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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望书9 世纪移民

从三门峡到丹江口，伟大成就的背后--

流水崩云一般的水库移民走向何方？

青海高原的生存极限。

经济政治与生态环境成本效益的另一种核算。

谁把千百万移民的遭遇与艰辛写成啼血之作？

一、2 000万，中国移民史上的黄页

移民，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就很"学术"：人口迁移，系指人类居住地点在地理空间上的移动。

如流水崩云一般，人、家庭、部落、社会，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一伙、那一群，不断有人举家迁移，风尘仆仆地走在漫漫的路上。这种迁移--离开家园的漂流，艰辛的重建，影响着地区乃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着历史。更影响着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存环境、性格和心灵。

不再追溯远古。从涓涓细流，发展到后来的惊涛裂岸似的人口迁移狂潮。中国的移民潮，多起始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从卷帙浩繁的典籍中，在回肠荡气的阅读过程里，我熟知了那片土地。开垦，种麦子、水稻、高粱、玉米。一个经济区，开发得太早，成熟得太早，如果资源耗尽，也就必然凋落。人口稠密，村舍相望，鸡犬相闻，造成土地上人口的超载，就像密植后的不断移植。

得中原者得中国。这片处于南北要冲的皇天后土，成了逐鹿者争霸的舞台。水旱灾变、战乱频繁。为避灾荒战乱，人口迁移的狂潮一次又一次呼啸着漫过--在血与火的征伐中，在黄河的狂涛怒浪中，汩汩流失的还有中国的文化与血脉。

专家指出：历史上中国人口迁移大的趋势，是以黄河中下游为基点，进行的"离心状运动"过程。像一个个"台风眼"，又像行星冲撞爆炸后四散迸裂的烟云和碎块，在强烈的震撼中，人们含泪逃亡，循着一条条路线，跨越惊人的距离，踪迹到了天之涯、海之角。

青灯下，黄卷哗哗翻过。自然因素，天灾人祸，多数为自发的逃亡--又称之为"流民"；当然，还有流民起义。晋代的"永嘉丧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难"。即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压力下，迫使中原居民南迁，过淮河，渡长江，越五岭，最终导致了中国人口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当然，也有政府组织的"政策性移民"--从徭役拓边、移民屯边、迁都徙民，到"移富豪实关中"、"旗京移垦"等。

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见证了明代政策性移民的浩大、悲壮与无情。

这些民谣已经流传了数百年："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从洪武到永乐年间，在半个世纪之中，屡迁晋东南的民众集中于滁县、山东、河南、保安等处。政府在洪洞县设置了移民局，大槐树下汇集着四方待迁的移民。

阅读明初大移民史，不能不来山西洪洞县。

在这里，我了解到朱元璋这个皇帝是最了解农村，最懂得农民的，也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好手。谁能比有过耕田灌园、逃荒要饭童年，又有农民战争血火经历的统帅，更懂得土地和粮食的关系、土地和人的关系，更懂得那个时代的"穷人经济学"？《明洪武实录》中记载："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明初战乱之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多是无人之地"。其实，移民垦荒，移民屯田，远不止"洪洞大槐树"。江淮移民，云南贵州，辽东移民，青海移民……一波又一波，始终没有停止。

写进史书的均是肯定的结论："调整人口的正常比例，使人口布局更为合理，包括从人口稠密区向人口稀疏区移民、迁移无地农民、迁徙豪富及屯垦戍边等多项内容。经过了人口调整，使大批的无地贫民重新获得了和土地结合的机会，在客观上促进了残破经济的恢复，使明朝经济终于在洪武年间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① 但是，许多结论一"客观"，也容易忽略了人，忽略了移民们的生命与命运。

时过境迁，历史不能复活。

皇帝及其谋士们的决策，有时就像一个本身就有反侦探经验的犯罪的法官，为人们断案设下一道又一道迷障，刻意沉埋了许多隐情，并将关键证据从人间永远抹去。--比如我的故乡浙江沿海，元末是方国珍起义的肇始地。明初被大量移民安徽，流放云南，繁华的沿海地区十室九空，经济倒退了几十年。明明含有统治者报复的阴暗心理。可这些连推勘千古真相的"蛛丝马迹"、"雪泥鸿爪"都难以寻找了。

络绎不绝的百姓离开自己的家园，走在路上，哀鸿遍野，长长的队列边有官兵的解押。他们扶老携幼，走向不可知的辽远。

风帆更起，离愁无数。在口口相传中，移民的后代已说不清故土，只记得山西洪洞县，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是又一次漂泊流浪的起点。

一步一回头，北方冬日惨淡的云层下，几点寒鸦急急飞过，回望远方的地平线，在那株高大槐树树梢上，凝成一团解不开的乡愁。

19世纪以来，中国战乱与灾害频繁，人们流离失所。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民国政府与工厂学校的西迁，解放战争时的大军南下，人口迁移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从1949年，更确切地说应该是1950年起，中国进入了一个稳定而持续的发展期。

无须预设的前提，无须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研究当代只需洞察与分析能力，就像陈云所说的，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

和历史上历次大移民既相似又不同的是，中国当代的移民主要是各种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高潮"引发的。像1957年后几十万"右派"的下放劳改劳教，文化大革命中知青的支边与上山下乡，以及军队集体转业到新疆和北大荒，开发、支援三线建设等等。这些都有几十万人，数百万人口大规模的迁徙与流动。在这些运动中涌流着人潮，热闹过后的冷清，生离死别，鲜花与眼泪，绝望与希望，全都交织在一起。那些充满豪情的悲壮和艰难曲折的故事，时断时续，一直到今天的农民进城务工，到沿海打工。

但是，半个世纪以来，在痛失家园之后的一次性移民中，规模最大、牺牲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当数中国2 000多万水库移民--这从人口数量上来说，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移民。

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而且，是绝地大移民。

有潮起总有潮落。不像北大荒的复转官兵一样，可以讴歌雁飞塞北的豪情；不像新疆的军垦战士一般，唱出过豪迈嘹亮的军垦战歌；也不同于右派们，可以有天云山传奇和欣赏绿化树，苦难中不乏"小资"情调男欢女爱；也有别于知青，艰窘过后报考大学或返城，纷纷执笔，描述中国知青梦，赞美神奇的土地，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知青文学"。

这是一个重大的、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但我必须义无反顾地说出，因为这沉重的分量，已压在我心底多年。

不为人所知，不为人理解，因家园完全沦丧而别土离乡的水库移民中，多数是文盲，祖祖辈辈靠土地谋生，从泥土中刨食，而别无他长。他们的泪水，他们的委屈，他们的凄凉，他们的弱小模糊的身影，完全被"伟大的工程"、"辉煌的成就"所遮蔽了。几百万几千万移民的贡献与牺牲，完全遗忘，不值一提。关注坝高，关注"库容"，关注蓄水量，关注发电量与效益，关注工程质量而不关注移民生活质量--一句话，就是不关注人。哪一本关于水电建设的书籍画册，记载过水库移民？这也是历史教科书、中国当代经济史所缺失的！

