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海外华人史研究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传统领域，历经文化背景的时代变迁，因其复杂性成为吸收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交叉地带。作为移民群体的海外华人所同时具有的民族性和跨国性，使得海外华人史与国际关系之间存在天然交集。借鉴国际关系学界方兴的“移民与国际关系”研究，有助于厘清晚清以来海外华人与中国外交，乃至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的历史交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海外华人历史，不仅意味着研究路径和研究对象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传统的侨史研究者需要加强对不同类别的历史文献的运用。海外华人与国际关系之间存在大量亟待开垦的学术荒地，中国学者有责任和义务挖掘海外华人群体在国际关系史中留下的复杂痕迹，及其所呈现的多重面像。
关键词：海外华人史 外交史 移民 国际关系 东南亚华人
海外华人史研究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传统领域，历经文化背景的时代变迁，因其复杂性成为吸收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交叉地带。在英文学界“移民史”研究的影响下，近二十年它已经走向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社会科学交融的道路，然而其与国际关系学却鲜有互动。时至今日，海外华人在全球的活动范围日益广泛，以及与中国本土之间的跨域流动空前频繁，由国际移民而衍生的非传统安全已成为全球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分布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六千多万海外华人，对中国对外关系、全球与区域政治秩序而言更是意义重大。移民的民族性和跨国性使得海外华人史与国际关系之间存在天然交集，海外华人史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尤其突出。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冲突和关系调整，中国被迫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的外交转型，以及中国自身内部的政治、外交变动，在这些进程中，海外华人群体始终交错其中。
美国学者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在谈及海外华人史研究的趋势时，曾呼吁要特别注意将其放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和国际关系的大框架下加以研究，此言既暗示了当前相关研究的薄弱，也点明了海外华人史研究的潜力方向。过去十余年间，学界将国际关系与海外华人研究结合的尝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两者互动研究的可行性讨论；二是集中于针对华人的心理战和公共外交领域的研究。本文拟在既有理论探讨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三方面问题。第一，梳理海外华人与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交织脉络与历史烙印，包括因此而直接催生的知识生产，用史实证明国际关系与海外华人的互动研究，并非刻意追求新理论的史学套用；第二，将海外华人史置于全球移民现象之下，通过解构“移民与国际关系”(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研究的相关理论与逻辑，探寻在国际关系视野下研究海外华人的分析路径；第三，通过“移民与国际关系”理论对既有相关论著的分析框架和思路进行解析，同时探讨如何将此类研究“落地”的史料运用问题。
一、近代以来海外华人史的“国际关系”烙印
中国人向海外迁徙的活动由来已久，但海外华人与国际关系，尤其是与中国外交的互动，在近代随着华工问题的凸显才逐步显现。保护海外华工是晚清以来中国政府侨务的核心事务，同时也是改造中国政府外交系统的重要推动力。中国的侨务机构始建于晚清，隶属于总理衙门，其侨务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招工出洋”和“华工护侨”。此时，中国的侨务与外交政策已然相互交错，招工出洋是“移民权利”在法律上的体现，它最早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广州，英、法通过1860年《北京条约》获得了在通商口岸招工出洋的权利。历史上“卖猪仔”或者“契约华工”现象即肇兴于此，此后清政府与列强签署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多包含移民款项。开埠后，华工出洋人数至1861年累计已达90万人，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中西国际关系史上最可耻和不幸的一幕”。华工在被招募过程中饱受欺诈和折磨，而在居住国又常常遭受当地政府的歧视，保护海外华工权益成为清政府处理与列强关系的重要议题。清政府于1873年派遣“古巴调查团”勘察古巴华工所受非人虐待，以及1875年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上任之初即先行与美国国会交涉排华事务等，都体现了清政府对护侨事务的重视。护侨的动机和过程，加速了清政府驻外领事制度的常态化和现代化，早期使领馆所设地区多为华人聚集之地，保护侨民和处理国籍问题成为中国驻外领事的两项关键任务。对晚清政府而言，除应对列强施加的不平等条约外，侨务就是外交，外交即是侨务。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保护华工仍然是中国政府处理对外关系中的要务。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身份颁布的数部涉侨条例，优先考虑的即是通过外交部和对外联系密切的沿海省份打击贩卖“猪仔”和保护海外华侨利益。实际情况亦如此，中华民国在成立后处理的首例涉外事件，是华人在爪哇、泗水升国旗而遭受荷兰殖民者迫害的“印尼事件”，孙中山为此临时召开各部紧急会议商讨议案，并设法与荷兰政府交涉。作为回应，在涉及中国利益的外交事务上，华人虽身处海外仍积极参与其中。例如，在处理中日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斗争中，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侨团纷纷发动抵制日货、反对袁世凯投降外交政策的爱国运动，要求中国政府采取反击政策。墨西哥华侨甚至致电外交部，要求“拒日贼，勿退让，宁战死，愿助饷”。
