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香港科技大学前学术副校长孔宪铎教授①近著《我的科大十年》，得以大致了解香港科大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十年历程，不禁思绪万千。香港科大于1991年在港府支持下由清一色留学博士倾情创建，至2001年已成为一所名扬国际的一流学府，取得了一系列的骄人业绩：聚集了一批世界级的学者；成功研制世界上最细小单壁纳米碳管；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入选《金融时报》全球排名前50位，亚洲第一；会计学系教授在五份著名会计学术期刊中发表论文数量曾居年度全球第一；……香港科大稳健而快速的发展过程值得大陆高等教育界人士深思，并足以成为北大及其他高校办学的借鉴。
着眼世界
尚在筹备阶段，创校者们便确定香港科大的创校理念是“着眼世界”，即向世界名校看齐，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以世界级的学术标准和管理标准要求自己，并据此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一流的人才。正是因为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才使香港科大得以迅速崛起。
着眼世界应根据世界标准制订出一整套的游戏规则，并以此作为各项工作的基础。在教员聘请原则上，“正教授应在其学术领域有所创新，并开出一条像样的道路，有人选择并跟进这一条道路；副教授应在其学术领域有公认的贡献，并保持着相当的水准；助理教授应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让人觉得假以时日将有成就”。
以此标准观诸北大，即可看出与世界一流的差距。北大聚集了众多的国内顶尖学者，但他们的影响绝大部分也仅局限于国内，具有世界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者寥寥无几。北大校友李政道教授重返燕园执教虽令人欣喜，但北大需要的是更多更年轻的杰出学者走向世界。
除人员以外，北大在学术标准、总体水平、管理体系、配套设施等各方面都与世界级名校有相当的距离。北大已确立了在若干年内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开始具备走向世界的意识，但在实际行动上，尚任重而道远。这就更需要着眼世界，惟其如此才能赶上世界，超越世界，才能挺立于世界名校丛林之中，而不是被抛弃于世界主流之外。
因国内高等教育发展的生态所限，各高校之间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这样少许师生把注意力更多投在了与他人较劲上，反而耽误了自己发展的脚步。其实北大人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只把世界级的名校列为参照对象和竞争对手。至于出于纯粹商业动机而炮制的漏洞百出的大学排行榜，大可一笑置之，丝毫不必理会。
教学、研究、服务社会
现代研究型的大学，多有三个功能：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这也是当前世界大学的主流理念。一般大学部重在教学，研究生院重在研究，并以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和推出成果来服务社会。香港科大正是因为很好地秉承了上述理念，才争取到港府的大力支持，为健康发展赢得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对北大而言，通过优质教学培养大批杰出人才、通过精深的研究推出大量高水平成果、与服务社会紧密挂钩等三方面一直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并不需要特别强调，但如果在某些方面讲究策略并注重细节，效果将更为显著。
作为位于首都的大学，北大的发展依赖于北京的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大北京”的建设也需要北大从中尽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所以北大应该积极投身于北京的建设和发展进程中，同时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条件，以解决长期以来严重制约自身的重大问题，如发展用地问题等等。北大首都发展研究院的运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先例，但光有它还远远不够。最近学校领导与北京市领导的洽谈希望能尽快开花结果。
作为国内学界的精神领袖和思想的发源地，北大应把传播精品文化、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当作自身始终不渝的责任，以促进全民素质的提升。由于学校规模的限制和保障教学质量的要求，北大在目前基础上继续扩招的空间已经很小，但这不应成为学校担当此任的障碍。这就应该顺应信息化发展的潮流，大力借助新技术手段来达到此目标。在此方面北大在线做出了很好的尝试：数以万计的学生通过网络接受北大学历教育和优质文化产品，这将是他们事业的新起点和为社会多做贡献的新动力。
对于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很多人抱有误解，认为学员纯为混文凭，并以此为理由呼吁停止。但实际上，选择北大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人士绝大多数是真正想学知识的，也因此而对北大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秉承“有教无类”的古训，北大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手段还要扩大和加强，并制订出更规范的措施来加强管理、保证质量，而不是因噎废食。
校长就是校长
孔宪铎教授作为香港科大学术副校长的职位一旦确定，他便把最主要的精力完全投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在此意义上，他首先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其次才是学者——他的任务完全以校务为主导，所关注的全都是关乎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并为此四处延揽资源，筹措经费，广聘英才。
但大陆高校的校长则不然。除人大等单纯人文社科类高校的校长以外，综合性重点大学的校长几乎全是院士，他们本身承担着很繁重的科研课题，因此而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校务当中。