在鞭炮与彩旗装扮的盛典中，人们赞美英明的决策，讴歌水库电站的建设者。--人们还记得伟大领袖到十三陵水库人山人海的工地参加劳动时的慈祥微笑。有哪一个领导参加过水库移民简易房、临时棚屋的修建？--可以看望灾民，送温暖，可以上电视，登报纸；但切不可看望老移民，遇到此类问题，便噤若寒蝉，绕道而走。这成了一些地方官员为政的 "守则"。

佛子岭、三门峡、新安江……最早一批水库移民走出家园至今，已隔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当年童稚少年，也已华发苍颜，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后代，不少还生活在艰难贫困无望之中。--有谁还记得他们？把他们的遭遇与艰辛写成啼血之作？

二、移民支边，从丹江口到青海高原

在冬日暗淡的黄昏，窗外飘着鹅毛大雪。

我翻开了深褐色的厚厚的《淅川移民志》，读着，泪流了下来--我不知道，中国还有没有其他县份，给水库移民写一部史书的。

是的，明天会更好。人们已经习惯了沉默。

虽说以天下为己任，但人毕竟在现实环境里生活--也许根本不应该把文章写到这一层，千方百计寻找解开苦恼的钥匙--不去想什么，也可以活得很快活。可是我做不到，觉得愧对俸禄。但是，走进高耸的历史大山阔岭中，寻找辨认那些血泪之路的走向，在今天的"超常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冲动下，若能多看一眼我们终生贫穷的淳朴的父兄，看一看他们日渐淡去的背影，不是能够多一些清醒与理智，多一些科学与人文关怀吗？

这部《淅川移民志》上限为1956年，下限为1999年。从1956年底，长江流域规划水利办公室派员到河南淅川县研究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等有关问题开始记载。

不同于寻常的"阅读体验"。我满怀真诚，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成就政绩和文献记载中一些人们不愿说出的东西，开始鲜活地重现--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迟说了几十年的关键词，如洪钟大吕一般，一再从遥远的旷野上隐隐传来。

--1958年，汉江干流上的丹江口水库大坝正式动工。

--淅川县自1959年迁建县城，并开始移民。历时20年，淅川因丹江口水库移民20.5万，平均每年移出1万人。这个数字占整个丹江口水库移民人数的53.6%，为当时全县总人口的46.7%。与延续至今的移民安置方式相同。在淅川的移民中，约一半就地后靠，安置在丹江水库沿岸。另一半则分别迁往青海省、湖北省和河南省的邓县。

--1959年3月至6月，淅川县首次从淹没区应搬迁人口中动员8 008名体格健壮的青年（男5 565名，女2 443人），按团、营、连组成部队建制，奔赴青海省安家落户，支援边疆建设（俗称支边）。

--1960年春，再动员支边青年家属14 334人，随同迁往青海落户。

……

如同一滴水。20.5万--约为全国水库移民总数的1%；其中远赴青海支边的2.2万人，高于全国水库移民总数的0.1%。

一滴水未必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却可以检测出同类液体的酸碱度，品出酸甜苦辣。

春寒料峭，北风阵阵。

丹江口水库移民进入高峰时，大跃进的热潮已经掀起，饥荒的阴影开始在中原大地上徘徊。而当时全国上下正轰轰烈烈开展除"四害"（蚊、蝇、鼠、雀），淅川县委提出要建成"小麦元帅县"。

就在这时，库区几千名身强力壮，经审查"政治可靠"，年龄18～25岁的青年农民，经过动员组织，登记造册，抛家毁业，满怀希望，踏上了西行支边的路途。

多数农民从未远离过家门，离开过生养他们的土地，丹江边上的平畴沃土，也很少有水涝灾害。他们不明白家园怎么成了要淹没的库区，更不知道遥远的青海高原是什么模样，只知道这是国家建设的需要。多数人出门时只带了简单的几个包袱以及菜子，像去打临工似地以为一年两载就能回来。政府给支边移民青年每人发大衣一件、棉衣一套，被褥各一条--这就是关怀与补偿的全部！

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发生的村落和社群的迁移，如同历史上的大军远征。与数千青海支边青年农民同行的，还有34名教师、18名医生、14个护士，几百名农业技术员，此外还有理发员、铁匠、窑匠、泥水匠、石匠、竹匠、酿酒师、鞋匠、伙夫等等。--这无须怀疑，与水库移民一同西迁的还有几个农村剧社，130名演员、34个民间乐师伴奏。未来的新生活将多姿多彩，载歌载舞！

在村里集合，按排、连、营编制，一些后生和姑娘直到离开父母时才哭出声来。无须多带行李，只要带一两件锄头、铁锹等小农具，还有每人自带两斤干粮，路上吃就够了。青海那边有白面、蔬菜、鸡、肉等着，一切都准备好了，欢迎你们过去开发创业。青年移民们步行或乘拖拉机到县城，然后搭乘大卡车去火车站。

南阳专署与淅川县在许昌设接待站，当时许昌街头像过节一样热闹，挂上了许多红色标语。等各地移民都到齐后，分成三批上火车。每个移民专列两千多人，由闷罐车和硬坐车组成，其中简易客车供女性乘坐。多数在闷罐车里的人连火车到哪儿了都不清楚，只从门缝的光线变化中，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移民专列自然没有餐车，除自带干粮外，在陕西潼关站和甘肃陇西站，支起大锅，设立了餐点，青年们可以下车吃饭喝碗热汤，活动一下手脚。专列走走停停，几天后抵达青海。

1959年4月初，高原上春寒料峭。来自河南淅川县的最早一批水库移民被安置在循化撒拉自治县。

循化在青海省东部，与甘肃的积石山、临夏毗邻，安置区在高山下的荒滩上。淅川县3 100名移民与信阳汝南县2 000人组成文都建设兵团。支边青年到达后，环顾四野，满是沙石，少见绿意，见如此荒凉之地，有的女孩子就落泪了。青年们把行李家具搬进了当地农民腾出的简陋的土坯木板房，十几人一间，打好地铺，作为集体宿舍。以连为单位，200多人一个食堂集体吃饭。食堂备有当地政府给准备的食物，共有面粉、土豆各250公斤，大米100公斤，甜菜两缸。新鲜劲儿过后，他们立即犯愁了，这些粮食仅够两三天吃的啊。