一战时期，中国被迫卷入欧洲列强的国际冲突，向协约国集团派遣了大量华工，通过“以工代兵”的方式参与了英、美等国对抗同盟国集团的战争。战争期间，仅英、法、俄三国从中国招募的华工数量就高达23万之众。因参战而远赴欧洲的华工中有少数留在当地，成为早期欧洲华人群体的重要来源。华工招募贯穿中国从保持中立到参加协约国作战的整个过程，其间华工出国的名义和方式屡次调整，映射出中国与协约国外交关系的变动。一战结束后，爱国华侨陈友仁协助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起草了中方草案，并在会后直接联系美国国务院争取在修约事务上获得支持。至北伐战争时期，陈友仁作为代理外交部长提出了著名的“革命外交”理念，致力于斧正领事裁判权及租借地警察权的滥用问题。陈友仁是华人与中国外交互动在个人层面的集中体现，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二战时期，海外华人因民族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存在感明显增强，除了华人抗日爱国行为对中国外交本身的影响外，他们的身影遍布世界各主要战场。苏联、英国等国军中都有华人士兵服役，而华人在东南亚战区的影响力更为突出，以华人为主体的独立政治军事组织活跃于马来亚、菲律宾、新加坡各地。例如，卢沟桥事变后，马来亚华人立即组织了民族救亡运动，抵制日货和援助国民政府，并在欧战爆发后积极支持英国抵抗轴心国。在菲律宾，左翼华侨组织在日军占领期间成立了“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和“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同样，国际关系塑造海外华人社会的案例在二战期间亦不少见。中美因太平洋战争而结为同盟关系后，美国华人的处境随即获得改善，他们开始被美国公众视为忠诚的模范少数族裔。美国国会在1943年废止了实行六十余年的排华法案，媒体也开始称华人为“高个子的中国兄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际社会已然进入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时期，华人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作用因极端国际环境而被扭曲。在新中国政府的侨务工作安排中，护侨工作仍是驻外使领馆的“中心任务”，但受国际局势的影响，中国政府外交与侨务政策之间的抵牾加剧。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政府在中共建立政权前夕就已经将华人纳入遏制战略的思维框架，认为华人群体为中国在东南亚势力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东南亚部分国家也对共产主义与华人社会的关系存在误解，他们努力消除华人的民族特性，并认为此举有助于减少中国通过华人而发展共产主义的机会。中国在冷战中所处的位置，直接影响着它与华人主要居住国之间的关系。在反共舆论的推动下，华人在海外常常被描述为所谓的中国“国际纵队”，导致中国与华人聚集的东南亚国家之间屡现外交波动。为了妥善地处理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政府调整了侨务政策，从1955年废除“双重国籍”，到1969年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侨委”)，以及将华侨事务归并至外交部等变动，都不同程度受到侨务与外交相互作用的影响。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人身上的意识形态标签被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其在中国与全球市场中的桥梁形象。通过华人招商引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途径，而华商也成为中国打开世界市场，与西方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邓小平关于“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定性不仅破除了商业和政治枷锁，也为新一轮的华人移民浪潮推开了禁锢之门。华商因市场、商品和资本等形成的巨大商业网络，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网络交织在一起，成为推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市场的重要因素，并影响至今。同样，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群体在中国政府的海外利益保护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能够为中国政府提供必要的外部防御。
需要指出的是，海外华人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不仅停留在行为层面，还包括抽象的文化层面，即海外华人的知识生产。事实证明，有大量的华人研究历史文献是国家外交活动的产物。西方殖民体系的维护催生了西方早期海外华人研究的知识生产，因此“贡献”了大量经典文献和论著。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国家的海外扩张改变了全球政治面貌，而对殖民地社会的有效治理成为西方列强面临的挑战。在东南亚地区，华人作为在当地长期定居的“异族”，既被欧洲人视为殖民地管理体系中的潜在同盟(包税商、甲必丹)，亦因其民族主义被视为潜在威胁。华人特殊的地位和文化驱使殖民当局官员深入了解华人社会，西方殖民官吏、使领馆官员成为第一批研究华人的学者和文献编纂者。例如，英国政府出于海峡殖民地官员更有效管理华人事务的考虑，于1894年以中文形式出版了《三州府文件修集》。这本收录了383篇函件的珍稀史料囊括了涉及华人事务的申请书、书信、遗嘱等各类文书，成为欧洲国家在东南亚海外政策下“知识生产”的构成，它同时也提醒研究者，对海外华人群体的社会治理和研究最初是欧洲海外殖民政策的组成部分。中国也存在政府外事机构驱动的海外华人知识生产案例，但中国外交与海外华人的交集主要体现在华工问题上。中国进行北婆罗洲华人研究的先行者就是中华民国驻北婆罗洲总领事谢天保，他在1917年曾撰文介绍华人在当地的经济活动状况。
