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管理世界》发表了一篇由一位重量级学者（学部委员）撰写的洋洋近3万言的重头文章，金碚教授的《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下称“金文”）。笔者虽然不完全同意金文的观点，但必须承认金文有重要论述，也有很大的代表性，很值得进一步讨论。
大体而言，本文认为，金文正确地指出简单传统经济分析的一些重要局限性，但部分有夸大，部分有扭曲，需要商榷。金文提出的“域观”范式也有很正确的方面和有用的观点。“域观”主要在于强调不同人、不同文化与制度背景下，经济行为与关系有很大的差异性。传统范式并不否认这些差异性，其不考虑这些差异性的简单分析，只是方便分析的简化。在传统范式下，也可以拓展成为可以分析不同文化与制度下的不同“商域”。因此，现代经济学是否需要进行金文建议的范式改变，需要进一步讨论。
下文第一部分讨论对传统经济学局限性的正确理解；第二部分评价金文提出的“域观”范式；第三部分讨论拓展传统分析的一些方向；第四部分讨论关于拓展与创新的一些方法论问题；第五部分是简短结论。
一、关于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
传统经济学的中心，是分析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效用与利润最大化而做出的经济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达致的数量与价格上的均衡，以及对这个均衡结果的效率评价。这个评价的主要结论是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当一个市场经济不存在任何垄断力量（每个消费者与生产者都不能够独自显著影响价格），又不存在无知和像污染等外部性等复杂因素，完全竞争的全局均衡（通常被误译为“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在污染严重的情形下，绝大多数经济学者支持对污染征税（详见下文第三部分第二节）。在消费者信息不足的情形，像食品安全问题，多数经济学者也不反对适当保护食品完全的法令，但不需要保证食物好吃的法令，因为好吃不好吃，一吃就知道。
为了分析上的简化，至少是在教科书与课堂上，假定一个消费者的效用只受她自己的消费品的影响，生产者的产量只受自己的投入的影响等。这些简化假设，显然是很不现实的，使传统分析有很多局限，从而有很多需要拓展的地方（关于简化假设的可接受性，见下文第四部分第三节）。在这个意义上，金文强调传统分析的局限性，是正确的。不过，金文的分析，至少有几个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如下述。
（一）传统核心分析不必货币，更非主角
金文说，“按照微观—宏观学术范式，经济学构建的是一个‘货币故事’体系：微观范式的根基是‘交换’，宏观范式的根基是‘加总’，两者都必须以货币单位为‘语言’和尺度，如果没有货币，微观—宏观范式就无法表达其含义。所以，在微观—宏观范式中，货币不仅是‘面纱’，更是‘主角’”（金文第22页）。
其实，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分析，至少是其微观部分，完全不必用货币与商品的金钱价格，而只是关注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简单起见，考虑大家比较熟悉的消费理论（生产理论类似）。传统理论让任何一个消费者最大化其效用，并只让其自己的消费量进入其效用函数；而预算约束是每个消费品数量乘以价格的总量（即总支出），不能够大于总预算。不过，这些价格，不必是金钱价格。可以选任何一个消费品为计价物品（numeraire）。这个计价物品的价格从定义上就等于1，其他消费品的价格是和这个计价物品的相对价格。因此，所有价格都只是相对价格，不考虑绝对价格或金钱价格。根据这样没有货币或金钱的核心分析，可以得出传统的基本消费理论的所有结论。
经济学者也认为，如果在这个核心分析上，再加上货币，也不会影响任何结论，各个商品之间的均衡相对价格与均衡交易量不会改变。因此，货币只是一个“面纱”，不影响真实面貌。因此，在传统核心分析中，货币是不必要的，不但不是主角，连配角也不是。把货币当成主角，是对传统分析的误解。不过，在下文第二部分第一节提到的笔者自己提创的综观经济分析（综合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分析）中，货币供应量在某些情形并不是中性的，可能会影响实值产量。然而，这个综观经济分析，至少是在现在，还不能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而是对传统的拓展。
（二）传统分析针对流量而非存量，并没有问题
金文说，“在‘事后’意义上供需永远相等，而只有在‘事前’意义上供需才可能不等。但是，既然是‘事前’的‘想要’，在流量上并没有实际发生，那么，没有发生的流量如何计算呢？这成为宏观经济范式的一个软肋。主流的宏观经济分析总是偏重于需求（流量）分析，而通常忽视‘存量’因素和供给因素。因为‘存量’是没有发生的流量，因此，其‘价格’不是客观的，而是估值的。……而‘存量’因素则被观察者尽可能地‘抽象’掉了，视而不见，尽管‘存量’现象才是经济活动的实际内容和目的所在（例如，衣食住行均为存量现象），而‘流量’不过是工具性的‘走过场’环节（衣食住行物品的买卖过程）”（金文第9页）。