同年５月，第二批2 000多水库移民到达青海。

这批移民先是被安置在龙羊峡附近的贵德县。新家还未收拾停当，荒地开出来，头茬庄稼刚有一点收成，9月天气转凉，秋草开始枯黄。这批开始安顿下的移民，又要再度搬迁，前往更加遥远的大山中的贵南军马场。

第三批水库移民2 000多人，与上批移民差不多同时到达青海。他们在西宁换上卡车，直向柴达木盆地南缘的昆仑山下开去。被安置在西宁与柴达木之间海拔最高的都兰县垦荒。

支边人员均按军事建制建立了农场。

几天后，粮食很快吃完了，食堂几近断炊，怎么办？

据《淅川移民志》记载："各级领导立即组织青年进行学习，教育青年要顾全大局，要靠决心和双手开荒种地，建设好保卫好边疆。"

学习、教育。顾全大局，在半饥饿中，移民们坚持出工，上山开荒劳动，靠的是年轻的体力和生命。

山大沟深，土地不适合机耕。农具不足，牲畜缺少，开荒用锄头，耕种人拉犁、耧。毕竟高原缺氧、空气稀薄，容易劳累，劲儿使大了就喘不上气来。但最要命的是粮食不够，即使喝稀的也难以维持。播下种子，风调雨顺，要几个月后才有收成。这三个安置地，海拔都在2 800米至3 600米之间，有些荒滩，海拔太高，只能种点青稞，根本不适合种麦子。

高原反应、劳累和疾病、缺粮和饥馑，像阴云一样，始终笼罩着，挥之不去。即使年轻强壮的体质，也扛不住断粮之苦和极度劳累。思乡，想家，移民们人心开始浮动。这三批移民，都有淅川县级干部领队。为了求得口粮和生活生产必需品，干部们不得不一趟又一趟地找当地政府反映实情要粮。当地政府也有难处，拿不出粮食，都已经按规定给了，你怎么能多要？双方争执起来。为移民奔走呼吁的干部，在假话盛行的年代，很容易受到打击。原任淅川县委委员、县检察院检察长、支边移民团"政委"的王海申，原淅川县城关乡党委副书记、一营营长侯富润，因此立即受到政治处分--这起错案，直到1965年才给予平反摘帽。少了当家人的河南移民们，人心更加不稳。

青海省有关方面认为，移民思乡和队伍不稳的原因，是他们的家庭、亲属不曾迁来。

1960年2月，青海省组织"慰问团"到淅川。慰问团还有另一个任务，即继续动员支边青年家属到青海，这次共动员了4 709户、14 334人去青海安家落户。他们认为，家整个搬来后，移民们就能安心扎根了。至此，淅川水库移民支边青海的总数达到了2.2万多人。这一批移民中有不少老人、妇女和孩子。

秋季，边地风起，百草枯黄，霜冻来得早。

在青海种粮，不了解当地气候环境，可能只差几天就没有收成。粮食减产，有的地方种下后颗粒无收。

连绵淫雨过后，朔风一阵紧似一阵，严寒的冬天就要来临了。恐慌很快火一样蔓延开来。

浮肿，发烧，不断有倒下不起的。移民中"正常死亡"--主要是染病和饿死的人数增多。支边人员开始背上行李出走逃亡，人数不断增多，干部拦都拦不住。成群结队，举家讨饭也要回到河南。雁行过处，青海淅川移民安置地出现了十室九空的情况。

据《1965年青海省对淅川县支边人员抚恤补助表》不完全统计，死亡、下落不明、致残人数达654人，其中在青海死亡的达到386人，下落不明的达98人。

但实际上，死亡等远不止此数，因为统计人数中不包括支边青年的家属。

《抚恤补助表》记载：死亡支边青年，抚恤标准每人为167元，致残补偿标准每人10余元--这就是一个年轻的鲜活生命的代价！

上世纪90年代，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从格尔木采访返回西宁途中，进入昆仑山，采访地质队，夜宿都兰县。由于海拔高，有些缺氧，在县城行走，呼吸粗急。在小招待所昏黄的灯光下，我写了篇记述女地质勘察队员的通讯--《昆仑山拒绝眼泪》。女地质队员只有数名，而几十年前的河南水库移民有上万，且有好多人长眠于此，他们的眼泪呢？--用不着触景生情的联想。也许，我们都曾经错过，长眠在这里的永远年轻的生命。在雄浑大山深浓的背影里，在伟大时代的蓝色背影里，能活下去，活着，是多么好啊。

其实不仅是丹江口水库，开大规模水库移民支边先河的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当年三门峡也有数十万人迁往宁夏等地。这些移民与丹江口水库移民相似，支边后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多数又返回到水库周边地区，无家无土，守望黄河。这造成了长达数十年的移民返迁问题。

三、水来了，水来了--退不去的无情水！

丹江口工程的综合效益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防洪。

淅川在历史上很少有洪水发生，原淅川老县城依水而建，有航运商旅之便，河两边也多是肥沃的水浇地--否则，丹江小盆地缘何能成为楚文化的发祥之地？

对丹江两岸的百姓来说，灾难不是丹江的洪水，而是水库长期无规律的漫水和蓄水。

1960年，丹江水库动工两年以后，汉江与丹江受到施工影响，水流不畅。9月里，当地并无暴雨，上游也未发洪水。静静的丹江在不动声色中，水位突然暴涨，地里的庄稼来不及收割，水就哗哗地漫上来了，撵着人跑，成熟的庄稼一两天就完全浸泡在水里了，只露出了尖梢。水来了，水来了，水漫进了村子--这是从未见过的大水，人逃出去了，可房屋经不起浸泡，纷纷垮塌。

这次，李官桥、三官殿、下寺等52个村庄，2 237户农民受灾。淹没秋粮3.1万亩，房屋倒塌4 050间，损失农具、衣被等5万余件，粮棉等物资10多万公斤。在那个年代里，即使是人祸，也没地方可说，对灾民来说，只有"抗灾自救"。那个寒冷的冬天，窝棚的檐下挂着条条冰凌，树皮野菜煮着纽扣般大小的洋芋。我不知道数千拖家带口的灾民们是怎样熬过来的。--但这仅仅是磨难的开始。从此，丹江库区进入了十年九灾不断洗劫的轮回之中。

--1961年，丹江大坝围堰壅水。决定库区海拔124米线以下的居民动迁--这批移民被称为老移民，共涉及4个公社，100多个村子，计26 725人。

决定来得很突然。对这批移民，水利和施工部门未做任何安排。

淅川县政府与邓县政府商量，把其中4 000多人迁往邓县的孟楼、彭桥两地插队安置。其余2万多人均限期轰出家门，投亲靠友，自己找落脚的地方。--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次对农民彻底的"剥夺与窃掠"。

