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 黄有光等:中国为何“四面皆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33 次 更新时间:2012-02-06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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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黄有光 (进入专栏)    

主持人许曼:非常感谢大家光临我们深大高级研究中心。中心每年会搞一些高端的学术论坛和讲座,以前主要以讲座为主,我们今天联合深圳社会科学联合会、深圳社会科学院文化所以及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想尝试一种新模式,用一个讨论、辩论或者是探讨的形式,题目是“中国为何‘四面为敌’”?更合适一点应改为“中国是否‘四面皆敌’”?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老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黄有光老师和深圳社会科学院的魏甫华老师。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我们的李风亮校长,他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的论坛对我们给予特别大的支持,首先欢迎李风亮校长给我们致辞。谢谢!

李凤亮:丁老师、黄老师,还有到场的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刚才主持人说校长特别忙,校长忙的都是学校和学生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忙的。今天很高兴我们2011年高级研究中心高端学术论坛又要开幕了,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都参加过高级研究中心举办的系列学术活动,我们高级研究中心名副其实,因为它举办的学术活动虽然规模很小但是都比较高端,包括历次的学术讲座。今天主讲的丁学良老师是我们高级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而且丁老师也是我们深圳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所聘请的七名校外学术委员会之一,他也是我们的贵客和常客,对于我们的社会工作和常规管理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在此表示感谢!今天到场的黄有光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澳洲研究中国问题、经济问题,非常有名。还有我们魏甫华先生,深圳社科院的,也算是我们自己人了。那么像今天这种场合高级研究中心成立已经举行了多次,包括几位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到深大的演讲,而且每次的讲题都特别的有意思,吸引了我们深大的学术粉丝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就是应该像高级研究中心这样,倡导一种学术自由的氛围,倡导一种在学术上不断的向着高端向着真理去追求的境界。我们相信高级研究中心在加强自身的研究成果出版发表的同时,能够把深圳的学术交流活动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应该说越办越好,我们希望它办得更好。

另外,今天这个讲题特别有意思,我认为讲题选得非常好,但是也很敏感。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中国人与人相处是非常注意邻里关系的,不管是乡村、城市、个人还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发展到今天可能会存在像今天这个讲题所讲的“四面皆敌”,这个稍微有点夸大,或者说言过其词,但是它确实揭示了我们现在生存的国家周边的情境。过一会儿几位教授将会给我们亮出他们的剑,亮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观点,其实这也体现一种大学学术自由,大学关注和探讨国家的政治、国家战略,其本身就是大学作为国家智库应当具有的学术自觉。大家知道我们学校还有个印度研究中心,也即将是我们学校的新一批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这个印度研究中心成立时我们也提出了,希望它不仅是研究传统的印度文学、文化,做做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研究,希望它更多的朝着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研究,这也是教育部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希望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中心,能够为国家中印关系的友好,为国家的中印战略研究发挥一点作用。我觉得这也体现了我们深大文科的一个特色,就是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社会分享我们专家学者的才智。

刚才许曼讲今天的论坛改了一种形式,改成了沙龙,增加了辩论的色彩,我发现的确有一种华山论剑的味道。我相信几位教授一定能奉献给我们深大老师和同学们一场丰富的学术盛宴,再次感谢几位老师光临深大!

许曼:议程程序是这样的,首先请丁老师做一个主题报告,对现在国内和国际,关于主要的一些中国现在的观点,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四面皆敌”的观点做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请到黄老师对丁老师的观点做一个评点,再接下来魏老师做一个评点。大家也都很熟悉丁老师了,大家都知道丁老师是香港科技大的终身教授,也是我们高级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会主席。他对中国的问题,包括政治、社会方面都非常有见解。黄老师主要是经济学,在经济学方面非常有研究,是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的院士,黄老师非常博学,他对物理、数学、中国诗词、古典文学都很有见解,魏老师是来自深圳的社科院文化研究所,下面首先欢迎丁学良老师做主题演讲,谢谢!

中国为何“四周皆敌”

丁学良:非常感谢深圳大学李校长,还有高级研究中心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讨论国内和国际最为关注的大问题,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汇报,我下面讲的这些观点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参加很多的研讨会总结的观点,既包括国内也有国外的,然后我把简要的主题给大家介绍过以后,要请黄教授、魏甫华他们对我所讲的观点进行分析和评论,如果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的话,我希望我把所介绍这些问题中间一个历史的背景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历史的背景是从这里面来的,这是我从到现在为止最全面的历史史料。

今天我们讨论我特别跟中心的负责人讲了一下尽量要多一点时间进行讨论,如果说这个讨论能够变成辩论那就更好,但是我们在座的都是君子,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要肢体碰撞而且不要扔鞋,现在扔鞋已经成为了一种模式。

所以我先讲一下目前在国内和国际上非常关注的中国,不能代表中国军方的所有,但是至少代表中国军方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军事的看法,这个来源当然你们可以看一看人民网,2011年11月29号上午8点的时候刚出来的,出来以后在短短时间里面关注就是63.8万人次,因为这事大家都很情绪化的。解放军一位少将叫罗援,罗援讲美国的三大错误决策将导致满盘皆输。中文措词不是很严格,但是我们大概理解大致的意思,但是导致谁的满盘皆输?这个他没有讲清楚,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做很丰富的想象,满盘皆输最后谁输?大概的意思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美国的哪三大错误呢?第一大错是美国目前最大的敌人是恐怖主义分子而不是中国,第一大错误是把中国当作美国的最大敌人而不是把恐怖主义分子,他认为这是美国的第一大错误,而且他特别提出来,如果没有做有愧中国的事美国有什么可怕的?就说明美国心中有鬼。那么,美国的第二大错误是什么呢?他认为美国的安全战略中心,不应该是亚太地区,为什么呢?他是这样讲的,试问亚太地区哪个国家是恐怖主义,亚太地区谁能对美国构成直接的恐怖威胁?那意思就是说美国根本不应该把亚太地区当作安全战略中心,这是第二大错。这里我不太清楚亚太地区的范围怎么划界,因为按照国际上的划法也就太大了,亚太地区你想,世界上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东南亚、印度也就是全世界70亿人口中间,亚太地区至少占了40亿-50亿的人口,根据罗援少将的讲话,整个大片都不应该是美国关注的重点,他认为这是美国的第二错误。美国第三错误是美国能够围堵、遏制中国吗?这点他讲的很清楚,他说不可以,他讲了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对中国的围追、追堵反而围而不死,越来越强,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不敢小看,换句话说中国过去几十年取得了经济外贸的发展,中国的留学生去学习,吸取了很多海归回来建设做科技金融所有的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这些都是因为美国围堵出来的结果,所以这是美国的第三大错误,意思说美国如果继续围堵的话,中国变得更加强大,这个我就疑惑了,如果不围堵就强大不起来?也就是说欢迎你围堵,如果不围堵的话就完了,在国际上这个评论有很多的翻译,我看了很多国家在翻译他的说法。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外交界,不是说中国外交界的整体至少是相当一部分,说美国、日本、印度马上要举行重要的三边会议讨论区域的问题,中国的外交教授苏浩教授,在采访的时候说,这次三方会谈显然是针对中国,为什么呢?从美国角度看,他要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亚洲架构,特别是要防范中国的崛起,给亚太地区由美国主导的构成冲击,为此要进行防范的讨论,所以美、日、印三方的讨论议题潜在的把中国作为明显的对象。苏浩说中国作为防范对象会很不高兴,会有明显的关注。

