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和”的迷误
“共和”一词，已被错误应用了百年。
“共和”以及“共和国”一词是与外来语Republic的对译。Republic起源自拉丁文res publica，意思是“人民的公共事务”。Republic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它作为一种政体，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即政府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公益）而不能只为少数人或某些阶层的利益服务。然而民主的概念不是Republic暗含的，如公元前509年建立的罗马的Republic虽然名义上是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但这不包括没有公民权的奴隶，实际上只是为贵族服务，只有贵族才有参政的权力。近代的Republic才包含了全民宪政和主权在公民的系统民主内容。
但是，“共和”这个汉语词的出处在中国历史上则是明确而具体的，《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元前841年，西周厉王暴虐侈傲，失政，从首都镐京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县)，于是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时间长达十四年，直至周厉王死于彘，权力归还其子周宣王，才宣布取消共和。《汲冢纪年》记载不同：“共伯和干王位，故曰共和”。故从史书可知：共和的意义就是周朝的国王跑了，朝中由大臣执政。这种共和，并没有改变西周奴隶制的政体，也没有改变西周奴隶主贵族专权的实质，只是奴隶制国家上层的权利演变，它与人民的“公益事业”无关，与宪政无关，更与主权在民的民主概念无关。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为了打倒清朝皇帝，推翻清王朝，提出过共和的口号。孙中山更明确提出“五族共和”的口号。但当1911年清王朝退位，孙中山、黄兴为首的政治家们宣布新的国号为“中华民国”， 其中“民国”即对译为Republic。他们没有选用“共和国”，是因为“共和”一词在汉语中仍可使人联想到文化传承上的贵族专制政治而不是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
因此，从历史和文化传承可知：Republic译为“共和国”并不正确。“共和”一词的历史文化意蕴只是跑了国王，由贵族大臣摄政，并未改变奴隶主政治的体制，与现代宪政和民主国家根本不搭界。
从汉语文化传统和现代白话文语义学的发展来说，符合Republic原意的汉语对译应为“公民国”才对。
二、“实事求是”的真谛
“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代，在传统的理学（如湖南的船山学派）中，其原意是：对实际存在和发生的事（实事）进行研究、探讨，以“求”得真理性的结论（是）。这种思维方式，既是经世致用的，也是包涵着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1940年代，毛泽东基于他早年对湖湘文化的理解，曾在延安提倡要“实事求是”，这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发展。1980年代，陆定一甚至强调说，毛泽东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 思维方式的基础是客观事实，核心则在于“求是”。但长久以来，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实事求是”一词被滥用，并且大大庸俗化、简单化，将“实事求是”这一完整科学的思维方式曲解和简化为名词“客观真实”。现在人们谈到对某事应该“实事求是”时，其实是指要客观真实，并不包括“求是”的思维过程。甚至连《汉英字典》上都已将“实事求是”译为"Be practical and realistic"，即实际的和真实的。这种严重错误已经弥漫到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实事求是”内涵的这种篡改和阉割，恰恰是去掉了此词原意中关键的“求是”的创新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其结果是曾导致中国多年的思想萎缩、政治和文化生活庸俗化。
三、近两千年专制帝国时代不是“封建社会”
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定性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事实上，中国的封建社会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郡县制而废除封建制度，即已结束。
“封建”一词出自《尚书》和《左传》，其原意是“封藩建国”，“封”即分封，“建”即建邦国。分裂国土，建立诸侯的小邦国，是“封建”的本来语义。封建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天子领导下的由各诸侯全面控制其自身领地的政治体制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因此，所谓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近期考古发现的实物已经证明有8000年以上），符合“封建”特征的社会只占有其中1500年历史左右。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起，此后的2000多年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封建领地诸侯，其政治体制和上层建筑主要是专制的农业帝国社会。无论汉、唐、宋、元、明、清诸朝代，都没有超出专制农业帝国的体制，与封建社会无关。从中国历史上看，专制型帝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在某些短期内，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耕经济。但从长远看，专制社会所积淀的历史包袱特别不利于人文思想的发展，它比封建社会更难以产生民主和权利制衡的体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思想家、哲学家都集中出现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因为在专制帝国中是不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封建”相对于“专制”至少还有一点点贵族民主和权力制衡。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学者仍然把1911年以前的中国历史都划定成封建社会，有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之说。在理论上以“封建社会”为基调来研究过去两千多年的专制中国的历史，结果难免文不对题。更最糟糕的是，在客观上却是在为中国传统的专制体制和思想张本，特别不利于中国社会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培育发展。
四、修正主义（Revisionism）是对还是错？
修正主义是外来语，是Revisionism的对译。其原意主要为校正、修订，在法律上还有上诉、复审的意思。因此，“修正”的主要内涵包涵有改正和完善的意思。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词语中，修正主义已等同于歪曲、邪恶和背叛，变成攻击诋毁他人的专用词。1950年代，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提出一些改进社会生产和经济结构的设想，以纠正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即被中国人指责为背叛马列主义，并冠之以“现代修正主义”的头衔。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在大批修正主义的政治氛围中，创新被扼杀了，科学被阉割了，思想僵化了。死守均贫富、穷过渡的所谓共产主义，后来竟然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唯心主义口号，结果就难免不发生人民公社穷过渡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类的民族大悲剧。