金文的上述分析，显然是混淆了“事前与事后的对立”与“流量与存量的对立”。不论是事前想要有的量，还是事后实际出现的量，都有流量与存量的对立；不论是流量与存量，也都有事前与事后的对立。这里用一个简单的日常例子来说明这道理。考虑我家对水果的消费量。流量是每个单位时间的消费量。由于我们是每星期买一次食物，时间单位定为一个星期。那么，我家消费水果的流量约是平均每星期7公斤（或每天1公斤）。存量是存放在家里的水果量，平均大约是6.5公斤。因为当刚刚买了食物时，水果的存量会从约3公斤，增加到10公斤。然后随着每天的消费，逐渐减少到下一次购物时的3公斤。每次平均购买7公斤，等于平均消费流量。多数的星期，事前与事后的流量与存量都大致相等。但偶尔市场好水果缺货，可能原来想买7公斤，结果实际上只买了6公斤，或者有客人多吃了，就会出现一些不均衡。或者路过顺便加买，或者下一次多买，恢复均衡。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衣食住行不但有存量，也有流量，并非“衣食住行均为存量现象”。其次，存量与流量都可以有均衡或不均衡，而且两者相互相关。还有，存放在家里的水果，是方便随时要吃，但最后目的是吃。因此，不可以说存量才是目的所在，而流量只是“走过场”的环节。传统经济学针对流量的分析，并没有误导。对于存量也很重要的一些问题，例如商家存货数量的决定等，传统经济学也有专门的分析。
（三）传统分析的空间是欧式几何的空间
金文也说，“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学术范式，由于局限于流量分析，其假设的经济空间仍然是（或可以是）具有空无、匀质特征的牛顿式绝对空间”（金文第9页）。笔者认为，传统分析的空间是欧式几何的空间，只是数学上的概念，不是，至少不必是物理的概念。不过，牛顿式的绝对空间，在数学上，也可以理解为欧式空间。因此，金文的这个说法，不能够说是错的。不过，可能会被误解。这是因为，如果不是纯粹从数学，而是从物理现象而言，牛顿的物理学，已经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量子物理学所取代。因此，不小心的读者，可能会认为，由于用了过时的理论，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从数理分析上看，把经济变量理解为在N维欧式空间内的点，并没有问题，不需要用更加复杂的数学空间。量子物理的一些诡异现象，只在基础微粒的层面需要考虑，在实际经济变量的层面，不必考虑。
（四）即使非完全理性，经济变量也可以加总
金文认为，“经济学的宏观范式，假定各微观经济活动的个量都是同样具有理性的人的行为表现，因而是可以加总的，即加总是有意义的”（金文第8页）。“如果认定人的行为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就是否定抽象理性人的存在（或者承认人的行为不仅仅是理性的），如果那样，就无法解决经济分析的加总问题（不同的事物无法加总）。为了进行行为加总并使经济学可以有严谨的理论体系，就得假定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是理性的，这实际上就是认定各个人的行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金文第10页）。
其实，经济变量是否可以加总，与行为者是否理性、行为是否相同无关。如果能够用同一个维度衡量某个经济变量，就可以加总。例如，英文有一句话，“You cannot compare apples and pears”，即苹果和梨不能比较。这句话有它的道理，例如有些人不喜欢吃苹果，有些人不喜欢吃梨。但比较上的困难，也不是完全不能克服或减少。例如，笔者在上文说过，我家每星期消费约7公斤水果，读者多数认为有意义，多数没有反对我的叙述。不过，这7公斤水果内，就包括了苹果和梨，以及其他各种水果。可见以公斤或重量为单位的水果量，或其他例如糖、大米等其他可以用重量为单位的商品，用重量单位的加总是可以接受的，是有意义的，虽然可能不是100%精确。另外一个可以用来加总的单位是商品的价值，不论是用金钱价格还是用计价物品的相对价格，都可以加总。
另外一点，是否可以加总，不但和人们是否理性无关，也和人们的消费量（或其他变量）是否相同无关。这是因为，不论你是否100%理性，你是否和他人一样，你都会消费一定数量或一定价值的商品。把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量相加，就能够得出有意义的总数（详见下文第二部分第一节）。
（五）效用最大化可以包罗万象