然后是中国的媒体界,中国的媒体是很多的,媒体也很有名,在座多少人可能天天看,《环球时报》2011年12月12号的社评《希拉里的挑拨很失风度》,讲的是什么呢?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前往缅甸访问的时候,其实我查了一下不是在缅甸说的,而是在韩国说的,在韩国一个很大的国际会议上面讲的,《环球时报》的评论认为希拉里的那场讲话是在挑拨中国跟缅甸的关系,而且在挑拨很多跟中国经济贸易密切发展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环球时报》评论认为希拉里这个讲话代表了美国政治精英的心胸狭小、算计。还用了一个成语叫小肚鸡肠。如果再迈一步的话,我估计下一个成语就出来了,叫做妇人之见。这个出来就很麻烦了,希拉里刚好是一位妇女。对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我发现很有趣,跟我刚才所引用的国内的军界的著名评论员罗援以及外交界的苏浩,观点相当接近的,但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国际上能够找到,而且现在很有趣的找到跟他们观点一致的是日本的右翼,不是左派,这方面我很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叫做两极相通,就是最极左或者是最极右的。这个意义上非常接近,日本右翼的媒体这是中文对他的定论,《产经新闻》2011年12月5日发表文章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冲突很大,所谓和平是两场战争的空隙,近日围绕东海主权的问题,中日方面摩擦了一系列的矛盾,过去很有可能加快速度,因为美国和日本有安全协议,所以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强调,美国和日本是同盟国,中日发生冲突,美国将会支援。

中国为何“四周皆敌”

丁学良:第三就牵涉到黄教授做研究的地方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从2009年起,中国已经是澳大利亚最大合作伙伴,双方达到了1051亿美元,虽然有这些密切的经贸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澳大利亚的女总理茱莉亚.吉拉德不久前就美军在澳大利亚北部建立一个基地,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将会派出2500名海军作战人员并且派军用飞机。我方对此作出了抗议,认为这是在搞军事冷战。下面一个是南海的冲突,东盟本来是很松散的,现在却显示出来日益强化的危机感,越南、菲律宾等国是在南海问题上反应最为激烈的,激烈到什么程度?我这里看到的是英文,不知道其他中国媒体怎么说,中国的《环球时报》说,那些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有争端的这些国家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再这么干的话,你们在心理上、精神上要做好准备,隆隆的炮声就要响起来了。这个在西方反应非常强烈,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大炮什么时候响起来。很有趣的在什么地方?我发现日本右翼对中国周边形势的观点,在美国也找到了跟它观点相当一致的,但是在美国的却是新左派,所以说国际上的问题非常复杂,你要划界很难划。最近,在2011年11月底12月初,美国两名非常有名的新左派评论员,说华盛顿,就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包围遏制政策现在加快了步伐,体现在刚才我描述的一些东西,而且体现在美国要把同菲律宾之间长达60年的军事方面的互助的条约要提升,而这种提升毫无疑问就是为了针对中国。另外一位美国新左派的评论员发表了评论,中国的威胁观再上升,讲的就是我刚才描述的这些现象,这些现象中间特别讲到了美国现在试图把一系列小的麻烦一个一个地解决,像伊拉克、阿富汗也能够解决,把这些小的问题解决之后,目的就是腾出手来来对付一个叫做跟美国差不多是旗鼓相当的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就是中国。这个是美国的新左派的看法,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以前在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做高级研究员时的一位同事,他原来是兰德公司的,后来到了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他专门做中美安全关系的,他新书前天刚出来,他的题目是《美国的挑战如何同一个崛起的中国在2014交火?》。因为这本书出来之前他已经做过很多类似的报告,包括在中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都做过类似的报告,这本书出来以后,进行了多次讨论。他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我跟他同事三年,参加过若干次讨论,你吃不准他是哪个派的,别的人你一下就能分清是哪个派,新左派、右派、围堵派、和平派、好战派,他这个人就很奇怪,我跟他那么多年我也不知道,他的书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我念两段,他说“一方面中国在亚洲势力影响不断的增长,而另一方面美国在亚太地区一直扮演着海上安全保护的角色,所以这方面在地区的冲突会日益的冲突。”换句话就是对海上的维稳,海上的维稳大队,所以这两者很容易发生冲突,这个局势以外虽然美中之间有那么多的交往,但是他们价值体系和行为标准这些差别太大,他们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不了,双方很难在一个国际体系中互相的融合,因为大家的行为方式、价值体系差别太大了。当然他讲了这句话以后他继续讲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如何让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政府相信,美国在亚太地区继续的存在和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这两个过程之间不一定要导致对立,不一定会导致这个地区出现零和游戏,而周边国家在这个游戏里面要做一个选择,到底跟中国还是跟美国站在一边,他讲这个话不是没有根据的,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根据是,他说中国的一些军方评论员,然后再加上《环球时报》已经警告过了,这个警告是这样讲的,“美国和周边的国家都应该明白现在和中国合作有共赢的机会,等到中国发展起来再想和中国合作,中国要查查你有没有不良记录,现在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是站在哪边,如果这个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么你跟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而且你会得到很多的好处,跟中国之间进行贸易,如果你站错了站在美国那边去了,参与了美国对中国的围堵,那么等到中国从围堵中间突围变得更加发展的时候,你们要跟中国合作的话中国要查你的档案。而这个档案是不跟本人见面的,因为你这个档案上被查的人会讲我当初不是有意的。所以,如果这种零和游戏的观念成为军事者的看法,这不仅仅是中国包括美国,这个就很麻烦,当然我这位同事马上讲这个问题不仅是美国方面的问题,他说中国总是宏大阴谋的远见看美国行为,认为美国显然在参与并且主导遏制中国的行为,它的宏大战略就是一个精心购置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式的大阴谋,每个阴谋都是环环相扣。其实这并不是对美国政策的分析。说对美国的战略阴谋,他说中国人自己搞出来,自己玩的这么一套,美国虽然有零和游戏的观点,但是他认为这个问题中国方面问题大一点,另外一个悲观的看法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处在快速动态的进程中,因此比以前的关系更为复杂,难以维持平衡,因此制订的基本形态已经不具备可持续性。我现在基本上把半年以来,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来自于新左、国内、美国学术界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我再次强调,我介绍的内容是我对他们的解读,不是我自己本人的观点。最后要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中国成功地在美国后院进行反恐演习,美国的后院就是委瑞内拉,总统特别欣赏这次和中国的反恐演习,他派出部队是最精锐的伞兵来和中国进行反恐演习,这个演习已经在11月8号胜利结束。在美国国内有一派认为中国的关系日益上升对中国拉美的行动很敏感,所以中国和委瑞内拉的合作一定会引起很强烈的反应,而且在整个南美是跟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一位海军少将叫张召忠表示,在他的印象中,虽然中国首次在所谓的美国后院南美进行反恐演习,但不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意思说中国在南美的演习不伤害任何人,非常友好,不用担心。美国讲了,如果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这样的问题,希望中国同样看待这样的问题。这是很有趣的看法。

