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案例分析：延缓判断与反思批判式探究真相
下面我想不惮费词地叙述一个案例，来观察与分析一种比较专业的“延缓判断与逐渐发现事实真相”的文化认知方式，以作思考的参考资源。这个案例出自一个香港电视剧《仁心解码》（TVB，2009），主角们是精神科的医生，也涉及病人们。这个案例不仅仅可以提供一种普适性的解决问题的工具理性，同时也提供一种广大有益的价值理性。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涉及到一种专业范畴，社会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的专业，用专业的精神参与政治，才有可能脱离唯政治斗争的方式去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路径依赖。这种方式既是专业的，也是普适于社会种种问题解决模式的，或者可以称作“反思的批判式的逐步探究真相之过程方法”。—— 细读必可以有许多启发，不妨耐心一观。
一位年轻女子陈美娟，某日和母亲到超级商城购物，突然发生极具刺激性的幻觉，种种恐怖性断片视像在脑海里飞快闪回：黑夜，肮脏的楼道，性交易的灯箱招牌，一个男人在天台抓住电视天线在挣扎，然后坠楼身亡。。。于是陈美娟在莫名其妙的情绪幻觉推动下，发出凄厉的尖叫，跨过商城的围栏，要从10楼上跳下去。幸好母亲发觉，死命拉住，保安赶到，抢救下来。立即送医院救治。初步服用镇静药，沉睡过去。
仁和医院精神科的医生们在详细询问陈美娟的母亲一些情况后，坐下来进行会诊分析。实习医生Nelson首先发言：陈美娟失眠，心情不好，体重下降，情绪低落，很明显是抑郁症。实习医生Martha说：她除了把自己隐蔽起来，更严重到要自杀，完全有了抑郁症的负面情绪。实习医生Leo说：不一定，因为她没有压力的诱因。据陈太太说，美娟今年24岁，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三个月前升为高级文员，跟妈妈住在一间已经供完的居屋，正在谈恋爱，她的男朋友现在去了英国出差，感情稳定，还打算年底结婚。这么看来，美娟无论是家庭、工作、经济以及感情都没有什么压力。Martha说：其实除了心理因素，还有生理因素。高立仁医生问道：什么生理因素？Nelson说：遗传基因啊，脑里面的化学传递物质失调，譬如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以多巴胺为例，多巴胺主积极和魄力，分泌失调的话，就会令人垮下来，全无心情，什么也不想做，就好像一个泄气的皮球。Leo答道：她的家人没有患精神病的记录，所以应该不会是遗传。
高立仁医生发表主导性意见：美娟的近亲没有精神病，那她的舅舅、叔叔、表哥呢？升职不一定是好事，结婚也可能是压力的来源。虽然楼房供完了，但是有没有买股票、炒期指？还有那些迷你债券呢？你呀（指Leo），你和陈太太谈了多久？半小时还是15分钟？病人呢？有没有和她谈过？Leo答道：她还在昏迷不醒。高立仁说：这就是资料不齐全，病历不完整了。你们两个（指Nelson和Martha）更糟糕，只看病历就断症，这样跟瞎猜有什么分别？
Nelson说：我们只是初步诊断，你问我们所以就如实作答。Martha说：高医生，那你觉得美娟是不是患抑郁症？高立仁说：她肯定不仅患抑郁症这么简单。Leo：为什么？高立仁说：应该你问自己和去问病人，而不是问我。不知道就去问，用不同的角度去问，问不到就再问，一定要找到最深的一层。找到根源最深的一层就是病源，找到根源才能解决问题。问得多，答案自然就会出现。
经过一轮的再调查、询问病人以及她的母亲，医生们再次坐下来会诊分析。Nelson首先发言：美娟因为一个月前亲眼目击一男子跳楼而产生恐惧，不断想起以及做噩梦。我认为是“压力创伤后遗症”。高立仁提问：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证据支持Nelson的论点？Martha说：有。病人会逃避再到发生惨案的地方。美娟上班会经过深水埠，所以她不想去上班。Leo说：以前有一个案例，一个病人，因为被困在电梯里吓坏了，之后就整整三个月没乘电梯，只是上下楼梯回家，但是他的家在38楼。高立仁回答道：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PTSD，1980年才被列入心理诊断系统。本来是用来界定越战军人在退伍后产生的焦虑、睡眠障碍、闪回、噩梦、情绪低落等症状，但是现在已经包括一些经历天灾人祸的病人。Nelson接着说：例如南亚海啸、四川地震。很多生还者都有“压力创伤后遗症”。Martha说：既然找到病因，治疗应该不太困难。高立仁又提出问题说：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想不通：陈太太急着要女儿出院，但是她没提过跳楼的事。Nelson说：她会不会不知道，这两件事有直接关系？Martha说：又或者陈太太她很抗拒精神病，所以不想美娟留院。—— 高立仁对此不做任何回答。
