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分析人的处境的：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弱点，人的存在本身的矛盾和人类历史的矛盾。

1、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进化程度越高的动物，其生而具有的由本能自动调节的装备越不完善。这种反差，在人这里达到了顶点。在所有动物中，刚出生时，人是最无能的，最软弱无力的。牛马出生后几个小时就能站立行走，孩子到一岁才蹒跚学步。人对父母的依赖时间，比任何动物都长。

然而，越是高等动物，行为模式的伸缩性越大，学习的能力也越强。在高等灵长目动物身上，已具有相当的智力，这些动物会运用智慧而不仅仅依靠本能动作去满足它们的需要。在德国心理学家苛勒(Kohler， 1917)的经典实验中，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黑猩猩，想吃到笼子外面的香蕉，先用前肢，够不着；然后用笼子中的一根棍子，也够不着；最后用这根棍子够到笼子外面的另一根棍子，并将较细的一根插入较粗的一根的空口里，接成一根很长的棍子，终于得到了香蕉。从黑猩猩的行为中，我们看到了智慧的萌芽。这种智慧行为，超越了本能所规定的行为模式。但是，无论多么高等的动物，它本质上依然遵循生物的自然法则“生活”，它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永远不会超越自然。动物没有道德良知，也不能意识到自己及其存在；如果说理性是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能力，那么动物就没有理性；即使它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也没有真理的概念。

动物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方式始终如一。假如它所赋有的本能不再适合于成功地应付不断变化着的环境，那它就会绝种。动物能通过自动改变自身而不是改变环境来使自己适应变化着的环境。动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尽管自然界也会威胁到动物的生存，迫使它为活命而斗争。但大自然为动物提供了足以应付周围环境的东西，正如大自然为植物种子提供土壤、气候等条件，使其在进化过程中适应不同的环境。

在动物进化过程中，本能适应性达到最低点因而成为生物学意义上最无能的动物时，人就诞生了。人的行为不再完全受本能的支配，对环境的适应不再是被迫的，不再被遗传的机制所决定。因此，人类一开始就面临着行为方式的选择问题。就行为摆脱本能的强制性而言，人是自由的(当然不能完全摆脱本能)。但这种自由同时意味着，人必须忍受由于缺乏动物那样的由本能自动调节的装备所带来的危险和恐惧。人对环境的反应不及由本能自动调节的动物的反应来得迅速和有效。鱼鹰生来就有捕鱼的本领，人要捕鱼就要通过艰苦的学习，还要制造复杂的工具。人什么都要学习，连吃也要学习(使用筷子或刀叉对孩子来说并不容易)， 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艰苦的学习任务面前，他感到茫然、恐惧和软弱无力。

人通过直立行走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其大脑的发达程度远胜过最高等的动物。人的诞生也许持续了几十万年，但重要的是人最终作为一种超越了自然的新种属出现，成为唯一有自觉能力的生命。人类为了克服生物学意义上的弱点，创造了文明，从而超越了自然。人的本能适应性不足以使人生存下去，必须寻求新的途径，这就是文明。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打破了作为动物存在的和谐状态，使人成为宇宙中的怪物：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他要服从自然规律而不能任意改变这些规律，但文明逐步使人疏远了自然，使人与自然相脱离。人与自然的天然关系破裂了，人失去了原有的家——大自然，再也不能回到这个家，他无家可归，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寻找一个新的家，将世界创造成人的世界，也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欧阳谦译，1988， 第23页)。

2、 人的存在：无法摆脱的矛盾

人类一诞生就具有与动物不同的新特质，人能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整体，能回忆过去并瞻望未来，能使用符号指称对象和进行行动。人具有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理性，能通过想象使自己远远超出自身感觉的范围。与许多动物相比，人都显得软弱无能，但正是这一生物学上的软弱性，成了他力量的源泉，成了促使他发展作为人的特质的原动力。人因此超越了动物的本能状态，但这种超越又使人陷入了一系列困境。由于这些困境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所以弗洛姆称其为人的存在的矛盾性(dichotomy)。