金文引用科斯的观点说，“斯密不可能认为将人看做一个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的观点是合理的”（金文第11页）。其实，传统的消费理论的主要局限，在于只考虑消费者本人的消费量，不在于采用效用最大化的方法。这是因为，我们只要在效用函数中加上其他的有关变量，包括其他人的消费量、社会上人们的财富分配的平均程度等（这点详见下文第三部分第一节），效用最大化的分析，几乎可以包罗万象。接受传统经济学的许多学者，也在近二三十年来，做了不少这类拓展传统分析的工作。例子包括关于公平与罪恶感等对人们决策的影响，包括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在这20年左右的许多研究（Cartwright，2018）；Akerlof（2016）等在《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几篇关于身份认同的文章；文化与制度的影响（Ang，2019）。
二、对“域观范式”的评价
金文不但指出传统经济学的一些局限性，也提出取代或至少补充传统经济学的“域观范式”。笔者认为，金文在对域观范式的讨论上，有很多可以同意，甚至值得欣赏的地方。然而，在这方面，读者可以阅读原文。作为商榷的文章，本文仅针对一些笔者有不同看法的地方。
（一）传统经济学并不否定差异性
以笔者的理解，“域观”的主要论点是，不同的人或经济行为者，以及在不同的文化与制度背景下，会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此需要在不同的“商域”，进行不同的分析，“从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三维视角来观察和刻画”（金文第11页）。“商域是指具有一定价值文化特征和特定制度形态的商业活动区域或领域”（金文第12页）。
笔者大致同意“域观”的论述。不过，是否需要范式的转变呢？为了分析，尤其是教学上的简化，简单的传统分析大都没有考虑，至少没有强调差异性，但这并不表示传统分析否认差异性。例如，在简单的消费理论，可以用完全忽视差异性的代表性消费者分析，也可以用N个不同的消费者，每个消费者i的效用函数 Ui与预算yi是可以不同的，依然可以导出消费者i对某个商品j的需求量 xij是其预算yi与所有商品价格的函数。给定任何一个商品j，由于所有的个别消费者i的需求量xij都是以同样的单位，例如公斤来衡量的，就可以对所有消费者的需求量xij对所有的消费者i加总，得出整个市场对商品j的需求量 xj。因此，即使课堂内的简单消费理论，也没有排除不同消费者之间的差异性。
因此，我们不必抛弃传统的范式，只要对它进行拓展，包括让更多变量进入个人的效用函数，进一步分析人际差异、信息、文化与制度的影响等，就可以利用传统经济分析的优点分析更多的内容，使经济分析更加全面。这些拓展，是很多经济学者现在正在进行的，也已经取得不少有用的结论，虽然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还有大量的发展空间。
例如，笔者这40年来（Ng，1977，1982，1986，1992，1998，2009，2014；黄有光，2010，2019），把传统的微观、宏观与全局均衡分析结合起来，成为综观分析。该分析针对一个典型厂商利润极大化的选择，而考虑了宏观变量与其他厂商对其的影响，不必假定完全竞争，得出包括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都是综观分析下的特例的结论。包括由于货币供应所造成的名义总需求的改变，可能只影响价格，不影响产量（货币学派的情形）；也可能只影响产量，不影响价格（凯恩斯学派的情形）。还有其他情形，包括可以部分解释商业周期的“预期奇境”，以及可以部分解释1929年式的大萧条的累积收缩的情形。对成本变化的影响也有分析；也可以分析一个行业的情形。虽然笔者得出一些超越传统的结论，19世纪60年代就成名的前伦敦大学Robin Marris（1991）教授，认为笔者的分析是替凯恩斯经济学提供不完全竞争的微观基础的当代先驱，笔者并不敢说笔者的分析是新的范式，而只是对现有分析的拓展。要有新的东西，未必一定要推翻旧的东西。可以添加，而不必是重来。
（二）全球化不必要求全球同质化
金文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世界经济倾向于形成能够使具有不同域观特征的经济体进行互联互通、广泛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国际秩序。一方面，各国经济具有自己的域观特性，不可能做到全球同质化”（金文第15页）。笔者认为，全球化不必要求全球同质化，各个参加全球化的经济体的域观特性是否相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像金文所说，“各国家（各商域）之间要达到顺畅交往、交易和公平的竞争与合作的全球化格局”（金文第15页）。
金文继续说，“无论达到怎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国与国之间的价值文化及制度形态间的差距仍然巨大，并没有发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各国价值文化及制度形态也趋同的情况”（金文第15页）。笔者认为，应该有部分趋同的倾向，但并没有完全趋同，也不必完全趋同。即使没有完全趋同，甚至完全没有趋同，全球化依然可以给参与的各个不同文化与制度的经济体带来互惠互利的结果，其中中国这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意大利最近与中国签约，接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也很可能将会是另外一个见证。