同样，冷战环境和新中国的成立，也直接影响了海外华人研究的发展趋势。1949年后，西方学者无法继续在中国境内开展调研，只能援引东南亚等地的华人社会来窥视中国，随后“远离中国”成为一种主流学术方向，并间接地带动了华人研究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是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研究转向。他在中国共产党获得内战胜利后离开中国大陆，而此时美国政府出于外交战略的需要，开始支持大学从事区域研究，于是施坚雅在康奈尔大学的安排下赴泰国负责研究项目的开展，从而开启了他对泰国海外华人研究的探索之路。与西方学术界不同，冷战前期中国本土的华人研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部分成果的问世即源自政治目的。例如，1960年中国发行的针对印尼排华浪潮的部分系列出版物，就是中国新闻社组织学术界进行对外舆论反击的产物。
著名华人研究学者王赓武认为，“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要将华人问题与政治、外交、防务和安全诸问题相隔离开来看待，那是何其之难。”晚清以来的侨务与外交、国际关系的历史互动表明，华人与中国外交，以及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的交织始终相互贯通，其中至少暗含着六条值得关注的线索：一是，侨务在中国对外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变迁；二是，华人在中国与全球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三是，华人作为侨居者对当地政府政治与外交的影响；四是，华人群体对祖籍国外交事务的参与和作用；五是，华人在国际关系史上若干重大转折点中的整体贡献和意义；六是，国际体系和中国外交的变化对华人研究“史学史”及史料的影响。这些都是从华人的角度观察国际关系变动所呈现的脉络，为挖掘海外华人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提供了历史视角。
二、海外华人史研究的一种路径：移民与国际关系
在联合国2020年度的移民统计中，全球移民人口已逾2.8亿人，中国海外移民规模排在印度、墨西哥和俄罗斯之后，位居第四。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结构和文化有其特殊性，但它仍然属于普遍存在的国际移民活动的范畴。从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的角度而言，中华文化的鲜明特征和落叶归根的家族传统，使得华人群体对祖籍国的认同难以消除，且在居住国容易形成具有明显识别度的族裔群体。但是，这亦非海外华人独有的移民现象，以色列、日本和爱尔兰等国家的海外移民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形。无论是移民规模，还是文化差异的相对普遍性，都要求学者必须将海外华人置于全球移民的现象之下，注重其作为移民群体的共性。
当然，学界将海外华人研究纳入国际移民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呼吁避免孤立而狭隘地研究华人的风气，已然兴起多时。传统国际移民理论的主要关注点是移民由祖籍地到居住地的单向度、直线性的流动，聚焦移民动因、移民过程与移民结果三大研究领域。与近年来史学研究的跨国主义转向类似，传统移民研究的局限同样促使学者强调移民在祖籍国与居住地之间双向流动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现象。从国内外学界的整体状况看，移民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以人类学和社会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研究，二是以文化和文学学科为代表的人文研究。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华商跨国网络成为跨国主义视野下的热点议题。华商跨国网络，一般指海外移民联结居住地和祖籍国而建立的社会网络，此类海外移民指的是动态下的跨国移民(transmigrants)，他们因为与祖籍地保持着多重关系而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
“跨国主义”转向的出现实际上拉近了国际移民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距离。遗憾的是，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在移民研究中被严重忽视，这同全球移民活动对国际关系的巨大影响，以及同等重要的反向作用极不相称。近来西方学界兴起的“移民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出现，为这一薄弱学术地带的深耕带来了生机，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
“移民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者通常来自国际关系学界，他们最早关注的是移民如何参与或被动卷入以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过程，包括移民与祖籍国、居住国，以及他们所在的区域政治的互动，代表人物为美国学者麦伦?维纳(Myron Weiner)。麦伦?维纳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对移民参与国际政治的各类行为和现象进行了归类。具体包括移民寻求影响居住国的移民准入政策、移民推动祖籍国采取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以及移民对祖籍国政策不满时通过施压居住国干预祖籍国内政的行为等。从政府角度看，移民群体的这些行为有时会对祖籍国和居住国带来负面作用，并迫使后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对移民因素加以考虑，因而移民社会的文化关联性显然是一把双刃剑。此外，他还提到移民社会因对祖籍国政府态度的差异而出现分裂的现象，并以共产主义兴起后的海外华人、紧急状态时期的海外印度人等作为例证。麦伦?维纳的早期研究虽然形成于冷战末期，但其对现象的类别归纳基本覆盖了当代移民的主要情形。