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

人存在于与自然、他人和自我的关系中，所以要了解人的存在状况，就要分析人与自然、他人和自我的关系。

自我意识、理性和想象力的发展，使人失去了与自然的一体性，但人又没有得到完全脱离自然而生存的手段。弗洛姆从这个角度对《圣经》中人的诞生的神话进行了新的解释。在伊甸园里，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和谐地相处在一起。那里一片安宁，没有选择，没有自由，没有思想。但有一天，男人违反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知识之树上的果实，从此，他有了理性，有了知识，有了自我意识，能反观自我，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并感到羞耻。这意味着人开始脱离自然状态，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和谐状态破裂了。违抗上帝的禁令，这是第一次人的行动。如果不这样做，人永远是自然的一部分。但这种行动给人带来的后果又是痛苦的，人与自然、男人和女人，从此不能和谐相处又不能完全分离。人被逐出乐园，获得了自由，同时也获得了孤独和恐惧。人把改造自然同时也是破坏自然当作发展人的特性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成了对象，人成了自然的对立面。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在古代，从原始部落时期到中世纪后期，人与自然之间还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只是工业文明的出现才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婴儿离开子宫，脐带被割断，从此，他就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了。但这时他还与母亲保持着一种原始关联，他与母亲朝夕相处、息息相通。母亲依然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母亲的照料越来越少，他要自己去解决问题，要与各种人打交道。人不能离开他人而生存，又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发生冲突。所以个体的成长过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儿童在身体和精神上日益强大，感到自我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他日益感到失去了母亲的保护，感到自己与他人的冲突和分离，感到世界的强大与自我的渺小，感到世界常常与自己作对，他孑然一身，面对着这个强大的充满威胁的世界。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古代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所以无论从个体发展还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人与人之间都有一种越来越疏远的趋势。

相应地，人也疏远了自我。意识本来是自我的一部分，却常常跟自我过不去，它要限制人的冲动和行为。意识掩盖了人的真实自我，使人的真实自我处于无意识的受压抑状态。自我分裂了。人害怕独处，害怕和自己在一起，总是要去找事干。现代人忙于追求金钱、权力、荣誉，自以为在追求幸福，一旦真的得到这些东西，又感到茫然和空虚。弗洛姆这里讲的是现代人的通病，马斯洛称之为“成功神经症 (neurosis of success)”。在愿望没实现之前，人满怀希望地为某种目标而奋斗。一旦实现了目标，很快就感到先前那种希望的虚幻。于是陷入精神崩溃般的绝望之中，直到新的希望产生出来。

所以，人的存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人的独立性、力量感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日益疏远，因而越来越孤独。无论从个体发生学还是从种系发生学来看，人的诞生本质上是一个否定的事件。人一诞生就不能退回到原始状态，不能退回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史前状态，不能退回到子宫。人必须发展自己，必须主动地去生活，直到成为自然和自身的主人。但人每向新的存在迈进一步都意味着新的恐惧，意味着要放弃比较熟悉的安全的环境，而面对一种陌生的环境。为了摆脱这种恐惧，人又产生了一种回归和倒退的倾向。所以人“永远摆脱不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倾向：一种是脱离子宫离开动物的存在状态而走向人的存在状态，离开束缚走向自由；另一种是回到子宫，回到自然，回到确定性和可靠性”(Fromm， 1955/1965， p.33)。不确定是使人发挥自身力量的条件，同时人又执著地寻找确定性。这样， “人成了永恒的流浪者”(孙依依译，1988， 第57页)。不朽的形象奥德赛、俄底浦斯、亚伯拉罕和浮士德正是这种人类精神的象征。(页下注：弗洛姆不熟悉中国文明，其实在这些形象中还应加上贾宝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流浪者，他从确定的人伦关系中深切地感受到人情的不确定性、人的命运的不确定性和荒诞性，他希望在爱情中得到确定性，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自己做主，他不能得到自己所爱的人，从孤立无援、无可奈何、最终消失在白茫茫的大地，这就是贾宝玉的人生轨迹。)

