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国成大名的几个学者之一杨小凯，患上肺癌数载，终医疗无效，不幸于2004年七月七日早七时（七七）49分离开了世界。当时我已经写过纪念杨小凯的文章。弹指一挥，十年过去。根据以前的资料修改补充成为本文。为求真实与对历史的见证，本文采取实话实说的原则。
杨小凯到Monash大学任职
我于1987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时，杨小凯打电话给我，有意到澳大利亚Monash 大学任职（我于1974-2012年都在此大学工作）。我读了他寄给我的好文章, 又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曦光(“文革”时因撰写 《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入狱十年), 马上安排他到Monash 大学任讲师 (1988), 以后又支持他于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于1990年获终生教职，1993年升任教授(Reader), 2000年任私座正教授(personal chair)。另外,在Alan Powell教授与我的联合提名下，杨小凯于1993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其他几次升等与提名都比较顺利，但提名小凯任私座正教授，却费了我不小的努力。1998年提名不成功，虽然我请到两名经济学诺奖得主阿罗与布坎南为小凯写了强有力的推荐信，但有关委员会说，推荐信虽然强力支持，但理由不够详细。1999年我再次提名时，得求这两名诺奖得主把推荐信写得长许多，结果才成功。
小凯来Monash后，我经常向人们介绍他入狱十年的光荣史。后来小凯曾两次向我说，这事最好不要提起。他可能认为入狱不是光荣的事。为贪污抢杀等而入狱当然不是光荣的事，但为了改善社会而成为政治犯，我认为是很令人钦佩的事。这可能与我自己在中大学时代，在马来西亚（当时还包含新加坡）大搞马共领导下的秘密学生运动有关。
小凯在狱中努力学习，出狱不久便开始陆续发表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他最初的经济学专著——《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约两年后，于1982年被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聘为讲师，198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赏识，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并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全额奖学金。邹至庄本要小凯研究计量经济学（邹的专长），但小凯高瞻远瞩，坚持写他自己创立的框架，用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分析大体上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古典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分工与专业化。
结果石破天惊，小凯不但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并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等世界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993年发表新框架的最主要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此专著虽然是和我合著，但主要贡献肯定是小凯的。小凯曾多次坚持此书的作者排名，应该根据英文姓氏，放我在前面。我说，我的贡献不到四分之一，不足以根据姓氏排名。小凯说，某某X某某Y等都是放长辈在前面，而且是与姓氏排名相反的，而且那些长辈的贡献，比你的还小（我虽然只比小凯大六岁，但因没有十年冤狱的拖迟，比较先开始工作）。最后，我比小凯还更坚持，此书结果以小凯排前的正确方式排名，我并在序言中强调小凯的主要贡献。但小凯把“压倒式的主要贡献”中的“压倒式的”删掉，我也没有再坚持放回。
小凯是个工作狂。我们的秘书曾经说，小凯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经多次劝他减少工作。但他说，有时候(其实是常常)很难停。我说，有什么难停，你就停嘛！小凯写过一本六七百页的书（2001年发表），七个月就写完。我写一本二三百页的书，却要用好几年。
杨小凯对中国改革问题的贡献
身为炎黄子孙的杨小凯非常关注中国改革，在香港、台湾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被收入《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论文集，该书在1997-1998年列入了中国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你可以不同意小凯的观点，但不能不承认小凯有他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深入的分析。我从小凯的评论文章中也学到许多东西，例如小凯所强调的“共和”，但体会不深，面见小凯时，还不时向他当面请教。