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移民活动的加速，“移民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日益凸显，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国家安全的挑战逐步让位于大规模移民(包括难民)带来的困扰。这种变化在学术上的反映，是“移民”在国际关系分析中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独立的影响因素，甚至被亨廷顿上升至影响文明冲突的层面。在大卫?温特(David Wendt)的《移民的国际政治》中，国际移民被视为与价值、利益和权力平行的变量，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被认为决定了具体的政治结果。其中，“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成为贯通“移民”与“国际政治”的连接点，其逻辑是国家认同可能导致移民行为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挑战，而感知国家认同受到威胁的原因可能源自不安全感，即当外部的敌人消失及同盟消散后，一个国家可能会通过审视内部社会的方式确认自己的身份，进而导致族群冲突的发生。同一时期，麦伦?维纳的论著也开始加强国家认同的讨论，而“认同”此后成为有关移民与国际关系的互动研究中绕不开的议题。
目前为止，“移民与国际关系”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个发展方向是通过探讨“祖籍国—移民—居住国”的互动关系考察移民对“和平与冲突”(包括危机)的影响。尽管一些基本逻辑已经在早期论著中多有述及，但关于三者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近期才实现系统研究，延伸出的探讨包括依据移民政策差异而划分的祖籍国类型、各国政府移民部门的行为活动、移民作为祖籍国与居住国桥梁的正负面作用、移民影响祖籍国和居住国政策的手段、移民群体的内部分裂及其与祖籍国政府关系的友好程度、祖籍国与居住国关系对祖籍国侨务政策的影响、族裔集团与居住国外交政策、移民社会政治特征的代际传递问题等。
就研究对象的选择而言，“祖籍国—移民—居住国”中的各个行为体、互动环节，以及对应的不同层面的因素，都可以成为研究的独立对象。例如，从祖籍国的角度出发，佩吉?李维特(Peggy Levitt)和格里克?席勒(Glick Schiller)依据祖籍国对海外移民的公共政策、言辞和法律，以祖籍国政府在国家利益与忠诚之间的优先次序为标准，将祖籍国划分为施行双重国籍制度的“跨境民族国家”、对移民者身份持审慎政策的“战略选择型国家”，以及反感移民行为的“漠视和谴责型国家”。
同理，从移民的角度出发的研究，移民可能成为国家利益的牺牲品，也可能因为特定原因在博弈中占据优势，能够影响祖籍国与居住国的外交关系，乃至国际局势的变动。以移民与居住国中的其他族裔的矛盾关系为例。族群冲突升级为国际事件通常并非源自族群的影响力，而是其因为某种原因吸引了国际干预。国内族裔冲突“国际化”的逻辑很简单，即当弱势的一方对外寻求支持，而占据优势的一方也相应地采取类似的行动，那么冲突就会扩大化。一战前期的巴尔干充斥了这样的案例，表现形式类似于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现象。当然这只是族裔矛盾扩大为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中的一种，阿塞拜疆学者纳贾霍夫(Najafov Z)根据动机将族群冲突国际化的现象细划为不同类型，包括旨在减少暴力行为的人道干预、以支持同族群体为理由的“保护性干预”等。
除此之外，以移民为中间媒介的“侨民外交”(diaspora diplomacy)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这与印度、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积极利用侨民外交的现象密不可分。俄罗斯学者归纳了“侨民外交”作为外交手段的三种类型。其一，作为公共外交的手段，侨民在文化传播、国家形象维护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对外履行“文化大使”的职能，成为传递外交信息的另类渠道。其二，侨民是驻外使领馆日常交流的对象，是“领事外交”的组成部分，领事比政府高层外交官更接近普通民众，将政治信息传递给侨民属于其传统职责。其三，作为“外交战略”的侨民外交，侨民不仅是祖籍国向他国施加影响的工具，还能够成为外交中国家政治实力的重要构成，以色列在对美外交战略中经常使用这种实力。
国际关系研究常用层次分析法，而关于“祖籍国—移民—居住国”中的三者及其关系都可以进行层次挖掘，既可以下沉至移民内部的群体关系，也可以侧重移民与国家之下的政党、议会层面的互动等。以政党为例，虽然移民的祖籍国通常是单一的整体，但祖籍国内部却可能存在分散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政治力量。掌权的执政党获得海外移民的支持，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巩固以及海外资源获取的保障；同理，在野党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获得政治和经济资本的提升，为其赢得党派竞争创造有利条件。现实情况下，此类个案还有很多，例如多米尼加的三个主要政党在美国都设有自己的党组织机构，土耳其的主要政治势力也会在北欧派驻代表以获取移民的支持。目前学界探讨较为集中的是美国国会的族裔游说集团，以美国的以色列游说集团最为著名，是典型的移民影响国会的案例。
“移民与国际关系”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理论探索，即尝试将移民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尤西?沙恩(Yossi Shain)和阿哈隆?巴斯(Aharon Barth)联合发表的《散居者与国际关系理论》是这方面的探路之作。文章通过归纳移民对外交的影响，发现了移民与建构主义、自由主义的两个关联点，即两种国关理论范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认同”与“内政”对国际行为的影响。在建构主义理论中，作者以亚历山大?温特关于“个人身份”的讨论为切入点，引入罗曼尼?道奇(Roxmanne Doty)的关于“认同”概念的延伸解释。即，认同并非指“国家认同”，而是“民众认同”。身在境外的移民也属于“民众”的范围，所以移民认同影响国际关系的逻辑是移民影响民众认同，民众认同影响国家对国际利益的认知，进而导致外交行为的差别。
