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这样累赘，我们取它的准确。我们不说中国文学批评，而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因为要撇开中国文学批评里近来所吸收的西洋成分，我们不说中国旧文学批评，而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因为中国的文学批评的特点，在中国新文学批评里，多少还保留着。
这里近似东西文化特征的问题，给学者们弄得烂污了，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符其实，亦东亦西。哈巴小狮子狗，中国通俗唤作洋狗，《红楼梦》里不就有“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么,而在西洋，时髦少妇大半养哈巴狗为闺中伴侣，呼为北京狗——北京至少现在还是我们的土地。许多东西文化的讨论常使我们联想到哈巴狗。譬如我们旧文学里有一种比兴体的“香草美人”诗，把男女恋爱来象征君臣间的纲常，精通西学而又风流绮腻的师友们，认为这种煞风景的文艺观，道地是中国旧文化的特殊产物，但是在西洋宗教诗里，我们偏找得出同样的体制，只是把神和人的关系来代替君臣了?。中世纪西洋文学尤多此类比兴的作品，但丁就是一个刺眼的例子。西洋中世纪神学里的神人之爱保持着名分和距离，破除私情而又非抽象的记号崇拜，跟中国的名教所谓“忠”，十分相像，不比新教神学所讲爱，带有浪漫性的亲昵。因为西洋有这一体诗，所以也有比兴说诗的理论;但丁译诗四义，甚深微妙义，曰“寄记义”，竟完全是我们常州词派的原则。又如章实斋论先秦著作，指出一种“言公”现象，研究章实斋而亦略知西洋文化史的人，立刻会想到“言公”是西洋中世纪的特征，它所根据的人生哲学和艺术观，在现代西洋文艺思想里尚占有强大的势力。“言公”现象跟“香草美人”体的得失是非，我们不能在此地讨论;我们不过借来证明所谓国粹或洋货，往往并非中国或西洋文化的特别标识，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野蛮人还未摆脱五十年前中国维新变法，出版《学究新谈》、《文明小史》时的心理状态，说到新便想到西洋，说到西洋便想到新，好像西洋历史文物，跟他老人家一样的新见世面，具这种心眼来看文化史，当然处处都见得是特点了。
换句话说，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或独有的东西。譬如，中国道学家排斥文学;同样，西方的艺术思想史也不过是一部相斫书，记载着“善的帝国主义”和“美的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国道学家的理论，虽未受任何西洋影响，但也算不得中国特有。此类中外相同的问题，不属本文范围。其次，中西对象不同，理论因而差异，我们不该冒失便认为特点;因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原则。譬如中国文章讲平仄，西洋文章讲轻重音;西洋诗的禁忌，并非中国的四声八病，而两者共同遵守着声调和谐的原则;虽不相同，可以相当。此类问题，也不属本文范围。最后，我们讲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特色，并非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我们不以一家一说一派而以整个的中国文评为研究对象。譬如，心解派的文学批评，当然是西方特有的文学批评，但是我们决不能说，西方文学批评的特色就是心解术;因为，在心解术成立以前，西洋文评早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心解术应用到文学上以后，西洋文评还有不知多少别具手眼的宗派。