（三）有特性不表示没有共性
“域观”强调不同经济体的特性。这没有错，但金文对这方面的强调，被过分夸大到几乎否认共性的存在的程度。例如：“世界上任何经济体都是有其‘特色’的，不存在无特色的纯粹市场经济过程”（金文第14页）；“不存在抽象的人和抽象的微观—宏观经济空间”（金文第21页）。
当然，每个人都是具体的、有个性或特性的人，但显然也存在所有人都具有的一些共性，例如：每个人都需要呼吸、吃饭、睡觉；每个人面对的预算约束都不是无穷大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公德心与社会认同需求等。因此，对共性的分析也是有用的，不可以说，“如果不对现实的经济空间进行‘域’的划分和定义，经济学对现实的分析是无能为力的”（金文第13页）。如果没有分析特性，对现实的解释不能达到100%，但不能说是无能为力的。对许多问题，对共性的认识，往往更加重要。因此，西方人发现或发明的数学、物理学、电灯等，在中国也适用；中国人的针灸，也能够医治西方人。如果没有共性，这怎么可能？
金文也说，“中国一方面向西方学习，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科学理性、先进文化和制度因素；另一方面强烈地保持着中国的思维、文化和制度的历史遗产因素，坚持‘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金文第16页）。笔者大致很同意这个观点。不过，“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要有选择性，好的要保留与发扬，不好的要改良。其次，笔者认为，文化与制度可以各地区不同，但思维应该是全人类一样的。不然，为何全人类能够有同样的数学、同样的逻辑推理？
三、拓展传统经济学的一些方向
拓展传统分析的可能方向，除了金文提出的“域观范式”，还有其他许多可能性，包括上文已经提到的，例如分析传统分析抽象掉的一些变量。要看出哪些方向是值得拓展的一个方法，就是看看传统分析的一个主要（如果不是最主要）的结论：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上文已经有提到，该定理论证：当一个市场经济不存在任何垄断力量，又不存在无知与像污染等外部性等复杂因素，完全竞争的全局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
（一）分配平等程度的重要性
显然地，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只论证（帕累托）效率上的最优性，不涉及分配上的优劣。因此，一个明显需要补充传统分析的方面，是关于收入与财富的分配问题。当然，该问题从经济学还没有发展出来的时候，人们就很关心了。《论语》老早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说法。近年西方研究贫困与分配问题的成名经济学家包括2015年的诺奖得主Angus Deaton与在2017年去世的Anthony Atkinson。于2018年，笔者根据在牛津大学的“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内容整理的文章刚刚发表为Ng（2019），讨论了全球灭亡与动物福祉的问题。
不过，用包括统计学与传统经济学等方法来研究收入分配的问题，大致应该是对传统分析的补充，而不是真正的拓展。一个拓展的方向是，让收入或财富分配进入个人的效用函数（在简单的、没有区分不同时段的均衡与比较静态分析，消费、收入与财富是同样的）。
分配影响人们的偏好的途径，至少有两种。第一是人们直接对分配的平均程度有偏好；通常假定人们偏好比较平均的分配；第二是分配的平均程度影响其他变量，例如分配越不平均，社会越不和谐，犯罪率越高等。早在1973年，笔者有一篇文章，不区分这两种方式，把分配的平均程度当成是一种公共物品，直接进入每个人的效用函数进行分析。这个分析的结果，得出两个悖论：重分配的悖论、普遍外部性的悖论（Ng，1973）。
有人说过，能够发现一个悖论，就可以“当垂不朽”。笔者发现了两个，还不敢认为会不朽。不过，可能因为发现了两个悖论，心满意足，没有更进一步分析。现在想想，如果进一步分析，应该可以得出，例如：即使不存在无知与像污染等实质外部，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可能也不成立。这是因为，即使只考虑纯粹帕累托效率，也可能需要进行某些对市场的干预；例如，对很低收入者的补贴，不但在分配上是有利的（增加平等程度），也是提高纯粹帕累托效率的；例如，因为减少犯罪对增加社会和谐等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政府干预的行政与其他成本。
要增加分配的平等程度，除非有某些效率上的原因，应该在整体收入或财富分配的层面着手，而在具体措施上，包括在具体成本效益分析与具体商品的价格上，应该以效率挂帅，不论富人穷人，一块钱就是一块钱，像笔者在三十多年前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论证的一样（Ng，1984）。整体平等政策虽然可能有反激励作用，但在具体措施上的平等政策，只要其平等作用一样大，也有同样的反激励作用，又有额外的反效率作用，因此，比不上前者。