而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不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而是不同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国家对利益的追求随着集合体的变动而变化，由此关于国家内政的考察被置于自由主义核心假设的关键地位。基于这一逻辑，尤西?沙恩和阿哈隆?巴斯认为，移民作为跨境利益团体具有同时影响祖籍国和居住国国内政治的优势。移民在居住国属于国内利益集团，其共同构成的社会塑造国家的决策，而国家能力的大小决定了社会对决策塑造能力的强弱；对等地，移民同样可以影响祖籍国的外交行为，其影响力取决于移民社会的整合能力。
在此文发表之后，学界将移民纳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并未停止，但由于建构主义的强势兴起，随后的讨论大多集中于移民与建构主义的互动方面。英国学者菲奥娜?亚当森(Fiona B. Adamson)和玛德琳?德米特里奥(Madeleine Demetriou)认为，移民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新的比照对象，基于领土外因素的认同现象和认同形成的跨国进程，以及移民与基于领土系统的民族国家的关联，都值得深入研究。他们还提出了两种主张：其一，通过移民分析全球化时代下的“国家”与“集体认同”之间的关系，二者可以视为不同类型架构的组织形式，却都由类似的民族类型、文化类型和认同主张凝聚而成；其二，移民的组织形式被各类政治精英所吸收，他们通过新科技将动员移民的跨国活动作为争取资源的手段，这在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显得尤为重要。
从整体发展情况看，“移民与国际关系”的理论探讨仍处于起步阶段，既有研究还停留在类型概括、现象总结和因素挖掘，以及理论建构可能性的讨论层次上，理论成熟度相对较低。即使如此，它也足以为海外华人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议题。从学科互动的角度看，目前“移民与国际关系”的探索者大多来自国际关系领域，其次来自移民研究中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史学研究者的缺位导致移民的复杂历史面貌被无视或者刻意回避。现行的理论研究普遍采用以色列的犹太人、美国的族裔游说集团，以及墨西哥与美国关系作为分析案例，侨民外交则被关于印度和俄罗斯的案例分析所统治，而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族裔群体之一的海外华人鲜有存在感。
实际上，海外华人史研究完全可以对“移民与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挑战和进行补充，丰富研究涉及的现象和复杂性。海外华人史研究可以为“移民与国际关系”中不同环节、层次的行为和关系提供丰富的素材。以往的移民与祖籍国、居住国三者关系讨论，过多集中在最上层之间的互动讨论，即移民作为整体与政府的互动，但是关于移民内部分化出的次级群体，和中央政府之下的团体、地方政府、政治人物，以及超然于政府之上的国际社会、国际组织、道义原则之间的互动关系与网络，鲜被提及。而海外华人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无论从宏观的冷战时期中美围绕华人的心理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变动下的海外华人，还是微观的各地侨团组织、难民、侨乡、侨领活动等，几乎覆盖了所有涉及环节。
三、国际关系史视野下海外华人研究的探索与实践
“移民与国际关系”研究方兴未艾，而就海外华人史研究的角度而言，如何以案例方式为国际关系理论做“脚注”并非其主要任务，吸收和借鉴“移民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分析逻辑，拓展和深化自身研究才是关键。尽管“移民与国际关系”并未被系统地引入海外华人史研究，但华人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客观存在，历史学家对二者交叉地带的议题研究已然出现。只是既有论著多为零散的个案，带有强烈的偶然性，尚未形成领域“标签”。运用“移民与国际关系”理论或视角，对相关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路径进行解析，就会意识到既有研究成果基本被“移民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分析类型和框架所覆盖。而以此进行学术研究的逆向解构，可以更加清晰地提取其中的核心逻辑。
关注海外华人与国际关系互动的史学论著，多为对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中国外交史，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研究为主；二是美国外交史，包括中文学界热衷的中美关系。1949年，中国共产党首次以执政党的身份开展对外交往，包括处理与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的关系，以及行使护侨的基本义务，这也是独立国家的常规外事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与“移民与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提及的不同政党争夺海外侨民的情形不同，新中国政府不存在党派内部冲突与矛盾，但是因为台海对立而出现两岸对海外华人认同的竞争。台海对峙的局面导致中国共产党难以完全获取中华民国的海外“遗产”，再加上华人社会内部出现的红、蓝两派的对立，结果迫使中国政府向侨务投入更多资源。从中国外交战略以及更宏大的国际关系角度看，中国政府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和认同，与处理同华人聚集的东南亚国家关系之间存在矛盾，而美国政府将华人纳入反共遏制战略的做法，又使得华人问题超出中国国土和华人聚集区域的范围，成为全球冷战的组成部分。