所以，我们所谓中国文评的特点，应是:(一)埋养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者的意识田地里，飘散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的著作里，各宗各派各时代的批评家都多少利用过;唯其它是这样的普遍，所以我们有见而相忘。(二)在西洋文评里，我们找不到它的匹偶，因此算得上中国文评的一个特点。(三)却又并非中国语言文字特殊构造的结果，因为在西洋文评里我们偶然瞥见它的影子，证明西洋一二灵心妙悟的批评家，也微茫地、倏忽地看到这一点。(四)从西洋批评家的偶悟，我们可以明白，这个特点在现象上虽是中国特有，而在应用上能具普遍性和世界性;我们的看法未始不可推广到西洋文艺。
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统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易·击辞》云:“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释;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文心雕龙·风骨篇》云:“词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瘠义肥词”;又《附会篇》云:“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词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义脉不流，偏枯文体”;《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宋濂《文原下篇》云:“四瑕贼文之形，八冥伤文之膏髓，九蠹死文之心”;魏文帝《典论》云:“孔融体气高妙”;锺嵘《诗品》云:“陈思骨气奇高，体被文质”——这种例子那里举得尽呢,我们
自己喜欢乱谈诗文的人，谈到文学批评，也会用什么“气”、“骨”、“力”、“魄”、“神”、“脉”、“髓”、“文心”、“句眼”等名词。翁方纲精思卓识，正式拈出“肌理”，为我们的文评，更添上一个新颖的生命化名词。古人只知道文章有皮肤，翁方纲偏体验出皮肤上还有文章。现代英国女诗人薛德莲女士明白诗文在色泽音节以外，还有它的触觉方面，唤作“texture”，自负为空前的大发现，从我们看来“texture”意义上、字面上都相当于翁方纲所谓肌理。从配得上“肌理”的texture的发现，我们可以推想出人化文评应用到西洋诗文也有正确性。因为我们把文章人化了，所以文章欠佳，就仿佛人身害病，一部分传统的诙谐，全从这个双关意义上发出。譬如沈起凤《红心词客传奇》四种之一《才人福》写张梦晋李灵芸挂牌专医诗病，因苏州诗伯诗翁作品不通，开方劝服大黄;又如《聊斋志异·司文郎》一则记盲僧以鼻评文，“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容，直自下部出”，此类笑话可以旁证人化文评在中国的流行。
我们该申说，何以文章人化是我们固有的文评。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西洋文评里没有见到同规模的人化现象;我们更可以说，我们自己用西洋文字写批评的时候，常感觉到缺乏人化的成语。但是，这两个负面的论证也许太空泛了。我们要在西洋文评里找出代表的例子，来分析，来指明它们的似是而非，它们的貌同心异，算不得人化。我们把例子分为三类，由浅入深，逐类辨析。
第一类像西塞罗的议论。西塞罗云:“美有二种:娇丽者，美女也;庄严者，男美也。”这当然算不得人化:因为西塞罗根本是在讲人体美，所以他下文说须眉丈夫，总得保持庄严本色，切勿软绵绵，懒洋洋，衣冠言动，像个不男不女的戏子。他只说男女刚柔各有其美，并非说文章可分为阴柔阳刚。我们若讲美学思想史，西塞罗的分类极为重要，因为人体美属于美学范围;我们若讲文学批评，此说全不相干。我们当然可把此说推演到文艺上面，但是我们要注意，西寨罗自己并没有推演。一切西洋谈艺著作里泛论美有刚柔男女性的说法，都算不上人化。