望不断上涨的水啊，望不到边的愁！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有的农民亲戚全在水库区村里，哪有可以投靠的地方？还来不及搬迁，地就淹了，水就进村了，漫进院子了，房屋被淹。为什么不能说，"以水赶人"，"库水猛于虎"？农民拖家带口，挑着锅、背着粮，赶着猪娃，只好先到地势高一点的坡地上，搭起个棚子。接着，便是绵绵不断的秋雨。地没了，家没了，粮也没了。忘情水，忘情水……

1962年，丹江口水库大坝因工程质量问题暂停。

水库修了一半，停了，不少库区边上灾民看看没动静。那么好的地不能撂荒，就返回原来的村镇。此时，已经一贫如洗，到处断墙残壁。他们在老宅院子里清理，搭起炉灶，支起棚子栖身，回到自家原先的田地上耕作。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官方阻拦，没有安民告示--这也是灾民的生产自救啊。

谁知刚刚安稳了一年。1963年5月，大雨倾盆。库区水位暴涨，返回库区的农民，又再次被淹，大家又赶忙逃了出来。

1963年12月，丹江口工程复工。

此时，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丹江水库工程规划。按照规划，水库建设以防洪为主，结合发电，即正常水位145米，移民高程147米。

大规模的移民开始了。

已经迟到了三年。我尽可能详细地抄录以下这些数据，为了不让世人忘却水库移民所做出的牺牲--

1961年水库移民的补偿，分楼房、瓦房、草房三类。

每一种又有若干档次，其具体标准是：瓦房每间一等125元，二等110元，三等95元；草房每间一等95元，二等85元，三等75元。以后多次进行了登记、调整，到1965年，按当时兑现的发款册，房屋属自己处理的，平均每人增补90～110元，已达到标准者不再解决。房屋归国家处理的平均每人140～155元，已领清者不再解决，不足部分补到规定标准。

--"发钱到户，自由选点"，听起来非常民主。这些政策规定也颇有些费解。其实非常简单，如果农民把房屋的瓦片、木料拆下扛走的，一间屋只有100多元钱补偿，拆不走的多30～40元钱。后来，每间屋又增加了100多元钱。过去是见穷怕，现在是见水怕。大路已经断绝，熟悉的风景不再依旧。几经折腾，失地丧家的老移民，吃饭都成了问题，日子过得凄惶，盖得起房屋的很少。

四、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特急电令

出动军队安置水库移民，是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即使不是，也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吧！

动用军队，有更"战略"层面上的意味。20世纪60～70年代，与苏联关系紧张，特别是发生珍宝岛军事冲突后。位于东北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不安全，国家决定在鄂西的大山中建立第二汽车制造厂。丹江口电站关系到十堰二汽建设和电力供应。那是战备的需要，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尽管后来风云飘散，二汽主要生产基地已经陆续搬出山沟，迁往襄阳和武汉。那是后话。

丹江口水库建成后，受益主要在湖北省。因此，湖北省接收淅川县移民也较多，安置任务重。1965年4月和9月，鄂、豫两省代表分别在武昌和荆州两市，召开丹江口水库淅川淹没区迁往湖北省移民安置联席会议。确定了"河南包迁，湖北包安"的原则精神，即从1966年春至1968年，用三年时间，分别在湖北的荆门、钟祥两县安置。

移民经费标准：荆门人均418元，其中建房费274元，集体生产费30元，搬运费66.65元，个人损失补助20元，行政管理费7.81元，预备费19.92元--即真正用于移民安置的只有300来元。钟祥人均423.08元，也包括建房、搬运、行政管理等费用，个人损失补助也只有20元。当时会上就有人提出，荆门多种水稻，移民们自带的农具可能不适应。此外，还要修一些小型水利项目和一些配套设施，定下来的补助标准偏低，要报水电部确定后执行。

但是，没等到提高标准的下文。

时不等人，只好根据两省商定的标准办，开始移民。荆门为安置移民建房为土坯墙，木料结构瓦顶；钟祥前后墙结构为芦苇夹壁，山墙为砖。--与多数移民工程一样，都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漏洞，有的人总是想方设法从移民们身上捞一些好处，偷工减料。钟祥县建房2 460间，上报每间造价409元。湖北省移民指挥部派人对所用物料及工日核算，每间造价仅为271.61元，虚报了138元！

选点时，两个省上来的干部只是走走看看，指指那一些地块，说这一片地是划给移民的，那又是给移民安置用，没有在具体的地块上栽桩标界。协议只是口头上的，没有形成文字。移民送到后，发现与原先说的全然不同。好地变成了差地。

屋漏偏逢连夜雨，因突击建房，质量差、险房多，房屋潮湿。移民到达时，还有相当一部分房屋未建好，移民只得搭起临时窝棚栖身。

远迁湖北的第二批移民到达时，荆门县粮食歉收，第一批移民存在的纠纷又开始不断发生。因此，荆门县拒收丹江口水库移民。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到处造反有理，地方政府瘫痪。移民闹事问题开始凸显。

国务院、中央军委电令武汉军区负责协调两省，尽快解决移民问题，以保证丹江口水利工程的蓄水。于是，武汉军区的孔庆德、韩东山两位副司令员，亲自主持，组成了以武汉军区为主的丹江口水库移民指挥部。军令如山，雷厉风行，调兵派车，用半军事的方式，强行完成了移民的搬迁。

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1967年7月开始拦洪，11月下闸蓄水，1968年10月第一台机组发电。1971年底，淅川县城全部沉入水底。1973年底全部建成。当时《人民日报》等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报道，称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政策跟不上形势，又是后话。

1972年5月8日。国务院在《关于提高丹江口水利枢纽蓄水位和移民问题》的文件中同意：蓄水位155米，移民水位157米，移民安置分别由湖北、河南两省负责。核定移民经费1 870万元，其中河南省960万元（人均400元），湖北省910万元（人均350元），由各省包干解决。

造成水库移民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指导思想和方针，在于重工轻农，也在于工程建设一方。无视农民权益，不按程序，"先斩后奏"，片面突出夸大工程的某一点作用效益，很多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规划与立项中都存在这一现象。也可以说，中国的当代工业化是在前无古人，毫无准备，"超英赶美"，"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起步的。

服从大局，舍小家顾大家，先生产后生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规划设计与建设、移民同步进行。

--尽管国务院尚未正式批复，为了"提高丹江口水库防洪能力和适应工业用电的需要"，从1969年起，有关部门已经计划把蓄水水位从147米提高到157米，并开始移民。别小看小小的10米高差，可淹没的良田，要增加数万亩。

1971年，移民规划尚未落实，水库就开始提高蓄水水位了，丹江口水库水位上升到了152米，4.2万居民仓促迁出。这批移民大多数是按原大队建制就地后靠的。这就不能不留下许多问题，成为水电工程永久的伤痛。

