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人们在撰写文学史时都很关注思想家对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学史中都有思想史的影子；至于文学在思想史上有什么地位却很少有人谈及。研究者在谈到古代社会运动时也多就经济政治上找原因，很少关注意识形态，虽然，不能说这些分析错误，但我总觉得有些偏颇。本文想就《水浒传》在思想史和社会运动的地位做些考察。
1．思想上的突破
如果我们承认通俗文学作品中也可能是思想者的载体的话，其影响表现在，书中所叙述的故事在总体倾向上是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虽然，作者时时用符合主流社会规范的思想淡化它，但这个总的倾向是掩盖不住的。这种对抗是建立在维护《水浒传》中主人公利益的基础上的，因此，作者在其描写中只支持梁山好汉的对抗，而不是一切的武装团体的对抗。当然通俗小说所提供的“思想”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系统的思想认识体系，只是一种由作者情感所负载的一种思想倾向。前者（指系统的思想）只在文人士大夫中有影响，而后者却能在一般民众中流行。由于其受众面广，后者对社会的影响是很难估量的。
作者在《水浒传》中提出一些过去人们很少使用或根本不使用（起码不见记载）的概念和话语建立了一个与主流社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话语体系，底层社会的人们对此耳熟能详，并成为了他们常常使用语言。一个思想家借以影响社会的思想是靠自己独特的话语和概念及其论证过程。例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天、人”，佛家的“四大皆空”等等。《水浒传》是通俗文学作品是靠形象影响读者的，书中的人物和描写中经常使用一些话语以其生动性、形象性和趣味性悄悄地渗入读者的血液，并进一步活跃在民众口头。例如“忠义”“替天行道”“义气”“聚义”“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好汉的勾当”“逼上梁山”等等，这些通过《水浒传》以及与《水浒传》有关的各种文艺作品深入广大民众，影响他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使得接受这些观念的人们，在行为上也会相应地突破主流社会为人们设立的种种规范，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来。这些是评论家关注不够的。本节也要从这些概念和语汇开掘下去，分析这些话语内涵，从而考察《水浒传》对传统的突破。
说到在思想史上的“思想的突破”，读者也许感到不解，认为小说不足以言“思想”，因为它不是思想家们的著作。实际上，历代思想意识是通过多种著作形式流传下来的，谁能说，先秦的文学作品《诗经》“楚辞”不是那个时代重要的思想史的材料呢？另外，人们谈到思想往往忽略下层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把思想看作知识分子的专有品。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国”与“家”是同构的，“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因此，民间（主要是宗法制度下的农民）思想与统治阶级思想很接近，看不出有太大的差别。人们忽略了还有一批从宗法制度下被抛离出来人们，他们的思想状况如何呢？很少有研究者考虑到。这些被抛离这就是游民，记录和反映他们思想意识的就是与他们处境、经历类似的江湖艺人的作品。《水浒传》即其一。
游民当然也属于民间，但他们是脱离了宗法制度的网络的，其阅历不知比宗法农民丰富多少倍，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别、知识阅历的丰富必然使他们对传统的思想有所突破。因此，《水浒传》中所反映思想意识突破了许多传统意识是毫不奇怪的。
2．游民的“造反有理”
如果不把“造反”这个词现代化、意识形态化，其意思就是对当时政权的暴力反叛。用儒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犯上作乱”。“犯上作乱”，它指一切可以动摇现存统治的言论与活动。“造反”是极端的“犯上作乱”则更为统治者所恐惧、所反对。在统治者看来，“造反”是属于“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老百姓不用去干，就是想一想、说一说也是罪不容诛的。
《水浒传》所描写的“造反”还主要是游民的暴力反叛，也就是乱世中大大小小山头，以及各类杆子的打家劫舍的活动。作者心中也很明确地知道，一上了山，加入了杆子，参与造反活动，就是与主流社会决裂了，就是陷入“十恶不赦”大罪了，这对当时的良民来说是极敏感问题。可是从游民的眼光来看，在走投无路时，这也不失为一条出路。
从《水浒传》总的倾向来看，它并没有否定“上山”下海，并把它看作是好汉们被迫不得已时的一个明智的选择（当然只局限于上梁山和与梁山有关的“山”）。游民、特别是受到官府逼迫而成为游民的人们，他们要想生存，最后只有聚为团伙、拿起武器，以暴力反抗官府、保卫自己这一条路好走。从《水浒传》一书中形象描写和作者的议论中都可以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读《水浒传》，只有读到林冲在一片风雪交加中上了梁山，读者为他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为他终于获得安全而庆幸；“智取生辰纲”的七雄战败何涛之后上了梁山，读者才会觉得这些好汉终于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是用形象的塑造告诉读者这些英雄好汉上梁山是对的。《水浒传》还把五湖四海的人们上上梁山与“朝廷做个对头”称作“聚义”，把他们冲破重重险阻，终于实现了“聚义”比喻为：