传统的关于效率与平等问题的讨论（Mirrlees，1971；Okun，1975，2015）强调效率与平等之间的替代作用，例如通过劫富济贫来增加平等，会有打击激励等减低效率的作用。近年的研究发现，增加平等也有减少犯罪，增加社会和谐，甚至增加经济成长率的作用（Mokyr，2014）。这包括，在以前，物质资本比较重要，因此分配不均通过提高储蓄率而提高经济增长率；现在人力资本比较重要，反而是分配越平等，通过更多人力资本的累积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二）经济学界对污染征收庇古税的精神分裂
从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也可以看出，当存在像污染等重大外部性时，可能需要征收污染或环保税。中国已经在2018年初开始征收环境保护税。有如笔者在《网易》的专栏文章《中国环保税税额严重偏低》所论述，“能够开征环保税，这是一个值得作为大事庆祝的开端，并希望税额能够增加十倍百倍以上。……不必担心环保税对经济的打击，至少长期而言，环保税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对人民的健康与福祉有很重要的贡献。”
关于污染问题的环保经济学，当然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丰硕，本文不能完全综述，只指出关于对污染征收纠正性的庇古税（Pigou，1928）的课题上，经济学界有一个像是精神分裂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例如在应对全球变暖的问题上，绝大多数经济学者是支持庇古税的；不过，在理论分析上，有如下述，却好像被反对庇古税的科斯理论所统治。
国内著名的张五常教授于1990年7月，在科斯教授（Ronald Coase）获得诺奖之前，写过《我所知道的科斯》一文，重新刊登在2013年年底，在张五常教授主办的追忆科斯的深圳会议时出版的手册《追忆科斯》。在此文的第4页，张五常教授叙述了一个在1960年春天，包括好几位后来的诺奖得主与其他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辩论聚会”。
“科斯问：‘假若一家工厂，因生产而污染了邻居，政府应不应该对工厂加以约束，以抽税或其他办法使工厂减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预—正如今天香港的环保言论一样。但科斯说：‘错了！’跟着来的争论长达3个小时，结果是科斯屹立不倒”（手册第27页）。“科斯反对政府干预污染胜了一仗”（手册第28页）。张五常教授关于上述辩论的叙述，也由诺奖得主George Stigler（1985）的回忆文章所印证，可靠性没有问题。
科斯的观点发表于1960年的《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此文（Coase，1960）曾经很多年成为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章，也是科斯的最主要两篇文章之一，可说值得半个诺奖。此文虽然也论述了一些正确与重要的观点，包括污染的两面性与科斯定理，但此文最主要的论点（批判庇古对污染征税的建议），也就是上述3小时辩论的内容，却是基于“全有或全无”的错误，忽略中间情形。然而，让人惊奇的是，在场的其他20名经济学者，包括好几位后来的诺奖得主，却在辩论后全部支持科斯，从原来的20对1票反对科斯，变成21对0票支持。
科斯不用数学，也不用图形分析，只比较完全自由污染（全有）与完全禁止污染（全无）的两个极端情形。给定只考虑这两个极端的比较，科斯用合理的数字，有说服力地论证：可能自由污染比禁止污染好，或反过来，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看具体情况。科斯的这个结论，用来批评要求完全禁止污染的极端环保主义者，是成立的。然而，科斯却用它来批判对污染征收庇古税，这是错误的。
庇古以及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并不建议完全禁止污染，因为这可能使生产几乎完全停顿，可能得不偿失；而是根据单位污染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污染征收污染税。这并不会是使污染减少到零的极端，而是使污染减少到其边际利益（对污染者）与边际成本（对社会）相等的社会最优点。当污染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很难估计时，对污染征收污染税的税率，可以根据通过清理或减排（abatement）投资来减少污染的边际成本的大小来决定。而且，根据这样的税率，污染税的收入会大于最优清理投资总量，使清理的资金来源也不成问题（Ng，2004）。