系统探讨外交史与华人史关联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斯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作为曾在中国访问和生活的外国学者，菲茨杰拉德以“他者”身份观察中国外交和华人整体性变动的同时，有机会洞悉中国的内部情况。他于1972年撰写的《中国与海外华人：对北京变动政策的考察(1949—1970)》，贯穿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所面对的华人问题，及其在东南亚非殖民化、两岸对立局势下的应对与政策变动，并借此线索将1949年至1970年期间中国侨务与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菲茨杰拉德认为中国的侨务政策在某些方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非典型性特质，它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行为，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共所面临的侨务问题的本质，及其多大程度上(可能)被运用于服务外交政策。
尽管从现今的学术发展看作者的观点，会发现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该书提供的一些观点仍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例如，关于侨务政策的历史演变，作者意识到中共执政后对华人问题的忽视和对血统主义观念的延续，以及20世纪50年代转而摒弃传统侨务原则，以贯彻和平共处原则，特别是改善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行为。相应地，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变化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它要求海外华人参与并支持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际“原则”(principle)也是侨务服从外交。而在讨论侨务政策与(东南亚国家)外交的关系时，作者又指出了中国侨务政策的特殊性，即鉴于没有一个政府或者权威机构能够代表华人群体，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通过“人民外交”(peoples diplomacy)的方式接触华人个体，这意味政府想要有效影响华人就必须尽可能与最大范围的华人进行接触，但这种做法会导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出现问题。
依照“移民与国际关系”的类型归纳和分析逻辑，《中国与海外华人》在“祖籍国—移民—居住国”关系中，基本属于中央政府对海外移民的政策层面的讨论。在此后五十余年的时间里，这种研究路径备受青睐，但是研究对象的层次、群体和区域范围不断变化。例如，2012年，同为“他者”的加拿大学者格兰?彼得逊(Glen Peterson)撰写了风格类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归侨》。斯蒂芬?菲茨杰拉德注重对中国外部环境的考察，而格兰?彼得逊将研究重心放在了移民的“次级群体”，即华人中的国内华侨(domestic overseas Chinese)，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归侨”。格兰?彼得逊更关注归侨与中国内部事务之间的联系，但是相关讨论都被置于“国际关系”视野下，中国的国际形象、美国对华战略物资禁运政策、中苏关系等方面的叙事交织其中。他的研究脉络很清晰，即中国政府如何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变动下，以归侨为媒介，通过华人的“跨国家庭”关系将海外华人资源纳入国内经济建设的历史，当然还包括由此产生的归侨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
中国学界的同类研究起步较晚，海外华人史研究与“中国外交”联结至21世纪初期才引起足够的重视，冷战史研究的迅速发展与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者作为中国内部观察者的优势，以及多边史料的利用，使得研究者有条件将以“居住国”为中心的研究下沉至国别层面，并且有能力对更细致的专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程希撰写的《侨务与外交关系研究：中国放弃“双重国籍”的回顾与反思》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唯一系统阐释“侨务与外交”关系的专著。尽管作者研究的出发点仍旧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研究，但任职于侨务研究机构的工作经历和在获取侨史资料方面的便利，使得她能够对关键的历史细节展开讨论。作者从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变化和外交战略需要的角度，重点解读了中国政府在1954年放弃“双重国籍”的原因和必要性，以及中国政府为此付出的“代价”。尽管关注的核心问题不同，但程希的研究与斯蒂芬?菲茨杰拉德的研究路径类似，都是在国际关系的整体视域下聚焦祖籍国中央政府对整体移民群体的政策。
《革命时期的移民：中国、印尼与冷战》是近年作品中，能够更清晰地呈现“移民与国际关系”理论所关注的不同(层次)行为体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代表作。作者周陶沫对国际关系因素的重视程度，从书名的关键词构成即可见一斑。与以往同领域作品侧重政府政策和行为的写法不同，华人本身在这部著作中被置于逻辑上的核心地位。周陶沫立体地勾勒出冷战格局、中印尼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动、台海两岸围绕华人的争夺，以及印尼华人社会、华人个体命运等因素的交织。由此，“移民与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涉及的国际层次、国家层次，还有移民群体及其中的次级群体(红蓝之争)、个体都被纳入讨论。除此之外，华人作为移民群体在祖籍国、居住国单向外交政策，及其相互关系变动下所处的位置和所受影响都被融入作者的分析框架。
