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跨度长达300年的宋代文学，其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无疑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主题古已有之，但毫无疑问，它在宋代才被提高到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宋人对古典诗歌史的极大贡献。这个现象当然是历史形势的变化而造成。我们把宋代跟以前享祚较永的统一王朝做对比的话，不难发现汉代和唐代都是亡于内乱，即亡于国内的军阀混战或农民起义，唯独宋代不同。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整个宋代都是亡于外族入侵。有人说宋人积贫积弱，缺乏斗志，故在金兵、元兵面前没有还手之力。其实不是，北宋抵抗女真侵略的斗争从未停止，南宋甚至与元兵一起灭金。南宋抵抗蒙古侵略坚持了40多年，而蒙古横扫欧亚，从亚洲一直打到欧洲多瑙河流域，一共只花了一年多时间。相较而言，宋人的抵抗是非常顽强的。但是，毕竟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铁马蒙毡过于强大，农耕民族确实处于弱势地位。正是在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的过程中，敌国外患的存在促进了宋代文学中爱国主义主题的辉煌。就这点而言，是时势造英雄。宋代爱国主义诗歌最主要的代表作者，是南宋的陆游和辛弃疾。到了南宋末年，随着国势的风雨飘摇，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一批爱国诗人异军突起。限于篇幅，本文谨以文天祥的一诗一词为例，来看看它们如何焕发爱国主义的万丈光芒。
先看《正气歌》一诗。南宋帝昺祥兴元年（1279）十二月，屡败屡战的文天祥在潮州五坡岭被元军俘获。次年正月，元军围攻崖山，逼文天祥作书招降宋将张世杰，天祥示以《过零丁洋》诗，有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二月，崖山沦陷，陆秀夫背负帝昺蹈海殉国，南宋亡。不久，元军将文天祥押往大都，投入监狱。此后接近三年的岁月里，元人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进行劝降，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此时宋朝已经灭亡，元朝已经统一天下，留梦炎等宋朝旧臣早已出仕新朝，抗元复宋的事业已成明日黄花，但是文天祥坚持不降。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文天祥始终坚持，决不屈服？我们可从他的言论中寻找答案。至元十八年（1281）五月，也就是在文天祥入大都狱的第二年，天祥作《正气歌》以明志，诗云：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死生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
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阒鬼火，春院閟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存，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以远，典型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正气歌》共60句，可分四段。第一段即开头十句，总述天地之间充塞着浩然正气，并指明正气在任何情境下始终存在，而且具有种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第二段共24句，罗列了12位坚贞不屈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赞扬他们就是浩然正气的具体表现，他们维系着人间的道德准则。第三段共22句，诗人沉痛地回忆自己抗元被俘、身陷囹圄的经历，表示坚信正能压邪，故对非人所堪的铁窗生涯甘之如饴。第四段是结尾4句，指出古人的道德光辉照亮了自己，故而决心仿效先贤，杀身成仁。