我刚才讲了关于中国的“四面皆敌”,是国际上和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周边关系的一种看法,不是所有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参与这个讨论,我们举行这样的讨论只不过是把这样的平台,把中国现在、下一步非常重要的大环境因素来进行比较有意思的讨论和交流。讨论会最准确的提法应该是中国是否“四面皆敌”?打个问号这样就更好了。我就先汇报到这。

许曼:谢谢丁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大概把丁老师的总结一下,就是高调重返亚太的美国,刚才丁老师说了,最近美国向澳大利亚派遣了2500人的海军陆战队,中国是很有意见的。另外就是希拉里,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国务卿对缅甸进行首次访问,缅甸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第二个中国目前状况来说也有很多海洋主权问题,也有很多国家和中国形成了对峙,一个就是日本,还有一个是最近的南海问题,南海周边的国家一直都有一些摩擦。第三个关于陆地上的,大家没有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说印度,那么我们不光是中国和印度在经济上,全世界在经济上对他们发展的模式在进行比较,印度慢慢地做了一些小动作,第一个他和日本做了非常频繁的互动,他采取的是多项战略,这个都直接触犯到中国的和平意义,那么从以上三点,海洋国家的对峙和陆地上的小动作,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现在是否四面皆敌?我们想有请我们的黄教授发表他的观点对这个问题进行点评,欢迎黄老师。

中国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和平发展战略

黄有光:谢谢高级研究中心请我来参加讨论。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跟主持人说可以参加这个讨论吗?我对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中国并非四面皆敌。刚才丁教授讲了,我们都在美国后院演习,哪里是四面皆敌?比起还没有改革开放以前,文革那个时代,我们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如果现在是四面皆敌,那么以前就是三、四、六面皆敌了。不过,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是没有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改进的地方,我准备几页的PPT。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讲的中国四面皆敌的问题,主要是一个国际上的关系,国际和人际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国际的关系比人际的关系要糟糕,为什么?因为国际的关系大致上是看利益,利害权衡的关系,而人际的关系就有很多程度道德上、道义上感受的制衡,为什么?因为人作为一个物种,这是有生物的原因。为什么人能够生存,发展到全世界人口60亿,老虎才几万只而已,所以我们人能够生存,一方面我们智力比较高,一方面我们是合群,要人际合作,所以我们天生就有这个道德感。我们刚才讲过了。要是我们能够合群,朋友之间能够互相信任,因此我们有天生的道义感,有道德和正义的感受。不过在中国的情形,由于以前在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的时候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影响下,这个道义感受到很大的摧残。另外一个原因是,国际关系是由搞政治的人所决定的,而且主要是根据国家利益的权衡,根据这个权衡政客他们的视野往往是几年而已,一个人不但要看几十年而且要看下一代,本来按道理说国家应该看得更长远但是政客往往看几年的作用,所以视野不长造成的国际关系比人际关系更加糟糕。

我们现在中国是全世界人口发展最快的国家,印度是第二个人口大国,他们发展比我们慢物价上涨比我们慢,所以经济基础来讲我们比印度好,当中国变成第一强国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威胁,关于中国是否四面皆敌的时候,也要从其他关系来看,就像我们人际关系不但要从自己的观点来看也要考虑对方的感受等,我认为中国最主要的战略应该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四面皆敌”面对邻国的问题,包括中印边境南海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对主要的战略问题来看这是相对小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搁置,中印我们没有谈判,对南海的问题中国政府提出要商讨是否可以共同开发来处理,我认为这是好的,可以用这些方法来解决,没有大问题,没有四面皆敌的问题。最主要的战略我是同意邓小平,邓小平是最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虽然并不是没有过。邓小平说我们要韬光养晦争取继续和平高速发展几十年,将来能够平起平坐,并且超越,我认为即使中国第一强的时候,我们也要和其他的国家合作,这是互惠互利的。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打东南亚从中获利,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整个经济国家被占领了,但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全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互惠互利是整个世界的前途,所以我们要争取和平发展,这是最主要的战略,一些小东西即使我们吃亏一点,不可以违背和平发展战略。