由于科斯只比较全有与全无的两个极端，使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不对称性。在自由污染的情形下，最后一个单位的污染量，对污染者而言，其边际利益是无穷小的，而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却是很大的。这个不对称性使能够减少污染的庇古税是有利的。如果只比较完全自由污染与完全禁止污染，污染的利益与危害大致是对称的。由于科斯只做这个全有或全无的比较，使他以及其支持者忽视上述不对称性，而得出反对对污染征税的错误结论（Ng，2007；黄有光，2011）。
科斯的错误，一方面是方法论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芝加哥学派过分强调市场的功能，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能够有效运行的地方，让市场工作，这是对的。然而，污染或环保问题，单单市场本身是不能有效处理的，必须依靠政府的辅助，甚至世界各国合作来进行。
科斯与张五常反对对污染征税的错误观点，对中国到近年都有很大的影响，其支持者包括著名的北大张维迎教授（黄有光，2015）。笔者以前在中国建议对汽车与汽油征收污染与堵塞税，就曾经被批评为忽视了科斯对庇古的批判。因此，认识这个“全有或全无”的错误，是很重要的。
四、理论拓展与创新的一些方法论问题
不论是创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或是拓展原有的理论，都需要注意一些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本部分不能提供一个完整的论述，只简单讨论3个可能可以让人们避免走歪路的要点。
（一）观点不同未必一方有错误
不局限于经济学，但可能尤其是经济学，不同学派甚至同一学派的不同学者，对于同样一个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有所谓“6个经济学家，7个不同答案”的说法。
其实，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答案未必一定涉及错误的答案。同一个问题，很可能有不同的面相、不同的层次、对不同人们的不同影响等。因此，不同的答案，多数都不全面，但未必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其他的都错。不同学者，各人着重点不同，就很可能有不同的答案。这有点像夏斌（2019，第19页）说的，“以不同的视角看世界经济，会形成不同的理论”。也像瞎子摸象，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全面，但都可能反映了事实的某些方面，都算有些贡献。当然，也不否定，一些发表在即使是顶级期刊的文章，也可能一无是处，完全没有贡献。
我们现在对多数经济问题的答案，可能不很全面。不过，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以及有关数据的增加，我们希望答案可以越来越全面。不过，也不应该要求太高。例如，不但是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连科学严谨程度最高的物理学（不算属于纯逻辑的数学），也远远还没有望到统一场论的影子，遑论经济学？
（二）为何还是应该以传统经济学为主角
虽然传统经济学只是一种简化分析，有很多相关因素没考虑到，但无论在教学还是在应用上，至少在现阶段与可以预见的将来，还是应该以传统经济学为主角，但在个别问题可以以其他派别的研究成果适当补充。这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传统经济学所聚焦的虽然不是所有因素，但是是有关经济问题的最主要或最容易分析的因素。后来的学派所重视的，或比较次要、间接或难以分析。
其次，传统经济学已经累积了几百年的功力，其他学派的历史比较短，加上问题比较困难，得出的有用结论比较少，也比较不可靠。还要等将来多年的发展，才可能会得出比较有用的结论。例如，关于理性与自利。每个人都有相当程度的理性与自利，但都不是100%的理性与自利，也有非理性与利他的因素。但理性与自利还是主要的。这有生物学基础。人是万物之灵，主要不是靠尖牙利爪来生存，而是靠智力来战胜其他物种的竞争。
因此，人是有很高水平的理性的。而且，自然选择主要是以个体为单位（虽然也有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因此，自利的假设大致是正确的。不过，人也是靠分工合作来生存的，因此，也有社会偏好与利他的因素。两者都考虑当然比较全面，不过如果要简化而聚焦分析其中之一，当然以自利比较重要。还有，像包括田国强（2017）在内的许多经济学者所强调的一样，机制的设置与政策的采取等，如果假定自利而实际上人非自利，问题不大；但如果假定人们大公无私而实际上大体自利，问题很大。
最后，传统理论用的一些假设，虽然不是100%成立，但据其的分析结论，往往有大致的可靠性。例如，理性的假设忽视非理性，但很多（不是全部）情形，各种不同的非理性对理性下的结论的差距是不同方向的，因而往往大致相互抵消。当然，行为经济学也发现，也有很多并没有抵消，因而可能需要做比较大的修正。再如，完全竞争的假设也很不实际，但如果没有人为因素的垄断，不完全竞争的程度大致相差不大，只要依然有充分就业，整体经济的效率依然可以很高。不过，根据笔者的综观分析（Ng，1986），在非完全竞争下，比较可能出现非充分就业的情形。
