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注》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五年第五次重印后，我又作了些小小修订，主要在注解里。一九八七年出版社要第六次重印，但因旧版磨损，势必全部新排，我就获得机会，把修订处补进书里。同时，香港陈松龄先生建议由天地图书公司也出版《宋诗选注》。多承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江秉祥先生慨然惠允，这本书得以在京港台三地分别印行。我很欣幸，并向江、陈两位先生表示感谢。

陈先生还要我为港台版写一篇序文。这本书在一九五八年出版，受到一些公开批判，还能继续重印，已经历了“三十年为一世”。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只能作为那个时期学术风气的一种文献了。假如文献算得时代风貌和作者思想的镜子，那末这本书比不上现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镜，只仿佛古代模糊黯淡的铜镜，就像圣保罗的名言所谓：“镜子里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①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恰巧七年前彦火先生访问我时，谈起这本书，记录下一段话。我省力偷懒，就抄袭他写的文字罢，因为他的也充得是我的，而我的何妨原是他的。这部选注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已故郑振择先生要我干的。因为我曾蒙他的同乡前辈陈衍（石遗）先生等的过奖，（他）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我喜欢宋诗。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原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②。不过，一切这类选本都带些迁就和妥协。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分身制”。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这届得保留名位；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统战”。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这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小因素，也是文艺社会学里一个有趣的问题③。当然，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和回忆录等有许多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的好范例。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或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我只补充几句话。文学研究所成立时，我原是外国文学组的成员。郑先生以所长而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组组长，把我“借调”过去，从此一“借”不复还，一“调”不再动。我选注宋诗，是单干的，花了两年工夫。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我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

一九八八年一月于北京

①参看斯丹福《诗歌的各种敌人》（W.B.Stanford.EnemiesofPoetry，伦敦，一九八〇）六三页考论由于制造材料的局限，古代镜子在希腊、罗马著作里往往成为错误糊涂观感的比喻。

②最近看到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湾：一九八四），二〇至二一页评及《宋诗选注》，对选目很不满意，并认为迎合风气，却说：“注确实写得不错。”

③彦火《当代中国作家风貌续编》（香港一九八二）六四至六五页。

附：

《宋诗选注》重排后记

《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初版。其后多次重印或重排，作者均有所校订。一九九二年第七次重印时，钱先生又对注解作了增订，并作为补页附于书末。此次重排，我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为底本，将书末补订部分全部排入相应正文，以方便读者阅读。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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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