弗洛姆认为人在精神上始终被前进和倒退两种倾向折磨着。他把人从原始状态中脱离出来从而获得独立性和力量感的过程称为“个体化(individuation)”，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伴随着孤独感的袭击。

生与死的矛盾

人活着，却能想到死。人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死是必然结局，对此人无能为力。对生的眷恋与对死的恐惧折磨着人。由于生与死不能同时存在，所以人无法真正理解死亡的涵义。死是不可知的，但“人死后怎样”的问题却纠缠不休。人是在偶然的时间和偶然的地点被抛弃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最后又被迫偶然地离开这个世界。在出生和死亡之间，人似乎被扔进了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对于现在，只有过去是确定的；对于未来，只有死亡是确定的。由于具有自我意识，人能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和人的存在的种种限制。人能意识到自己的必然归宿——死亡。弗洛姆这里讲的死亡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并不是矛盾的。偶然性是就死亡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而言的，必然性是就每个生命的结果而言的。人即使想回避生与死的矛盾，也办不到，因为他只要活着，就能想到这个问题。人往往企图通过创造某种意识形态来否定或回避生与死的矛盾，例如基督教的灵魂不灭的观念，这种观念假定存在着永恒的灵魂，以此来否认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随着人的生命的死去，一切都化为乌有。

人的潜能的实现与生命之短暂的矛盾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又导致另一种存在的矛盾性：每个人都具有潜能，但在短暂的人生历程中，潜能不可能完全得到实现，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中也是如此。“人的处境的悲剧性在于自我的发展永远不会完成……人总是在他还未充分诞生以前就死亡了。”(Fromm， 1947/1986，p.91)。只有在个人的生命与整个人类的生命一样长的情况下，他才能参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人的生命从诞生到死亡，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只是一刹那，但人都希望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为了调和或回避这种矛盾，人往往想象死后可以继续从事未竞的事业；或把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看成是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因而会在史册中永存；或者认为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充分实现其潜力，而在于为社会服务和尽责。个人的发展、自由和幸福，从属于国家、社会团体或其他超越个人的永恒实体，相比之下，个人的一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似乎个人生命虽然短暂但群体是永恒的，将短暂的个人生命奉献给永恒的群体本身就获得了永生或不朽。

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人的潜能的实现与生命之短暂的矛盾，这三种矛盾是相互关联的，但对人不具有同等的意义。死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人作为一种自然实体的必然结局；而对死的意识、人实现潜能的愿望则是人作为人、作为超越自然的实体所特有的。因而生与死的矛盾、潜能的充分实现与生命之短暂的矛盾归根结底是人作为自然实体又超越了自然所造成的，是个体化的必然结果。所以个体化与孤独感的矛盾是实质性的人的存在的矛盾，它成为弗洛姆的全部理论的基石。

人之所以陷入存在的矛盾之中，就在于人的理性的发展。“理性是人的福祉，又是人的祸根”(Fromm， 1955/1965， p.30)。理性迫使人永无止境地去解决那永远解决不了的矛盾。弗洛姆这里所说的情形好像希腊神话中受惩罚的西西弗斯(Sisyphus)，被迫把一块巨石推上山，刚到山顶，巨石又滚下来，然后又推上山，周而复始，永无止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A. Camus， 1913～1960)将这个神话推演成人的存在的荒诞性的人生哲学。（页下注：弗洛姆没有提及加缪和西西弗斯，从一个方面说明弗洛姆并非一个自觉的存在主义者。他说他提出“存在的矛盾性”这一概念时，并未参照存在主义的术语，只是后来他发现他与存在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共同之处。但弗洛姆对存在主义的一些主要著作一直未表现出很浓的兴趣，而且明确地批评存在主义，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弗洛姆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正是理性，构成了人与其他有机体之间的区别，使人的存在处于永恒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之中。人不能靠重复其种属已有的行为模式度过一生，他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地去生活。人是唯一能够自寻烦恼的动物，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从乐园中被驱逐出来的(即《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理性使人发现自己的存在也成了一个问题，他无法逃避这个问题， 必须去解决它。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使人不断地寻求新的解决存在的矛盾的办法，进而促使人类文明的发展。人通过理性，创造出一个属于人的世界。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使人感到困惑和不满，进而又驱使人去寻求更新的解决办法。人并没有先天的进步的内驱力，正是这种存在的矛盾促使人向着已开拓的路线前进。人已失去了乐园，失去了大自然这个原有的家，永远不能退回到动物的生存状态。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离开他的自然的家，去寻找一个新的家，竭尽全力地在知识的白卷上填上答案，变未知为已知。人通过发展文明，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家园。