大家强调后发优势，他强调后发劣势；大家强调民主，他强调共和；多数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在基本制度上进行深入的改革，则经济发展难以长期持续。他对英国怎样通过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从大宪章、大革命、克伦威尔专政、复辟、光荣革命等过程而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以及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的各种论点，以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有很深入的研究与很有创见的观点。直到临去世前，他已经不能自己写文章，还叫曲祉宁根据他的看法，写了一篇“经济发展和政治垄断的关系及十六大”的网上文章，谈了他读了一篇关于欧洲的兴起的文章的心得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包括制度（尤其是关于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企业自由等）的重要性，非常值得一读。
杨小凯的新框架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写作的大致过程如下。小凯把他的毕业论文给我看了，我对他提出评论。我们又讨论了好几次后，决定把论文改写成一部专著。我们谈了专著的大体结构后，小凯先写初稿，我阅读后，提出评论与纠正，经过讨论甚至争论后，再写修改稿。然后再讨论与修改后才定下暂定稿。我的修改包括英文，表达，删增，经济学推理、定理的证明等。有不少定理，不但修改了证明方法，也修改定理本身。小凯说我的贡献大过其他排名在前的长辈们的贡献，并非没有根据。但这不改变小凯的绝对主要贡献。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因而不能解释价值悖论——为何钻石用处不大但价值很高，而水非常重要但价值很低？新古典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可以解释价值悖论。但由于着重于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却忽略了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但专业化的选择是，要专业下海捕鱼还是要专业上山打猎，而不只是在边际上增减捕鱼或打猎的时间。因此，对分工与专业化的分析，不能只用边际分析，而必须比较不同的专业点。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符合个人效用极大化、市场均衡等），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简单模式。
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是能通过专业化的经济（由于有报酬递增，包括一定的最小水平的学习如何生产的成本、从干中学的作用等）而提高生产力。由于学习与其他固定成本、熟能生巧等原因，用两倍的时间捕鱼能够捕到超过两倍的鱼。但一个人不能单单吃鱼，必须用来交换其他产品，而这必须付出交易成本。最优的分工水平是在提高专业化的经济与减低交易成本之间做最优取舍。
在我们的简单模式中，每个人天生一样，生产要素只考虑劳动时间（后来文玫引入自然资源），没有政府（后来李克与廖伟文分析政府），也不考虑不确定性（后来由刘孟奇所分析）。一个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假定对产品的价格没有影响（后来张定胜和我做了厂商对其产品的价格有影响力的模式，发表于2007）。他可以选择把他的时间用在不同物品的生产。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每个人生产所有自己需要消费的物品。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或专业化经济足够高时，人们的最优选择是部分分工，减少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出售自己较专业生产的物品，购买自己没有生产的物品。当交易成本继续减低或者说交易效率继续提高时，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继续减少，专业生产继续增加，生产力也随之提高。这就是经济成长。而且，在这过程中，专业商人出现，雇佣工人的厂商出现，回旋式的生产、工业化、城市化、货币的使用等出现，这就是经济发展。
新框架的分析方法，除了让生产/消费者选择职业、生产各种产品的劳动时间、出售与购买量来把效用极大化外，还要求产品之间的买卖配搭，市场出清。此外，由于假定人人天生没有区别，选择自由，因而也要求长期均衡下，人人的效用水平一样。这假定看来好像很不现实，其实除了简化分析，这假定还使我们明确地看到，我们的分析所得到的一些结论，例如人际或国际贸易，可以是由于分工与专业化的作用，而不是或不只是由于，例如，外生比较利益（资源禀赋的差异等）的作用。
孙广振、文玫、姚顺天、周林、D. Diamantaras 与 R. P. Gilles 等为新框架提供理论基础，包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与一些基本定理的证明的一般化。成文利、李国强、黄刘淑香、张定胜、Jeffrey Sachs与Christis Tombazos等把新框架应用到国际贸易与跨国公司的分析。Jeff Borland、史鹤凌、文玫、张俊喜等应用到经济发展的分析。此外，朱敬一、崔浩、杜巨澜、蒋金山（Roland Cheo）、李楚霖、李克、廖柏伟、刘孟奇，刘伯定、庞春、曲祉宁、王建国、杨德新、张华嘉、张居衍、张永生、赵益民、周亚辉、周海欧、周扬、Raymond Liu、Steph Miller、Robert Rice、George Rivers、Ian Wills等，都对新框架做出了贡献。（这还没有包括国内学者如向国成、范金、陈军昌等的贡献。）