朝鲜的问题虽然是中国的盟国,但是成本很高,我们得不偿失。我们对朝鲜的帮助间接地影响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会看成中国你去支持这样一个很负面的国家,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认为对朝鲜的问题除了人道以外不要花太多时间,长期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关系,其中一个需要解决的,在文革时期对道义的摧残我们必须要弥补,要挽救已经被摧残道义水平,我们至少要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因为你要有真正的朋友。

对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我也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措施,我认为美国甚至日本不是很多年来要求人民币币值要求升值吗,中国的一个回应说,我们人民币这几年已经升值了30%,但是如果这30%是根据一个美元来兑换几个人民币来比的,这个比全世界的币值跌的很多了,例如以前是1澳元对美元是0.485,现在是1.017,所以澳元对美元大量升值,因此你看人民币对它的所有贸易国的,以贸易量为权数的平均这些年并没有波动,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币本来低估了,人民币应该会大量升值的。还有一个问题说我不是美国人,你们讲我是澳洲的公民,但是我认为我在血统上还是黄帝的子孙,所以我站在中国的利益上出发,我支持人民币升值不是要帮助美国经济,而是对中国的利益更大,人民币增值对出口商不利,有些可能会减产,甚至会关门,但是我觉得经济的获利很长,例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前,当时就讨论中国是否加入世贸,很多人担心会造成大量的失业,我认为失业是短期的,结果加入以后短期的也没有出现,这是因为我们从市场经济体系中获利比西方更获大,为什么?因为西方的工会力量比较强,而我们没有这个限制,不要怕人民币升值造成大量的失业。让人民币升值,美国以为我们帮了他实际上我们帮了自己,对这个问题可以看我在财经网上的博客,还可以看我的《从诺贝尔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谬误》一书。刚才说对丁老师的讲话做评论,但是他只是介绍了别人的观点,好像无从评比,不过,我对你刚才提出的观点我是有相当的保留。等丁老师下面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后,有时间我再回来评论,先讲到这里。

许曼:谢谢黄老师的精彩发言,刚才黄老师提到了一个邓小平提到的韬光养晦,即使中国韬光养晦他能不能制止别的国家的想法,这个我看了一篇关于兰德公司最近的一篇文章,它其实非常明白中国到底想干什么,在今后20年的中国国防预算可能会超过美国,但是可能是一个强大的领土,但是中国不是谋取领土扩张也不是对邻国发挥影响,中国对除了周边以外的其他的地方在防务方面没有任何兴趣,尽管中国的政策很谨慎与务实,但是与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依然存在,那么美国的策略是什么呢?美国会一直保持在亚太地区冲突的情况下进行威慑,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策略,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美国为中国提出了个人的支撑,所以我个人即使中国韬光养晦能不能防止中国周边的那些敌人,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下面有请深圳社科院的魏老师给大家进行进一步的评点。

何种敌人,如何认知?——从周边国家看中国崛起的安全困境

魏甫华:实际上我是没有这个能力来评论丁老师这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的,丁老师的东西我一直在看,在学习,他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其实要跟他之前发表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联系起来读,才能够理解他为何这么重视这个话题,以及他是如何分析的。这个文章是他于2001年5月发表在台湾《联合报》和北美《世界日报》上的《拖垮苏联的套索正抛向北京》。他在文章中写道,“(2001年)3月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文件显示,“雷根(大陆翻译为里根——编者注)1980年代强大有力的、耗资巨大的军备,促成了苏联的垮台,因为它衰弱的经济支撑不了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这个评估与俄国的资料互为印证。曾任六位苏联首脑外交助理的GeorgiArbatov在回忆录《制度》中说(p.203)“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及其盟国的1/3至1/4的情况下,军备竞赛提供了一条于他们而言绝对可靠的途径来损耗苏联的实力,最终有可能通过经济消耗战来完全击溃苏联。正是在雷根执政的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的构想和军备计划,其目的专在‘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过时’。他们凭借自己的方案,迫使我们在最不利的、昂贵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丁老师认为,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崩溃,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很重要的历史遗产,应当好好研究。苏联的崩溃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崩溃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战略的误判导致的结果。国际体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我们今天看中国崛起的问题,同样要在这个国际体系框架下来思考,否则我们就会犯错误。而目前国内的有关言行似乎正影响着国家战略走向这个错误。而这正是丁老师提出“中国为何‘四周皆敌’”这个问题的深切根源。

苏联垮台后,中国自然作为一个相当体量的大国成为美国的“首要敌人”。后来这个事情由于拉登在美国本土发动了2001年“9.11”恐怖主义事件,使得美国战略实行了重大调整,恐怖主义称为美国战略的头号敌人。所以,单纯从国家利益角度,我们之所以获取了十年来中国最好的国际和平发展空间,我们应该感谢一下这位拉登同志,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话。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讲的是什么意思?其实亚洲一直是美国的战略核心,套用句现在流行的话说,不管你注意或者不注意,美国一直在那。美国重返亚洲,是不是就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围堵,它就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因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一个最主要的关系就是和美国的关系。美国和东盟,美国和中国,中国和东盟,这三者之间构成了中国和周边国家以及地区之间权力的三角关系。我们以什么样的思想框架来认知这种三角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三角关系各角度之间的度数变化。

亚历山大.温特讲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并非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前提,而是国家间互相博弈互相建构出来的结果。他讲国家间的政治文化存在有三种,一种是霍布斯文化,国家间以竞争为主,这就是黄有光老师刚才对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区分提出来的,国家之间以利益为基础,以竞争为手段。一种是洛克文化,国家间以合作为主,这是二战以来国际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进,国家之间的关系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因素,就是人权、尊严等道德因素。一种是康德文化,国家间以友谊和和平为主。康德文化还不是现实,顶多也只能是部分区域组织内部,一种次国际体系的文化,它可以说是我们欲求的一种国家间政治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国家间政治文化来认知和周边国家之间是关系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塑造我们和周边国家之间的秩序类型。