（三）简化假设是否可以接受
任何理论都是基于一些简化的假设。如果完全没有简化，那就是真实世界本身，就不需要理论，去看真实世界就可以，但也未必能够全面认识。那么，我们应该接受怎样的假设，而拒绝怎样的假设呢？答案是，要看情形，有些情形可以接受某些简化假设，有些情形不可以接受，要看这个假设是否使你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如果是有误导性的就不可接受，如果没有，只是简化分析，结论如果是对的，就可以接受。而且同一个假设，在分析某些问题上，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完全一样的假设，在分析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不可接受的。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驾车从北京到上海，你查出北京到上海有几公里，开车平均速度几公里，除一下可以知道几个小时到上海。在这个计算中，你不考虑你的车的长度，假定它只是一个点，从北京这个点到上海这个点需要走多少时间？假定你的车子是没有长度的，这是简化的假设，对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接受，不影响你得出几小时可以到上海。
假设你的车的长度只是一个点，没有长度，同样这个假设，在下面的问题就是不可接受的。假定你要过一个没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两边都有车过去，你说我闭着眼睛，不看有没有车，就开车过去，会跟另外一辆车相撞的或然率有多少？如果你知道车的次数、速度、长度等信息，可以计算这个或然率。但是，如果你假定你的车是没有长度的话，不管是多么多车的交叉路口，你算出的或然率就是零。
所以，你就得出结论，我闭眼开车过去，相撞的或然率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同样的假设，你回答这个相撞的或然率，车没有长度的假设是不可以接受的，实际上相撞的或然率是相当高的，你过去可能就死掉了。完全同样的假设，在一个问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另外一个问题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因此，要看你分析问题的性质。对于经济学内一些采用可以和一些采用不可以接受的简化假设的例子可参见Ng（2016）、黄有光（2019）。
五、结论
金文洋洋洒洒，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虽然有如本文所论述，有一些需要商榷的地方，但金文论述重要问题，解释清楚，条理分明，在得到本文的补充之后，应该是经济学博士生水平的良好的方法论教材。有如金文所述，传统经济学显然有局限性，须要拓展，以“域观”的方向来补充，加多分析不同经济、不同领域的差异性，不失为拓展传统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第三部分也讨论了关于收入分配与污染税等方向的拓展。
金文本身，也没有主张放弃传统经济学，而是建议以“域观”补充微观与宏观，更加重视差异性和文化与制度的影响。笔者也认为，传统的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的变量选择，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达到的供需均衡，以及对均衡的评价，是经济分析的核心。这个核心不能放弃，还要加强与拓展，包括引入传统变量（消费者本人的消费量）以外的有关变量、不完全理性、不完全信息以及金文所强调的文化与制度的作用等（黄有光，2019）。
这些拓展，已经在进行，包括已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信息经济学（诺奖得主包括 George A. Akerlof、Michael Spence与 Joseph E. Stiglitz）、实验与行为经济学（诺奖得主包括Daniel Kahneman、Vernon L. Smith与 Richard Thaler）。这像夏斌（2019，第15页）比较生动的叙述：“最具讽刺的实证是，信息论、博弈论、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一个接一个地在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帮助着原来经济学原理中干瘪的、高度抽象的、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理性人’概念，逐步地丰满起来，具体起来，灵动起来”。
不过，笔者认为，这完全没有讽刺意味，反而证明学术界并不排斥对传统的有用补充与拓展。然而，这些拓展，虽然已经大有成果，但还有大量的空间，经济学者远远还没有到可以休息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