丹江口电站开始发电了。

湖面上波光如镜。许多领导视察丹江口工程时，都要登上乘游艇，山色湖光，落霞归鸟，景致美呀！

移民们则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声音--现在，一些地方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群体性事件，移民为补偿问题上访不断。多数行为都是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益。以历史的眼光看，也是一种进步。

五、后靠--生存与生活空间的无情压缩

1969年春，淅川县152～157米高程内的24 000多人开始了搬迁。当时经历了青海支边大返回浪潮，又有外迁湖北两地的重重阻力和困难后，认为"远迁不如近迁，近迁不如就地后靠自安"。因此这些移民，都在县内，基本上是后靠安置。

实际上就地后靠的不止这两三万人。有些库区农民已经在10年间第二次、第三次搬迁了，也有的是从青海省九死一生逃回到老家的。他们像沙子一样，被密密地挤压在水库的周边地区。家越搬东西越少，也越来越穷。此后几十年，许多移民生活陷于无望和无助之中。

走遍各条河流，水库淹没区都是当地最好的土地。

原先河谷平原和川道，城镇密集，道路纵横，交通便利。水库建成后，库区周边村镇被水面阻隔，有的道路不通，有的出门见水，成了闭塞不便的地方，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一些村子虽然不在淹没区，但耕地减少了一半。加上就地后靠的，村子里的人口增加了，土地减少了。到镇上和新县城需要摆渡，或者多绕道几十里，生产生活环境严重恶化。移民有补偿，被后靠移民挤占了土地的要不要补偿？

丹江口水库建成已经几十年了，可淅川县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在这个贫困县中，生活最贫困的，仍然是水库周边的移民。在丹江口水库建成十多年后，由"长办规划处"组织编写的《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遗留问题调查报告》指出：库区移民原来都在丹（江）淅（川）平原，土地肥沃，生产条件较好。移迁前，人均口粮、现金收入都大大高于全县平均水平，而现在均减少了一半多，其中60%以上移民处于贫困和极端贫困状态，难以维持温饱。①

2005年冬天，我来到老城镇附近的一个村子。

老城，顾名思义，就是原来老县城的一部分。丹江边的老县城已经完全没入了水底，但一部分就近后靠的居民在一块地势稍高的地方形成了一个镇子，沿用了县城的旧名。

暮霭苍茫时分，我来到一个破败不堪的村子里，先看了一所移民子弟为主的小学，走访了七八家移民户。真的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移民们仍然居住在不能遮风避雨的低矮破屋里。我心里沉甸甸的，酸楚难禁。床、灶，坑坑洼洼的泥地，屋里挂着块塑料布，可以说家徒四壁。从屋顶的多处漏洞望去，可见灰蒙蒙的天。屋里所有家当加起来也值不了100元钱。我曾在国务院扶贫办工作过一年，到大凉山、大巴山、云南贵州和南疆多处贫困地区农村调查，像丹江口水库移民这样赤贫的也并不多见。

村长大约喝了点酒，脸红红的，话多。他说，这个村现在人均只有几分地。主要种着水库边的那点滩地。那是在淹没线以下的。不种没法活，种了又不知什么时候水漫上来，收割不及就一点收成也没有。原来这里可是县城边最富裕的地方啊，全是好地，交通也便。现在我们就等着，不是要南水北调，把丹江口大坝加高吗？我们就等着再次移民，也不知往哪儿搬。听说这次移民补偿标准高，就盼着能把我们丹江就近后靠的老移民问题一次性给解决了。

在县城吃饭时，这个县的领导说，"有人说我们'县城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今天你看到了吧。"举杯欲饮，惆怅无绪。

不需要再重复那些艰难的故事了。但愿阴影留在昨天，明天会更好。

三峡工程也是如此。按原来计划，百万移民主要是就近后靠。这个方案也描绘了种种美好的图景。如开垦梯田，种植效益好的果树和经济林，每斤橘子的价格与种粮相比，收益可大大增加。试点是一回事，而大规模的后靠移民又是另一回事。

三峡是一个河谷型水库，除了沿长江小片平地、陡坡，环境容量极其有限。淹没后新县城建设择址就不容易。如果人再往高处移，即使坡地改梯田，总还得新开山地，挤占原有山民的土地。把山区都种上橘子树，一形成规模，有没有运销问题？市场上价格会不会下来？现在各地也多在发展综合农业，我国农业又面临对外开放，外国的水果开始大量进入我国市场，三峡库区的农副产品竞争力如何？

峰回路转--中央及时发现简单后靠存在的诸多问题，决定后靠与往外省移民并举，同时又决定沿海各省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三峡这个举世瞩目大工程的建设。但对可持续发展来说，仍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

六、"大坝加移民"：体现对人关注的本质

成功与失误并存。发展的历程总是需要回顾和反思--尽管有许多痛苦和经不起太多推敲的方面，但理性的分析总结和思考总是必需的。既然工程和历史的本身，也是思想与文化的历史，今天和未来的人会在这种探求中获得许多收益。

水库淹没带来的损失是多方面的。

有些是直接的、可见的、有形的；有些是间接的、不可见的、无形的。还有人们世世代代含辛茹苦劳动，所形成和积累的生产资料，所创造的生活环境条件，更难用货币来表示。过去充分宣传，大讲特讲水利水电工程的综合效益，很少论及"综合损失"，和对淹没区移民的损害，难道今天还不能多说几句吗？

淹没--浸没、滑坡，一块块土地形成孤岛。良田、果园、森林、城市、村镇、工厂、道路、房屋淹入水底。原有基础设施不得不废弃、拆除。移民安置与重建，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可以说，水利水电工程是以淹没土地、迁移人口、损失资源为代价来换取可计算的效益的--而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对水库淹没造成的经济损失与非经济损失，并未进行过真正的经济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的分析与评估。

水电效益分析中往往没有计入水电工程的全部代价，水库淹没的损失也没有全部计入工程成本。我国对水库淹没损失采用的是前期补偿补助，后期扶持的政策。电站的投资中只计入前期的补偿费用。如果将水库淹没损失计入赔偿费用，或者将10年期扶持费用计入，水电开发的经济效益将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

不容讳言，淹没区在可见的将来，某些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将永远损失；同时，水库及移民的影响，周边地区因为重建后区域面积变化--并不像某些所谓专家说的，用劣质土地换取水面那样简单--因水库的阻隔，周边居民耕地减少，许多村镇和分散的居住点交通更加不便，上游的川道河谷地区运输成本增加，发展工业受到制约，生产生活水平下降，各地为安置移民所付出的代价，减少的土地等资源都完全没有计入工程的成本。