当然，国际关系视野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研究成果远不止于此，中越关系、中缅外交关系中的华人等都有学者进行探讨。例如，韩孝荣通过考察越南北方唯一的华文报纸《新越华报》的内容和历史，分析冷战时期中国政府、北越政府和北越华侨三方关系的变迁。作者发现了“祖籍国—海外华人—居住国”三者互动的具体交织点——华文报刊，它既是呈现三者关系变动的晴雨表，亦是北越华人社会的文化产品，报社的权力架构和报纸的兴衰皆受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实际上，除了华文报刊外，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华文文学等都具有折射这种三角关系的属性。另以中缅关系研究为例，早在1970年就有学者讨论过滞留在缅甸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对缅甸外交的影响，即纽约大学博士肯尼思?杨(Kenneth R. Young)撰写的学位论文《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缅甸外交关系中的绊脚石(1949—1961)》。这篇论文成文早于斯蒂芬?菲茨杰拉德的著作，但因其未正式出版而没能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从内容看，作者探讨的对象亦是海外华人群体中罕见的次级特殊群体，即滞留在缅甸的中国部队对缅甸与美国外交关系的影响。
海外华人与国际关系互动研究的另一主要史学领域是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美国外交史。该领域研究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利用浩如烟海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其中较为突出的研究者分别来自美国与中国，而“移民与国际关系”重点关注的移民在居住国与祖籍国外交关系中的作用被聚焦分析。美国学者欧阳梅(Meredith Oyen) 的研究探讨了“移民外交”(migration diplomacy)对美国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她归纳了中美关系中“移民外交”的三种类型，即将移民政策和行为直接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中美将移民政策作为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以及移民外交被运用于美国华人社会的改造。书中关于美国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三边”关系，对于美国签证和非法移民中的华人家庭的影响研究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它是通过具体人物剖析呈现多重因素互动的方式。作者展现了美国与中国台湾围绕周加境(George K. Jue)的居留权和遣返问题所开展的互动，其中美国政府的考量、国会议员的态度、媒体人的立场、周加境本人的所谓反共领袖身份，以及中国台湾对于海外华人社会反应的考虑等因素的交织，使得一起普通的移民案件成为洞察移民政策和外交互动的窗口。
相比而言，中国学者翟韬的研究则更接近传统美国外交史的路径，其著作《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研究(1949—1965)》关注的重点是美国政府对海外华人群体采取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包括华人被纳入美国外交决策者的视野的过程、美国对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和地区性差异、宣传系统的构成和运行，以及宣传媒介和目标群体的选择等。这也是国内外学术界从美国政府层面系统梳理美国对华人宣传政策的首部著作，该书至少有两大贡献：其一，厘清了美国政府外宣系统中针对华人的机构，以及外海站点运行体制和相互关系，这是以往相关研究长期忽视的问题；其二，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探讨了美国在对华人心理战中宣传的内容，或者说回答了美国到底向华人群体灌输了何种文化。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全球范围内的华人开展心理战政策的现象，在“移民与国际关系”的所有理论和现象归类中都未提及。美国政府的行为的本质是华人居住国政府对超出本土和祖籍国领土范围以外的特定移民群体开展“移民外交”。
上述史学论著所研究的内容和思路，透过“移民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逻辑梳理，基本能够“提取”为更为清晰的研究对象和路径，但就实际的史学研究来说，还需要核心史料的支撑和合理运用，这是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二战以来的海外华人史研究，传统原始资料多源自当地社团刊物、侨批、书信、回忆录、日记、报纸、族谱、碑铭、照片等由华人社会直接产生的文献或者影像，以及愈加受到关注的口述史料。但国际关系与华人史研究的结合，意味着国际关系研究所倚重的政府档案将被纳入核心史料，而这是华人研究经常被忽视的部分。
实际上，拓宽海外华人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尤其是注重政府档案的运用，已经有多位学者进行呼吁。例如，中国学者李安山的《非洲华侨华人史》就大量运用了来自英国和加纳的政府解密档案，他认为运用当地政府档案最大的优势就是集中和直接，并举例说明了一些涉及华人问题的档案被分门别类地进行卷宗整理的情况。在涉及外交决策、政策、数据的讨论中，政府档案不可或缺，周陶沫能够从多个层次探讨华侨华人，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大量运用了口述史料和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不仅如此，在华人大量聚集的国家，华人社会的治理通常是国家政治的重要内容，华人参政议政也已成为常态，且引发社会关注的华人事件、法规都不可避免地在政府活动中留下记录，这些都决定了运用政府档案在华人史研究的必要性。除此之外，国际关系史尤其是外交史研究中常见的口述史料，也是华人与国际关系交织的议题研究应吸收的重要文献，无论是政府高层的外交决策者，还是最底层的普罗大众，口述历史都是宝贵的佐证材料。相比而言，海外华人研究领域对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已经卓有成效，但是在实际的学术运用方面仍有待提升。