然后高立仁医生上网查阅一个月前的新闻，深水埠的地图资料，找到该男子跳楼的详细情况报道。亲自到达深水埠界限街11号现场调查。他亲耳听到街坊说：就在这一幢楼，前后发生过两桩跳楼事件。一桩是在15年前的1994年，另一桩就是一个月前。高立仁立即查阅历史记载，15年前某男子跳楼的报道，他思索道：美娟亲眼目击那个男子跳楼是在白天，但是为什么她噩梦中跳楼的时间却是在晚上呢？美娟的噩梦里有一个“北方玉女，请登三楼”的广告灯箱，但是现在大楼里并没有这样的灯箱。Leo调查发现：美娟15年前就住在深水埠界限街11号这一幢大楼的隔壁。查询美娟的病历，发觉美娟正是15年前，曾经头部受伤。当年即搬了家，转学。于是高医生去询问美娟，美娟回答，只记得头部曾经受伤，但是不再记得为什么受伤，也没有听妈妈说过受伤的原因故事。至于搬家、转学的原因，也毫不知情。
接着召开第三次病情分析会诊。Martha首先提出假设：难道令美娟有心理阴影的，不是一个月前的事件，而是在15年前的那桩跳楼事件？高立仁说：我推断美娟应该是15年前亲眼看见那个吸毒者跳楼，因为当年她就住在那座大厦的隔壁。Nelson说：但是她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高说：因为她15年前曾经撞伤头部，所以引致失忆。高立仁让Nelson分析：我认为应该是“逆行性失忆”。很多时候都是发生在交通意外的伤者身上，因为头部受到撞击，脑部的海马体会受损，就好像一部电脑突然失灵，有部分记忆不见了。高立仁说：不错。美娟当年失忆，但是15年后，她再次看见有人跳楼，就像重新开启那部电脑一样，一些记忆就零零碎碎地重现了。大家都发出了“哦”的一声。高立仁说：慢着，这不一定是事实的全部。Leo接着说：其实还有几个疑点没弄清楚。第一，美娟在什么情况下撞伤了头？Martha接着分析：第二，她同一年搬家、转学，跟她的创伤有没有关系呢？Nelson接着也说：还有一件事，陈太太干嘛要隐瞒？美娟除了看见跳楼之外，还发生过什么事？
就在医生们研究病情、案情时，陈太太闹着要带美娟出院，因为美娟反复询问母亲15年前她为什么头部会受伤，陈太太不肯讲，而执意要带女儿出院。于是高立仁让陈太太冷静，并引导进入办公室，直接询问她：1994年3月5日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陈太太嚎啕大哭，慢慢道出事实真相：15年前，陈太太的丈夫病逝，她便在深水埠住家楼下摆卖甜品。某夜，隔壁楼上有人点了甜品，她便让9岁的美娟送甜品给客人。女儿久去未回，她便上楼去寻。在楼梯上发现甜品撒了，一个有“北方玉女”字样的灯箱在闪烁，女儿却略无踪迹。于是径直奔往楼上。在天台看到一个醉酒的男人按着美娟在猥亵，撕破衣裳，行将强奸。陈太太操起木棍狠击那厮。那男人仓皇窜上天台边缘，一步趔趄，摔出楼外，急切间抓住伸出的天线杆，在空中晃荡。却说陈太太解救女儿，美娟惊恐万状奔下楼去，正站在当街上，看着那个男人抓住天线杆在晃荡，然后惨叫着直坠下来，沉重地摔在面前，血溅满地。美娟吓得往后便倒，仰摔在街上，头破血流，不醒人事。入院后照出头部有血块30cm，没有动手术。出院后即离开深水埠，转学。渐渐忘记前事。
知道了病源真相后，医生们开始了心理治疗。但陈太太拒绝治疗，认为再揭出伤疤，会带来痛苦记忆。高立仁告诉陈太太：一天不解除美娟的心理阴影，没有人可以保证她以后会不会再自杀。认知和行为的治疗，是最好的治疗。美娟说：那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高立仁给她开导说：人面对恐惧和创伤，会有两种反应，就是Fight or Flight，战斗或者逃跑。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遇上一个贼，战斗就会令你的肾上腺素飙升，呼吸急促，肌肉收紧，准备抵抗，应付你眼前的难题；但是相反，如果你很害怕，负荷不了，你很可能会突然晕倒，甚至失忆。美娟说：你的意思是。。。高医生说：不错，你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和震撼，你会觉得很害怕，很痛苦，很无助。美娟说：我不想知道。Leo说：你不想治好你的病吗？美娟说：我不知道。高立仁说：逃避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压力创伤会导致长期抑郁，如果不尽快释放你心中的负面情绪，只会令你的病情更加恶化下去。Leo说：不如我们试一下乐观一点。你看，其实今天天气很好，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屋子里面，没有走出来的话，那怎么能感受得到呢？只要你肯面对，每一天都会有阳光。