如果一次安置移民的目标没有达到，还需要处理遗留问题，这些花费也十分巨大。如1986年～1997年，中央为直属的大型老水库处理移民遗留问题下拨资金达28.8亿元，各地政府配套资金约9亿元--这些费用也都没有计入当年工程建设的成本，而未来为彻底处理这些遗留问题所需要的费用更是难以估计。

一些水库在工程建设中没有妥善处理好移民问题，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社会安定与和谐。如金沙江上游电站建设中出现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和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解决这些问题的财政支出--要不要计入工程的风险效益和成本的评估？

怒江的十三级水电站建设项目的争论，再一次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此外，还有拟建中的金沙江虎跳峡大坝。

反对的与坚持上水电的各有理由。

坚持上怒江电站的人有最充分的理由：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怒江州领导在散发的一份材料中说："造成怒江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地矛盾。怒江不开发，不从根本上谋求出路，把贫困山区群众转移引导到其他产业上来，怒江落后依旧，人民贫困依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所有成果都将付之东流，广大的贫困山区还将为生存付出更大的代价。""怒江水电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和水电支柱产业建设，为广大的山区群众提供可观的就业岗位。""没有哪一种选择像水电开发这样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怒江不开发，势必影响怒江49万群众的发展权，势必给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社会进步带来许多不安定因素，势必影响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提到"发展权"的如此"高度"，其他生态环境等问题当然就免谈了。

在一次有两院院士参加的怒江下游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座谈会"上，声音竟是如此一致。这些专家都是经过"筛选"的。一些专家竟然说"保留一条河流在科学研究上意义有限！""不能用几条小鱼来阻拦大坝的建设！" --我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这是"专家"说的话吗？小鱼就那么不值一顾吗？那么，什么是无限？我因此获得了以前不曾有过的认识，关于科学与学者，观念、思想和本质。

而拒绝在事先写好的"专家意见书"上签字的，只有我的同乡，北京大学教授、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谢凝高一人。

不错，怒江主要矛盾是人地矛盾。但修建13级电站后，淹没大片河谷山地后，人地矛盾是缓解了呢，还是更加尖锐？水电站建设能为数万库区移民提供多少个就业岗位？

应当看到，许多影响稳定的不安定因素，都是在一些工程建设中未经充分科学论证的，一味大干快上，急于求成，在征地、拆迁和移民中没有统筹兼顾，没有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引起的！

历史已经证明，在缺少水电开发效益合理分配机制的前提下，电站建设对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可能有一定的好处，但对当地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村农民的脱贫，作用有限，甚至会加剧库区及其周边地区贫困化的趋势。

在过去50年中，我国已建8.5万座大、中、小型水库，移民近2 000万人。其中，中央直属大中型水库移民1992年人均纯收入为441元，仅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6%，1994年这个比例又下降为47%，1996年再下降为40%。由于国家采取了政策，到2000年增加到1 000余元，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移民生产生活解决得比较好、能勉强维持和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的，仍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在调查水库移民问题时，我不止一次听到当地干部和移民说，"想要富，先炸库"。这话令我大吃一惊，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受。我在整理调查笔记时想，多数大坝和水库的修建是必要的，发挥的作用巨大--但是，我们总在一些地方出了偏差，比如，对直接受到损害的移民群体，关心不够。

当三门峡大坝的存废之争，在渭河的水灾之后，再一次成为舆论热点时，其实这对历尽艰难的几十万三门峡水利枢纽的移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淹没的17座城镇，5座县城，42.1万移民，40多万间房屋，约90万亩良田……由于受水库淹没的影响，原来比较富裕的沿黄河、渭河的居民成为移民，渐渐变为贫困人口，他们中的多数人，已经老去，或者离开了人世。

这样的例子很多。湖南省沅陵县1982年～1985年的GDP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修建五强溪水库后，丧失了大量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库区在淹没之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到2001年，沅陵县人均GDP为4 375元，湖南全省人均GDP为6 045元，两者的差距还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天，中国社科院郑易生研究员来到中南海，来到我的办公室，送来了他主编的《科学发展与江河开发》一书。同时，他还带来了几张照片，一群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澜沧江漫湾电站库区的老百姓，正弯腰低头在翻捡电站倒出来的生活垃圾。

看着这些照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郑易生说，现在电站负责人年收入相当高，一般工人也有六七万元。而库区群众却极其贫困。淹没区由过去以出产大米为主，改种玉米等旱地作物，生活也从温饱变成半温饱，有不少成了缺粮户。

漫湾水电站是澜沧江水能梯级开发的第一个干流大型水电站，也是云南省第一个百万千瓦级水电站。该电站坝高132米。1986年正式动工时，移民同样按"三边"（即边熟悉移民情况、边调整安置方案、边进行移民安置工作）实施，补偿标准低、库区人口压力大，官方核算的农业移民人口只有3 052人，实际上农业移民竟达到7 260人，超出了原计划的一倍。在漫湾库区，过去经济比较发达，粮食产量和人均收入，均大大高于云南全省的平坝地区，移民的人均收入还不到全省坝区人均收入的一半。

七、西南的"圈水热"

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6位。

目前，中国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达4.4亿千瓦以上，水电装机容量达到1亿千瓦以上，居世界第一。

而据有关部门报告，计划2020年，中国发电总装机容量要达到9.8亿千瓦左右，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需求，其中水电装机容量要达到3亿千瓦。就是说，全国发电的装机容量增加一倍，而水电要增加3倍--也许，河流的生命就这样被限定了？

河流与大地如此深奥。

历史值得重读。也许从中能找到失落的科学的钥匙。

1949年以前，全国建成运行的大中型水库只有23座。建国50多年来已建成各类水坝约8.6万余座，中国成为世界上修建水坝最多的国家。其中在国际水坝委员会登记的高度15米以上的大型水坝2.2万座，占世界大型水坝总数的45%。正像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我国水坝的建设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建国初期。历史上中国发生过许多次大洪水。新中国成立后，水的安全性是压倒一切的问题，这是修建大坝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当时建设的大型水库大坝有佛子岭、梅山、官厅、大伙房等，并在防洪拦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阶段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这是水坝建设的高速发展期，相继建成了三门峡、新安江、富春江、密云、刘家峡、广西西津、青铜峡、丹江口等一大批水库水电站。从地区分布来说，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黄河、海河等流域，这些水库多具有综合性效益。由于这个时期许多水坝建设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技术措施不到位，给工程留下了隐患。如前几年发生的新疆平原水库八一水库大坝溃决之灾，就是修建时遗留下的问题造成的。江西赣江等五大河流及支流上的9 200多座水坝，也多数建于这个时期，目前病险水库有1 600多座，其中大中型病险水库有90多座。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以来的20多年中，这个阶段我国水坝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相继建成了潘家口、葛洲坝、乌江渡、龙羊峡、铜峡、二滩、天生桥、隔河岩、小浪底、万家寨水库，以及三峡工程等。