通过政府档案、口述史料和传统华人研究文献的对照、互补研究，既有益于弥补彼此的缺陷和规避单一史料带来的“陷阱”，同时也有助于讨论外交因素对华人社会影响力的深度与边界。以笔者触及的1959年印尼排华史料为例，中国对这次排华浪潮的处理通常被解读为“侨务服从外交”原则的体现，即中国政府最终从外交战略的考虑出发而保持了克制态度，但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档案显示，中国政府的处理政策存在变化，其间中国政府曾强势反击，以达到斗争中求团结的目的。此外，就探究外交政策影响力的限度而言，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美国政府对华人的心理战问题，翟韬在研究中承认关于政策影响的分析是薄弱环节，而“影响力”是单纯利用外交档案难以解释的问题。按照美国对华心理战的研究，很容易得出华人在动荡年代的人生选择，返回“红色中国”还是所谓“自由中国”似乎是心理战宣传的结果。但从当事人群体的口述采访看，一切选择似乎与政治上的心理战并无直接关联。例如，厦门某印尼归侨在回忆1960年回国选择时的考虑，表示自己回中国大陆的原因是由于“父亲的嘱托”，而在同一时期选择去台湾地区的印尼归侨则表示是因为“玩得好的小伙伴都去了台湾”。
结语
21世纪以来，作为探索“历史与现状的学科”，海外华人研究中的历史研究面临巨大挑战。韩振华先生早年曾发出海外华人“仍存在有研究历史多于研究现状”的担忧，但现在情形已大为不同，海外华人史研究在中国正面临生存危机。尽管新移民问题、华人宗教问题、华人社区以及侨乡文化研究日渐升温，但有关“现状研究”的成果规模远超“历史研究”。历史学在海外华人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早已终结，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在华人研究中日益成为主流力量。在此环境下，海外华人史研究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问题，吸收新的理论与方法，乃至挖掘新的史料，进而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和探寻新的研究领域。
国际关系与海外华人史研究的关联是一种学术路径，并非已经形成的“潮流”。这种关联亦非新鲜事物，研究海外华人史时注意国际环境和国家外交层面的变化，探讨国际关系时关注移民对国际安全和国家外交战略的影响，皆为学界常态。但这种互动关系在绝大部分论著中都以“点缀”为主，系统研究者乏善可陈，而史学界尚未将其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地。李国梁在讨论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定位时，明确提出这也是“外国问题、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门学问”；李安山在规划华侨华人研究范围时，也将“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列为主题之一。将二者进行关联研究，对两个领域的学者而言都意味着要进行更深入的拓展：传统华人史的研究者需要进入官方档案馆，爬梳政府各个部门解密的原始档案；而习惯于查阅集中性较强的政府档案的外交史家，则要尝试在选定的区域开展田野调查，进入华人社团的圈子和开展口述访谈的工作。唯有如此，国际关系视野下的海外华人史的复杂面像才能得到立体呈现，既不至浮于精英决策的官僚对话，也不至局限于在社会底层的边缘叙事。
从国际关系学界看，海外华人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除海外华人外，冷战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外移民处于如此错乱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网络之下，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移民在国际关系中被置于如此焦点而敏感的位置，更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能促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心理战。然而，海外华人群体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忽视。在偶然提及华人的国际关系研究论著中，华人历史通常以无关紧要的边角料面貌出现，且多数情况下相关“史实”被过度简单化。海外华人史研究成果的丰硕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华人历史现象的被忽视程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过度依赖美国、以色列的移民案例，又使得“移民与国际关系”研究进展缓慢，理论适用范围过于局限。
国际关系视野下的海外华人史研究存在大量亟待开垦的学术荒地。中国及海外华人学者有责任努力挖掘华人群体在国际关系史中留下的复杂痕迹和多重面像。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外交与侨务交织的密切程度和影响之大，在世界历史中是非常少见的现象，它为国际关系与华人史研究的关联提供了重要题材；另一方面，“移民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框架，为深入研究华人参与的重大外交事件、活动提供了更多值得探索的路径。相应地，海外华人史以及更大范围的国际移民史，在相关理论探索中不能单纯地依赖来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历史学者应该为此提供更有思考的对话、更有全球视野的案例，以及更加丰富的移民现象。例如，从移民与祖籍国关系的博弈历史看，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华人经济实力强大却难以对中国政府形成优势地位，而中国政府享有华人的高度认同却极力避免运用华人力量施加外交影响，这些都是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当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对移民现象进行过度简单归类，或者当“移民与国际关系”理论将华人历史排除在理论支撑的案例之外，抑或是囿于西方历史的经验时，这恰恰为海外华人历史研究者参与其中提供了空间。
（注释略）
（作者：高艳杰，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