以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为例，他因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务实的工作作风而深受广大师生爱戴，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实在是太累了！作为北大校长，他负责北大的全面工作；作为杰出的生物学家，他一直带着博士生，从未停止科学研究；而此前不久他还兼着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职务！我们不能否认他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但过重的负担对他而言并不公平，也不利于北大校务的处理和长远发展。
校长就是校长。赋予他们太多的角色，或在他们身上堆积过多的职责，将有可能使他们身心俱疲而不能全力投入最重要的工作。大学校长作为一个行政性的职务，在任期内暂时与科研分离应该提上日程。
延聘一流人才，并使得他们快乐
依照“着眼世界”的理念，香港科大在创建初期即在世界范围内寻访人才，聘请到的学者全为华人一时之选：第一位被聘为美国大学校长的吴家玮教授，第一位被美国总统聘为科技顾问的王佑曾教授，第一位获得农业wolf奖的杨祥发教授（获得wolf奖的华人学者共三位，其他两位是物理学家吴健雄和数学家陈省身），被授予五个不同院士的张立纲教授，世界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三位经济学家之一的李龙飞教授，论文被广泛引用的社会政治学者丁学良教授等等。大批顶尖级学者的加盟，为科大带来了严谨务实的学风，先进的管理方式和面向世界的开阔心胸，使科大在起步阶段即处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延聘一流人才，并使得他们快乐（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是香港科大始终坚持的用人理念。在根据学术水平和声望确定候选人后，即拿出三顾茅庐甚至是十顾茅庐的韧劲；而在人员请到了以后，则为其提供全方位的贴心服务，彻底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如前面提到的杨祥发教授，孔教授邀请他时打电话太频繁，以致杨夫人一听电话就知道是他。到岗以后，为使杨祥发能安心工作，校方把从出差旅行到日常生活都包了下来。
反观北大，近年来在请人方面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也聘到了相当一批杰出人才，但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体现在策略上，一方面要聘请大师级的人物加盟，提高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要着重培养很有潜力的年轻学者，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同时应坚持前面提及的“正教授要有创见，副教授要有贡献，助理教授要有潜力”的高标准，在每个岗位上都宁缺勿滥，而不能像某些高校一样，缺乏人文社科类人才，便降低标准，随便拉到一个都说是杰出人才，结果到最后形成一场闹剧。
在此方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光华管理学院为各院系树立了典范。而文史哲类少数几位优秀教师的流失应引起校方的重视和反思。
在科学发展上占据一席之地
在谈及学科建设时，孔教授提出三点：一是要站在科学的前沿，不能跟在人家的后面炒剩饭；二是要加入科学的主流，不要走旁门左道，不成气候；三是要尽量用当地资源，求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这样才能在科学发展上占据一席之地。
依据此原则，香港科大的院系设置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少而精的特点，一共只有四个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院——但各院系的系别和专业都体现了当前的主流形势，并符合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北大而言，现在的院系设置囊括了文科、法科、理科、医科的一流专业，并有几个实力很强的工科专业，是国内高校中学科结构最完备、最合理的，但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最迫在眉睫的任务莫过于建立工学院。工科的社会功能无须赘述，它强大的筹集科研经费的功能是当前北大最需要的。具体操作上，北大可准确把握工科的前沿趋势，大力发展朝阳工科，以计算机、电子、材料等为主要发展方向，并聘请世界级的专家来任职。这样既能把准业界的脉搏，又能避免某些老牌工科院校里夕阳专业的掣肘，从而有望在建院伊始即对他们形成强大的竞争。
名人效用与取法乎上
科大创建之初，因公众不太了解而没有多少名气，孔宪铎教授便提出，“当你自己的名声未建立之前，可借用已经建立的名气”，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在理学院组织名人系列演讲，首批一共邀请了七位人士，其中包含三位诺贝尔奖和两位wolf奖得主，结果带动了理学院名气迅速提升。
北大各类演讲为高校之最，其中也不乏具有深远影响力之人士，但一般都是由各个院系、各个社团打游击，并无多少计划和系统性。校方主办的“北大论坛”规格很高，但一年只有一次，不能形成持续的冲击力。倒是半官半民的“北大讲坛”，通过一年多的运作已形成系列，主讲人也都是精挑细选的各阶层顶尖人士，通过其网站和在中国新闻周刊开设的专栏，已开始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高层关注。在保持其高品位和公益性的基础上，校方应予以指导和支持。
相对于名人效用，与世界级名校的交流更具有短平快的实际效果。在交流中发现长处并效仿之，将使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少走不少弯路。“学习的上策，是取法乎上（The best way to learn is to learn from the best）”，北大应向国外优秀同行虚心学习，同时注意借鉴国内兄弟院校的有益做法。百年校庆期间主办的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论坛在国内开了先河；2002年牛津、剑桥、哈佛等校校长访问北大，显示北大已成为国际交流的重要舞台。希望此类活动能长期保持，并逐渐扩大规模。
令北大人为之汗颜的是，孔教授在书中提到，他曾随由香港科大主要领导组成的访问团造访国内高校，各校都非常热情，校长、副校长、院长全部出席，唯独北大与众不同，没有见到校长，没有见到副校长，也没有见到院长，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但愿此类情形永远只有那一次。