实际上，修正和发展是同时发生的，修正与发展在语义上十分相近：要发展就必然有修正，有修正才能有发展。对指导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中当然包涵有修正的内容，“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就包涵了发展和修正的基本内容，否则就只能抱残守阙了。当年对马克思主义作最多修正的就是列宁，如他提出的“一国和数国革命的首先胜利”的论点，就是已经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没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修正和发展，就不会有俄国的十月革命的发生和成功；同样，毛泽东提出的依靠农民发展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论点更是与马列的观点大相径庭。而没有毛泽东等中国革命领袖对马列主义的重大修正和发展，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
现在，仍一些思想陈旧的极左分子，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手画脚，其思想深处的一个心理支撑就是死抱着对“修正主义”一词的错误概念。事实上，现在中国理论界的与时俱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需要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修正后的马克思主义。
五、“Communism”的原意不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一词是根据Communism翻译过来的。Communism来源于古法语communisme和拉丁语communis，原意为Communal、Community，即共同体、社团和群落（如Animal Community：动物群落）的意思。最早是日本人将communism译为“共产”，日译原意是“共同集体生产”，是生产之“产”，而非财产之“产”。
在辛亥革命前后，当共产主义学说从日本传入中国时，communism也被汉译为“共产主义”。当时中国的激进知识份子（即愤青）随着一股民族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其观点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主要方式是各人种之间杂交，最后就没有不同民族了）的思潮，有意或无意将其解读为“共产共妻（夫）无国界”，强调“共他人之产”，用以作为革命运动的口号，这与中国历史上“均贫富”的革命口号相近，造成极大误解。因此，当年中央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的策略以及实行非常广泛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在意识上就源于此。1949年以后继续实行的干部供给制，1958年的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等，都是受此影响。
如果一开始日本人将Communism译为“共同体主义”；如果五四时期的中国先知和学者们能够将Communism准确定义为“社区成员都进行共同生产（当然有分工）并按劳分配的社团（社区）主义”，则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发展或将会不一样，革命成功的成本将大为降低，1949年以后中国曾发生过的“穷过渡”、吃大锅饭、文革等一类严重破坏中国生产力的狂热运动也少了理论支点。
《国际歌》中说Communism的理想就是实现International，即国际（主义）。现在我们应该准确地说，Communism的理想就是实现国际共同体主义。
六、阶级斗争理论的利与弊
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中，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学说的地位是崇高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结论性的名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将社会中的人按其经济实力分为阶级，自古有之。所谓阶层或阶级是一种社会层次，其成员有共同的经济、社会或文化特征。但将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概括为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作为一种理论来进行研究、传播则是马克思的一大理论成果。
上个世纪，阶级斗争的理论对全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是极深极广的，当一个政治团体或阶层想要用暴力手段取得政权的时候，自然会要信服和看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暴力革命的领袖大都信奉和实际运用阶级斗争理论。
人的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是经济生活，当然还有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如果把人与人的关系都划定为“阶级兄弟”或者“阶级敌人”这两个简单的范畴，既不能准确地描述文明社会复杂的全部内容，也否定了人类社会的亲情、爱心、同情、道德、良知等行而上的文明精华。毕竟，没日没夜地相互争斗总带有一股原始和兽性的意味。
建设现代发达国家是为了使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富足，更幸福。这种幸福和富足只能来自于兢兢业业的组织、管理和勤奋工作，而决不可能来自内部的相互斗争，当然也不可能在号召人们相互为敌的阶级斗争理论下实现。中国曾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中国版），它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其实质是否认革命成功的可能，认为革命成功和没有成功没有区别；它主张对革命成功以后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主人实行专政，主张人民群众在革命成功以后仍然保持无产阶级的状态，让人民群众在革命成功以后仍然什么也得不到。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在打下江山后仍忠实执行了这个理论，结果很快亡党亡国。
因此，凡高举阶级斗争旗帜的革命运动就出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用阶级斗争理论去指导革命，去打天下、夺政权，成功率非常高；而夺取政权之后，用阶级斗争理论去管理和治理国家和社会则没有不失败的。马克思的理论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阶级，而事实上用阶级斗争理论来治理、建设国家，最后都发展到以言论、思想和政治忠诚度来划分阶级了，如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国内大清洗、中国的文革、柬埔寨波尔布特时期的红色恐怖等，其目的只是为了消灭政治对手，这可能是马克思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一种可能。因此，任何革命运动和政党在以阶级斗争理论夺取政权后，必须尽快调整指导思想，要用民主和科学的理论来组织、管理和建设国家，才能发展生产，使民富国强，社会稳定。违背这个原则的，必然失败。