大坝建设的强度、高度和功能曾屡受技术问题困扰--现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过技术人员和工人不懈的努力，水坝建设工程技术上的问题，已经基本突破了。虽然还有地质、水量、泥沙沉积、老化等困扰，但都已无关大局--江河中的大坝成倍地"长高了"。

我国水坝以土石坝居多，1990年以前大多为中低坝，坝高90米以上的大坝只有3座。近年来，高土石坝和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混凝土重力坝--这是中国高坝建设中的主力坝型。当年人山人海，肩挑车推的筑坝场景再也看不到了。

小浪底电站就是堆石坝，坝高154米。天生桥一级电站大坝坝高178米。三峡大坝高181米。龙滩大坝高192米。此外还有重力拱坝等，其中龙羊峡大坝高178米。最高的双曲拱坝二滩大坝高240米。最高的空腹重力拱坝凤滩坝高112米。

目前我国已建和在建的坝高超过90米的大坝有60多座。有专家认为，在大江大河大多数具有综合效益的"理想坝址"上都已建起了大坝。现代化大坝的建设已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与农业灌溉相比，水能的开发回报更加直接。水坝建设与水电开发同步已成为一种趋势。坝高，落差大，发电量也大。

于是，水资源的综合利用进一步向投入的"经济性"回报倾斜。因而许多水坝项目都选择修建高坝。

优点与不足同时存在。水力发电易受河流来水不足的影响，其发电设备的平均利用率只有全国发电设备平均利用率的61%。但水电所起调峰作用，在电网的运行中作用难以替代。

目前，在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态势下，我国出现了新一波水电建设的热潮。有专家称之为"跑马圈水"。同时，国际上对修水坝的质疑声浪也不断高涨。

近年来，水电开发因为中国电力资源的紧张而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丰富的水电资源成为产业发展的首选。各路资本竞相进入电力建设市场。有关部门、地方、企业，以及银行等信贷机构和社会资本，都看好以西南水电开发为代表的大坝建设。

新一轮大坝建设高潮，主要侧重于水资源的能源价值，即水电开发。在电源结构调整中大幅度提高水电比重的呼声很高，有的还提出水电在2010年达到30%的具体指标，要求水电在结构调整中，从开发径流型电站和调节性差的电站转向重点开发年调节电站（特别是龙头电站），修建更多的高坝--这是我国水坝建设第四个阶段的显著特点。

如在怒江开发规划中，有两座大坝超过300米，4座超过100米，最低的坝高也有50多米。强调运用"滚动开发的机制"，从企业发展"战略高度"加快规划和实施各流域的梯级水电开发。目前，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的各个河谷，几乎都纳入了开发的领域：

金沙江下游规划了13级梯级开发计划。

澜沧江干流云南省境内规划为14级梯级开发。

怒江规划为13级梯级开发。

嘉陵江从重庆至广元段740公里河段已规划为17级梯级开发方案。其中马回枢纽和东西关枢纽已经建成，支流火溪河已经进行了4级梯级开发。

岷江上游干流已经规划7级梯级开发方案，已建成的有太平驿和映秀湾电站；紫坪铺电站正在建设中。岷江支流马边河也规划9级梯级开发。

大渡河干流已规划17级梯级开发方案。河口的龚嘴、铜子街电站已经建成，第5 级控制性高坝水库瀑布沟枢纽已经开工建设；大渡河支流南桠河规划6级开发，支流瓦斯河规划5级开发；支流宝兴河规划10级开发。

雅砻江干流规划21级梯级开发，已建成江口的二滩电站。

乌江干流规划11级梯级开发，已建成乌江渡等电站。乌江支流-芙蓉江规划10级开发，已建成朱花村、良坎电站。

北盘江和南盘江（珠江上游支流），规划13级梯级开发。

盘龙江（红河支流）规划10级梯级开发，已建成东方红和小河沟电站。

沅江（洞庭湖水系）规划21级梯级开发，已建和在建的电站有洪江、碗米坡、凤滩、五强溪和陵津滩。

……

这些规划修建和正在建设中的大坝，主要分布在我国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和第二阶梯（云贵高原、秦巴山区）的过渡带，部分在第二阶梯内，不少河段几十公里距离即规划一座大坝。这些地区地形切割强烈，山高谷深流急，水力资源丰富，分布着众多国家级风景名胜和自然保护区，文化、民俗、旅游和物种资源丰富，同时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且脱贫任务艰巨。这种以电力公司为主导、以最大程度挖掘水电潜能为目标的开发模式，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不同反应。

我国主要江河水资源开发强度很高，已是世界之最。

国际上河流开发利用公认的水平应该是30%～40%，而我国除西南地区一些河流开发利用率较低外，其他流域普遍较高。从总体上看，水坝建设和水资源利用中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东部地区和北方主要河流上水坝多，水资源利用率高。辽河、淮河、黄河、海河地表水利用率分别为62%、60%、56%和90%。从上个世纪50年代修建以防洪除涝为主的水利设施，到70年代以扩大农业灌溉为主的开源，再到80年代增加城市水源的工程项目，基本思路都是修建水坝，进一步开发地表水，建立自然水系以外的供水系统，保障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但由于水资源短缺、水坝过多，不少河流都到了一个转折点或临界点：来水量大幅度减少，河道萎缩、江河断流，河流自净能力丧失，甚至出现有水皆污的情况。如淮河流域已建水库5 300多座，平均每50平方公里建水库一座，淮河流域修建水库的总库容与流域多年平均径流比高达1.09，高于全国平均值0.17。一方面，淮河在层层拦截下，大大削减了洪水。同时干流在枯水季节已成为死水，丧失了净化功能，河道淤积无法冲刷，污染情况加重，治污多年收效不大。淮河干流各座水闸只有等到洪峰来临，稀释后才能开闸泄水，以避免下游出现污染事故，加剧了中下游防汛的难度。海河90%水源在山区即遭水坝拦截，一年中多数月份河流断流，白洋淀干涸，华北平原地下水得不到补充，也是造成总面积达4万公里、世界上最大区域性地下水漏斗扩大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东部一些高度开发的河流上，现在也面临着进一步开发水电的压力。如福建南平市，到2002年底，全市累计建成水电站795座，装机容量44.45万千瓦。该市在建和计划建设装机容量0.5万千瓦以上的水电站还有32座，装机容量0.5万千瓦以下的小水电站还有数百座。其中建阳溪全长约136公里，在建和已建电站17座，也就是说不到10公里就有一座。前一个电站的回水就在下一个电站大坝下，主要河流支流都将成为湖泊。浙江永嘉楠溪江风景名胜区也规划修7级水电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第二，我国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过多建坝和不合理用水，使上游与下游、生产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矛盾尖锐。甘肃、新疆、青海等地不少河流靠雪水和7～9月的降雨补充水源，修建一定数量的大坝进行拦蓄调节是必要的。但西北地区蒸发量大（一些水库高达年蓄水量三分之一），特别是在内陆河干流上修建的一些大坝，导致了下游断流和湖泊消亡、绿洲生态环境的恶化。近年来水资源矛盾十分突出的黑河、石羊河和罗布泊下游地区，即属这一种情况。