《正气歌》是诗人平生积储在胸中的浩然正气自然酿成的作品，它气势磅礴，情感深挚。阅读《正气歌》，可以明白什么是民族气节和民族尊严，可以坚信中华传统文化具备充沛的精神力量来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以至于杀身成仁。《正气歌》虽然是文天祥个人的作品，但洋溢在诗中的浩然正气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当初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太学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丞相文》，置于文天祥将要经过的路上，劝其殉国。天祥入狱之后，故宋的宫廷琴师汪元量前往探望，作《妾薄命呈文山道人》，以“君当立高节，杀身以为忠”的句子勉励文天祥尽忠。可见当时不但文天祥、陆秀夫这些前朝高官以死殉国，一些未沾前朝命禄的人士也以鼓励烈士捐躯的举动来养护民族气节。今人经常讨论“崖山之后是否还有中华”的问题，照我看来，既然文天祥、陆秀夫他们用生命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气节，既然王炎午、汪元量他们支持文天祥的义举，在崖山沦亡的就仅是赵宋王朝而决非中华民族。《正气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充溢天地，万古长存。
后人（近人陈衍、今人钱锺书等）或指责《正气歌》在艺术上存在瑕疵，主要有两点，一是立意、结构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石介《击蛇笏铭并序》等文有所雷同；二是所举先贤中严颜、嵇绍二人比拟不伦。先看前者：《潮州韩文公庙碑》论述“浩然之气”云：“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石介《击蛇笏铭》则云：
夫天地间有纯刚至正之气，或钟于物，或钟于人，人有死，物有尽，此气不灭，烈烈然弥亘亿万世而长在。在尧时为指佞草，在鲁为孔子诛少正卯刃，在齐为太史简，在晋为董狐笔，在汉武朝为东方朔戟，在成帝朝为朱云剑，在东汉为张纲轮，在唐为韩愈《论佛骨表》《逐鳄鱼文》，为段太尉击朱泚笏，今为公（指孔道辅）击蛇笏。
《正气歌》的第一段（尤其是三、四两句）的旨意与苏文意近，第二段列举的12位先贤中有三例（齐太史、董狐、段秀实）与石铭雷同，论者认为这是沿袭。其实将古文的立意或结构移植到诗歌，正是宋人打破文体界限的积极尝试。况且凡是同样的内容或主题，写法很难完全避同。比如体现正气的先贤名单，基本出于人们的共识，如果绝对不许雷同，那么一旦有人写过，后人还能如何着笔？况且石铭列举十人，文诗列举十二人，两者仅有三人重复，似不得谓之雷同。再看后者：陈衍提出“说诗”应“知人论世”，且云：
不论其世，不知其人，漫曰“温顺敦朴，诗教也”，多少不以受辛（商纣王）为“天王圣明”，姬昌为“臣罪当诛”，“严将军头”，“嵇侍中血”，举以为天地正气耶?（《石遗室诗话》卷三）
此语的前半乃讥评韩愈《拘幽操》者，其实出于误解，暂且搁置不论。后半涉及《正气歌》，不可不辨。一般来说，用作比喻的两个事物只需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不必顾及全体。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两次引周文王（即西伯）为喻，前一次着眼于“拘于羑里”，第二次着眼于“拘而演周易”，都是取其一点，不及其馀。否则一文中两用一典，岂是太史公文字？文诗云“为颜将军头”，只着眼于严颜“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之语，至于其最终降于张飞，则当别论。况且南宋人多奉蜀汉为正朔，严颜之降张飞亦未可轻非。至于嵇绍，身为晋臣，他以身体捍卫晋惠帝而血溅帝衣，当然是忠烈之士。文诗举“嵇侍中血”以为典范，有何不可？至于嵇绍之父嵇康乃被晋武帝所杀，亦当别论。况且嵇康临终时将嵇绍托孤于晋之宠臣山涛，如果地下有知，嵇康对其子成人后仕晋之事，未必深以为非。陈衍所云，真吹毛求疵也。所以我认为后人所议，未必真为《正气歌》之缺点。况且我们切不能忘记《正气歌》的写作场所是百沴充斥的敌国牢狱，其写作背景是斧钺之诛随时都会降临的生死关头，其写作心态是亡国之痛与仇敌之忾交织而成的悲愤填膺，其表达方式是无心推敲的喷涌而出。即使认为《正气歌》有艺术瑕疵的后人得到机会像汪元量那样入狱探望诗人，当面与他商讨如何进行润色修改，天祥亦未必有暇仔细推敲也。
