烁其词、不置可否；面对广大民众要求“彻底查明真相”的强烈呼声，中央政府既未下发批示，责成湖南省相关部门立即办理，更未安排专案组前往当地认真“处理”此事；而CCTV则迅速对“老毕”进行了制裁，尽管还没有向社会宣布最终的“惩处”措施，但从一些官方报刊的评论当中已经可以初步判断其“后果很严重”！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看到政府公共安全部门“追查视频上传者”的报道，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得出如下的推论：这位被广大网民定性为“告密者”的朋友可以“高枕无忧”地继续从业了！
面对以上两个事件，我想问的是：区伯“嫖娼”的故事真相为何不能被相信披露？湖南“老板”设局，为何广东警方也要配合善后（带其旅游，逃避媒体追踪）？毕福剑虽然为公众人物，但他总得有自己的私人空间，那么，他的“辱毛”言论到底属于公共的还是私下的呢？如果仅仅是私下乱语，对他的处罚又是依据哪部法律或哪条党纪？更重要的是，私自将别人的私密言论发布到公共空间，是否涉及到“违法”的问题？这和香港当年的“艳照门”事件到底有何本质区别？我们的最高层领导人口口声声说要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可是为何至今还没有相关的法律专家对以上两件事情给出权威的法律解释？吊诡的是，当年韩德强教授在北京大街上对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动手”，至今也没听说受到什么“处分”，毕福剑却因为“几句话”就被立即处理了，其中的道理何在？两者最大的区别似乎是“前者捍卫而后者侮辱毛主席”！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江山是毛主席打下来的，吃他这碗饭，就不能对他有不忠不孝之举？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该明白一个道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政治本质上还是“文革中国”的延续，所发生的改变仅仅体现在的执政策略和统治技术上，而丝毫不涉及“进步与否”的问题。政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历史“真相”是政治进步的原始动力，若一个政权连最起码的事实“真相”都要去掩盖，只能说明它根本没有追求进步的任何诚意，不管它所列举的借口是“稳定压倒一切”，还是“治本必须先治标”。透过区伯和毕福剑两位当代中国公民的遭遇，我们应该毫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实际上还处于“前现代政治”的时期，执政当局基本上没有触动早已被历史证明为“野蛮”的传统政治制度。我曾经看到一位网友微博上有这样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1940、1950年代出生的这些中国人正是毛泽东统治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谓长在红旗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潜移默化中被注入了“文革”的文化血液，缺乏对现代政治规则和观念的深刻理解，因此它们注定难以完成中国政治转型的历史重任。就目前来看，此言可谓是切中时弊，早早地就点破了中国注定不可能避免的“时代”命运。
每当有人发出以上的“悲观”言论时，我总能发现另外一种声音的出现，他们认为，很多的历史困境都是积重难返，政治进步总要有个过程，当前中国正在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不就是最直接的证据吗？在我看来，所谓的“反腐败”绝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进步，中国历代帝王大多做过这件事，有的时候动静比现在还大，但它们都没有促成实质性的制度进步，甚至还带来了更高程度的专制集权，比如雍正皇帝时期的例子。南北朝时期宇文泰和苏绰关于“用贪官”的那段经典对话（可以网络查阅）其实也已经变相揭示出了“中国式反腐”的真谛所在！就目前的情势来看，这场反腐败运动的本质可以理解为“执政党内部（潜）规则的转变”，从政治连续性的角度来看，它确实对前任所定契约（闷声发大财、共赢通吃）构成了严重“破坏”；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游戏规则演绎到今天，已经确实难以为继，正如吴思先生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所说的：“一艘大船要沉了，为了有些活命，总得踹下去几个胖子”；此外，执政者内部的“党争”日益严峻化也继续借助“反腐”来重塑新的权力格局。即是说，这场反腐运动实属中国政治演变到特定阶段而被迫出台的“无奈之举”，而根本不是“还政于民”的一个步骤，区伯“嫖娼”和毕福剑“辱毛”两个事件的演变过程正是以上这种观点的最佳注释！
再看中国政府对当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认识和规划，主要领导人一方面说不要太在乎增长速度而应关注质量，另一方面又对正在放缓的经济增速忧心忡忡；一方面说房地产行业的调控要尊重市场规律，另一方面又不断出台各种“行政救助”措施；一方面强调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行政干预。这些相互矛盾的言行无不证明他们根本就没有应对当前中国复杂经济形势的“战略智慧”，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和规律缺少起码的“理性认知”。我认为，不管是“一路一带”战略，还是“督阵”东北经济，不管是房地产救市，还是“城市群”建设方案，不管是中西部大开发，还是各类经济试验区的行政规划，这其中都体现了中国执政当局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准计划经济”的状态，这些人根本就不想放弃事关自身根本利益的重大决策权，更不懂得市场经济体制的真髓在于“自发秩序”（哈耶克语），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广大民众的自主性、创新力和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而不是貌似强大的“行政”力量！我坚持认为，中国执政当局的经济思维若不能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就会继续存在，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就会不断被打击，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局面就不会得到改变，经济增长的“内需不足”问题就会长期延续，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不管修建多少公里的高铁，建设多少平米的楼房，规划多少面积的经济特区，都不可能最终化解这场已经“不远”的经济危机，不信，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由于我们的国家政府还是之前那个模样，政治运行的规则还是之前那个规则，这就必然导致中国民众的政治观念也会继续停留在太平军、义和团和红卫兵的原始层次之上，各种“毫无智商”的言论充斥于我们的社会舆论空间之中。比如，改革开放是中国政府自主做出的战略决策，对外招商引资政策是我们主动争取来的，与欧美国家做生意也是我们“自愿”的，购买美国债券更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但最后“吃亏”了，很多中国人就将之归结为美国的“阴谋”，不知道，这种思维逻辑是什么样的“神人”才能具备的？由此可见中国一些民众的思维方式是何等地愚蠢啊！朱学勤先生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曾经说到：“我们回到常识，用了几十年”，在我看来，这句似乎是说早了，因为目前的中国还有很多人的思想观念仍然还处于“文革时期”（茅于轼先生语），还没有真正具备一个现代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理性思维能力。当前那些容不得“说毛主席半句不好”的朋友们不就是如此吗？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朝鲜除外）都没有对自己的领导人包括开国领袖（如华盛顿）进行“神圣性”保护，为什么单单就“毛的屁股摸不得”？哪怕是在私人场合也不能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更何况，毛带给中国的历史遗产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争议，无数档案迟迟不被解密，其实也间接地证明了其中的“猫腻”，事实都不敢公开，却要制裁评价者，足见背后的“心虚”到了何种程度！
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利益诉求必然出现分化，而这种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必然呼唤“自由主义”，因为只有它才能够敦促大家平等地探讨和寻找相互间最大的“重叠”共识，而不至于依靠暴力来解决分歧，这一点早已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历程所证明。众所周知，当代世界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话题——程序之“正当”与道德之“善”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自由主义者给出的答案是：当我们暂时没办法对“何为善”达成共识的时候，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包容就变得十分重要，所以，程序正当性（具体表现为守住“法治”底线）就应成为基本的政治规则；这本是一个政治学常识，但在中国，这种观点却被当作需要重点防范的意识形态敌人！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观点：一个政府连“真相”都不敢面对，它还能弃恶从良？如果有人认为有这个可能，那我只好闭嘴！但我要补充一句——我们的“未来”还是交给历史去裁判和演绎出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