第三，西南地区的水资源开发程度相对较低，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些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水资源丰富与耕地等资源短缺并存，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地质灾害频发，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突出，其中怒江、澜沧江、红河等又是国际性河流，对不同的流域区域开发需要进行科学论证、统筹规划和安排。

近一段时期，随着西南地区水电的大规模开发，在水坝建设上出现了一系列争议，各种意见尖锐对立。经过新闻界的报道，怒江十三级梯级电站的建设开发，四川都江堰杨柳湖大坝、贡嘎山木格错和人中海修建大坝等，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2005年3月，新华社以《无河不修坝，"圈水热"猛似"圈地"》为题，发表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呼声："别把活的河流都搞死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梁季阳忧心忡忡地指出，类似于大搞开发区、大学城"圈地"热潮，新一轮大建水电站的"圈水热"正在中国的中小河流遍地开花。他说，河流的生命寓于流动之中。可现在中国的不少河流却面临"死亡"的危险，"除了被农药、化肥污染物'毒'死外，眼下越来越多的是被层层叠叠的梯级水库给堵死"。

全国政协委员、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说，受当前电力严重紧缺的影响，水电开发成为极具吸引力的领域。国资、民资、外资等各路资本竞相进入电力领域。中国西部许多地方政府把水电开发确定为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大的江河被"圈"掉的同时，大量地方资本、民间资本则盯上了圈剩的中小河流，致使中小支流出现"无河不修坝、河流节节断"的状态。

全国人大代表吴存荣说，"活"的河流有奔腾汹涌的急流，有潺潺舒缓的水流，其健康生命表现在流动、水中生物多样性、可利用性等方面。由于不合理的河流开发，造成河流局部河段死亡，河道断流，给我国部分地区造成了区域性的生态灾难。

代表委员们建议，水电资源的利用应该坚持适度开发的原则。对于一条河流在保证河流正常健康的前提下，究竟可修多少级水库，应该进行充分科学的研究。

其实，社会各界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注，也是国际上关于水坝争论在我国的反映。它涉及区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系统研究与综合评价。水坝工程项目正由简单的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公司的选择，演变成为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依法、科学、民主的决策过程。

八、迟来了近半个世纪的政策

如同涨潮在历史河床中留下的印痕，对水库移民补偿的标准，几十年中逐步提高。这也体现了对人本、对民生关注的认识提高和加深的过程。

也许在今天看来，人均增加到300～400元，用于解决水库移民遗留的问题，不值得一提。但它毕竟是走向公正与公平，关注水库移民这个中国农民中最弱势群体的第一步--1985年设立国家库区建设基金，从中央直属水电站上缴中央的财政中提取，每千瓦时提取4厘钱。

历史终于走进了新的世纪。坚冰正在逐步化去，春风吹拂。

--有位朋友在一次交谈中，笑我过去做新华社记者时，在报道中写过"中南海上春风荡漾"这样的句子。但是，政策的春风，还能起于别处吗？

2006年７月１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政策意见》。两个月后，新修订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正式实施。这两个文件，被称为水库移民权益保障"新的里程碑"，是"体现了对水库移民这一群体权益和发展权为基础的全方位维护"。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之和，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6倍。今后绝大部分水利工程移民都可按照16倍的标准进行补偿补助"。

适当扩大对移民财产的补偿补助范围：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建筑物"，按照其原规模、原标准或者恢复原功能的原则补偿。移民远迁后，在水库周边淹没线以上的属于移民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房屋等，由于不在工程占地范围内，按照1991年的《条例》是不予补偿的，但考虑到移民不可能将这些财产带走，新《条例》也将其纳入了补偿范围。对于补偿费用不足以修建基本用房的贫困农民，还要给予适当补助。

政策条文强调准确，读起来总有些拗口。"大中型水库移民的后期扶持。其中2006年6月30日前搬迁的水库移民为现状移民，2006年7月１日以后搬迁的水库移民为原迁人口"。

总之，不管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只要你还活在世上，都可以得到每年600元的补助扶持，20年共计1.2万元。对1 800万移民来说，大约一年需要100亿元左右--这是福音，许多贫困的老移民，已经白发苍苍，当他们拿到这笔钱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共产党、政府还惦记着他们！

但是很多很多水库移民，已经永远得不到这姗姗来迟的1.2万元的补助了。

如果说，过去水电开发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项目，电站是国有企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改制，水电股票在境内外发行，多种成分经济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水电开发，水电等资源开发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开发商项目的选择实质上是商业行为，追求的是资源开发投入的回报和利润。

需要尽快建立公众积极参与的决策体制和决策执行机制。特别是对重大项目，要有独立的评估机构介入--不能既是开发商又是规划和评估方。地方政府不能一边倒地站在开发商一边，而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安排，用科学发展观作指导，更多关注可持续发展，关注人--特别是农民的利益与权益！

安置电站库区移民，后续扶持工作，政府财政--纳税人的钱，不该花在应由水电开发商来承担的责任上。

有一个刻进脑海的记忆，也许属于前瞻，与后望无关。但我不能不写出--

2006年11月，我随大学校长学习考察团来到美国，从芝加哥、纽约，最后来到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大学。

迈阿密大学的报告厅里，坐着20多位中国大学校长。这所大学地理与区域学院的一位教授说，她刚从中国回来，与"环大西洋会议"的几所大学，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波士顿等好几所著名大学的11位专家，共同组团考察了中国西南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问题。过去，他们研究的是环大西洋海洋、生态、水文、地理、化学等问题。而现在，他们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国和东南亚，开始进行长江、红河、湄公河、怒江和珠江水域的研究。还与云南大学国际河流中心进行合作，他们对云南昆明、丽江、虎跳峡直到重庆进行了考察。回来后，已经向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提出了立项申请，准备明年还要带学生去中国西南考察江河。

走出报告厅，阳光灼人，我感到眩晕。在棕榈海滩上，椰风云影，望不到地球那一边的祖国。我伫立着，面对着海洋，胸中开始潮一般鼓涨，汗流了下来。

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河流，也应该是世界的河流，也需要宽广的视野。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有关部门和科学机构，也能给研究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尼罗河、伏尔加河水资源问题的科研项目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