中国是否“四周皆敌”,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对中国崛起的安全困境的分析。修昔底德在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他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原因,他认为雅典的崛起导致了斯巴达的恐惧,这是战争的起源。修昔底德这一分析构成了后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所谓安全困境,就是一个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动必然消弱其他国家的安全感,而一个国家感到不安全,它就必然会增加军事方面的投入和行动,而这种军事的投入和行动又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于是迫使所有国家参与到这个军事备赛的困局中来。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讲1500年以来整个全世界的现代化的进程都是大国关系的实力对比所推动的,这个实力主要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世界历史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大国此消彼涨兴衰的逻辑。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的崛起势必对当今世界的霸权国美国形成巨大挑战。虽然我们讲中国要和平崛起,但是从欧洲的历史经验看,大国的崛起几乎没有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达成的,即使像美国从英国手上和平地接受霸权领导国地位,美国和英国之间并没有爆发战争,但却是在发生了两场世界大战一战和二战之后,通过战争导致两国实力对比巨大的变化之后才得以发生的。其次,并非所有崛起国都会顺利接班,从历史经验看,大多数的崛起国都是在崛起过程中衰败了的。日本,德国都是。苏联也是,在二战之后得以和美国分享世界霸权领导者的国际势力范围,但是最后还是被美国给竞争下去了。在同一个国际体系里,一个霸权国家总是不会允许另外一个霸权国家跟他分享这一个权利,这是大国发展的经验。

刚才丁老师分析的,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的崛起不但没有进一步成为战略同盟关系,反而越来越紧张了,例如南海问题还似乎到了有的专家提出的“战争一触即发”的程度。这里面涉及什么问题呢?我想对中国为何“四周皆敌”的这个“敌人”再深化一下,敌人实际上分三种类型:一种是现实上的敌人;第二个是潜在的敌人;第三个是假想的敌人。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丁老师讲中国为何“四周皆敌”,并非讲我们和周边国家之间就是一种现实的敌人关系,而是我们目前舆论的“阴谋论”思维,很可能通过制造出“四周皆敌”的假想敌人关系,演变发生真正的敌人关系来。我个人认为,中国到目前还没有现实层面的敌人,要马上宣布开战的或者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的,但确实存在有潜在的和假想的敌人。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嘛。毛主席讲,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德国著名政治神学家卡尔.施米特也讲,政治的首要问题就是敌友问题。可见敌友问题是我们建构国家间关系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那么,如何来认知这种敌人关系,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处理的重要政治问题。

敌人关系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它是由国际政治的性质决定的,刚才我们谈到了肯尼迪的权力转移理论,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更迭理论。他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提出了这个国际政治变革的动力机制,1,如果没有哪一个国家相信力图改变某一种国际体系是有利可图的话,这种体系就是稳定的,或者说处于一种均衡状态;2,如果预期利益大于预期成本的话(也就是存在一种可获取纯利益的可能性),一个国家就将力图改变这种国际体系;3,一个国家将通过领土、政治和经济扩张的方式来谋求国际体系变革,这种努力将在边际成本大于或等于边际收益时才会停止;4,这种平衡之后,为维持现状所付出的经济成本的增长就会趋向快于维持现状所具有的经济能力的增长;5,如果国际体系中的失衡状况得不到解决,那么,这个体系就会发生变革,并建立一种反映权力重新分配的新的平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往昔的朋友成为了敌人,往昔的敌人却变成了朋友?敌人和朋友都是国际体系博弈的结果,而敌人的性质由国际体系决定。我在这里主要分析一下假想敌人与国际政治中的认知错觉之间的关系,从世界历史的经验看,诸多战争的案例,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敌人关系的认知错误,把潜在的敌人或者假想的敌人当成的现实的敌人,从而丧失了在国际范围内搞统战的机会,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而破解国家间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如何把现实的敌人转换为潜在的或者是自己的盟友。美国学者本杰明写过一本在这方面的扛鼎之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他在书中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行为体双方均不希望冲突情景中,在本来是可以合作的条件下,会发生冲突和争斗,会拒绝合作而走向战争?首先是由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与安全困境决定的,就是一个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动必然消弱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其次,之所以造成行为冲突,是因为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很容易发生错误知觉,并且大多数这样的错误知觉是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对方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他分析了错误知觉的形成机制。第一是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consistency)。人们对世界的事务总是有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形成了人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的原有认识。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第二是诱发定势(evokedset)。人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我们中学课本里“邻人偷斧”,就是这样一个生动的案例。第三存在历史包袱。历史可以教会我们喜多东西,但是历史也可以称为沉重的负担,它会是人们简单机械地将显示与历史相比,结果就会完全错误地认识现实。他进而分析了四种常见的错误知觉。首先,国家决策者往往将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这样,任何无意、巧合和偶然的事件都会被视为经过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其次,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第三,愿望思维(wishfulthinking)。人们总是趋于接收到愿意听到或看到的消息,避开自己不愿意听到和看到的事情。第四,认识失调(cognitivedissonance)。当人们在考虑应该采取一种政策的时候,却发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政策不妥的意见和评论,自己认为正确的,别人认为不正确,于是就会出现认知失调现象,为了保持自己的认识相符,人们便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

我们可以对照本杰明提出的错误知觉形成机制以及造成四种常见的错误知觉的根源,来思考一下刚才丁老师提出的各种对中国处于“四周皆敌”的认知陷阱。本杰明提出调整对方认知,释放防御性战略意图,从而破解行为体的错误知觉形成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理论的认识还需要放置一个更长的历史发展框架里面来看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历史关系,我们才可以认清楚这个关系的变化,它是怎么来的。在历史上,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模式,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之前的这个历史时期,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通过朝贡体制建立了天下秩序,这是一种跟欧洲完全不一样的国际关系模式。第二阶段是从1840年到1945年,是以欧洲列强为中心的。为什么是1945年,因为1945年是一个关键点,我看了美国的一个外交员叫史学家孔华润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他指出一直到1945年整个欧洲的秩序还不是由美国控制的,还是欧洲,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虽然上来了,但是外交上还依附于欧洲,所以1945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第三个阶段是从1945年代1990年,以美苏两个超级国家分享世界霸权权力为中心。在美苏分享世界权力的格局下,中国不是苏联的敌人就会是美国的敌人,所以不是倒向苏联就要倒向美国,东南亚国家也是,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的。第四个阶段是1990年代至今,以1990年代前苏联瓦解和东欧剧变为标志事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步崛起,世界出现一超多强格局。从国际秩序的稳定性角度看,前三者是一个相对稳定性比较高的秩序结构,最后这种一超多强是一个不稳定的秩序结构。也正是因为国际秩序的不稳定结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国际政治中的错误知觉会更容易产生。