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
把参加梁山造反队伍比作冲破天罗地网，这是作者对于英雄好汉们武装反抗的直接肯定和歌颂。不仅从文学史角度看，这是第一次；即使从思想史上说，也是没有前例的。《水浒传》产生之前还没有一位作者敢于在白纸黑字的如此大胆地肯定造反活动。
3.造反者的话语体系
历来我们见于书面的只有一种话语体系，那就是主流社会的话语。这些不仅充斥于经史子和文人士大夫的各种著作之中，也流行于老百姓的口头。久而久之，成为一种集体认知（许多情况下还是集体无意识）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马克思的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就是通过对话语权利地掌握实现的。从《水浒传》开始，出现了一整套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造反者的话语体系。当然，这种话语不是作者编造的，最初他们一定活跃在广大游民口头，经过江湖艺人的总结提炼，并写成了文字，编织在通俗著作里，通过各种渠道流播在广大民众之中。这种话语与主流话语一样也是蕴含着特定的思想意识的。《水浒传》所提供的与传统悖谬的思想意识许多也是通过话语的流播实现的。
经过五六百年的流传，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不觉得《水浒传》在话语方面提供了些什麽新东西。这一点只有通过文学史、文化史的排比才看得出来。我在另一篇文章对“替天行道”产生、流传与变异的分析是一例，其实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里我们选一些对后世影响较大词语作些分析。
A．好汉：
“好汉”这个词儿虽然不始见于《水浒传》，但是他在此书中独特含义被后世的下层民众所接受。好汉在唐代指读书有成之人，如狄仁杰。《水浒传》出来后，“好汉”的意义改变了。《水浒传》中这个词儿不仅只与“武”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带有不遵守国家法纪，专干一些作奸犯科之事的意思。在分析《水浒传》主题时我曾说“水浒”是游民说给游民听的故事。他们对“好汉”的理解实际上是游民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这种自我肯定和评价由于《水浒传》的艺术感染力量得到广大受众的理解与认同。因此，自“水浒”故事普及以后，社会公认了这个用法。于是，“好汉”之名流于天下，不仅通俗文艺作品使用，而且也用于现实生活。为那些处于社会下层、又不甘于穷困以没世、并有几分强力的游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称呼。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的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定“好汉”的帽子。
B．聚义
“聚义”是“好汉”们结合起来的专用词。游民们凡是在“干大事”（大多是干与当时法律相抵触的事情）时的结合，这种结合有暂时的，也有较为久远的都称之为“聚义”。
“聚义”这个词产生以后是用于游民的组织化过程，游民在社会上争取自己的利益，面对的是强大的有组织的政府和和带有组织色彩的宗法网络，而他们则是无权无勇的个体。要使自己强大就要组织起来。最简单的组织是结拜义兄义弟，“聚义”是结义的发展。不过“聚义”始终没有像“好汉”那样得到主流社会的普遍认同。游民把自己的结合加一个“义”字以自慰，可是在主流社会的人们看来“聚义”这个词仍然带有绿林色彩。
C．义气
“义气”是“义”的通俗表达，本来是一回事。但自“义气”这个概念产生、并在中国最早的通俗小说《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以后，它逐渐独立了出来，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道德观念。
当“义气”这个词随着通俗文艺作品流传到民间的时候，下层社会的人们就把它看做是下层社会人们互相帮助的道德，但其希望回报的思想还是隐隐蕴藏其中的。
D．江湖
《水浒传》告诉读者还有另一类“江湖”，这个“江湖”与前者是迥然不同的。这里充满了刀光剑影、权谋欺诈的地方。这里虽然有属于这个领域的道德，但在紧要的关头为谋取生存和自己一方的发展那还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我认为这个“江湖”就是游民生活的空间，它脱离了宗法网络的羁绊，形成某种独立性，构成了与主流社会不同的隐性社会。
这个“江湖”是确实存在的。它的构成主要是游民和社会上其他阶层中的甘于自外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这些人物都知道它的存在，而且要尽量在这个领域中有所作为、建立自己的名号与地位（用线在江湖隐语说就是“扬名立万”），不要干违反只属于这个领域原则的事情。
“江湖”这个词对后世影响最大。《水浒传》中的江湖本来是游民生活的空间，这里本是干犯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而后世把许多非官方的场合都称作江湖，特别是新派武侠小说把“江湖”浪漫化、文人士大夫化，人们几乎不知江湖的本来面目。《水浒传》中“江湖”的出现本来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个语词也带动了“江湖”的发展，推动隐性社会的运动。
E．上梁山与逼上梁山
后世能和“绿林”齐名、并作为民间武装反社会力量称呼的是《水浒传》的“梁山”。自从“水浒”故事的“梁山”这个词产生后，它就不是那个坐落在今山东省的小土山包了。它成为造反者的圣地、给许多武装反叛者以想象力，成为他们敢于把造反事业坚持下去精神归属。