形象地说，阶级斗争理论像一种精神鸦片，它是打天下的利器，但用来治天下它却是毒品。
现在中国正通过改革开放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人民的生化水平已经大幅提高，国家正在复兴和崛起。基于自由竞争原则的市场经济制度，其前提是要有完善的全民参与的商业信用体系，诚实守信则是信用体系的核心价值观。阶级斗争理论则不同，列宁有句名言：“用千方百计对付敌人的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就包括阴谋诡计，为对付敌人、为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上，包括非诚实的、非守信的。因此，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中国的商业信用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是难以建立好的，这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前进的主要理论漩涡之一。
七、计划经济属于唯心论范畴
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的概念也来自马克思的理论。它的主要理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导致资源的大量重复浪费，财富的高度集中，最终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而计划经济可以避免这个缺陷，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共产主义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用人为的、有计划的方式干预、规划和指导经济。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通过一段时间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就可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在理论上很吸引人。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世界上最早实行计划经济体系，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计划经济体系，中国也实行了近四十年的计划经济。
所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按少数人的意志来确定社会经济生产的规模、种类和结构。通过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发展，所有计划经济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老百姓都只能过清贫的生活。一些觉悟较早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将计划经济的强制管理模式淡化或弱化，老百姓生活即大为改善；而顽固坚持计划经济时间越长的国家，老百姓就越穷，现在最后一个全面计划经济的国家是北朝鲜，老百姓清贫到了极点。
计划经济有它的优点，在短时间内以国家机器集中全民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一些大型基础性建设是有成效的，如30年代美国政府的罗斯福新政，40年代美国政府发展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前苏联和中国在1945年至1965年期间的大规模工业建设等，均值得肯定。
但是，计划经济的三个基本问题，导致它不可能最终成功：
1、 从斯大林开始，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有关国家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为实现党和领导者的意志而工作和生活。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根据国家领导集团的意志来制定的社会化生产模式，从哲学上讲它是违反客观规律、违反“存在决定意识”原则的，因而计划经济属于唯心论的范畴。
2、由少数行政或技术官员来计划、决定全民经济生产的规模和内容，他们不可能掌握千变万化的社会经济活动，因此，他们不可能不在决定计划上出错。历史已经证明，在计划经济国家中，计划经济所导致的错误规划立项、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等等，其成本远远大于市场经济体系，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则是长期和巨大的，一直到整个社会无法接受而不得不改革。同时，人的需求和社会需求总是要发展和变化的，计划经济中有决定权的官僚体系远远跟不上这些发展，也导致社会生产与需求脱节，结果是社会生产在方向上的浪费和空转。
3、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总是带有功利性和目的性，马克思特别强调每一个人的解放和个人能力的最大发挥。但恰恰相反的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特别强调计划经济的强制性，强调每一个人都是齿轮和螺丝钉。计划经济体系激励机制缺乏，在强调“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的同时，人们更多的是看到官僚们的昏庸无能和一些官员的侵占贪拿，“大锅饭”盛行。凡优秀和先进的劳动者难以实现“多劳多得”的分配结果，因此，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极积性在整体上被压抑。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体系从整体上所表现的生产效率和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远低于市场经济体系。这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其关键是违背人性，违背"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
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在短短时间内，在一段时期、在一些具体项目上能体现较好较果，而在整体上是失败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重新实行按劳付酬、生产是为了人民的生活等一系列政策和观点，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至1999年，中国社会第一次摆脱了从清乾隆王朝以后200多年长期物资匮乏短缺，第一次出现了社会物资极大丰富、生产供过于求的局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把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国家的理论从唯心论扳回到唯物论和“存在决定意识”的基础立场上，这也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自由资本主义并不是万灵妙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计划还是有必要的，但只能在宏观上和战略上，关键是，国家干预的前提是要为经济体系的每个细胞即每一个工作者和消费者提供有利于个人自由竞争和发展的社会环境。（2003年5月初稿，2009年5月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