本科招生：贴近考生
作为一所历史很短的学校，香港科大的本科生源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无法与港大、中大等校竞争，校方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对策：每年都派不少“名嘴”教授到各所中学演讲；每年都举行一天对高中生的开放日；每年都邀请各中学校长来校参观访问。这些设身处地为考生着想的措施赢得了广大学子的好评和青睐。
北大已连续几年实行对高中生的开放日，也派出教师到中学演讲、邀请中学校长来校访问。不管是不是借鉴科大的做法，此类举措都应当广为提倡，并加大力度，如派到中学演讲的教师除了招生老师，也安排知名教授；每年邀请的校长注意选择，尽量扩大范围等等。
在当前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考生上自己最喜欢的大学非常不容易。北大应抱着关心国家未来的态度向考生负责，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到中学生身上，切实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而绝不能像个别高校那样，为了争取优秀生源而进行虚假宣传，欺骗考生，甚至置广大向往者的利益于不顾，不负责任地怂恿大面积报考。
北大招生网(http://www.gotopku.com)运营一年多以来，及时向考生发布招生信息和考试辅导，以考生的利益为中心，在全国各地中学生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北大的招生和宣传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其优良作风应继续发扬，同时学校也应给予大力支持。
总务原则：提供服务
刚刚加盟科大的学者们，在海外一流的学术环境中工作、生活多年，来到香港后发现习惯与制度有诸多弊端，甚至严重干扰了正常工作。为给持续发展扫清障碍，校方便着手改革不合理的制度。
在北大校内，某些制度的死硬程度、及部分总务人员为教员和学生服务精神的欠缺，都远甚于香港科大，这样对学校发展的制约和挑战也更大。举例来说，教务人员对老师和学生的蛮横态度，后勤人员对师生的百般刁难，及种种不近人情的规章等等，都使广大师生深受其苦。他们的表现，远远称不上是学校正常运转的润滑剂，相反成了发展道上的拦路石。
曾有老师抱怨道，如果北大不开除教务人员中那帮制造麻烦的中年妇女，北大的教学和研究将永远搞不好。此话虽然偏激，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死硬作风和不合理制度对师生和学校长远发展造成的伤害。
大学的主要职责是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全校上下都应把它视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学校的团队只有两部分：执行此任务的部分，支援执行此任务的部分。无论是系主任、院长还是校长，其目的也是从不同层面、不同方向，为师生提供服务与方便，使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科学研究当中。对于与此指针相悖的现存不合理制度，应以最快的速度予以改进或废除；对屡教不改的人员，应当坚决辞退。
突发事件处理：快速反应，坦然面对
在发展过程中，科大也曾经发生不可逆料的事件。如某研究生因救人而中毒身亡；某年轻女教授先是失踪，继而两天后在海边被发现尸体，等等。对这些突发性的情况，孔教授都代表学校向家长慰问并致意。
本是极为正常的面对突发事件的方式，对北大来说竟然也可资借鉴。其实校方的心里比谁都明白，但由于北大的敏感程度，在危机面前第一反应是担心引起混乱，于是下意识地进行掩盖。在资讯极为发达的时代，几乎任何事情都会走漏消息，结果当局的暧昧态度反而引起更大的思想恐慌或招致更普遍的反感。
以邱庆枫案为例，本来完全是与社会凶杀案毫无二致的的普通刑事案件，如果能像科大那样坦然面对的话，混乱可降到最小，但由于个别负责人的无知，连白花都不让人戴，结果导致事态扩大，一度陷入僵局。
王登峰副书记对山鹰社事故的处理和前些天校方对餐厅爆炸案的处理，则说明了校方积极稳妥的直面危机方式对事态的控制作用。像北大这样规模的学校，发生大大小小的突发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事件发生以后，校方不应相信自己的遮掩能力，而应充分相信大众在真相面前的理性。
基于此原则，建立起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便显得尤为必要——当事方应像快速反应部队一样，即使事发时不在现场，但一定是第一个到达者并妥善处理者。在具体操作中，注重人文关怀、以人为本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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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孔宪铎教授在书中多次提及，香港的大环境没有如大陆般的诸多限制，这其实也是香港科大迅速壮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北大而言，外在的框框限制与内在的自由思想相碰撞，多带来难以名状的痛苦。但既然身在体制之内，就得谋求体制内的解决——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寻找与现实的最佳接触点——头脑发热的挣扎只会使绳索更紧，而北大已经耽误不起了。
另外，作为香港科大的学术副校长，孔宪铎教授主要从他的职位角度描述科大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对其他方面着墨并不多。在孔教授所涉及到的方面，其他读者也尽可见仁见智。
但不管如何，北大如果能在专注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博采众长，并从善如流，离世界一流将并不遥远。
注①：孔宪铎，1935年生于山东，孔子第73代后裔。台湾中兴大学农学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曾任中兴大学助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员，马里兰大学教授、代理系主任、副院长、农业生物工程中心主任、代理副校长，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和学术副校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植物生物技术，著有英文论文120多篇，编著英文专业书籍14册。抵港后在海峡两岸三地发表中文论文近百篇，编著中文书籍多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