第二类西洋普通“文如其人”的理论，像毕丰所谓“学问材料皆身外物，惟文则本诸其人”，歌德所谓“文章乃作者内心真正的印象”，叔本华所谓“文章乃心灵的面貌”，跟我们此地所讲人化，绝然是两回事。第一，“文如其人”并非“文如人”;“文章乃心灵的面貌”并非人化文评的主张认为文章自身有它的面貌。第二，他们所谓人，是指人格人品，不过《文中子·事君篇》“文士之行可见”一节的意见，并不指人身。顾尔蒙唯物化的论文，认为文章是生理作用的产物，健康、饮食、居住以及其他生命机能都影响到文章，这也不是人化或生命化。顾尔蒙只想以作者的生理来解释作者的文笔，生理是文笔外面或背面的东西，而我们的文评直接认为文笔自身就有气骨神脉种种生命机能和构造。一切西洋谈艺著作里文如其人或因文观人的说法，都绝对不是人化。
第三类是西洋文评里近似人化而程度上未达的理论。在文艺思想里，像在宇宙里，一字的差分最难跨越。譬如有关，我们可破;有墙，我们可跨;只有包裹着神明意识的一层皮囊，我们跳不出，在一丝半米上，见了高低好丑。此类例子，不比前两类，在西洋文评里，不易找见。我们拣最亲切有味的来说。郎吉纳斯云:“文须如人体，不得有肿胀”，又云:“文如人体，非一肢一节之为美，而体格停匀之为美”，昆铁灵云:“人身体康强，血脉足，运动多，筋骨牢固，所以为健丈夫，亦即所以为美丈夫，若专事涂饰，作妇人态，适见其丑，于文亦然”，又云:“文章雕饰，必有丈夫气，勿为女子佻冶态，”又云:“文章矫揉做作之弊，曰肿胀，曰水盅，曰肉感”，又云:“文章宁可粗硬，不可有女气而软弱。”维威斯的议论要算西洋文评里顶精辟的人化说了，他说:“文章者，心灵以及全人之影象也。人品本诸身与心;文品本诸文字及意义。文字有音与形，故文章有体格。字句精炼，音节弘亮，结构充实，则文之体高而大。文字琐碎，音枙薄，词紧促而不舒，则文之体卑且侏。体格而外，文章更有面貌:文之简赅者，其貌圆而润，文之详实者，其貌方以刚。文章亦有肉，有血，有骨。词藻太富，则文多肉;繁而无当，则文多血。文章又有液:字妥句适，理壮，辞顺，则文之液也。用字过省，且无比兴譬喻，音节细弱，结构庸俗，则文枯瘦;无血无肉，干皮包散骨，如囊貯石而已。”班琼生也有类似的见解:“文字如人，有身体，面貌，皮肤包裹。繁词曲譬，理不胜词，曰多肉之文;词不该理，曰多筋骨之文;音谐字妥，则文有血液。”华茨华斯云:“世人以文章为思想之衣服，实则文章乃思想之肉身坐现。”卡莱尔云:“世人谓文字乃思想之外衣，不知文字是思想之皮肉，比喻则其筋络。有瘦硬之文，有憔悴穷饿无生气之文，有康健而不免中风危险之文”。佛罗贝论文云:“思想与形式分开，全无意义。譬如物体，去其颜色形模，所余不过一场空。思想之为思想，端赖文笔耳。”
又云:“文章不特为思想之生命，抑且为思想之血液。”这几个例子够举一反三了。
在我们讨论这几个例子以前，我们先要注意，它们在西洋文评里，不过是偶然的比喻，信手拈来，随意放下，并未沁透西洋文人的意识，成为普遍的假设和专门的术语。记牢了这一点，我们然后研究，上面所举第三类例子，跟中国文评的人化，有什么差异，我们分四层来讲。
第一，此类例子大多把文章来比人体，只是一种显喻;我们该注意到“如人体”的“如”字，“于文亦然”的“然”字。顶多也不过隐比，算不得人跟文的化合;我们只要把郎吉纳斯跟刘勰比较，便见分晓。在此类西洋文评里，人体跟文章还是二元的，虽然是平行的二元。在我们的文评里，文跟人无分彼此，混同一气，达到《庄子·齐物论》所谓“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的境界。从比喻的“比”字，望文生义，我们便推想得出平行的二元性;在拉丁文里，比喻唤作translatio，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翻译，更明白地流露出被比较的两桩事物的对抗。超越对称的比喻以达到兼融的化合，当然是文艺创造最妙的境界，诗人心理方面天然的辩证法这种心理状态，经波德来雅再三描摹之后，已成为文艺心理的普遍常识，我们不必更事申说。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论诗人“蠲物圆览”，那个“圆”字，体会得精当无比。人化文评是“圆览”;人化比喻单是“左顾右盼”。所以，在西洋语文里，借人体机能来评骘文艺，仅有逻辑上所谓偏指的意义，没有全举的意义，仅有形容词的功用，没有名词的功用，换句话说，只是比喻的词藻，算不上鉴赏的范畴。在西洋语文里，我们习惯上只说“一种或这种多肌肉的文章”，不说“一切文章的肌肉”，只说“一种或这种多筋的文章”，不说“一切文章的筋”，除非我们硬要做譬喻，不顾公认的仂语。