再看《念奴娇·驿中言别友人》一词。此词作于宋帝昺祥兴二年（1279）八月，时文天祥在建康（今江苏南京）。“故人”指邓剡。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七月，文天祥于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二度起兵抗元，邓剡从之。次年十二月，天祥于海丰（今属广东）兵败被俘。邓剡脱逃，奔随帝昺至厓山。帝昺祥兴二年（1279）二月厓山沦陷，邓剡投海自杀，被元军钩上战船，随即押至广州。四月，文、邓被元军同舟押解北上。六月行至建康，文被拘于驿中，邓则因病寓天庆观就医。八月，文被继续押解北行，邓因病而留，文乃作此词留别，词曰：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那信江海馀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
此词究竟是何人所作？历来有不同说法。一说是文天祥，另一说是邓剡。清代以前的词集皆持前说，计有明陈耀文《花草粹编》、清朱彝尊《词综》、张宗橚《词林纪事》、沈辰垣《历代诗余》、江标刻《文山乐府》、陈廷焯《词则》等，现代的梁令娴《艺蘅馆词选》、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胡云翼《宋词选》从之。唐圭璋先生在《文天祥念奴娇词辨伪》中则持后说，黄兰波《文天祥诗选》、江苏古籍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巴蜀书社《宋词精华》从之。唐先生的辨伪是从版本入手的，主要依据是清雍正三年（1725）文有焕刻本《信国公文集》中此词的副标题是“驿中言别友人作”，故认定此词乃文之“友人”邓剡所作，而另一首题作“和”的同调词才是文天祥所作。但是唐先生在《全宋词》中仍将此词置于文天祥名下，且有按语表示存疑：
清雍正三年刊本文山全集指南录中载此首，题作“驿中言别”，下署“友人作”，盖以为邓剡词，未知何据，俟考。
刘华民先生对文山集的版本源流仔细探索，发现文有焕刻本这个所谓的“家刻本”，其底本并非文家世代珍藏的天祥诗文原稿，而是辗转沿袭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张元瑜刻本。既然张元瑜刻本，以及年代更早的明景泰六年（1454）韩雍刻本和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鄢懋卿刻本中所载《念奴娇》词均题作“驿中言别友人”，只有年代最晚的文有焕刻本中才凭空多出一个“作”字，那么以后者为据来推定此词乃邓剡所作，显然不能成立。刘华民先生的上述考证（详见其《文天祥诗研究》第十一章）坚确无疑，此外我们也可从历代词话中找到佐证。明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二《文山别友人词》条云：“文丞相既败，……道江右，途径《酎江月》二篇以别友人，皆用东坡韵。其曰‘还障天东半壁’，曰‘地灵尚有人杰’，曰‘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曰‘只有丹心难灭’，其于兴复，未尝不耿耿也。”清人《历代词话》卷八引明末陈子龙语云：“文文山驿中与友人言别，赋《百字令》，气冲牛斗，无一毫委靡之色。其词曰：‘水天空阔……’。”清张德瀛《词征》卷一云：“文文山‘水天空阔’，于役之伤离也。”不一而足。可见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此词确为文天祥所作。
各本文天祥集中在此词之后均有另一首《念奴娇》，题作“和”。唐先生等人因此认为前一首《念奴娇》应是邓剡所作，否则后词是和谁人呢？对此，刘华民先生解释说，在《指南后录》中所录的文天祥诗词中，这种次韵以和己作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在《上巳》诗之后的《寒食》，小序云“和《上巳》韵写怀”。又如两首《满江红》，都是次韵追和王清惠词，也不妨说是用同样的韵脚连写二词。此说甚辩。其实在天祥到达建康之前，已在南康军写过一首《念奴娇》，同样也是追次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之韵。可见他对东坡词极其熟悉，故在建康次其原韵连作二词，以抒发胸中之无尽情思。