从现有的国际秩序类型看,主要有以下四种,一个是霸权秩序,即在国际体系里有一个绝对的霸权国家。第二个是均势秩序,我们看整个欧洲的历史,几乎是一个均势力量发展的历史,英国、法国、德国都有过想重新统一欧洲,建立霸权国家的企图,但是在欧洲的均势力量下都瓦解了。第三个就是朝贡秩序,古代中国是这样一个范例。但从现实看,美国和东亚的关系秩序里面,实际上存在一个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朝贡秩序,为什么?你看整个的东亚这些国家的主权是不完全的,它的政治主权是独立了,但是它的军事主权,几乎都是由美国托管的,韩国,日本,军事主权是由美国托管的,由美国提供了这些国家的安全保障,这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朝贡秩序。第三个就是共同体秩序,现在的欧盟就是这个秩序。现在有学者提出,东亚能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建立类似欧盟的共同体秩序,我个人以为这是中国崛起和周边国家的安全困境要考虑的重要议题。我们下面主要分析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南海问题。我们首先看南海问题的由来,南海问题非常复杂,用孙歌的话来讲,是一部互相缠绕的历史。一个是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我查了下资料,南海50多个岛礁上面,越南占领几个、马来西亚划了几个。南海问题实际上是从南越从1974年开始占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开始的,1975年越南统一以后,大幅度南进,从南沙群岛开始着手占领南沙岛礁,后来西沙中国占领了。问题是从1975年到现在持续了近四十年了,但迄今为止中国外交部没有对越南、马来西亚尤其是越南侵占中国的岛礁和南沙群岛领土问题提出过一次抗议?也没有采取任何的反制行动,这是历史的。1979年华国锋是向胡耀邦提出开发南海问题的,但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发,加上和越南的自卫反击战,政局还不稳定,可能还无暇兼顾。现实的情况是从2007年底开始,越南把南海发包出去开采,造成既成事实,整个南沙,迄今为止1140多口深海采油井,年产量5200万吨,很快会发展到一亿吨。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资源问题了。虽然我们一直在向南海宣示主权,但是在国际法层面,主权的获取一个是主权宣示,其次是有效控制,这是必要条件,而中国的海军也好、空军也好,还难以对这些岛屿进行有效的控制,因为在中国的海军和空军还没有发动一场在200海里以外战争的能力。

其次,南海问题还涉及到中国的九段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二战以后,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根据战胜国对国际势力的重新划分,中国在海洋边界权属就划了这么一条线,即所谓九段线。因为中国是战胜国,这条线是没有跟任何的周边国家进行商量测绘的,而且东南亚这些周边国家以前很多是英属或者法属殖民地国家,还不是独立国家。中国最南端是曾母暗沙,从海南三亚过去有1600海里,但它离马来西亚只隔了110海里。我们重新再看美国的崛起,实际上是跟美国和苏联联合起来对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实行解放运动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解放殖民地国家,让它们独立出来,从而削弱了英国和法国大量的地缘政治的战略资源。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1950年代看中国的国际关系,以前中国是不讲国家利益,讲国际利益,中国是“三个世界”来划分天下,而不是以民族国家来看国际关系。北大历史系杨奎松曾经写过一篇《60年前的中国道路》的文章,他写的1960年代的中国道路,中国是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在周边国家进行革命输出的,是要在周边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所以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和李光耀见面,要新加坡的企业到中国去办企业,投资中国,李光耀给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中国不要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了。

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世界观是不是也全球化了,我看并不见得,现在网上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包括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多时候还在一个比较封闭的思维和世界观里。其次也是跟我们目前很多资讯不对等不公开有关,我们还缺乏对国家战略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机制,所以导致很多小道消息满天飞。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错误的认知环境。最后,我引用中国古话来结束,判断一个人是究竟是怎样的人,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在国际关系里也是,国家的言行构成了双方关系认知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约束条件,不仅是我们要对周边国家“听其言,观其行”。周边国家对我们也是“听其言,观其行”,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认知过程。

许曼:非常感谢魏老师的评点,下面的观众肯定有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想法,下面的环节观众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对三位老师提出问题,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发言,首先看哪一位?听了三位老师的见解和问题,有没有自己的观点,或者你觉得中国到底现在是不是四面皆敌?

提问与回应

提问一:我谈一下听了三位老师的发言一点看法,供我们交流,首先我认为今天这个题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从大国外交来看的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对于我们中国人站在我们立场上来讲,我们真正考虑的问题,中国应不应该有一个全球战略,中国的全球战略应该是怎样的?这才是我们面对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很大意义上误解了韬光养晦的策略,我们回忆一下邓小平的原话,他在南海问题原话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们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是最有发言权的。”这是邓小平的原话,我们在谈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时候,往往只把他后半部分的话拿出来说,而不把前面的部分拿出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误解,是对邓小平战略思想的误解。我们回想邓小平的时代,我们是不是像现在这样,在邓小平时代1979年我们打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这个如何和我们现在理解的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有什么联系?据我所知,在1988年的时候,邓小平等高层领导有这样的想法,是准备解决藏南问题,现在被印度叫做“阿鲁纳恰尔邦”。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刚才许老师也讲到,现在我们的这种韬光养晦策略是不是在给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被越南截取,越南一大部分是来自南海的石油利益,我们中国虽然宣称有主权,但是我们没有在南海打过一桶油。在东海我们知道有春晓油田,我们有自己的设备都到位了,但是不敢打,为什么?怕得罪日本,东海油田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工程作业,但是因为怕所谓惹起邻国的不安,所以我们现在不敢真正的开发,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藏南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不是要永远失去藏南,或者这个是永远不解决的,那么还不如就放弃藏南的主权更坦荡一些。所以我觉得对整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全球战略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在外交问题上,中国面临一个最根本的利益,最根本的逻辑矛盾,这个矛盾是什么呢?中国的利益现在的利益是全球性的,可是中国的外交策略不是全球的,你只担心做区域型大国,仅仅是维持所谓和谐的局面,可是你的利益现在已经是全球的了,比如说你的矿产地现在开到非洲,然后你可以在美洲去做很多贸易,那么你是不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做一个全球利益的保卫,所以这是我们应该真正面对的,中国应不应该有一个,或者说中国应该有怎样的全球战略问题?这是我的主要观点。

