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及时给你回信，因为读过你的“读珂勒惠支”的随笔后，我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好”或“坏”字来概括我的感觉。

随笔的第一段已使我感动。紧接着的文字，竟然就像是河勒惠支的雕刀，以一种特有的节奏舞动着，直抵我的内心，给我一种尖锐的快感。“雕刀之下没有风景”——这是一句准确的表达——我因而喜欢珂勒惠支，她的原色版画从纷繁的色彩中退隐下来成为我童年最沉稳的记忆之一。我喜欢原色集聚的近乎悲枪的单纯。一如你说，她的版画制作传递出了“一种品格，一种气质，一种如暴风雪驰向大旷野般的强烈的凄论的诗意”。

我曾经梦想成为一位革命者——我有多少同龄人曾这样梦想过——那时我并没有真的经历苦难。也许正是俄国文学的熏陶，是俄罗斯的草原、白烨树林、倒映着星光的闪亮的河流以及一切能与大地相关联的东西沉积到我的心底，成为一种终生不能褪去的背景，一种母性的、包容性的情怀。它并不关注对象，它没有对象性的意识，它甚至就只是一种朦胧的、自我感觉着的献身的热情。它曾整个为革命所鼓动，在革命成为时髦的年代。但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社会动荡中尖锐化的各种问题，使我渴望能像革命者一样有着自我承担的意志去承担超出平庸的尖锐和敏感。

后来有一天，背景竟走向前台。在鄂西北大山区，和山和石头和花柳树林和清澈见底的溪流终日相伴，但我眼里没有风景。那时，我的周围是中国的一方面善良得懦弱一方面又聪明得甚至充满狡计的农民，那时我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带着“文革”浩劫后的苦难的记忆去体会麻木的苦难，我才懂得，苦难最重要的还不是外在的困境而是麻木，是自己对自我选择和承担的剥夺，是没有个人气质因而无所谓生命感觉的萎顿，也许它们淹没在平常平静的日子里，但唯其因为这种平静得不动声色的淹没，才有着触目惊心的意义。

许多年过去了，一张书桌成为我的生活空间。窗外没有风景。你到过我的家，但你还没来得及注意到我的窗外，隔着一层玻璃，我的窗外永远是灰扑扑的、拥挤得琐碎的大街和彼此并不需要沟通和交流的忙碌的城市居民，连在夜色里美丽的法国梧桐，也蒙在灰尘中，甚至它也在制造着灰尘。我的窗外没有风景。

当心宁静的时候，当宁静成为心灵窗口的时候，自然才是可亲近的。这时从玻璃上反射着滑落的一抹夕阳，一技跳人视线的吐蕊的新绿，甚至小路上不知名的杂草，甚至不期然地打湿衣襟的雨滴，都能成为不是风景的“风景”。它们以单纯的姿态打动你，使你惊异于自然的和平、宁静，它们没有外在于人的观赏的距离，毋宁说，它们都是灵性的，就栖息你心灵的窗下。你难道不应该静下心来听它们无言的诉说么？

我喜欢读画，但并不真的懂。我对画总有一种新奇的神秘感，无论后现代怎样把架上绘画变成装置，绘画本身的色彩、构图和画面上流动的光影总使人惊异。它们是在倾听的心灵中复活的大自然的语言。画家笔下的风景也好、静物也好、人体也好，都已经是一种表达，它们超出画家的意向，也超出对象本身固有的属性，而是生命感觉凭借媒介语言的一次即兴的复活。这语言媒介绝不是人可以为所欲为使用的工具，它是媒介着自身的语言，是在聆听中物性的自我显示，是人和物的交流。人不再是唯一的根据，因而人不是中心，因而任何人都不能假真理之名凌驾于他人和他物之上。

我们有不可泯灭的苦难的记忆，我们因各种原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沦为语言的工具、物的工具，我们往往不由自主地被改变处境的目的所钳制，而无暇去想这目的本身会有多少附加条件。

在某种意义上，艺术是最没有外在目的的，艺术不能“控告”、“呼吁”，不能解放人民。艺术像上帝一样只救赎那些能自救的人，这是一个敞开的秘密，在奇迹发生的那一刻，在生命感觉凭借媒介语言复生的那一刻，生命才是弥足珍重的。

对艺术不能批判。赝品不是艺术，因而对赝品也用不着批判，原因是它无法打动人，因它唤起的回忆而惊叹除外。至于强加给人的意识形态，无论取什么样的手段、形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不知道我究竟说出了一点什么没有，近三十年过去了，罗莎的一句话仍像三十年前一样使我动心：“不论我到哪儿，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都会和我同在。”我早已远离了渴望成为革命者的年龄，但那在激情中生长出来的问题仍是生长着的，它们造就了我的个性、气质和我的个体生命存在的方式。

什么时候平凡的个体能自己站起来，自己走呢？多少年，我有一种被问题追逐的恐慌，我为之牺牲了我的女人的清新的感觉，仿佛自己吮吸自己的血，这是一种向内收缩的压抑的生活方式（外在的喧哗和高朋满座的情景只是某种社会交往的需要．和补充罢了，它并不总是愉快的）。这种生活方式把我变得敏感同时干枯。我羡慕你站在野外，野外总是更接近艺术的，只是你应该更多地倾听你不熟悉的声音。

1992年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