评价杨小凯对经济学的贡献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得到好几篇很正面的书评，例如Donald Smythe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年，第691－692页）上说：“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作形式化处理的课题。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译文根据《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中译者张玉刚《译者的话》。）
新框架有下述优点。首先，比起传统微观，新框架有全局均衡（国内误译为“一般均衡”）的分析；比起传统全局均衡分析，新框架有报酬递增。其次，传统分析采用厂商与消费者二分法，相当于给定了经济组织；新框架从最基本的单位——同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分析起，从他们选择要打工还是要雇工，要生产什么产品，出售与购买什么产品，分析了生产与交换等经济网络与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第三，新框架对许多经济问题,包括交换、成长、厂商的出现、城市化、工业化、市场的功能等，得出许多与传统分析不同或所没有的，而又很有启发性的结论。
国内曾经有一些否定杨小凯的新框架的看法（关于其均衡的不存在），我认为这些看法忽视理论抽象的作用，太学究。在7月7-8日将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召开的澳大利亚中国经济学学会的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常年会议上的主题发言，我将论述杨小凯的简化假设是可以接受的。
新框架的重要，得到多名有名经济学者的肯定，例如Kenneth Arrow与Jeffrey Sachs。布坎南教授于2002年3月4日访问Monash大学, 主讲研讨会, 谈 “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对全球化问题的启示”。 这新分析是指强调由专业化的经济所造成的一般化报酬递增。布坎南多次强调，这方面的分析是以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经济学为最佳。并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同年6月，布坎南申请到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请杨小凯、史鹤凌与笔者到美国向从美国各大学邀请来的经济学者与研究生讲述与讨论我们的新框架。布坎南于2002年与2003年两度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提名杨小凯。布坎南对小凯的贡献的重视，有目共睹。可惜小凯于十年前就去世，不然我们很可能已经不必还在等待，华人何时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1年，由Blackwell出版，杨小凯发表了《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两本论述新框架的英文教科书。两书受到多名匿名审稿人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的看法”。 两书2004年在国内出版中文版。我于2009年由英国Palgrave/Macmillan 出版的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一书，着重介绍了杨小凯的贡献。杨小凯所提出和建立的经济理论，虽然随着他的合著者和学生们的不断深入研究，更全面与完善，但还没有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同仁的足够重视。布坎南在其于2004年纪念小凯的文章中说，“通过杨小凯给我们的斯密镜片，我们看到的世界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很不相同……杨小凯的基本洞见还待学科正统的广泛接受与赏识。”
杨小凯有许多优点（包括文贯中所形容的“智慧、执着、沉毅”），但谦虚却不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致类似哥白尼与开普勒”（作者注：YANG, Xiaokai (2001)， Economics：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Malden, Mass.：Blackwell，第11页）对天文学的贡献。地心说必须由地球环绕太阳的哥白尼理论来取代。同样的，“把专业化与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之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以及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作者注：同上）。
杨小凯和我之间的差异
对新框架的重要，我并没有异议。不过我们新框架中的一些问题，我和小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健康的现象。如果不是盲从，能达到大同小异已经很不容易。我和小凯的差异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小凯要用新框架取代传统经济学，就像哥白尼理论取代地心说这样，而我认为只需要用新框架补充传统经济学。我曾对小凯说，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会认为他自己的贡献超过所有经济学的十分之一。只要新框架被认为对经济学有百分之十的补充，你就完全有资格得到诺奖，并不需要完全取代。（其实不到百分之一就够了。）