《水浒传》描写了和塑造了梁山的形象，为了说明“上梁山”的合理性。书中从第七回起叙述了好汉林冲被迫上梁山的过程，通过这个故事读者把同情心都交给了林冲，并从内心赞同他这个选择。“逼上梁山”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给了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受到不公正待遇、又得不到伸张的人们以勇气。 “上梁山”与“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
F．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这是智取生辰纲之前晁盖对吴用说的话，指他们即将劫取的“生辰纲”。劫取财货者代代有之，可是在《水浒传》之前没有如此理直气壮为这种掠取作辩护的。这个道理在“水浒”的语境很容易被读者接受，蔡京、梁中书都是臭名昭著的坏蛋，他们的钱财也多是搜刮老百姓来的。但是自《水浒传》以后，这个道理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并且成为游民劫掠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实际上，尽管在它产生的具体的语境上有几分合理性，但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劫富济贫”只是游民的反社会活动中寻求社会下层民众普遍支持一种手段。
G．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
这段话是吴用邀请阮氏三兄弟参加劫取生辰纲时，阮小五对吴用说的赞美梁山好汉的话。这也表明了下层社会的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如果再稍全面一点的话，加上前面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这可能就是他们全部的精神与物质追求了。下层社会中的老实者，但求一饱也就可以了，而那些“豪杰”之士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食肉饮酒就是他们对生活最大向往。从物质层面来说，实际上“`酒、肉”本身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成瓮”“大块”的吃法就不是那些文质彬彬文人士大夫和循规蹈矩的人们所敢问津的，它带有尚武之风、带有一股豪气、或者说蛮气、这正是那些敢于与主流社会抗争人们的色彩。这样它的刺激不仅在于饥饿者的肠胃，而且更在于那些畏葸退缩者的肝胆，鼓励那些缺少衣食的游民去挑战现实秩序，武装抗争，实现自己的追求。
清末的梁启超有一段话说的很好：
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源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团者起，沦陷京国，启招外戎，曰：惟小说之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这段话说的主要就是《水浒传》。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这些下层民众组织的内部文献，就可以发现他们从理想到组织、从观念到语言几乎都是借鉴《水浒传》的。
H．其它
其它还有上面说到过的“忠义”“替天行道”“招安”。这些与上面说的“好汉”“义气”“聚义”“上梁山”“逼上梁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等构成了游民与武装抗争者的话语系统。这里包括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与评价、他们之间联合与合作道德原则、他们结合在一起对抗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对待统治者的镇压的方法等等。这些话语既是他们对抗主流社会时的心理支撑，也是他们应付社会现实的手段。上面所引的明末左懋第“题本”还说《水浒传》一书：
“有强力而思不逞”的人们也被《水浒传》解除了精神束缚，使他们意识到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反一下也没有什麽了不起（梁山好汉不是已经这样做了吗？最后他们还都成为了官员），从而大胆地走上造反的道路。两种影响中对心理的影响是更为重要的。
晚清的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胡林翼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转因自《水浒传资料汇编》）。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主流社会的人们对那些铤而走险的抗争者产生几分理解。他们认识到这些造反者并非是不可理喻的人物。明末郑敷教的笔记中记载了他在黄河中遇盗的情况，群盗必欲杀之，但未得到首领的批准，终被释放，他在笔记中感慨的写道“余深感宋公明仁人大度也”（转引自《水浒传资料汇编》）。这也是通过这一套话语系统实现的。
话语不仅形成物质力量，影响着此后的社会运动，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思想，《水浒传》的独特话语表达的是敢于通过武装力量争取自己利益游民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应该在思想史有它的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