阅读此词，首先要注意其时空背景。此时南宋灭亡已经半年，故国的江山社稷已不复存在。此地乃江左名都，宋室南渡之初，这里曾是建都的备选地点。况且自古以来，长江向被视为抵御北军南侵的天堑。词人与其战友一同被敌军押解来此，面对着滔滔东流的长江，心中百感交集。当年东吴的大将周瑜曾经凭借东风火烧赤壁，以少胜多，击退强敌。如今长江依旧，自己与战友们也堪称世间英物，却未得天助而眼看国破家亡。“恨东风”一句，真乃血泪所成！连年兵燹，江山破碎，连建康这样的大都会也惟剩荒城颓壁，在残照里传来声声杜鹃。“铜雀”二句连用两个与亡国相关的典故，字句对仗精工，语意却悲愤历落。前句用唐人杜牧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句语意悲痛，但尚是出于虚拟语气。而眼前的现实却是南宋已经覆亡，宋室的妃嫔、宫女全被元军掳掠北行。天祥之友汪元量在《湖州歌》描写的那种血泪情景，文天祥曾亲眼目睹。也就是说，杜牧虚拟的情景竟然变成事实，南朝宫中的美女果真被敌军掳进北朝的宫殿了！后句用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之典，代指宋朝宫室的珍藏宝物都被敌军掳掠一空。如此的家国之恨，如此的奇耻大辱，凭谁洗 雪？此问逼出下句：我本像一柄精气上贯星斗的宝剑，可惜徒有英杰之虚名！
上阕自抒怀抱，下阕转入告别友人。由于文、邓二人是三年前在南剑州起兵抗元时走到一起的，而此前文天祥先经历了一番九死一生的险难，故先从其事说起。当时文天祥于京口逃脱元军，千方百计觅船渡江逃至瓜洲，间关至通州后乘扁舟渡海南归，这段经历在《指南录后序》中有极为沉痛的记录：“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词中“江海余生”云云，皆实录也。“正为鸥盟”二句，以比兴手法诉说心事。“鸥盟”指赤诚无猜之盟友，“留醉眼”指虽经国家倾覆仍然隐忍不死，“涛生云灭”指时局之变化莫测。全句意在与邓剡互相激励，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国家继续奋斗。“江海余生”和“涛生云灭”，虽然前者实而后者虚，但意象皆有孤危险恶之特征，在艺术上堪称细针密线。当然，文天祥明知被押北去凶多吉少，于是拈出两位古人作为效法的典范。假如身入元廷，就要像蔺相如“睨柱碎璧”那样以必死之志压倒敌酋的凶焰。假如不幸捐躯，就要像诸葛亮那样死后仍能逼退敌军。无论是生是死，怒发冲冠的浩然正气都会永垂千古，这是文天祥表示宁死不屈的壮严誓言。三年以后，他果然以从容就义的行为实现了这个誓言！最后，词人向因病留下的友人殷殷致意：我走之后，陪伴你度过不眠之夜的就只有秦淮河上方的一轮孤月了！
从“水天空阔”的一声长叹起，以“伴人无寐”的一声长叹终，全篇均为喟然浩叹。然而正如陈子龙所评：“气冲斗牛，无一毫委靡之色。”这是民族英雄文天祥词的代表作，虽是满纸悲愤，然而英气勃发，堪称豪放词的杰作。值得注意的是，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成之后，直到北宋末年一直无人追和。宋室南渡之后，才有一位“中兴野人”追和此词，题于吴江桥上，抒发“万国奔腾，两宫幽陷，此恨何时雪”的亡国之痛（见方勺《泊宅编》卷九）。及至南宋灭亡，文天祥又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接连三次追和此词，以抒写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表面上似出偶然，其实却有内在的必然性。因为就词体而言，只有东坡开创的豪放风格才足以支撑爱国情怀的内涵。
至元十九年（1282），文天祥在大都街头从容就义，以身殉国。其妻欧阳夫人前往收尸，发现天祥事先缝在衣带中的一首《自赞》：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以孔子的“杀身成仁”与孟子的“舍生取义”为精神引导，以为国捐躯的壮烈行为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正气歌》与《念奴娇·驿中言别故人》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用诗词写就的人生誓言，它们为宋代爱国主义诗词画上了光辉的句号。
原载《博览群书》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