整个医疗组带着美娟回到旧居，一步一步观察，细心注视，唤起回忆。所有恐惧的往事全部完整地回到脑海，美娟在天台全身震颤，脸色煞白，哀哭连连，高医生一直鼓励她：你已经24岁了，你不再是9岁的女孩。那个坏人已经死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已经长大了，一切都是安全的！—— 美娟最后终于平静下来。她的“压力创伤后遗症”终于渐渐消除了。
读完上述的一个案例分析之后，人们或者会有嗤之以鼻的反感：呸，这是电视剧的故事，你就当真了？放心，香港有一类电视剧，背后的专业性有足够坚实的科学基础。叙事作品的社会价值就是它比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还要有逻辑性和广大的普适性，值得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学习。王尔德说：“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其案例肯定有类似的实践范式。尤其它的专业方法论，完全经得起相关学术的考量。这个案例究竟值得我们借鉴什么呢？剧中另一位医生连志森对实习医生们说：“研究案情跟看病一样，千万不可以有预设的立场。没有充分的资料，就不能胡乱断案！”在一开始的时候，实习医生们或者只是依据初步获得的有限、片段资料，就仓促得出结论；或者只是依据一般的医学理论，作定理演绎推理得出结论，但是却没有任何的临床证据；或者期待获得导师的权威判断结论，为案例做定性，却忘记了如何在调查研究的临床实践中去获取全部详尽确凿的材料证据。据此，高立仁从方法论上教导他们说：“应该你问自己和去问病人，而不是问我。不知道就去问，用不同的角度去问，问不到就再问，一定要找到最深的一层。找到根源最深的一层就是病源，找到根源才能解决问题。问得多，答案自然就会出现。”整个治疗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侦破案件”的还原程序。在一次一次的调查、研究、分析、合作过程中，医生们其实不仅仅是在做医学研究，更是在做社会学和人的精神史的深度追究。反复向病人、向其亲属、向历史、向自己、向合作者提问探究，是揭开疑惑、谜团的唯一方法。
假如把这种态度和方法应用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观察和探究，延缓判断，学会反思批判地认知事实真相，让社会问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免于即时参与的评论，免于轻率的表态，而通过全面了解详情和反思批判式的思考之后，再发表你的意见，而不是用我们习惯了的政治斗争之思维定势去看问题，如此，在今天这样一个激烈和复杂的社会问题频繁爆发的时代，我们会可以变得理性很多，同时会较容易地走向现代性一些。当我们普遍具备了有共识的公共理性之后，我们会同意：“改革”和“改良”一定会比“革命”更适合一个复杂性的社会实践。
二、一个课程训练：公平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与合作的民主
其实，延缓判断和反思批判式地探究真相，也是议会民主的辩论形式，另一层意义在于为了公平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与合作的民主。美国最早的议会民主典范模式就是1787年的“费城会议”，当大州和小州之间不能达成代表制比例的同一意见，还有很多制宪分歧不能达成统一结论时，华盛顿等主持会议者采取的办法便是无限期地延缓争论，一直到大家寻找到合宜的制度形式：众议院按人口比例代表制和参议院按州平均代表制；那些取得了制宪会议高度一致的看法，就写成宪法中的刚性条文；那些取得大致相同意见的观点，就写成宪法中的柔性条文；那些达成初步共同意向的部分，就留下今后继续发挥的余地；而那些实在达不成统一的问题，则干脆只字不提，暂付阙如。什么是“妥协”呢？富兰克林博士在9 月17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深情而智慧的书面发言，他说，他承认，对这部宪法的若干部分，他到现在也仍然不能同意，但他没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同意。相反，活了这么大的年纪，深知没有人能够一贯正确。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每个人来参加会议，固然会带来自己的智慧，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带来他的偏见、激情、错误观念、地方利益和私人之见。因此，无论召开多少次制宪会议，也未必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从这种感觉出发，他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所有的瑕疵，如果它们确实是瑕疵的话。他也希望其他代表略为怀疑一下自己的一贯正确，宣布我们取得一致，并在这个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历史证明，费城会议达成的“伟大的妥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民主与共和在一意孤行的道路上最好的合作范例。