其次，即使你的最终目标是取代传统经济学，但在推广新框架的初期，在策略上也不能打着取代的旗帜。然而，不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小凯并不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哥白尼在小凯2001年的书上的出现，也完全证明了。多年前，刘孟奇也曾经对小凯说，明太祖朱元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受了谋士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半开玩笑地对小凯说：“你并没有称王；你只是称帝而已！”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古典经济学所重视的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此书的副标题取为《一个新的古典微观经济分析框架》是名正言顺的。后来因为认为这框架用来分析许多宏观问题（包括货币、商业周期、资本、成长等），说是“微观”有误导性，又为了和新古典经济学有区别，据小凯说台湾有人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小凯认为很合适，就被相当广泛地采用了。不过，约于2000年之后，小凯更喜欢用“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 Economics）。我喜欢“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喜欢“超边际经济学”，因为我认为前者注重我们的框架所分析的内容或对象，而后者注重其技术。不过，小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突破主要是靠其边际分析，而我们的框架用了超越边际分析的inframarginal analysis（小凯译为超边际分析），是重要的革命，必须强调。超边际分析本身虽然不是小凯的发明，但用来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从人们效用极大化的微观行为开始分析，而又有全局均衡的，却是小凯的重要贡献，小凯称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
当时我们创立一个新期刊。好几个人对新期刊的命名争论了很久，都达不到共识。最后小凯建议由投票决定。我认为小凯对学派与期刊的建立，都做出了绝大的贡献，一人一票不见得公平，就建议让小凯参照大家的意见后，由小凯决定。结果小凯用了应该可以提名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学术期刊名）的“Division of Labour and Transaction Costs-A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Inframarginal Economics”。显然，新成立的学会是依小凯的意见取名为“超边际经济学学会”。在Monash大学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则因为主要由我和史鹤凌推动（因为小凯已经得肺癌），取名为涵盖面较广的“报酬递增与经济组织”。与布坎南合编的丛书，则折中为“报酬递增与超边际经济学”。十年之后，这些学术活动已经后劲不足，深为可惜。
第二，小凯与我的差异是，小凯只看到（以我所知，至少是只谈）新框架的优点，而没有看到其缺点与不足够的地方。新框架虽然对像贸易、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化、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都有所分析与启示，但不能说传统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完全应该由新框架来取代。
新框架的分析与启示有超越传统的地方，也有低于传统的地方。例如关于商业周期与失业，新框架的解释是，某些产品有耐久与不可分的性质，例如一辆拖拉机或汽车，不能只生产四分之三。当专业生产拖拉机的人把拖拉机卖给专业生产粮食的人之后，如果第二辆拖拉机没有人买，他就可能失业。不过，在绝大多数的经济体中，产品的不可分性占整个经济的百分比不大，不可分性也不是百分之百（拖拉机、汽车、飞机等都有不同的大小），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如跨国公司生产飞机卖给各国）、产品组合、生产程序的适当安排、库存等来避免专业人员的失业。张三今天买汽车，李四明天买，天天有人买。因此，我认为由于产品的不可分性所造成的商业周期与失业，大概不到实际商业周期与失业的百分之一，肯定不到百分之五。造成实际经济中的商业周期与失业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竞争的不完全性、工会的作用、总需求的变化、信心的变化、由于制度与政策等原因使储蓄不能完全转化为投资等。另外，失业本身还有其他的结构性、摩擦性与自愿性的失业等。所有这些因素，新框架都没有考虑到。
第三，我认为承认与指出新框架的优缺点，不但是学术真理原则所要求的，而且对新框架的发展也有好处。新框架的重要贡献已经是无可置疑的，指出其缺点与不足够的地方，更可以吸引更多学者来补充与改进。例如，新框架假定所有生产者对价格没有影响力，没有考虑到竞争的不完全性。这和实际经济大相径庭。