黄有光:我来回答一下。也顺便回答刚才许主任讲的说,我们如何处理围堵周边的国家,如果我们实行我们正确的政策,我还是同意这位提问的说这是一个伪命题,主要我们的战略是全球上没有永远朋友,这是国际关系比人际要糟糕的要点之一。不过我认为邓小平讲的韬光养晦大战略还是对的,我们要争取继续多发展几十年的和平空间,但是这并不否定具体问题。你说1979年的局部战争不见得有违反韬光养晦的长期战略,长期的韬光养晦战略依然是对的,但是也不否定说在我们现有能力国力之下,扩张我们的海陆空军的力量保护我们的国际利益,这个不见得违反韬光养晦。我们还是要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要更加强和保护我们全球的利益,我认为跟你所讲的并没有冲突。周边国家的那些东西是小问题,不是大问题,我认为总的策略邓小平的看法还是对的。

提问二:听了刚才几位专家的讲解很受启发,对韬光养晦我有一个疑问,我们现在面临资源被别的国家所侵占,我们的领土收不回来,过了几十年之后或许情况会更好,或者说会超越,那么会不会情况更坏?不如人家?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勇气把我们的资源、领土都收回来,那么谁能够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比他的长辈更有勇气做这个事情?比如说藏南,如果印度人占领了我们怎么要回来?我相信这个是所有人的困惑?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就说这么多。

黄有光:我重复我刚才讲的,例如南海的问题,如果我们有能力去保卫,我们认为是我们的领土,如果通过谈判解决不了,如果有能力去保卫有资源价值的领土,而没有影响到总的和平继续高速发展的总战略的话,这要看海陆空军方面的力量,还要看其他国家在谈判上的态度。中印边界有一些领土的纠纷,大致上我在读博士的时候,中印边界是1961年还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中印战争。我读博士的时候看过两位澳大利亚的学者写关于中印的战争的文章,那两位学者的观点认为实际上中国比较有道理,不过这个最好要通过谈判来解决,不需要为这个而打仗。最重要的是我们继续总的和平,继续发展的利益。这能够得到的利益比起南海的利益要大几千倍,所以这个总战略是比较重要的,等到我们将来平起平坐过后再来谈那些细节,所以我觉得韬光养晦总战略是比较正确的。

提问三:首先欢迎丁老师来到深圳大学,我还是很想听听丁老师的观点。我先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听的时候想了很多的东西,首先我觉得不是一个阴谋论,国家和国家之间永远存在竞争,所以这种竞争可能是多方位的,包括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这个竞争永远存在。我想了四个方面:1.经济结构上来说中国可能继续维持30年的高速增长吗?很多人不敢肯定地说。

丁学良:但是中国的统计局有信心。

提问三:我们以前的GDP多高,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增长?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化的转移,发达国家把污染多的产业转移到我们这里。虽然感觉我们GDP一直在高速的增长,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同时还带来很多环境、社会、人口问题等等,所以中国的增长是面子上的增长,不是实质的增长,我们真正敢于和美国抗衡吗?我是悲观的。其次是意识形态。第三个是内部不稳定,国内群体性事件增多,如果中国乱起来全球能承受得了吗?很多人失业很多人的生活得不到保证,全球都会发抖,中国问题是一个全球问题。最后一个还是经济上的,刚才黄老师说让人民币升值,最接近我们东莞、温州这边实体经济不少已经处于半歇业状态,一个星期七天休息三天,因为担心人民币升值不敢接定单,然后那些能够拿到银行钱的人和机构却拿钱炒股放高利贷,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是决定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处理事务的复杂因素,这是我很纠结的原因。谢谢。

黄有光:主要一点,中国是否能够,是否能够有和平环境,是否能够高速发展几十年,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有2/3以上的把握,如果我们有国际和平空间的话,中国的经济可以继续高速发展几十年,我认为我们采取了改变了以前比较呆板的制度,进入了市场经济,用改革开放、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吸收国际的资本包括港台的资本进来,吸收国际技术,根据我们本身有的优点,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储蓄利很高,所以会高速发展,而到现在并没有改变,这些条件还维持,而我们人均收入还是比起国际水平,一些发达国家水平还相差很大,因此继续高速发展的空间还有。当我们水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速度可能会减慢一些,但是即使从6%、7%或5%,几十年长达5%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认为继续高速发展几十年总战略是不可放弃的,邓小平是对的。

许曼:非常感谢刚才这个同学的发言,我对他的第一个观点完全不认同,他说中国发展30年对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我说一个数据,我们当时做研究的时候,在沿海挑选的广东省,也挑选了内地的湖北省、甘肃省做了抽样调查,结果是100%的人认为老百姓的生活和30年前比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我想不光是我个人,很多人感兴趣的就是我们丁老师的观点是什么?欢迎丁老师。