并且，在我们的文评里，人化的术语多少是中立的，不大有估定价值的意义，可以用来赞美——譬如说“骨重神寒”，也可以用来谴责——譬如说“骨弛肌懈”;而在西方文评里，这种人体比喻形容词本身就是一种估价，从上面维威斯、班琼生的话里，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们说文章多骨多肉，就等于说文章不好，同样，现代西洋人说文章多肌肉多筋，就等于说文章好。换句话说，他们用到fleshy，bony(多肉的，多骨的)等等，都是指文章的变态说，不是指文章的常态说，不仅说文章有肉有骨，还说文章肉肥如豕或骨瘦如豺，不但是存在判断，并且是价值判断，是善恶美丑的批评，不是有无是非的描写。维威斯、班琼生所谓体貌，倒是有中立性的，此点我们下文再讲。大多数西洋谈艺者以文比人，都偏重病态、变态，例如郎吉纳斯所谓肿胀，昆铁灵所谓水盅肉感。西洋文评里人体比喻本身就是偏重的形容词，难于更加形容，所以西洋作者说到多骨或多肉而止，更无下文;我们的人化术语只是中立的名词，所以我们还可添上种种形容衬托，精微地描画出文章风韵，譬如有“瘦硬通神”的清骨，有“严家饿隶”的穷骨，有轻而浮薄的贱骨，有轻而超妙的“自是君身有仙骨”。以西洋人体譬喻的文评，比了中国人化文评，恰像西洋相人书比了中国《麻衣相法》，一般的粗浅简陋。中国论文跟中国相面风鉴有极密切而一向被忽略的关系。西洋以文比人是估价，我们再举一个例证。我们上文说过，西塞罗论美有男女算不得人化。昆铁灵论文有丈夫气女子态，当然跟姚鼐所谓阳刚之文阴柔之文的分别相接近了;然而我们要注意姚鼐着眼在文章种类的差异，昆铁灵只注意到文章价值的高下。昆铁灵全不明白丈夫气和女子态可以“异曲同工”，他只知道丈夫气是好文章，女子态是坏文章。我们所谓阴柔阳刚是平等相对的文章风格，昆铁灵便有点重男轻女了。进一步说，昆铁灵只认为丈夫气是文章的常态，他所谓女子气并非指女子的本色，倒是指男人的变相;他只知道须眉丈夫不该有巾帼气，他不知道巾帼女子原该有巾帼气，雄媳妇与雌老公一样的讨人厌——也许我错了，雌老公该讨得雄媳妇的喜欢的～西洋人论文有男女，不是中立的分类，而是偏袒的判断，佛罗贝的话表示得极明白，他说:“我只喜欢男性的文句;像拉马丁那种女性的文句，我是不爱的。”
第二，除却比喻的二元以外，第三类例子里还潜伏着一个二元，思想或内容与文笔或外表的二元。华茨华斯那句话，当然有所指。华茨华斯所深恶痛绝的特莱登和朴伯都把衣服来比过文章;例如特莱登云:“文词之于思想，如裙裤之于人身，乃遮羞之衣服也”，朴伯亦有句云:“理以文为衣，勿须绣鞶帨。”华茨华斯、卡莱尔、佛罗贝的说法当然比特莱登、朴伯高明，但是我们该注意，他们这是把思想跟文章对举的:假使文章是肉身，那末思想便是投胎的灵魂，假使文章是皮肉，那末思想便是骨血。灵魂跟肉体自然比衣服跟身体，来得关系密切，不过仍旧是两个平行的单位。刘勰、颜之推的话，比此说深微得多。刘勰、颜之推认为文章一名词在概念上包括“理致”和“气调”，“情志”和“词采”，内容和外表;而在华茨华斯等人的文章概念里，他们所谓文章只指我们所谓“词采”或外表，只能粘贴着思想或内容，并不跟思想或内容融贯一片，
所以他们把文章和文字二名往往无别的使用。用逻辑成语来说，刘勰等人所谓“文章是思想的表现”，是一个分析判断，而华茨华斯等人所谓“文章是思想的表现”是一个综合判断;刘勰把一个单位分成几个，华茨华斯要把两个单位合成一个。因此，我们悟到我们所谓文章血脉或文章皮骨，跟西洋人所谓“文章乃思想之血”或“文章乃思想之皮肉”，全不相同。譬如我们说:“学杜得其皮”，我们并非说杜甫诗的风格只是皮毛，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怀抱才是骨髓;我们是说杜甫诗的风格本身就分皮毛和骨髓，李空同学杜仅得其皮，陈后山学杜便得其髓。西洋人在皮毛或肉体的文章风格以外，更立骨髓或精神的文章思想为标准;所以西洋文评所谓spirit，切不可望文生义，以为等于我们所谓神魄。spir it一字跟letter相对，譬如说《失乐园》一诗字面上(in tetter)虽说赞助上帝，而真精神(inspirit)却是主张个人主义，同情于魔鬼;所谓精神完全是指文章思想或意义方面的事，而我们所谓“神采奕奕”、“神韵盎然”，一望而知是指的文章风格。这种细密的差分，我们不能粗心浮气，忽略过去。