极大多数情况下，有争议的问题都属于涉及多方面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不同立场的观念冲突，从不同的背景和角度看，都具有其相对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而且问题的解决具有两难困境的特征，用非此即彼的对错思维方式是不可能适合于解决这个复杂时代的纠结难题的。无论是社会上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或者是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需要的不是互相对立否定，而是合作妥协，在意见纷争之中同样如此。假如从上到下都逐渐运用这样的合作解决争议方式，则政府也会学会走法制模式和议会民主的辩论形式，而逐渐放弃专制独断的自大作派。
由此，我想进一步介绍美国中小学社会课里的一类探究课程：“公平对待有争议的问题”。教师提出一个社会上极富争议的论题（例如“越南战争”），让学生们学习公平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之合作探究方式，教育目标确定为“我们如何处理价值冲突问题？”。教育专家开发这个课程的方式是，在全社会广泛调查研究的资源信息的支持下（例如向社会征集对这场战争有多少种不同立场的看法，向很多曾经参加过越战的老兵作案例调查记录，由150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事件和冲突观点进行专业分析等等），向学生全面展示这个事件和背景的资料。当然，也不忌讳表现社会当前主流的心理趋向。然后把学生分成12个学习小组，通过一种“批判式的思考方式”去鼓励学生思考，逐渐形成自己公平判断争端的标准。教师基于这个目的，会帮助学生：
1，了解关于陷入这场战争冲突的事实真相。
2，仔细分析各种观点，明确在这些不同观点背后的假设以及假设背后的价值观。
3，研究对这场战争持不同观点的人的背景。
再通过角色模拟练习，让学生为了假设，明确所需信息，开始新一轮的讨论。在课程结束时，教师不仅仅要求学生们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要求学生们比较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以他们的方式思考形成自己的结论。（【美】托马斯·里克纳：《美式课堂：品质教育学校方略》，P256～257，海南出版社，2001-1）
这就是民主社会里对年轻人和准公民进行公民素质和议会民主素质的学习训练，其实也是这个社会合作对话的文化范式。前面我提到上述案例不仅仅会提供一种普适性的工具理性，也会提供一种广大有益的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就是：学会在复杂问题和众说纷纭的社会意见中间，如何与他人合作获得社会共识，既尊重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也可以在合作之中获得整个社会的解决问题的较佳策略。让争议尽可能在法治模式和行政管理程序中获得解决，而不要政治化。是为“议会民主素质”的价值理性。罗尔斯主张自由民主社会要形成“重叠共识”；哈耶克认为要去除“唯理主义”，自由的论辩是一种反对所有排他性组织、特权组织和垄断性组织的观点，亦是一种反对所有运用强制力量阻止他人尝试进步的论辩。（《自由秩序原理》，P38～39，三联书店，1997-12）吉登斯反复强调现代性的反思精神方式。都是同样深邃有效的道理，对中国社会特别有用。