新框架一个还没有解决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交换者之间的协调。考虑一个最简单的情形，假定只有两个同样的人与两种对称的产品（生产衣服与粮食的劳动时间或成本一样；人们对衣服与粮食的偏好也对称）。当交易效率很低（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当交易效率增加到足够高时，最优选择是一个人专业生产衣服，另一个人专业生产粮食，然后每人把一半的产量交换对方一半的产量。（如果不假定对称的生产与效用函数，未必是刚好一半，但这不影响本问题的实质。）如果张三生产衣服，则李四必须生产粮食。如果两人都生产同一种产品，则两人或者饿死，或者冻死。这就是所谓协调的问题。
在这简单的例子中，协调可以很容易地完成。两人只要事先讲好谁生产什么产品，然后以什么交换条件（例如一对一）交换就可以了。但重要的是，这种通过对话的协调，已经超越了价格机制的功能。即使假定有一个Walras拍卖者，定了正确的一对一的价格(若非一对一，则只有高价品才有人生产)，每人看了这价格，认为生产衣服或粮食是无差异的。如果只根据价格的调节，每人有一半的或然率生产衣服，一半的或然率生产粮食。结果，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冻死，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饿死，只有二分之一的或然率生存。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必须有超越价格的协调。新框架假定协调完满完成，但没有研究如何协调。超越价格的协调未必是中央计划，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合约，也可以是通过企业家生产与出售新产品。如果说中央计划在调节原有产品的生产上已经被证明大大输给市场调节，则在引进新产品上，中央计划明显是更加不行的。因此，我提出这协调的问题，肯定不是要支持中央计划。对这问题的研究，将会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企业家、大企业、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因为新产品多数需要一段亏本的时间后，才能开始赚钱，正如我2013年的一篇工作论文所讨论的。
我到现在还不很明白，为什么小凯很不喜欢我谈上述协调的问题。在布坎南2002年6月的会议中与前后，我们对这与有关问题有过强烈的争论。后来，我在我们网站对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说，我在会议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同时是副总理与反对党领袖。希望小凯在天有灵，能够认识到，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理，同时需要副总理与反对党领袖的辅助与制衡。
第四，如果超越新框架，包括其他经济与政治观点，则小凯与我还有一个大差异――我是小右派，小凯是大右派。我自认是小右派，是和所有人比。如果单单在经济学者中比，则我肯定是左派。在经济学者中，小凯也还是大右派。我大力支持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深化，赞成尽量以价格、税收等市场工具替代行政管理，包括反对北京根据车牌单双号两天才能用一天车，以及用摇号限制新车数量，而支持上海与新加坡的拍卖制等，因而是右派。但我强调环保与扶贫的重要，大力支持增加政府税收与有利于人民福祉的公共支出，认为私人消费可能比公共支出有更大的无效性（由于危害环境、人际攀比、过度物质主义），因而至少在经济学者中是左派。
关于小凯的极右观点，很多人会想到他关于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主张。其实我认为他这些主张大体上很有说服力。小凯的极右观点，可以从下述两个例子中略见一（或二）斑。小凯说：“另一些批评张五常的人不了解西方主流学派的文献，或只了解标准教科书上关于外部性的观点，不知道自张五常、科斯以来，主流学派的前沿已用正式模型否定了外部性概念，而用内生外部性、各种复杂的两难冲突解释制度的复杂特点。”还有，“如要完全消除吃桔子的外部性，一个桔子一个价，因为每个桔子味道、大小都与其他桔子略有差别。但实际上桔子顶多分三等或四等价，因为要精确定价有费用，所以市场与桔子定价的外部效果是测量费用和不精确测量造成的外部性之间的最优折中。”这种所谓“外部性”能由市场最优化，小凯特别强调。
我不否定张五常与科斯对这方面的贡献。但大多数经济学者所强调的外部性（包括污染、交通拥挤、人际攀比等），根本没有被什么“正式模型”所否定，也不能纯粹由市场调节来解决。北京的雾霾与堵车，难道是已经被市场最优化了吗？加上政府的功能都还做得很不足够。至少对汽车与汽油的税收应该大大提高。
从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还没有打伊拉克时，我就反对美国在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下，攻打伊拉克；小凯则为小布什攻打伊拉克辩护。我极力反对小布什拒签国际环保的京都协议（为此向小布什发过多次抗议函），拒签国际地雷协议，不参加国际罪犯法庭等单边主义行为；小凯没有反对。对这些问题，小凯和我有很大的不同。
小凯看不到或不谈新框架的缺点，可能是因为新框架对他像是亲生孩子，因宠爱而看不到缺点。
像小凯这样的天才，为什么对很显然的市场失误完全视若无睹，甚至否定外部性的概念。我认为至少一大半原因是十年冤狱使他心理失衡。因此，我没有怪罪他的右倾。（反之，我应该感谢他的容忍；我们好几次在他有在的晚餐后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都没有抗议。）如果是我，可能只要三年冤狱，就会使我变得更右倾。在这个意义上说，小凯的功力，可能大我三倍有余。
（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温思敏讲座教授，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经济系终生荣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