第三，维威斯、班琼生的议论，是极难得的成片段的西洋人化文评，论多肉的文章一节尤可与刘勰所谓“瘠义肥词”参观。但是此类议论毕竟没有达到中国人化文评的境界。他们只注意到文章有体貌骨肉，不知道文章还有神韵气魄。他们所谓人不过是睡着或晕倒的人，不是有表情，有动作的活人;鉴赏家会告诉我们，活人的美跟塑像的美有一大分别，塑像只有姿，没有态，只有面首，欠缺活动变化的表情;活人的表情好比生命的沸水上面的花泡，而塑像的表情便仿佛水冻成冰，又板又冷。这种意见对于活人们不免恭维太过，因为一大半活人等于泥塑木雕，然而也有它的道理。表情是性情品格、身世修养在体貌上的流露，说它是外貌，却又映射着内心，譬如风骚女人的花眼，强盗的杀相;假使体貌算是外表，性格算是内容，那末表情就抵内外词意融通一贯的文章风格。《孟子·尽心章》云:“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者，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离娄章》云:“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齣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瘦哉～”这是相面的天经地义，也就是我们人化文评的原则。我们把论文当作看人，便无须像西洋人把文章割裂成内容外表。我们论人论文所谓气息凡俗，神清韵淡，都是从风度或风格上看出来。西洋论文，有了人体模型，还缺乏心灵生命。随便举个中国例子罢，唐顺之《记李方叔论文语》云:“文章之无韵，譬之壮夫，其躯干枙然，骨张气盛，而神色昏梦，言动凡浊，则庸俗鄙人而已。”你看，他就跳出骨肉肥瘦等范围了。维威斯、班琼生、卡莱尔只知道文如人有强弱之分，尚未悟到文如人有雅俗之别，我们的文化文评便见得周密了。
第四，我们还有几个小点，要分别清楚。我们所谓气，并非西洋文评里的atmosphere。我们所指是气息，西洋人所指是气压。气压是笼罩在事物外的背景，譬如说哈代的小说气压沉闷;气息是流动在人身内的节奏，譬如说六朝人文讲究“潜气内转”。气压是物理界的譬喻，气息是生命界的譬喻;一个是外察，一个是内省。孟子所说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也是从内散外，并非由外聚内，所以他说“以直养而无害”。西洋文评偶然用气息，只是极粗浅带谴责性的形容词，不是单独中立的名词，譬如说气促的文章。又如德昆西所谓“力的文学”的“力”，也不可跟中国文评所谓力相提并论。德昆西明说“力”是文学跟非文学的区别;我们认为力是阴柔文学与阳刚文学的分别。并且，德昆西所谓“力”，就等于抒情，还偏重内容方面，我们所谓力纯粹是风格方面的一种特质。还有，德昆西的“力”，明是物理界的譬喻，所以他把船帆和船桨做象征;《文心雕龙》的现成比喻“蔚彼风力，严兹骨鲠”，德昆西竟未想到。一切物理界名词，也许都根据生理现象来，不过，何以德昆西未能近取诸身，从本源上立喻,这种偏重外察而忽略内省，跟西方自然科学的发达，有无关系,西洋文评里的Vigor一字，略当我们所谓力;不过，Vigor是带赞美性的笼统字，既非中立，并且把我们所谓气力神骨种种属性都混沌地包括在内。这也足证明，西洋谈艺者稍有人化的趋向，只是没有推演精密，发达完备。
这种人化文评，我们认为是无可非难的。一切艺术鉴赏根本就是移情作用，譬如西洋人唤文艺鉴赏力为taste，就是从味觉和触觉上推类的名词。人化文评不过是移情作用发达到最高点的产物。其实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概念，无不根源着移情作用。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诗意的认识。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人类最初把自己沁透了世界，把心钻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硬变定，失掉本来的人性，仿佛鱼化了石。到自然科学发达，思想家把初民的认识方法翻了过来，把物来统制心，