在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纠结发展和混合冲突的阶段，特别是政府执政能力和性质在发生转换之际，和一党执政暴露出很多问题，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平等状况特别严重之时，人们的思想感情与政治感觉特别敏感，也很容易把一般社会问题与政治参与混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抽象的政治诉求表达。这也是一种两难困境的抉择。吉登斯在2003年曾经谈论过这个难题：“我们的问题头绪太多，混乱不堪。就拿政府决策来说吧，当人们的健康遭受到某种威胁时，比如说前段时间中国大陆和香港流行的禽流感，就会让政府当局陷入困境：该不该告诉人们某种危险正在逼近？如果政府说出来但却错了，人们会说：你为什么无端地要吓我们呢？但如果政府不说出来，人们又会说：你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事却不告诉我们？这个两难处境很难解决，因为你无法事先知道风险究竟有多大。新的技术、新的食品制造方法、新的科学创新，许许多多都是你无法预知的。”（《安东尼·吉登斯：失控世界的知识领袖》，新华网2003-5-5）吉登斯说的是一个失控的世界中的风险，本来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有可能会演变为一个政治问题，特别对于当前的中国民众来说，尤其如此。所以在这个过渡性社会阶段，重要的政治参与态度和方式是：不要让社会政治问题往激烈冲突和政治斗争、暴力解决的方向发展。这个过渡期正是中国人学习全社会如何互相合作，在法治和行政管理制度的框架下，学会用正常手段去协调、妥协、合作解决种种纷争、矛盾、问题的过程。任何人都不能充当唯一真理的拥有者和宣示者。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并在合作解决社会难题的过程中促进政治制度具体而微的走向现代性，是更重要的课题。
我们该如何获得社会共识的“公共理性”，这是一个特大的难题。假如我们不愿意正视这个在公共讨论中合作与协商的对话方式，我们肯定很难获得与此密切相关的“议会民主”的辩论方式之理性能力。仅仅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远远不够，仅仅只是争辩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还需要有效合作，要有重叠共识，要有获得真正认知事实真相以确实解决问题的对策。假如我们都具有这样一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那么我们就有了与现存政治权力对话的本事，而非仅仅在外围表达自说自话的情绪。当然，我们的政府之政治运作同样需要这样的理性。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在与政府交涉之时有无可否证的事实理据，是充分理性的，政府则不可能非理性地拒绝具有强大法治力量的意见。公共理性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合作工具，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社会。这里，我想重温笛卡尔《方法论》中特别重要的科学思想方法的四个出发点：
1，审查依据，排除不可靠的说法；
2，将复杂对象解析到最简单的单位；
3，从简单开始一步一步引向最复杂的结构和发展；
4，要求全面，任何一点也不放过。
或者有人认为笛卡尔说的是仅仅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舆论和社会-政治批评不适用。其实所有的方法论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相通的，笛卡尔的理性方法始终贯穿着“延缓判断与公平对待有争议的问题”的民主态度和方式，贯穿着从严谨的事实证据出发、就事论事与复杂联系的分析归纳法、由简单发展到复杂和从系统整体考察的理性精神。科学和民主里面有共同、共通的理性基础，科学之中有民主，民主之中也有科学。只有建基在科学精神上的民主制度方式，才是符合“责任伦理”的公共理性之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才是高质量的、可以达成合作契约的、有效的民主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在科学和民主之上，还有自由和法治的理性法则。以这样的精神和方法论来研究、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我相信提高我们参政议政的水平，不容政府拒绝我们合理和有价值的民主声音。托克维尔说得非常好：“人的理性的发展将是众人的微小努力的集少成多的结果，而不是某几个人的强大推动的结果。”（《论美国的民主》，下卷，P883，商务印书馆，1991）这句名言告诉我们：全社会学会在有节制的、理性的政治合作争议中达成共识，是我们社会和国家最大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