丁学良:非常感谢你们鼓励我讲我的观点,黄教授是一个长辈,魏甫华是1993年以来我跟国内比较多的接触中,他是我遇到的最爱读书的几位。所以我希望他们两个把这个机会多讲一下。我下面讲一下我最最简单的观察,这个最简单的观察是因为我被迫卷入国外的很多讨论。我不知道你们晓得不晓得,东南亚最近跟中国的关系,因为东南亚是我每年都要做实际调研的地点,东北亚我也去过,东南亚去得最多,在从2001年“911”开始到2009年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国跟东南亚和周边国家关系拓展收获最多的9年,因为美国在反恐,等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况,其极大的矛盾解决了,本.拉登也干掉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在什么地方?当然你不能只怪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就是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要求美国不能忽视东南亚,不能忽视亚太地区,不能老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反恐、在中东、在东亚,刚才这位先生他担心中国的利益越来越全球化,但是战略没有全球化,其实类似这样的批评也对美国有这样的批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个超级强国,但是相对来讲你美国的综合实力在全世界第一,但是你这么多年仍然是缺乏全球的战略思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批评,就是美国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小利身上,而忽视了相对的地位,不管是霸权也好正面的很多东西,批评他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没有一个长期的考虑,没有一个周到的战略布局,所以等到奥巴马这次宣布美国要把注意力重新回到亚太地区,我们不是短期的而是要长期的,我在东南亚、东北亚考察的时候,我基本上在别的国家里面看不到有多少对美国的态度不欢迎的,我问问自己,我还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这点上还是比较迟钝,比如说一方面唱红歌一方面拿外国绿卡的,在家里唱红歌一方面老婆孩子移民了,不是反对移民,我就问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周边很多国家很少有人反对美国,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从这个问题上我就引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去年的南海海军演习,当时我刚刚人在泰国,然后有些华侨就问我,美国从西海岸一路海军演习一直到中国的南海,开进渤海了,一路上跟10几个国家的海军联合演习,中国能不能也跟人家进行联合的演习呢?问我,我说我不是研究海军的,缅甸基本上没有海军,跟委瑞内拉也难,中国还能跟哪个国家进行联合演习呢?巴西啊?(某听众插话:巴基斯坦。)

丁学良:巴基斯坦还是一个可能的国家,除了他以外还真的很难找到认真的跟他进行海军演习。“四面皆敌”是国际上和国 内的看法,并不是我本人的看法,但是我们周边有多少是我们的铁杆的朋友、铁杆的盟友,是我们长期可以依赖的战友,当然我们老是讲跟朝鲜的关系唇齿相依,鲜血凝成的友谊,但他跟最想做的是跟美国合伙,人家摆明了这个态度,有多少是唇齿相依?多少鲜血凝成的友谊?原来跟越南、苏联也是鲜血凝成的友谊,我们还有谁?这些问题始终在触动我,作为现在来讲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和永久的朋友,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永久的敌人和朋友,但是你不能老是一种纯粹的利益交换,你总要有一些东西超出利益交换之外,我们中国政府对周边的国家政府对哪个信赖?周边国家的政府对中国的政府有多少信赖的?你去问问看,这些问题经常持久地追问我,我到泰国去,泰国的商界和政界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大多数是华裔,如果泰国受到最大威胁的时候,泰国能够依赖政治安全上的保障是美国。新加坡,也要跟美国拉拉关系,新加坡在这些东盟国家里面,是第一个把最好的港口提供给美国舰队的国家,他只要晓得,把港口提供给美国,任何一个国家不敢动,如果新加坡把港口提供给中国作为基地呢?行吗?越南金兰湾也是美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美国人撤走之后,苏联又用了,美国人没有钱一直空在那里,中国人也想要有金兰湾,那么你在整个南海区域你就有了一个非常重要战略的桥头堡,没有海军基地的国家不可能有远洋护卫能力,越南为什么不给你?越南是共产党引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你不要忘了,他跟你是一个体制出来的,他为什么不租给你?所以用任何一个简单化的框架看待中国的关系,都不能够使你得到一个安心的答案。意识形态的问题不适合越南,种族关系不适合新加坡,是不是?贸易利益的我不讲了,中国跟周边这些国家,很多国家要么就是很好的贸易伙伴,不过是纯粹的贸易关系,并不注重中国的关系。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不管到时候中国的统计局弄出来的数字是多少,我们不管,只要有一个长期的经济增长,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海外的资源,那是没有办法,我们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不得不来源于海外的市场结构,我们对海外的依赖已经是60%,我们中国很快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一个国家能源依赖超过50%,然后又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这就意味着你的生产越来越依赖海外市场,如果是这样一种趋势,那么中国和别的国家有一个关系,要想长期稳定建立在信任的牢固关系、增长的关系,出现了摩擦以后,有一个决大部分国家都认同的国际关系来调整。否则一个就是送钱还有一个就是武力,实际上就是那么几个基本的手段,所以今天我很感谢诸位在这么忙的时候参加这个研讨会,我更感谢诸位听我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在这个问题上更多的还没有系统的看法,但是我有那么多的问题在那里,因为这些问题是我在海外在东南亚调研的时候,不断跟他们商界、政界,很少跟军事界接触,大多是商界、政界、传媒界,跟他们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我希望下一次来的时候大家能够有一个思考。谢谢诸位。

黄有光:这是丁教授讲的,我来点评一下,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糟糕的多,新加坡和美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也是相互利用,那么在中国的情形你说没有真正的朋友,那么其他的国家也没有真正的朋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长期继续维持总战略,等到我们可以平起平坐时,我不需要朋友我就能够平起平坐了,我何必怕你围堵,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认为没有问题。

丁学良:我要解释一下,所有的讲朋友和敌人利害关系实际上都是相比较而言,你当然不能说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是敌人关系嘛。好像说我有这么多钱你都拿走吧,我们中国不用,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一个国家能够在自愿的情况下,而不是通过战争,如果一个国家政府在自愿的情况下欢迎另外一个国家在它这里打基地,我认为这是国家关系发展到重要的最高层,如果我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在自愿的情况下,邀请中国的军事力量去那里做基地,这是很好的发展。

在最后,要给大家介绍萧曦清这本《南沙风云》,是台湾学生书局最新出版的,这个人是华侨,本人又是在菲律宾受过教育,所以他对南海的情况非常熟悉,这是我这些年看到的关于南海领土争端从历史上到现在写的最详细的,而且他是一个坚定不移地中华民族主义者,所以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来的话,我希望把最重要的东西做一个扫描,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就是南海争端怎么来的,争到现在为止,哪几个阶段牵涉的利益是哪些利益,然后现在哪个国家占了哪几块?这些在海洋的通航和资源上意味着什么,谢谢大家!

许曼:谢谢黄老师精彩的辩论,今天我们不光是在座的各位老师,我们刚才发言的几位专家和同学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精彩的观点,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可能做深入的讨论和辩论,最后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黄老师、魏老师和丁老师。来源: 燕山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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