把鱼化石的科学概念来压塞养鱼的活水。从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看来，移情作用跟泛客观，行为主义跟唯心论，只是一个波浪的起伏，一个原则的变化。因为人化文评只是移情作用，而移情作用是一切文艺欣赏的原则，所以西洋人偶尔也有人化文评的气息，像我们所举第三类的例子，正好像中国古代虽没有完备的形式逻辑，而中国大思想家对于西洋人所讲究的偏全异同问题，也时参妙悟。西洋人讲文章，到佛罗贝要算得头儿脑儿尖儿顶儿，而佛罗贝也最多人化文评的片言只语，譬如他说:“拉马丁的作品里从来没有那种肌肉突出的老句”，又说:“孟德斯鸠的文章紧实如运动家的双头肌肉”，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人化文评在理论上有何好处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知道人体在美学上有何地位。黑格尔(Hegel)曾按照内容或精神与外表或形式的关系把艺术分为三类，第二类古典式的艺术，是表里心物最凑拍的和谐，一种精神的具体化;这种表里神体的调融，在艺术里就是雕刻，在自然现象里就是人体，这不是跟我们上文所说人体化文评的一元性，拍得上么,章实斋《文史通义·文德篇》云:“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词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犹有文之德也”，这是人化文评打通内容外表的好注脚。我们因此悟到中国古代谈艺者往往看上去是讲内容，其实是注重外表，譬如载道问题。自然注重内容并不就是载道，不过有许多认为道与内容是一是二，我们此地无暇详说，只能就本文有关系处，略加分析。照我们看，载道在历史上有两种相反的意义:(一)为载道而反对文艺，(二)为文艺而主张载道。第一种是一般道学家科学家的主张，人所共知。不过这种意见，不必就是严格的文学批评，我们先要把它的坐标系(systemofreference)弄清。关于此点，我们从前在《论复古》一篇文字里详细辨过;譬如《镜花缘》里林之洋骂淑士与酒保通文，之乎者也，酸气冲人，我们似乎不可标出“掮客生意人文评”的题目，大书特书道:“生意人反对文言，主张白话，乃近来新文学运动的先声;尤以漂洋过海的生意人如林之洋为甚，可见受外国文化影响。”道学家反文艺的意见，有它片面的真理，也不一定是文艺衰落时期的产物。第二种就是一部分古文家或者“倒学家”的意见。这种意见并非古文家借道来作幌子，或者像袁枚《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所谓“文人习气，挟持道以占地步”。少数古文家明白内容的肯定外表，正不亚于外表的肯定内容，思想的影响文笔正不亚于文笔的影响思想。要做不朽的好文章，也要有不灭的大道理;此种说法，我们认为也有真理，我们该辨清，假使绘画的媒介(medium)是颜色线段，音乐的媒介是音调;那末诗文的媒介不就是文字，是文字和文字的意义;假使我们把文字本身作为文学的媒介，不顾思想意义，那末一首诗从字形上看来，只是不知所云的墨迹，从字音上听来，只是不成腔调的声浪。所以，意义思想在文章里有极重要的地位。照此说来，“倒学家”主张文以载道，并非为道，还是为文章;并非为内容，还是为内容的外表。又要说到相面了:要像个上等文明人，须先从学问心术上修养起，决非不学无术，穿了燕尾巴衣服，喝着鸡尾巴酒，便保得住狐狸尾巴不显出野蛮原形的。“倒学家”主张文以载道，就等于风鉴家劝你修心补相。关于整个载道问题的涵义，我们将来还想详细讨论。
中国文评还有其他特点，本篇只讲人化。我们希望已经把此点论列清楚。
后记:去年十一月底，纽约大学现代文学教授John Bak less君来牛津看我，谈起要做一部文学批评史，来补充Saints,bury大作的缺漏，添上中国文评俄国文评两部分。关于中国文评方面，他要求我合作。因为种种关系，当时谨谢不敢。但是这个善意的提议使我整理我个人对于中国文评的思想，得到几个结论，先偷空写成此篇。承我兄弟锺英给了不少帮助，写寄所引中国书籍原文，免却我记忆的错漏;又承友人K(J(Spalding先生把所引西文例证审定一遍，免却穿凿，并此志谢。
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