正是理性、自我意识和想象力的发展，促使了人的个体化，又使人感到与自然、他人和自我的分离，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孤立无援；使人意识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重复性，从而倍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又使人感受到死神随时可能降临，还要忍不住去设想“死后怎样”这一毫无意义的问题；使人自觉地去提升自己，在学习和创造中发挥自己的潜能，又使人意识到有生之年所发挥出来的潜能只不过是所有潜能的一小部分，这不免使人感到十分沮丧。

弗洛姆关于人和人的存在的基本看法是，人与自然分了家，又处在自然之中；人有几分神性，又有几分动物性；人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人必须去寻求存在矛盾的更好的解决办法，寻求与自然、他人以及自我相结合的更高级形式，这正是人的一切精神动力的源泉，也是人所有的激情、感情和焦虑的源泉”(Fromm， 1955/1965， p.31)。

3 、历史的矛盾

存在的矛盾植根于人本身，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在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中还存在许多历史的矛盾，它们与存在的矛盾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们并不是人的存在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不是人的存在所不可避免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可以解决的。即使在产生时不能解决，也可以在历史的稍后阶段解决。如当代人类掌握的高技术手段与无能将它们全部用于人类和平和人民福利之间的矛盾，就是可以解决的。它不是必然性的矛盾，只是由于人们缺乏勇气和明智才造成了这种矛盾。古希腊的奴隶制度本来是较难解决的矛盾，随着历史的进步，当人类平等的物质基础已具备时，奴隶制度就瓦解了。弗洛姆讲的似乎是这样一个道理：历史的进步都要付出代价，而这些代价又可以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报偿。

弗洛姆强调，把“存在的矛盾”与“历史的矛盾”区别开来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人们往往把可以解决的历史的矛盾看成是不可解决的存在的矛盾，似乎人应该听从命运的残酷的摆布。人能通过行动去解决历史的矛盾，促进历史的发展。人也往往把不可解决的存在的矛盾看成可以解决的历史的矛盾，如有的人为了回避因存在的矛盾所引起的内心不安，或者去拼命工作，或者尽情享乐，使自己不去直接面对存在的矛盾，可一旦停止工作或享乐，就感到茫然空虚、焦虑重重。但弗洛姆又指出了一条解决存在矛盾的唯一正确的途径：面对真理，了解在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上人之所以会陷入孤独和寂寞的根本原因，懂得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人必须对自己承担责任，必须接受“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这一事实。只有不断地努力，创造性地生活，在生存规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展自己的潜力。人会永无止境地困惑、好奇并提出新的问题。只要人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认识到人的存在所固有的矛盾，信赖自己，为了自己，充分实现理性和爱的潜能，人就能得到幸福。

这里，弗洛姆在理论上显然陷入了自相矛盾：既然存在的矛盾是不能解决的，怎么又有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呢？况且他说过，人的潜能的完全充分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因为早在这以前，生命就结束了。所以，与其说爱和理性是人解决存在矛盾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不如说是人面对存在矛盾的最好或最健康的态度或行为反应。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4页。）

参考文献链接：http://www.personpsy.org/Info/Index/145?pageInde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